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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长期来做明朝所封的边疆小官。努尔哈赤幼时住在明
朝大将李成梁家里，类似童仆奴隶。所以他们对于明朝有先
天性的敬畏，自卑感很深。宁远之战，使他们下意识中隐伏
着的自卑感又开始抬头。
明朝是自己覆灭的，并非给满清所打垮。
满清与明军交战，始终强调“七大恨”，满清认为明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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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件大事欺侮女真人，逼得他们忍无可忍，才起兵反抗。满
清一直没有自居能与明朝处于平等地位。“七大恨”的基本思
想，是抱怨明朝作为最高统治者，却在努尔哈赤与敌对部族
发生争执时袒护对方，没有公平处理，那是下级对上级的申
诉。例如第五大恨的“老女事件”，叶赫部的一个王公本来答
应把他十四岁的妹妹送给努尔哈赤为妾，但二十年后，这个
三十六岁的“老女”改嫁给蒙古王子，努尔哈赤认定是出于
明朝的授意，身为上级而不秉公断事。
差不多在每个战役之后，清方总是建议谈和。因为他们
对于目前的成就早就喜出望外，本来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只
求明方正式承认他们所占的土地，让他们能永久保有，就已
心满意足了。但明朝从来置之不理，认为对方根本没有谈和
的资格。明朝的态度是这样：“你们是朝廷的部属，只能服从
命令，怎么能要求谈判和平？”这种死要面子的心理，使得明
朝始终没有能争取到一段喘息的时间来整顿军备、巩固防御。
袁崇焕充分了解到争取暂时和平的必要。努尔哈赤的逝
世正是一个好机会。这时刚好有一个五台山的喇嘛李喇嘛来
到宁远。满洲人信佛教，尊崇喇嘛，袁崇焕就请李喇嘛作居
间的使者，派了两名都司和随从等三十三人，于天启六年十
月去沈阳吊祭努尔哈赤之丧，作初步的和平试探。但他知道
朝廷绝不喜欢提“议和”两字，所以报告朝廷时，只说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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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去窥探虚实，以决定对之征讨呢，还是招安。这种夸大的
说法，目的自在满足皇帝和大臣的虚荣心。
明清双方统帅都熟知《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袁崇焕这
出“柴桑口卧龙吊丧”，皇太极如何会不省得？他将计就计，
于十一月派了两名使者，与李喇嘛一起来到宁远，致书袁崇
焕，表示了和平的意向。其中说：“你停息干戈，派李喇嘛来
吊丧，并贺新君登位。你既以礼来，我也当以礼往，所以派
官来道谢。至于和议一事，我父亲上次来宁远时，曾有文书
给明朝朝廷，请你转呈，但迄今没有答复。你的君主如果答
应前书，愿意和平，应当以诚信为先。”
书信中将金国（当时满清的正式国号是“金”，后来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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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清”。）与中国平头并列。袁崇焕深刻了解朝廷自高自
大，对于文书的体例十分看重，如将来信转呈，必定要碰大
钉子，同时见到信中语气也不大客气，便告知使者说，此信
格式不合，碍难入奏，将原信交给使者退回。皇太极改写了
信封上的格式，袁崇焕认为仍然不对，又再退回。皇太极第
三次改写，自处于较低地位，袁崇焕才收了信。但明朝仍是
一贯的不答。
第二年正月（在金国是天聪元年），皇太极再遣前使，致
书袁崇焕求和，信中说：“两国所以构兵，在于以前明朝派到
辽东的官员认为中国皇帝是在天上，自高自大，欺压弱小部
族，我们忍无可忍，才起兵反抗。”下面照例列举七大恨，然
后提议讲和。讲和要送礼，要求最初缔结和约时中国送给金
国金十万两，银百万两、缎百万匹、布千万匹。缔约后两国
每年交换礼物，金国送礼：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
中国送礼：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两
国缔结和约后，就对天发誓，永远信守。
所提的要求是经济性的，可见当时满清深感财政困难，对
布匹的需要尤其殷切。
大概袁崇焕要奏报朝廷，等候批复，所以隔了两个月金
国使者才回去，随同明方使者，带去袁崇焕及李喇嘛的书信
各一；猜想朝廷对金方的要求全部拒绝，所以袁崇焕无法作
出任何让步，他的回信内容雄辩，文采焕发，说道：过去的
纠纷，都是因双方边境小民口舌争竞而起，这些人都已受到
了应得的惩罚，再要追究是非，也已无法到阴世地府去细查，
只盼双方都忘记了吧。你十年苦战，既然为的只是这七件事，
现在你的仇敌叶赫等等都早给你灭了。为了你们用兵，辽河
两岸死者岂止十人？仳离改嫁的哪里只有老女一人？辽沈界
内人民的性命都不能自保，还说甚么财物？你的仇怨早都雪
了，早已志得意满。只不过这些极惨极痛之事，我们明朝难
