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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继续唤起人们的意识，让他们了解动物真正的本性，动物所受到的虐待以及我们对动物所负的责任。我仍将致力于反对用动物做试验，反对机械化养殖，反对进行毛皮动物的养殖，反对设置陷阱捕捉动物，反对作为游戏的狩猎活动，反对利用动物从事娱乐表演，反对驱使动物去干活，反对把动物当成宠物来饲养。最近我碰到一次极佳的机会，使我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环境中与别人共享我对动物的感情。这要感谢旧金山市美丽的格雷斯大教堂的主教艾伦·琼斯。他邀请我在圣方济各节做了一次布道演讲。当时，会众带了动物——各式各样的动物——到祭坛来祈福。这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体验。我把《创世记》第1章第26节作为我的布道词：“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我解释说，许多希伯来学者都认为“管理”一词翻译后跟希伯来文中v'virdu一词的意思相去甚远。因为它的原意是“仁治”，像明智的国君“以仁慈的方式”统治其臣民那样。它包含着责任感和开明的治理方法。接着，我谈到自己从黑猩猩身上明白了我们要恭谦的道理——我们人类并不像我们以前所想象的那样与其他动物有很大的区别。我在结束语中引用了阿尔贝特·施韦策一句动人的祷告词：“为了那些被过度驱使、吃不饱、受虐待的动物，为了所有在囚禁中扇动翅膀就会碰到铁笼、感到苦闷的动物，为了所有被捕猎、被丢失、被遗弃、被惊吓或者被饿着的动物，为那些一定要杀掉的动物……为那些去宰杀它们的人，我们请他们要有怜悯之心，要手下留情，要为它们祈福。”
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有一点不能否认，那就是，我们人类社会还没有摆脱战争、犯罪和暴力这些该诅咒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从未间断过的事实。在世界上所有出现麻烦的地区，每一次意识形态、种族或者领土争端刚解决，另一个地方就又起了战端。也许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注定了的。这是一个充满精神与道德障碍的进程，换句话说，是对胜利者有所回报的进程。当人们面临真正的危险时，他们无疑会表现出自己的本性。有的人会完全垮下去，有些人会支撑着活下来，但却充满了仇恨与玩世不恭，而有些人则成为胜利者，变得比以前更强大。
我有幸会见了一批真正令人鼓舞的年轻人。他们是可怕的战争中的幸存者。他们之中有萨拉热窝炮击中的幸存者米基·亚切维克，有在波尔布特可怕的战争中当过娃娃兵的彭安春（音译），还有从尼日利亚逃出来的哈夫萨特·阿比奥拉。她的母亲被杀害，她的父亲还被关押在国内的大牢里。他们都表现得非常坚强，就像被锤炼过的钢，决心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青年一起，为了他们的的下一代能有个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还有一些年轻人没有能逃出恐怖。我在基戈马地区的难民营里见到一个年仅10岁的图西族小男孩。我看着他的眼睛后，不禁打了个寒战。后来我写了如下一首诗：
难 民
她坐在外面的凳子上发愣，
对明天依然不抱任何希望。
深陷在痛苦的回忆之中，
即将结束的今天仍然与往常一样。
她的大腿上放着半碗米饭，
碗上的反光来自残阳。
她闭上眼睛没有吃饭，
任凭晶莹的泪珠流淌，
泪珠折射着西边的残阳。
不知她看见了什么样的恐怖？
她和她的家人被迫离开家园，
逃离那恐怖只能凭我的猜测，
毫无表情，她静静地坐在那里，
充满忧伤，一个人默默地承受。
我无法知晓她所遭受的苦难，
我从未体验那样的背井离乡。
那些人对待他们，像赶牛一样，
他们不管什么面孔，只管数量，
他们都是好人，难民营里的人。
一看见那些面孔，他们就会心伤。
她的四周全都是陌生面孔，
那些人不知来自什么文化，
操着她不熟悉的声音说话。
相同的只有太阳和星星月亮，
昨天就挂在天空。还有上帝？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骨瘦如柴
看着她木然的面孔，向她走来
看着她手里那只碗。
她睁开眼，还是昨天的痛苦眼神，
可是明天——明天是属于孩子的！
她把米饭给了他。他吃了。
他迷茫的眼里反射着残阳的光，
他梦想明天将成为一个男子汉。
“仇是我的，我报，”是主的话。
可是孩子并没有听见。
满腔仇恨，要报仇的是他。
这就是他梦想中明天的他。
诚实、自律、勇气、对生命的尊重、礼貌、同情心和忍耐是我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价值观念。可惜今天的许多孩子都没有受过尊重这些基本价值观念的教育。在富裕的西方社会中，无数的孩子看到电视屏幕上的暴力之后感到非常刺激，对“虚拟”现实的世界非常熟悉，而脱离了“真实”的现实世界。他们的父母亲都要去上班，没有人给他们进行示范，使他们成长为有责任心的、关心人的人，所以他们就把流行歌星和屏幕上其他不适当的英雄作为自己的偶像，殊不知这些人中有许多都在吸毒。难怪他们表现出暴力，对自己漠不关心——很久以前，我从黑猩猩身上就明白了早期经验和楷模示范的极端重要性。
