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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招待所，我们换上千衣服，休息放松一下。现在已经脱险，我们意识到自己很幸运，开始回味刚才所受的一番惊吓。在和德里克、格拉布坐着喝咖啡的时候，我想到了坠落时的情景。在飞机撞击地面，然后在灌木丛中向前乱冲的时候，我心想这下是必死无疑了。记得当时我心里在想：“这架飞机会撞得粉碎，起火燃烧的。” 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根本没有感到恐惧。一丝一毫都没有。我想自己大脑里的反射功能已经麻木。我只是暗暗对自己说：“此乃天意！”我们经常听人说，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自己一生中的许多场景都会生动地在脑海中闪现。可是在我身上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实在有点遗憾。
黄昏时分凉爽宜人。我们驱车进入国家公园。我们发现一小群象在饮水。西下的太阳给蓝桉树抹上一层橙红色。在死里逃生之后的幸福时光里，我们觉得非洲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美丽。德里克向我求婚的时候，我答应了。
我们结婚之后，我依然住在贡贝，当研究中心主任。到1975年，来贡贝的学生有时多达20名，有的研究黑猩猩，有的研究狒狒。我们那里还有来自美国和欧洲不少大学的研究生，他们的学科领域很广，主要是人类学、人种学和心理学。学生们住的是覆盖着草的铝框架结构的房子，都隐蔽在营地附近的森林里。他们全都到湖边上一座大房子里来用餐，我和格拉布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吃。德里克继续生活在达累斯萨拉姆，但在对国家公园进行例行视察的时候，他也经常到贡贝来。在办研究中心方面，他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5 月份的一个夜晚，突然发生一桩恐怖事件。有40名武装分子乘一艘小船从扎伊尔（现今的刚果）越过坦噶尼喀湖，袭击了我们的营地。公园管理员伊塔·洛哈伊听见叫喊声，就起床看看是怎么回事。他们把她抓住，用一支步枪顶着她的脑袋，命令她把他们带到学生住的地方去。她拒绝了。也算是伊塔的运气，袭击者发现了4 名学生。这个数字是他们在湖对岸所预料到的——两间小屋，每间屋里有两张床。他们把伊塔押到湖边放了。看见几个受害者的手被紧紧地反绑着，她非常害怕，赶紧去找坦桑尼亚学生阿迪·利亚鲁。他们脱掉白色的睡衣，潜入夜色之中，赶紧去通知其他学生。我的房子在湖边上比较远的地方，等那艘小船走了之后，我才听说遭袭击了。等确信袭击者已经离开，大家才惊魂不定地集中在一起，讨论该怎么办。失踪的4名学生中，有3名美国人和1名荷兰人。有人报告说湖面上传来4声枪响，我们担心被绑架去的人已经遭到杀害。过了几个星期，我们才得知他们的确切遭遇。
所有非坦桑尼亚人都必须离开贡贝，我们搬到了达累斯萨拉姆，挤进德里克那间供客人居住的小房子里等候消息。那段时间真有如一场恶梦。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听说绑架者把其中一名学生送到基戈马，并索要一笔赎金，我们的心里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至少我们知道其他3个人都还活着。绑架者提出的要求极其过分，不仅索要一大笔赎金，而且还提出向他们运送武器，此外还向坦桑尼亚政府提出了一些要求。德里克知道其中一些要求政府是不能答应或者不会答应的。后来，叛乱分子派两名代表到达累斯萨拉姆，与美国和荷兰的大使馆谈判。谈判似乎无休止地拖着，搞得各方面的关系都非常紧张。这是一段非常痛苦的时间，我真不愿意去回想。我们在达累斯萨拉姆，是在惶惶不安地等待，而被绑架的受害者想必是度日如年了。他们在翘首期盼，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得救，心想他们被从贡贝的乐土上劫持出来，可能就这样死在对岸的森林里。