以忍受罢了。今后若要修好，那么请问：你如何退出已占去
的城池地方？如何送还俘虏去的男女百姓？只有盼你仁明慈
惠、敬天爱人而作出决定了。你所要求的财物，以中国物资
的丰富，本来不会小气，只是过去没有成例，多取也不合天
意，还是请你重行斟酌罢。和谈正在进行，你为甚么又对朝
鲜用兵？我们文武官属不免怀疑你言不由衷了。希望你撤兵，
以证明你的盛德。
李喇嘛的信中说：袁巡抚是活佛出世，对于是非道理，心
下十分分明，这样的好人是不容易遇到的，愿汗与各王子一
切都放开了吧，佛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皇太极回信给袁崇焕说：过去的怨仇，当然是算了，否
则又何必议和修好？你们的土地人民归我之后，都已安定，这
是天意，如果重行归还，那既违反天意，又对不起人民。金
国所以要出兵朝鲜，完全是由于朝鲜不对，现在已讲和了。说
到“言不由衷”，为甚么你一面说要修好，一面又派哨卒来我
方侦察，收纳我方逃亡，部队逼近我边界，修筑城堡？其实
是你才“言不由衷”，我国将帅对你也大有怀疑。至于所要求
的“初和之礼”，金银等可以减半，缎布只要原来要求的半成。
我方也以东珠、人参、狐皮、貂皮等物还赠，表示双方完全
公平。既和之后，双方互赠仍如前议。如果同意，希望办得
越快越好。
关于来往书信的格式，皇太极提议：“天”字最高，明朝
皇帝低“天”一字，金国汗低明朝皇帝一字，明朝诸臣低金
国汗一字。
他答复李喇嘛的信中，抱怨明朝皇帝对他的书信从来不
加理睬；又说：你劝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话很对，
但为甚么只劝我而不去劝明朝皇帝？如果双方都回头修好，岂
不甚善？
后来皇太极又致书袁崇焕，抗议他修筑塔山、大凌河、锦
州等城的防御工事，认为是缺乏和平诚意，并提议划定疆界。
平心而论，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国，于对方来信一概不答，
只由地方官和对方通信，金国也难免气愤。金国的经济要求，
虽说是双方互赠，实质上当然是金方大占便宜。金方答应赠
送的东珠、人参、貂皮等物，大概最多只能抵过绸缎布匹的
价值，明方付出的每年一万两黄金、十万两银子，等于是无
偿赠与。那时一两黄金约等于十两银子（明初等于四两，后
来金贵银贱），明朝每年以二十万两银子买得一年和平，代价
低廉之至。熊廷弼守辽之时，单是他一军每个月的饷银就需
十多万两银子。如果有了十年和平，大加整编军队，再出兵
挑战，主动与被动的形势就转过来了。
皇太极对于缎布的要求一下子就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五，
而且又建议以适当礼物还报，希望和议尽快办理，可见对于
缔结和平的确具有极大诚意。他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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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长期的消耗战。此后每发生一次战争，便提一次和平要
求。
当时议和的障碍，主要是在明朝的文官。
明朝的大臣熟悉史事，一提到与金人议和，立刻想到的
就是南宋和金国的和议，人人都怕做秦桧。大家抱着同样的
心理：赞成和金人议和，就是大汉奸秦桧。这是当时读书人
心中的“条件反射”。
袁崇焕从实际情况出发主张议和，朝臣都不附和。辽东
经略王之臣更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说这种主张就像宋人和
金人议和那样愚蠢自误。
其实，明朝当时与宋朝的情况大不相同。
在南宋时，金兵已占领了中国北方的全部，议和等于是
放弃收复失地。但在明朝天启年间，金人只占领了辽东，辽
西的南部在明人手中，暂时议和，影响甚小。
南宋之时，岳飞、韩世忠、刘锜、张俊、吴璘、吴玠等
大将，都是兵精能战，金人后方不稳，形势上利于北伐，议
和是失却了恢复的良机。明末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及金兵，惟
一可以依赖的只有西洋大炮。但当时的大炮十分笨重，不易
搬动，只能用于守城，不能用于运动战。
对于明朝最重要的是，宋金议和，宋方绝对屈辱，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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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进贡金帛，并非双方互赠。宋朝皇帝对金称臣。然而皇
太极却甘愿低于明朝皇帝一级，只要求比明朝的诸臣高一级。
皇太极一再表示，金国不敢与中国并列，只希望地位比察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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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蒙古人高一等就满足了。他和袁崇焕书信来往，态度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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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的谦恭。
