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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黑猩猩如何照顾自己的孩子使我明白了一点：有孩子应当是很有乐趣的事。每天下午我都跟格拉布在一起。我们有很多时候都在玩耍，常常是在湖里，所以他很快就游得像鱼儿一样自在。那段时间对我来说也是绝妙的学习机会。作为成年人，我们都很有必要体验一下用童稚的目光重新看一看我们这个世界。我前面说了，我没有多少时间来刻意思考生活的含义，可是我每天都在感受生活的含义。在我迄今为止的体验中，那段岁月依然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在我们现代工业化的社会里，人们把经济上的成功看成是幸福的同义词，许多妇女是永远也体会不到做母亲那份纯粹的乐趣。许多妇女在生完孩子之后就想去工作，去继续干自己的事业。一些妇女不得不去工作，把挣到的钱拿回家——为的是维持家庭的生活水平或者仅仅是为了养家度日。在发展中国家，许多子女众多的家庭都在饥寒交迫的贫困中挣扎，做母亲的和做孩子的都没有什么欢乐可言。格拉布和我都算是幸运的。
格拉布的诞生给我的生活中增添了一份新的爱，此外它还再次使我对“自然对抗自然”的辩论产生了兴趣。这是当时在科学界进行的一场激烈的大辩论。人类是遗传物质构成的产物，还是我们所处环境的产物？当然，近年来这场辩论已经偃旗息鼓。现在人们都承认，在具有复杂大脑功能的所有动物中，成年动物的行为都是由这个动物的遗传特性及其在生活中获得的经验的混合而成。换句话说，我们的行为既非完全由基因所决定，亦非完全脱离基因而形成。在行为形成过程中，动物的大脑越复杂，学习所起的作用可能就越大，而且不同个体之间的行为差异也越大。婴幼儿时期是行为形成过程中可塑性很强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所获取的信息和学习的东西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不言而喻，我也像所有的母亲一样，想给自己的儿子在生活中尽可能开一个好头。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后来证明也是我惟一的孩子）——我有必要多听听各种人的建议。其中有我自己的母亲，有斯波克医生——还有“弗洛”！即使是当时，我通过对做母亲的黑猩猩如何带孩子的观察，也明白了一点：一个有安全感的童年可能会导致成年生活中的自立和独立性，而一个受到干扰的童年生活，很可能造就一个没有安全感的成年生活。对黑猩猩的观察表明，母亲的个性，她与自己孩子的关系，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她与社区中其他成员的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像“弗洛”那样的母亲，很活跃，有爱心，也有耐心，尤其是很乐于帮助，所抚养的子女在成年之后与群体其他成员的关系似乎就比较融洽。而像“帕辛”那样比较严厉，不大关心子女、不活跃的黑猩猩，所抚养的子女在成年之后往往就比较拘谨，总显得局促不安。这在女儿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是，有证据说明这对儿子也有影响。与“奥莉”那样跟其他猩猩关系比较紧张、比较胆小、地位比较低的雌性猩猩相比，“弗洛”是个跟其他成年猩猩关系较好、比较果断、比较自信的母亲，所以她就能使子女在生活上有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在这些早期观察中所获得的所有信息，都为我们的早期印象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证据。
我们还不能认为，影响黑猩猩幼仔成长的那些因素对于人类婴幼儿的成长有什么意义。可是常识和直觉告诉我，它们很可能是有意义的。我想自己一定要给格拉布的生活中增添欢乐。我从“弗洛”那里了解到，引导婴幼儿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以娱乐而不是惩罚。可是我也明白了严格管束和始终如一的重要性。最后我有了一套抚养孩子的方法，这是我从万妮、“弗洛”、斯波克医生以及做母亲的天性中悟出来的。
格拉布3岁之前，我每个晚上都跟他在一起，而且每天至少有半天时间跟他在一起。孩子的初期教育靠的是函授课程。我试图亲自教他，可是效果不佳。雨果和我先后选了好几个想在上大学之前获得一年实践经验的高中毕业生。他们的酬金是按照他们在贡贝所呆的时间支付的。到9岁那年，格拉布就回国内上学去了，随我的母亲住在白桦山庄。对于英国人动辄把很小的孩子从国外送“回国”去上寄宿学校，我历来都不敢恭维。但我们的情况不同。白桦山庄有丹妮、万妮、奥莉、奥德丽，是格拉布的家的延伸。节假日我们都是和他一起度过的：圣诞节和复活节我都要回伯恩茅斯，而夏天他都要到坦桑尼亚来。有时候学校放周末假，他就去看当时在伦敦进行影片剪辑的雨果。