那笔赎金最后还是支付了。现在已经弄清楚了：那笔钱给了洛朗·卡比拉领导的革命运动。这就是20年之后击败蒙博托、控制扎伊尔并将国名改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卡比拉。赎金于夜间在湖畔支付之后，叛乱分子违背了部分协议——他们只释放了3个人质中的2个年轻女子。我当时深感失望，心想叛乱分子肯定会杀掉第3个人质以示警告。来自美国的那个权力很大的谈判小组已经回国。谢天谢地，也不知道为什么，过了一两个星期，叛乱分子决定作出让步，从湖上把那个人质送回了基戈马。我们的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4 名迎回的人质都没有受到伤害——我说的是身体上。但他们精神上受到的折磨却是可怕的。他们每天都被告知这样的话：“你们的朋友会用钱把你们赎出去的，你们不要失望，不然我们早把你们都杀了。”我想他们永远也摆脱不了那段经历在他们心理上所造成的创伤。他们肯定无法摆脱那个记忆，在他们生病、感到孤独或者伤心的时候，随时都会从他们的潜意识中像恶梦一样浮现到他们的脑海里来。
发生那次事件之后的几个月里，贡贝被认为是一个“敏感”地区，我们每次前往都要获得政府方面的特别许可。没有德里克，没有他在政府中所享有的崇高威信，那次绑架事件就可能导致贡贝地区黑猩猩考察工作的结束。靠我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应付不了那么多问题的。研究中心和国家公园的行政工作，他都可以帮得上忙。更为重要的是，他帮助重组了在坦桑尼亚的野外考察人员队伍，鼓励他们更加认真负责地把日常考察工作组织好。此外，我们在达累斯萨拉姆还可以通过无线电联系了解现场的工作情况。我尽量想把绑架事件造成的不快忘掉。
等我1975年10月到美国的时候，我发现那次事件还远远没有结束。我在斯坦福大学除春季有两个星期的讲学外，整个秋季都在那里。我们原来以为那笔赎金是学生被释放之前募集的，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实际上，募集赎金的工作依然在进行。我尽己所能捐了些钱，但数额不大。接着所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场不可思议的恶梦。
当时，谣言四起。两个星期后，有人提出我应当离开斯坦福。有人对我说，“在事情平息之前”，我最好还是去避避风头。大多数谣言是有关德里克的。他的确曾经希望不交赎金就能使学生安全获释——因为他想在这种问题上开个先例。那种认为他让学生死掉的看法是荒谬的。他去参加谈判，希望他在皇家特种航空队的朋友帮点忙。此外还有人说我不负责任，说那天晚上我为什么不挺身而出换回学生？我直到学生被绑架后才知道情况，可是这一事实他们根本就听不进去。
这样的谣言在美国不少地方大行其道。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我听从有些人的建议，当时就离开斯坦福大学，那我也许就永远不能再踏上美国的土地了。我租了一套房子，不久万妮和格拉布就过来了。最后德里克也过来了。于是我就着手辟谣。在那年秋天的几个星期中，我所作的努力使我进一步体会到《圣经》上所说的“束好腰带”的含义。①＇2＇我一次次地作好了准备，去找那些设法躲避我的人。有时候这意味着用周末时间乘飞机去找，这笔费用是我承担不起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从我的角度来解释所发生的事情。万妮像以往一样，给了我极大的力量。我们在一起商量对策，常常谈到深夜。而这时候，白天在大学园区一所小学里学习的格拉布已经平静地进入了梦乡。我睡在床上，辗转反侧想尽快入睡，外婆的字条给了我很大的宽慰：“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当然是这样。
所发生的这些事使我情绪低落，同时也使我感到大惑不解。后来有个人来采访我，他近期调查了在世界各地发生的12桩重大绑架案件，其中包括轰动世界的帕蒂·赫斯特绑架案。②＇3＇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一番话，的确使我终身难忘。“简，我知道你觉得你的处境很不公平，感到震惊。遗憾的是，在我所调查的这几个案件中，一大笔赎金被交付之后，就出现了关系的破裂。友谊和信任变成了敌意和怨恨。一无例外。”
这是对人性所作的可怕的评论。在别人有痛苦和困难的时候，乘人之危，友情变成了敌意和怨恨。尽管这几个难熬的星期终于过去了，但我也被弄得焦头烂额，疲惫不堪——不过，至少大多数谣言已经偃旗息鼓。这也标志着我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结束：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我很少去回想。我在这里提及它，主要是因为它在当时对我的冲击太大，同时也因为它在人性方面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有许多人我原先一直认为是好朋友，可是他们只是一些不能共患难的朋友。我也明白了谁是真正的朋友。是他们给了我宝贵的支持！我以前的一些学生，从老远的地方赶来陪伴我，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毫无疑问，我变得更加坚强，更加自信。这一系列的体验都是前所未有的，但也显得莫名其妙，极具挑战意味。记得我当时曾祈祷上帝给我力量，让我去做我不得不做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战胜挑战增强了我对上帝的信念。