可见宋金议和与明金议和两事，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皇
太极明白明人的想法，所以后来索性改了国号，不称金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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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大清”，以免引起汉人心理上敌对性的连锁反应。
袁崇焕和皇太极信使往来，但因朝中大臣视和议如洪水
猛兽，谈判全无结果。
当时主张和金人议和，非但冒举国之大不韪，而且是冒
历史上之大不韪。中国过去受到外族的军事压力而议和，通
常总是屈辱性的，汉人对这件事具有先天性的反感，非常方
便的就将“议和”、“投降”、“汉奸”三件事联系在一起。
当军事上准备没有充分之时，暂时与外敌议和以争取时
间，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出名的英主都曾做过。汉高祖刘邦曾
与匈奴议和，争取时间来培养国力，到汉武帝时才大举反击。
唐太宗李世民曾与突厥议和（那时是他父亲李渊做皇帝，但
和议实际上是李世民所决定），等到整顿好军队后才派李靖北
伐，大破突厥。不过这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观念的主流。主
流思想是：“与侵略本国的外敌议和是投降，是汉奸。”
其实，同是议和，却有性质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
基本关键在于：议和是永久性的投降？还是暂时妥协、积极
准备而终于大举反攻、得到最后胜利？议和停战只是策略，决
不等于投降。然而明末当国的君臣都是庸才，对于敌我双方
力量的对比、大局发展的前途都是茫无所知，既无决战的刚
勇，也无等待的韧力。袁崇焕精明正确的战略见解，朝廷中
下意识的认为是“汉奸思想”。
袁崇焕当然知道如此力排众议，对于自身非常不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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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已将自身安危全然置之度外，只是以大局为重。以他如
此刚烈之人，对声名自然非常爱惜，给人骂“汉奸”，那是最
痛苦的事。比较起来，死守宁远、抗拒大敌，在他并不算是
难事，最多打不过，一死殉国便是，那是心安理得的。但要
负担“历史罪人、民族罪人、名教罪人”的责任，可艰巨得
多了。越是不自私的人，越是刚强的人，越是不重视性命而
不肯忍受耻辱。越是儒家的书读得多，心中历史感极其深厚
的人，越是宝贵自己的名节。文天祥《正气歌》中所举那些
慷慨激烈的事迹，如张巡睢阳死守，颜杲卿常山骂贼，袁崇
焕做起来并不困难。对于性格柔和的人，当然是委曲求全易
而慷慨就义难，在袁崇焕这样的伟烈之士，却是守宁远易而
主和议难。主张议和，他必须违反历史传统、违反举国舆论、
违反朝廷决策、更违反自己的性格。上下古今，一切都反，连
自己都反。
他是个冲动的热情的豪杰，是“宁为直折剑、犹胜曲全
钩”的刚士，是行事不顾一切、“几大就几大”的蛮子，可是
他终于决定：“忍辱负重”。
在他那个时代，绝无尊重少数人意见的习惯与风度。连
袁崇焕自己在内，都相信“国人皆曰可杀”多半便是“可
杀”。那是一个非此即彼、决不容忍异见的时代，是正人君子
纷纷牺牲生命而提出正义见解的时代。卑鄙的奸党越是在朝
中作威作福，士林中对风骨和节操越是看重。东汉和明末，是
中国历史上读书人道德价值最受重视的两个时期。岁寒坚节，
冰雪清操，在当时的道德观念中，与“忠”、“孝”具有相同
的第一等地位。他很爱交朋友，知交中有不少是清流派的人。
如果他终于因主和而为天下士论所不齿，对他将是多么严重
的事。
他对金人的和谈并不是公开进行的，因此并没有受到普
遍的抨击，但他当然预料到将来终于要公开，清议和知友的
谴责不可避免的会落到头上。
在袁崇焕死后十三年的崇祯十五年，明朝局势已糜烂不
可收拾。洪承畴于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松山、锦
州失守。崇祯便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
忠等民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明白无力两线作战，暗中与皇
帝筹划对满清讲和。崇祯和陈新甲不断商议，朝中其他大臣
听到了风声，便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矢口不认，说根
本没有议和的事，你们反对甚么？崇祯每次亲笔写手诏给陈
新甲，总是郑重警诫：这是天大机密，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
臣知道了。
该年八月，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催
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不在家，那