那我们能做点什么呢？我在对年轻人讲话的时候经常对他们说，为了我们周围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多，而且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可以帮助一个孤独、忧伤的人露出微笑；我们可以让一条可怜的狗摇起尾巴，或者让一只可怜的猫发出满意的呼呼声；我们可以给一棵正在枯萎的幼小植物浇水。我们虽然不可能把世界上的所有问题统统解决，但却可以作出努力，解决我们身边的一些问题。我们虽然不可能解救非洲和亚洲所有的饥饿儿童和乞丐，但我们自己的城市大街上的流浪、无家可归的儿童和年迈的老人呢？
孟加拉国农村银行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是看到一个在贫困中挣扎几近绝望的女人后，给她发放了第一笔小额贷款。他并没有把自己的银行向第三世界国家扩大的计划。同样，亨利·兰德沃思是看到一个孩子的需要，才创办了孩子村——“把世界献给孩子们”。这个孩子村如今已经把欢乐和爱心带给了数百万名患病儿童和他们的家庭。
如果我们听见呼救声而无动于衷，我们今后可能会终身感到愧疚。我依然记得小时候的一件事：几个男孩在拔一只活螃蟹的腿——我哭了，可是因为见他们都比我大，所以害怕得什么也没说。格拉布5岁的时候，在学校里看见一个比他大的男孩在吓唬一只小兔子——用水龙头里的水喷它，他就和那个孩子打了起来，为此他还受到老师的批评。格拉布真不简单。
我的故事已经快讲完了。对于人们向我提出的问题，包括我的宗教和精神信仰、人生哲学，以及我为什么对未来抱有希望等问题，我已经尽量作了回答。我尽量如实地、坦诚地作出回答。我把自己的许多思想，把自己的心，把自己的灵魂都掏了出来。可是有一件事我还没有说。对于我这样一个喜欢象征主义的人（这无疑是从我的迷信的威尔士祖先那里继承来的！），这件事也许能够解释我为什么做了这么多事情，为什么像这样生活，为什么我必须继续坚持到底——也许是个痛苦的结局，抑或是个光荣的结局。
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不满1周岁的时候，当时我还不会说话。我当时坐在婴儿车里，小车就放在一家杂货铺外面，在旁边看着我的是我们家的白狗佩吉。保姆在里面买东西。有一只蜻蜓绕着我飞，我吓得哭起来。一位好心的过路人用手上的报纸把蜻蜓打落在地上，然后用脚把它踩死了。我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哭个不停。我哭得像发了疯似的，于是家里人把医生请来了。医生给我开了些镇静剂让我镇定下来。我是大约5年之前才第一次听到这件事。当时是万妮在写关于我早年生活的回忆，问我记不记得这件事情——我为什么那么害怕？
我看了她所写的东西，又回到了60多年之前。我想起自己躺在婴儿室的情况。我想那里面有很多绿色，万妮说是的，绿色窗帘，绿色油地毡。我记得当时看见一只大蓝蜻蜓从窗户里飞进来。保姆把它赶到窗外的时候我吵闹起来。可是她说它会叮我的，说它的螫刺和它的“尾巴”一样长（当然她说的是腹部）。那个螫刺可真长呢！难怪有个蜻蜓在婴儿车旁边飞的时候，我吓坏了。但是害怕一样动物并不是说就要让人把它杀死。如果闭上眼睛，我真受不了，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它那亮闪闪的翅膀还在不断抖动，那蓝色的“尾巴”在阳光中闪闪发亮，那脑袋被踩烂在人行道上。它是因为我才死的，也许死得很痛苦。我无可奈何地大哭大闹起来。我感到特别内疚。
也许我的一生中一直在下意识地缓解这种内疚。也许那只蜻蜓是某个计划的一部分。它在那么多年之前就把一个信息传达给一个小女孩。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只能对上帝说：“信息收到，明白。”我试图减轻的是我们大家都感到的内疚，无论它是对人还是对动物的不人道行为。我得到过许许多多有同情和仁爱之心的人们的支持，我将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终结。这个终结……将成为新的起点？后 记
1984年，菲利普·伯曼问我，是否能为他当时正在编的《信念的勇气》一书提供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可不好写，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12年之后，菲利普又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合作，把我那篇文章中的观点展开来谈。我对他说我没有时间。可是他却提出我们出一本访谈录——以神学家与人类学家对话的形式出现。我只要提供答案部分就行了。
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在编写过程中，书的范围和重点发生了变化。原先设想的范围广泛的访谈录变成了带有更多个人观点的书，变成了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深入思考的“精神自传”。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命题，而且我知道这意味着长时间的思考和写作。