绑架事件之后，在贡贝就没有博士研究生了。我们的主要资金来源已经无法继续支持这项研究——这本身也是一个挑战。有两位了不起的朋友想提供资助，一位是拉涅里·迪·桑·福斯蒂诺亲王，另一位是他的妻子吉纳维芙（吉尼）。拉涅里认为我应当能建立起自己的基金，这样我就不必完全依靠别人的捐赠。于是，他着手争取为一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非盈利性研究机构的合法地位。遗憾的是，这件事情还没有办成，他就与世长辞了。他的妻子吉尼继续作文字材料方面的准备工作。简·古多尔研究所于1976年成立。在此后的多年中，许多热心支持、富有才华、有献身精神的人都愿意成为董事会的成员，愿意帮助确保贡贝黑猩猩有个良好的未来，也愿意帮助我们扩大研究计划。所以，尽管有绑架事件以及其后的一段混乱，在贡贝的研究仍然得以继续，不过其方式与以前略有不同：信息的采集不再仅仅依靠学生，而是越来越多地依靠由熟练的坦桑尼亚人组成的野外工作队，其成员都是从国家公园附近村庄里招聘的。后来还将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外国研究工作者加入他们的行列，其中包括一位坦桑尼亚的博士。
可是，在绑架事件发生后的一两年里，在贡贝那边一个外国学生也没有了。那次事件后的几个月里，就连我自己要去，每次最多也只有一两天时间。渐渐地，随着情况有所缓解，我也能获准呆一两个星期了。只要一去，我就觉得似乎回到了从前，因为在那个湖畔有我自己的房子，我可以再次跟踪我想跟踪的黑猩猩，而且不必担心这样会使某个学生感到不快或者会干扰他们的研究。绑架事件发生的3年之后，有一次我坐在湖边看着绚丽的日落，陷入了沉思。天空呈现鸭蛋青色。大湖远处的丘陵上方，是千姿百态的火烧云。这一景象显得如此恬静。然而在这平静的、波澜不惊的大湖西面，也就是扎伊尔的东部，以及再向北的布隆迪，却没有丝毫的平静 ——那里充满了恐惧、仇恨和暴力。那里的扎伊尔村民不断受到来自搞绑架的那个叛乱组织的其他小分队的威胁。就在我看日落的前一天晚上，我还从望远镜里看见那里火光冲天——是村民的小屋遭到焚烧，那是叛乱分子对他们的惩罚，因为他们没有提供他们索要的粮食。显然，这样的事是司空见惯的。偶尔也有满载悲伤不已、饥肠辘辘的难民的独木舟划到贡贝的湖岸边来。
回想起来，扎伊尔也真是多灾多难。1960年，我跟万妮刚刚到基戈马，就遇上了从当时的比属刚果来的难民潮。他们是从赶走殖民者的革命中逃出刚果的比利时难民。那次革命导致蒙博托总统独裁统治下的扎伊尔的诞生。从湖上逃难来的比利时人成百上千。他们之中有的人受了伤，许多人两手空空，被暂时安置在基戈马港口的一座大仓库里。万妮和我暂时克服困难，帮助基戈马人为那些难民准备食物。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参加了一个小组，大家做了两千份三明治，用湿布把它们包起来，分装在大大小小的白铁皮箱子里，然后分发给难民。万妮和我前往贡贝的行程被耽搁了个把星期，直到当局认为事态已经恢复平静后才成行。
除了开头的那段风波，以后一直比较平静。虽然1961年11月坦噶尼喀独立，英国当局那时通知我离开基戈马，以防暴乱，但是，那里的人们相当平静。在当时发现黑猩猩的21个非洲国家中，路易斯·利基无意中选择了一个政治上最稳定的；我在坦桑尼亚的40年中，那里就从来没有发生过暴乱或者叛乱，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坦桑尼亚的缔造者、国父朱利叶斯·尼雷尔。贡贝离北面的布隆迪不过X英里，我们隔一段时间就听说那个小国家局势紧张，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大火并，每次都有成千上万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惨遭杀戮。
1972年，这种由来已久、不断发生的冲突变成了大规模的屠杀。碰上刮北风，我们就能听见枪声。我们甚至制订出局势恶化如何躲进山里的应急计划。操法语的非洲人沿湖岸南下明显增加，除此而外，我们觉得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我坐在湖畔，观看落日渐渐西沉到宁静的远山背后，心里想着那些暴乱冲突。就在我观看日落的时候，远山那边的人们仍然在东躲西藏，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担忧，想方设法要逃脱给他们造成灾难的那些人的魔掌。我心里在想，尽管我们人类有无与伦比的智慧，有远大崇高的抱负，可是我们的攻击性行为在许多方面与黑猩猩相比不只是类似——而是有过之无不及。因为人类有能力超越他们的卑劣本能，而黑猩猩也许就做不到这一点。我想，在贡贝的研究逐步揭示了黑猩猩本性中的阴暗面，也使我对人类如何行为及其原因有了新的认识。罪恶之源