人便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书房中的几上而去。陈新甲的家童
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
与奏章，称为《塘报》），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这
样一来，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拿到
了证据，登时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
皇帝再也无法抵赖，恼怒之极，下诏要陈新甲解释，责
问他为甚么主张议和，罪大恶极之至。陈新甲的声辩书中引
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崇
祯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
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兵部尚书应负全责。
那时距明朝之亡已不过一年半，局面的恶劣可想而知，但
群臣还是坚决反对议和，连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国防部长暗
中商量，表面上坚决不肯承认，最后消息泄漏，便杀了国防
部长以卸自己责任。从这件事中，可以见到当时对“议和”是
如何的忌讳，舆论压力是如何沉重。连崇祯这样狠辣的皇帝，
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
袁崇焕却胆敢进行议和。那正是出于曾子所说“只要深
信自己的道理对，虽有千万人反对，我还是干了”那种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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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气。
诸葛亮出师北伐，天下皆称其忠。岳飞苦战抗敌，天下
皆知其勇。袁崇焕的功业或许比不上诸葛亮和岳飞，虽然，那
也是很难真正比较的，然而他身处嫌疑之地而行举世嫌疑之
事，这种精神上的痛苦负担，诸葛亮和岳飞却幸而不必经受。
袁崇焕有一句诗：“心苦后人知”。当真是英雄寂寞，壮
士悲歌。他明知不能得到当时的谅解，只盼望自己这番苦心
孤诣能为后人所知。当我写到这一段文字时，想到他的耿耿
之怀，悠悠之心，忍不住又感到了剧烈的心酸，感到了他英
雄性格中巨大的悲壮美，深刻的凄怆意。
正确的战略决策无法执行，朝政越来越腐败，在魏忠贤
笼罩一切的邪恶势力下做官，天天都可以送掉了性命。关外
酷寒的天气，生长于亚热带的广东人实在感到很难抵受。在
这期间，袁崇焕从广东招募来的人员中有人要回故乡去了，临
别时问他：你留在这里继续担当艰危呢，还是回乡以求平安？
他写了一首诗回答：我和你曾同生共死，我的内心你还不明
白吗？又何必问安危去留？我在这里奋不顾身，本来不是为
了富贵。故乡的亲友们如果问起，请你转告：边界还没有平
IB
靖，我只有感到惭愧，当然要继续干下去。
袁崇焕是三兄弟中的老二。大哥崇灿当他在关外时在故
乡逝世。三弟崇煜随着他在军中办事，后来也告辞回乡。袁
崇焕从宁远送他到山海关而分手，写了两首诗给他，说：边
疆需要人守御，升平还没有得到，我早已决心报国，安危去
JB
留的问题不必提了。
①皇太极在西方人的书中写作Ａｂａｈａｉ，法国学者格奥
赛（ＲｅｎéＧｒｏｕｓｓｅｔ）在《中华帝国的兴起与辉煌》
一书中有“一六四四年的大变”一章，其中说：“皇
太极是蛮人中的一个天才，他把本族人民的军事才
能，和对文明生活的天生理解相结合起来。”
②清《太宗实录卷三》：天聪元年，“时国中大饥，斗
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国中银两虽多，无外贸
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良马，银三百两。牛一，
银百两。蟒缎一，银百五十两。布匹一，银九两。盗
贼繁兴，偷窃牛马，或行劫杀。于是诸臣入奏曰：盗
贼若不按律严惩，恐不能止息。上恻然，谕曰：今
岁国中因年饥乏食，致民不得已而为盗耳。缉获者，
鞭而释之可也。遂下令，是岁谳狱，姑从宽典。仍
大发帑金，散赈饥民。”他宽待因饥饿而为盗的百姓，
与崇祯督促部将“限期破贼、杀贼立功”的政策恰
正相反。
③何柄棣：ＴｈｅＬａｄｄｅｒｏｆ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ｎ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一书中，认为明初人口六千五百万，到明末时
已涨了一倍以上。
④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一
文中，根据朝鲜《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的资料，认
为一六二一年时，努尔哈赤的兵数二十万，再加上
妇女老少，“全人数当在四、五十万左右。”
⑤《天聪实录稿》元年三月初二日，“秀才岳起鸾曰：我
国宜与明朝讲和。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