对黑猩猩的观察有助于我当好母亲，这已毋庸置疑。但我也发现，由于自己有了做母亲的体验，我对黑猩猩的母性行为有了更深的理解。对于自身没有体验的情感，就很难产生移情和理解。比如说，格拉布出生后，我才对母爱的强大本能有所理解。如果有人吓唬格拉布或者威胁到他的利益，我很自然地会生气。一只母猩猩看见其他猩猩离她的孩子太近，或者看见一起玩耍的猩猩并非有意地弄痛了她的孩子，她就会拼命挥动胳膊或者发出威胁的叫喊。对此，我现在感到容易理解多了。
1968 年，我们营地上发生了一起惨祸：一个叫露丝·戴维斯的美国学生在跟踪一只猩猩的时候，从一处不明显的断崖上摔下去，不幸遇难。她是个聪明可爱、充满活力的姑娘，热爱贡贝，热爱黑猩猩。她对成年雄性黑猩猩之间相互控制的关系很有兴趣，花了大量时间观察“迈克”、“歌利亚”、“灰胡子戴维”、“休和查利兄弟” 以及其他雄猩猩。这一点，间接地导致了她的不幸。当时，每个人都把自己正在进行的观察录在小型磁带录音机上。露丝的录音机就在她的遗体旁边，就像飞机上的黑匣子一样，记录于她生命最后时刻的信息。她跟踪“休”向南走了很远后出了事。磁带上记录了她临死之前奄奄一息的声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她脚下打滑，从悬崖上栽了下去。后来我们发现那段悬崖几乎全被茂密的植物遮住，根本看不出来。
露丝的父母决定把她的遗体安葬在贡贝，安葬在她生前所热爱的这片丘陵上。他们乘飞机前来参加了一个简单的葬礼。他们说，尽管他们非常悲痛，但能看一眼露丝所热爱的这块土地，就心满意足了。她找到了自己的最终归宿，我也感到高兴。此后，我总觉得她还活着，悄然无声地在那片森林里。我常常听她说，她在那片森林里度过了一生中非常开心的时光。
露丝遇难的时候，格拉布才1岁半。他跟雨果和我在这里呆着的几个星期里，很快就喜欢上了露丝。尽管我们从来没有把露丝的死因向他作过任何解释，他显然已经以小孩子特有的方式明白了所发生的事情。有一次我和格拉布在闲暇中翻阅一本相册，我们突然发现一张露丝跟他在花园里玩的照片。他指着照片说了声“露丝！”接着又很难过地说：“露丝摔烂了。”
露丝出事之后，我们决定每个单独外出的学生，都要有当地一名坦桑尼亚人陪同。解剖露丝遗体的医生告诉我们，露丝死时没有痛苦，因为是当场死亡。可是在搜寻露丝的那5天当中，我们都很难受，以为她痛苦地躺在那里，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如果她不是一个人外出，陪她出去的人至少可以回来报告她的位置。我们的考察队又吸纳了希拉利·马塔马、埃斯洛姆·姆庞戈、哈米西·姆科诺、亚哈亚，阿拉马西以及其他几个人。事实很快就证明，从这个国家公园附近的小村庄里聘用的这些人，都是一流的野外考察队员。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对他们进行培训，他们很快就成了我们考察队里不可缺少的人物。
遗憾的是，虽然我认为我对儿子尽了相当大的责任，但是，我和丈夫雨果的关系却开始出现裂痕。由于他一直在西非拍摄影片，而我在美国讲学，我们分居的时间多了。此外，我们之间还有一些相互不能兼容的东西。当然，我们在婚前就知道双方在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上有分歧——可是我们也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相信自己所选择的配偶会有变化。然而，这样的奇迹没有出现。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厉害的斗嘴和争吵。1974年，我们决定分手。雨果和我还保持朋友关系，可是这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对格拉布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他爱着我们两个人。