在初期阶段，菲利普对我的采访有时候是在美国，有时候在我英国的家里，也有的时候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或者贡贝。他还采访了许多在我的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接下来他就要着手对数英里长的磁带进行整理和编排。
写这样一本书的确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一种挑战。我对自己说，这也许是人生中的机会之一，是抓住它还是放弃它，全在于我们自己。
根据菲利普所提供的结构框架和他对访谈的阐述，我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如果我当时知道写这本书要花多少时间，有时候要深深触及自己的灵魂，进行那样痛苦的思考，我想我就不会接受这样的挑战了。当时除了每年300来天在外讲学，其余所有时间我都在伯恩茅斯的家中写这本书——那是我惟一可以潜心写作的地方。为写这本书，我起早贪黑，将不是非做不可的事情，统统放在一边。就这样，所花的时间也比我预期的要长得多。谢谢你万妮，你牺牲了那么多我们原本可以在一起的时间。
在这本书里的有些段落是我从其他书里逐字逐句摘录的。我尽力争取用最佳方式通过语言来表达思想，或者描述特别有意义的体验，有时候我所写出的字句似乎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发挥。
现在这本书稿已经完成，照片也都已选定，书名也经商谈确定。
可是这个旅程却是永无止境的。关于简·古多尔人、动物与环境研究所
每个个体都很重要。
每个个体都有其作用。
每个个体都有其独特之处。
简·古多尔研究所（JCl）是一个不纳税的、非盈利性机构。它创建于1977年，目的是支持在非洲进行的黑猩猩和其他野生动物研究以及环境保护项目，改善被捕获囚禁的黑猩猩和其他动物的生存环境，并让尽可能多的人意识并理解这些问题。
简·古多尔意识到整个非洲的黑猩猩都面临着生存空间不断缩小，不断遭到猎杀的危险，她知道必须离开自己在森林中的那片乐土，来帮助那些使她获益匪浅的生灵。由于她到世界各地讲学的时间越来越多，她的知名度和人们对她的兴趣不断增加，简·古多尔研究所的研究项目也随之扩大。
“根与芽”是针对下一代的有关环境与人道的教育项目。它的目的是使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年轻一代能够行动起来，为了环境、动物和他们自己的社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黑猩猩园的研究者们研究并改善了囚禁状态下猩猩的生活条件。在坦桑尼亚、刚果（布）、肯尼亚和乌干达的禁猎区，为那些被偷猎者夺去母亲的黑猩猩提供了新的家园。在坦桑尼亚的“关护工程”的参与者包括生活在坦噶尼喀湖畔以及贡贝附近的村民，使他们从事从环保角度来看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使他们减少对现存森林资源的依赖。从根本上来说，黑猩猩的生死存亡把握在当地人手中。当然，在贡贝的研究仍然在进行，使我们对我们这一近亲的行为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一批有献身精神的学生正在把从1960年至今的所有研究材料输入电脑并对之进行分析。指导这些学生的是曾经在贡贝从事黑猩猩研究，如今是明尼苏达大学简·古多尔灵长目动物研究中心的安妮·普西博士。
要想获得更多的信息，或者要想成为简·古多尔研究所的成员，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janegoodall．org或者与离你最近的本所工作人员联系。本所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地址如下：
JGI—USA，P．O．Box l4890，Silver Spring，MD20911
JGI—UK，15 Clarendon Park，Lymington，Hants S0418AX
JGI—Tanzania，P．0．Box727，Dares Sala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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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I—Taiwan，6F，No．20 Section 2，Hsin Sheng South Road，Taipei
JGI—Holland，P．B．61，7213 ZH Gorssel，The Netherlands
Roots & Shoots—Italy，via D．Martelli l4a，57012 Castiglioncello（Li）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