路易斯·利基派我去贡贝，是希望对黑猩猩的行为作更好的理解，这也许能向我们提供一个认识人类过去的窗口。他是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天才。他对我说，他认为我的工作至少要10年才能完成，而当时进行为期一年的这类研究也还闻所未闻。当然，我在动身前往贡贝的时候，并没有要呆10年的打算。在当时26岁的我看来，那似乎等于一辈子了。可是，如果在10年之后我就中止了研究，我至今仍然会认为黑猩猩的行为虽然跟人类很相似，但却比我们要友好。可是后来的观察中却出现了一连串令人震惊的可怕事件。
1971 年，我们有一个叫戴维·拜戈特的研究人员观察到邻近黑猩猩群中一个雌猩猩遭到残酷攻击的事件。她遭到的是“我们”这个群体中一些雄性的攻击，他们把她打倒在地，还逐个到她身上去踩。这次攻击持续了5分多钟，她那大约18个月的孩子被抢，杀死之后，被他们吃得残缺不全。那母猩猩侥幸逃脱，但是流了很多血，伤势非常严重，也许后来就死了。戴维回来后把观察到的情景跟我们一说，我们都惊骇不已。我们一直讨论到深夜，最后的结论是，那大概是一次绝无仅有的事件，是变态的失常行为。毕竟领头的“汉弗莱”是头号雄猩猩，我们多数人都认为他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心理变态行为，有过多次猛烈袭击本群落雌性的劣迹。我们认为肯定是“汉弗莱”鼓动其他雄猩猩共同参与了这次越轨行为。
可悲的是，那个“高尚的猿人”跟“高尚的野蛮人”一样神秘。我们此后还观察到多次群落内部的攻击行为，好几次都有小猩猩被杀。有时候“我们的”黑猩猩和来自其他群落的“陌生”雌性黑猩猩的冲突形式特别奇怪。有这样一只倒霉的雌猩猩，正好被一群在自己南部边界巡逻的成年雄猩猩撞上。他们爬上她所在那棵树，当时它正在吃东西，她的孩子紧紧贴着她的肚子。她拼命作出各种姿态，低声下气地哼哼，紧贴着树干蹲下，想以此来讨好把她包围起来的成年雄猩猩。这一招似乎暂时奏了效，有几只雄猩猩开始吃起东西来。有一只雄猩猩从她身边经过，她伸出手，以一种特别卑微的动作去触摸他，可是那雄猩猩猛地让开，看了看被她触摸的手臂，然后抓了一把树叶在那只被摸过的手臂上使劲擦起来。过了几分钟，所有雄猩猩都加入了一场
残酷的群体攻袭。她的孩子被打死，她被打成重伤。虽然我们没有证据说明她已经死亡，但是她恢复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
1975 年，我们首次观察到并记录下由地位较高的雌性黑猩猩“帕辛”发动的同类相残的攻击。参与攻击的有她已成年的女儿“波姆”，被攻击的对象是她们自己群落里的其他雌猩猩的幼仔。我是在达累斯萨拉姆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帕辛”和“波姆”把“吉尔卡”的孩子杀死后生吞活剥地吃掉了。从对讲机里传来的消息好像是这么说的。我当时真希望他们的消息不准确——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遗憾的是，这就是事实。
德里克和我立即飞往贡贝，听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详细汇报。“吉尔卡”当时正坐在那里带自己的孩子。“帕辛”突然出现后，先是瞪着她看一会儿，接着就竖起鬃毛发动攻击。“吉尔卡”大声惊叫，开始逃跑。可是她有点伤残——1966年由于脊髓灰质炎大流行，使她的一只手腕的功能部分瘫痪。由于有点瘸，加上带着孩子，她根本没有逃脱的希望。“帕辛”一把夺过孩子，在孩子前额上狠咬一口，把他咬死，接着就坐下来，跟她的女儿和未成年的儿子一起享用这顿可怕的肉餐。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当时在贡贝并没有出现食物短缺——“帕辛”并不是要靠吃掉小猩猩才能活下去。“吉尔卡”并不是邻近黑猩猩群落的成员。她和“帕辛” 早就相互认识。我们对这一可怕的事件进行了讨论，并开始怀疑“吉尔卡”12个月之前生的第一个孩子也遇到了同样的命运。那个幼仔也是出生一两个星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最后一次类似事件出现在一年之后，“吉尔卡”又生了小宝宝，可是小幼仔再次受到“帕辛”的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