正是在这段非常痛苦的时期，我去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关于反对侵略会议，并趁此机会游览了巴黎圣母院。自从读了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之后，我就期盼着有一天能到那座闻名遐迩的大教堂里去看一看。我没有预料到那次游览会对我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正如我在本书前言里所谈的，我体验到一种如痴如醉的状态，至少我看是这样。那一次游览复活了我对哲学和人生含义的深深思考。宇宙之中有没有什么指导力量，或者万物的造物主，乃至生命的创造者？在地球上的生命有没有什么目的？如果有，那我们人类在整个的大画面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尤其是我自己，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在我看来，对于我们在地球上的存在，似乎只有两种解释方式：要么同意麦克白斯①＇4＇所说的，生命不过是由“白痴讲述的故事”，生命形式的出现是无目的的，包括被我们称为“智人”的“进化论的傻瓜”——精明、贪婪、自私，并且很不幸地带有破坏性的人类；或者像德日进①＇5＇所说的，“宇宙中正孕育着变化，很像妊娠和分娩”。换言之，所有这一切都是有计划，有目的的。
在由婚变带来痛苦的那段日子里，我想到了这些终极的问题，我意识到在森林中的经历以及对黑猩猩的理解，使我能从新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我深信有一种伟大精神力量的存在，我们把它称为上帝、真主或者婆罗贺摩，②＇6＇不过我也深知自己有限的大脑是永远无法想象出它的形态和特性的。即便没有上帝一说，即便没有灵魂一说，有一点仍然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进化在千百万年的活动过程中造就了一种了不起的动物——人类。与我们在生物学上关系最近的黑猩猩可能也是这样造就的，然而又是那样的不同。我们对黑猩猩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说出他们与我们的相同之处，以及我们之间最大不同的方式。毋庸讳言，并非只有我们才具有人格个性、推理能力、爱他主义、喜怒哀乐的情感，也并非只有我们才能够体验心理和身体上的痛苦。可是自从两百万年前人类第一次从类人猿的行列中脱颖而出，我们在智能方面的复杂性就有了极其巨大的发展。我们人类，而且只有我们人类，才有了高度发达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在进化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个物种能把那些并不直接在眼前的事物告诉它的下一代，把过去成功—— 以及失败——中获得的智慧传给下一代，为遥远的未来制订计划，就一些思想进行讨论，使之有所发展，经过群体的智慧，有时候会发展到无法辨认的地步。
有了言语，我们就可以问我们是谁，为什么在这儿之类的问题，而其他动物就无法做到。毫无疑问，这种高度发达的智能意味着我们对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生命形式负有一种责任——它们的继续生存受到了我们人类肆无忌惮的行为的威胁——而这与我们是否相信上帝是毫无关系的。的确，那些认为没有上帝，但认为我们是这个世界上进化的偶然产物的人们在环保责任方面也许更加积极——因为如果没有上帝，那显然就完全靠我们人类自己来纠正所发生的错误。我曾经遇到过一些对上帝笃信不疑的人，他们完全推卸了作为人类所应该具有的责任心，认为世间万物都安全地“掌握在上帝手中”。我小时候就受到过这样的教诲：“上帝只助佑自助者。”我们都应当负起责任，发挥作用，为这个被我们以多种方式亵渎了的星球进行清洁和治疗。
我认为，也许是我在巴黎圣母院得到的体验在召唤我去采取行动。我觉得自己虽是凡人，但却听见了上帝的声音——虽然我当时并没有这样想。我没有听见任何话语，只是听见了一种声音。无论有没有话语，那样的体验却是强有力的。它使我回到了自己所出生的那个世界，一个充满各种问题的20世纪。它使我意识到，我在野生状态下美丽的森林里所强烈感受到的精神力量，与我在孩提时期和特雷弗牧师相处的岁月，与我独自久久地呆在那个古代小教堂时所得到的感受，是完全一样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巴黎圣母院的游览是我人生道路上的里程碑。最终，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会回想起那个光辉的时刻，那时候我将会悟出其中的话语。但是在最近的将来，这还是不可能的。在此之前所发生的各种事情，都将对我的韧性和我对上帝的信念作出前所未有的检验。失落之园
就在我的世界被搅得天翻地覆的时候，我遇上了德里克·布赖森——在此后的几年当中，他成了我在爱情和事业上的新伙伴。他是坦桑尼亚国家公园的主任、达累斯萨拉姆的议会议员。他对自己所入籍的国家非常热爱，也非常忠诚，多年来一直是黑非洲自由选举中的惟一白人议员。要不是结识了他，我相信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会因 1975年5月在贡贝发生的那起绑架事件而夭折。他性格刚毅，他的诚实近乎残酷无情，但却具有令人捧腹的幽默感。他还是个理想主义者，具有为取得积极成果而工作的毅力和精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
可是参战才一两个月他的飞机就被击落了。飞机坠毁时，他的脊柱受到严重损伤，医生说他一辈子也不能走路了。他当时才19岁。他决心证明医生的预言不对，硬是凭自己的意志，借助一根拐杖学着走步。他只有一条腿有力气向前迈步，另一条腿要靠大腿根用力才能向前挪。他还学会了开车，不过他要搬动左腿才能使脚从离合器踏板上移动到刹车踏板上。
能够行走之后，德里克到剑桥大学去学习，后来获得农业学士学位。他没有接受在英国的一份“舒适安逸地坐在扶手椅里享受”的农业工作。他告诉我那是一份“适合残疾人”的工作。他去了肯尼亚，在那里干了两年农活。后来他向英国政府申请并获得了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一个小麦种植农场。他在那儿工作了两年之后，结识了富有魅力的政治领袖朱利叶斯·尼雷尔①＇1＇，此后便投身于争取坦桑尼亚独立的斗争之中。他的后半生一直是坦桑尼亚政治生活中的主要人物，在内阁中任过多种要职，包括农业部长和卫生部长。
在我结识他之前不久，他刚刚被尼雷尔总统任命为国家公园的主任。他定期到各个国家公园视察，有时候，格拉布和我还一起坐上他那架塞斯纳公司生产的四座小飞机。有一回我们坐他的飞机一起旅行，差点把命都丢了——不知怎么的，也许是一种世事无定的感觉导致了我们的结合。在飞行了将近1个小时之后，仪表板下面突然冒出一缕轻烟，就像从烟灰缸里没有完全掐灭的烟头上冒出的烟一样。当时我们正处于飞往鲁阿哈国家公园的途中，还要飞45分钟才能到达。我们的下方是延绵起伏、林木覆盖的山石地。德里克检查了仪表，除了有这点烟，一切似乎都很正常。除了这点烟！显然，谢天谢地，最好还是不要有烟。然而，当时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听天由命，祈祷上苍保佑了。我们都想对这点烟不予理会，可是我发现自己的眼睛总也离不开那一丝青烟。所幸的是，它没有冒火，可是那45分钟真长得太难熬了。
我们终于飞临国家公园上方。护林人的营地和供来客居住的招待所已经进入我们的视线，我们看见鲁阿哈河畔灌木丛中的简易跑道。仪表板下还没有冒火。就在我们准备着陆的时候，有一群长颈鹿突然从跑道上横穿而过。我们的飞行员将机头拉起。然而就在这时候，他却失去了勇气。经过长时间的带烟飞行，这最后一分钟的耽搁使他慌了手脚。他不是让飞机盘旋飞行后再次对准跑道着陆，而是让它在河边的灌木丛中进行紧急迫降。我正忙着给格拉布系上安全带，却听见德里克说：“你不是想在这个地方降落吧？不行！”最后那个词简直是大声喊出来的。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飞机以比正常降落快出一倍的速度触及地面。承蒙上帝的恩宠，一只机翼撞在一棵树上，飞机横向滑行，否则直冲向前，极有可能起火燃烧。飞机完全失控，在灌木丛中磕磕碰碰地向前冲，很久很久才停下来。
飞行员打开他一侧的机门，大声说道：“快下去，飞机就要起火了！”说着他连发动机都没关，就抛开乘客独自离开了飞机。
“快下去，格拉布！”我对他说道。“跟着那个人！”格拉布机灵极了，完全按照我说的去做。跑出一段距离之后，他还转过身来看着我们。
德里克跳不下去。他那一侧的机门只能打开一条缝。那边飞机轮子变了形，机身整个倾斜，另一侧机翼高高翘起，堆放在后面的行李全都倒在前排座位的后面，所以他的座位无法向后推，身体自然也就无法移动了。我拼命把行李向外扔。
“是你的钱包丢了，还是怎么的？”德里克嘴角挂着调皮的微笑。我瞪了他一眼。“别担心，它现在起不了火。”他想让我放心。到这时候了还有那种绝妙的、淡淡的英国式幽默感。
等德里克爬出座位，从另一侧的门爬下飞机的时候，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也赶到了。见我们都还活着，而且没有受伤，他们都松了一口气。他们都看见飞机下落的情景，以为我们都完了。我们得决定是等他们把兰德越野车开过来，还是冒险涉水过河。那辆车停在上游那只人工摆渡船旁边，要等半个小时才能到。而鲁阿哈河里经常能看见体型硕大的鳄鱼。是格拉布为我们下了决心：如果在飞机坠落的时候，是上帝救了我们，那么他肯定不会让我们败给鳄鱼吧？我同意他所说的。我们总算脱了险，而这时我才感到两腿发软，口渴难当。我们过河的时候没有碰上鳄鱼，这也许是天佑，但也可能是由于护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