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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就展开了时间争夺战。我们这回开印晚了，这可真是个大问题。就是按时出，这一期还有个卖得出去卖不出去的问题呢，别说现在这样了。因为临近大选，推出的各种刊物实在太多，根本就印不过来。为了让出版日期和销售时间吻合，我们还有意把截稿日期向后拖了呢。你看，这下不又完了吗？”
他咽了口唾沫，又絮叨开了：“刚才警车开过来，你看到了吧。双方你推我搡，不是打起来了吗？有人指责对方的宣传品诬蔑了自己所支持的总统候选人，是一种黑色宣传，所以不让印刷厂印。”
“那么，这个宣传品就印刷不了了吗？”我禁不住问了一句。
“印宣传品那是在做买卖，哪能让候选人出钱雇的打手给搅黄呢。把武警叫来打跑也就算了。一谈到政治，大家都恶心得想吐。拿了人家几个臭钱就跑到印刷厂门口闹事，那像话吗？都这么弄，我们这些可怜兮兮的人，不就连饭碗都没有了吗？”
我回到祖鞠和升洲坐的地方，给他们讲了我刚才见到的“西洋景”，他们两个感到很遗憾，那么热闹的场面自己竟然没有看上。
“那个校友为什么那么激动呢？”
“咳，那小子是运动专家，不知已经是二进宫还是三进宫了呢。”
“从他那热血沸腾、慷慨激昂的劲头看，至今对政治还是很热衷呢。”
“那么，他和斗焕是一个专业了。”
“专业？”
“从三年级开始，他们两个人的专业就分开了，那小子的水平只相当于低年级。这样说起来，他和斗焕可以算是一个行列里的人物了。”
“刚才印刷厂值班经理小姐不在看一本妇女杂志吗？这小子就在这个杂志社当记者。”
“那和他一起喝酒的那个女的也是记者了？”
“看样子是吧。你想过去和她套套近乎？”
“看样子，她今天不顺心，心情很不好。”
“所以才让你去套近乎嘛。”
“我又不是什么安慰专家。”
“你过去就说，有什么事我这个当哥哥的给你做主。”
“你知道我见了女的爱说什么话吗？我只说，像我这样能把女孩子给弄舒服的男人是没有的。”
“哼，你小子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见了女孩子不就知道把她摁倒，往身上趴吗？”
“是啊，趴在人家身上，一会儿还不给弄舒服了。”
“看那女的，我像在哪儿瞧过她似的。是不是前几天在电视里瞅过的那个女的？”
我一句话没说，把酒杯里剩下的那点烧酒一口灌了下去。就连给祖鞠指出那不是“瞅过”而是“见过”的心情都没有了。虽然大家都在一个酒桌上喝酒，但每个人却各怀心事，这也可以叫同床异梦吧。
我想起了在公司上班时项目经理老训斥我的口头语。在他的习惯用语中有一句老挂在嘴边的话，那就是“人分为两种”。根据我的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是：“人有两类，一类是智人，另一类是虽愚笨但可以得到公司信任的人。”有一次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没有像别人一样要冷面，而是要了一碗排骨汤。他就对我说，“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会品尝冷面味道的人，另一种是不会品尝冷面味道的人。”这种不成其为理论的理论虽然难以接受，但还是有借鉴价值的，我借他这句“名言”也打了个比喻：“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关心政治的人，另一种是不关心政治的人。”在这里我只是借用他的两分句式而已，其内容却不敢苟同。
作为一个凡人，有时可能脑袋瓜很清楚，称之为“智”，但有时又会犯糊涂，称之为“愚”，有时“智”和“愚”兼而有之。一个人也许在吃冷面的时候，突然又会对排骨汤产生食欲，因此，对人不能绝对化。只要是人且有国籍，他就不可能脱离政治。有人表面看来对政治漠不关心，但那只能说明他不懂政治，并不等于他不关心政治。
不久，从崔先生那儿来了个传真，是关于贝利的事。那张传真一开始就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这种开头语是我在公司上班时项目经理常用的套话，一般给人不好的预感。可这次却挺走运，“坏消息”并不是噩耗，贝利目前不住在巴西而是住在美国——这就是所谓的“坏消息”。好消息是说他的秘书马上要给我打电话，听说贝利对韩国的兴趣还是蛮大的。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金富式，他乐得一口气跑到乐园打糕店楼上祖鞠的办公室来找我们。祖鞠见金富式来了，就没给他买廉价的切糕，而是买来了顶好吃的南瓜糕。金富式连瞧都没有瞧一下，一把抓起那张传真纸就跑了。
金富式走后，升洲对我们说：“小个子兵这小子，不知怎么的，个子好像比以前大点儿了，从前他的个子就齐我的胸这么高。为什么他脸上皱纹会那么多呢？没有皱纹他的脸就够难看的了，再加上这么多皱纹就没法看了。”
“不管怎么说，在我们同学中他还算是最有出息的。”
“唉，社会就是这样，有出息没出息，不在本事大小，而在机遇，运气好就冒出头了，运气不好就像我们这样，凤凰落架不如鸡了。还记得吗，二班有一个说话慢吞吞、专爱跑到老师面前告屌状的小子，他爸爸好像是牙科大夫什么的。听说，这小子现在当上广播员了。还有，那个乌贼眼，蔫得没一点儿火气，爱说假话，办假事的，现在当上什么国会议员还是市议员了。那个有名的烧饼脸，尖嘴猴腮，每天就知道拿着铅笔在那儿玩，那会儿是我们班的班长，现在在一家大医院当上科长了。”
“嘿，还有那个三角脸呢，他那会儿每次考试成绩都还不错，现在成了半导体博士了。”
“想起来了，还有那个大眼镜，那会儿大家都叫他眼镜蛇。听说，现在当上哪个大企业的咨询顾问了呢。”
“其实这几个小子，在学校的时候谁敢在我面前哼一声？就是敢过句话，我用鼻子哼一下，他都得吓趴下。”升洲说了句大话。
“那几个小子什么时候跟你过过话来着，你是谁，他们连认都不认识。”
升洲对我的话装没听见，又接着吹开了：“咳，你们想起那个锅底脸了没有，就是脸黑得像锅底，长满疙瘩的那位。不知什么时候办了个儿童杂志，挺赚钱，听说现在肥得流油呢。”
“这些事你们都是从哪儿听来的？为什么现在说这些废话？”我不由自主地反问了一句，心里有些不快。
“不久前，不是开了高中毕业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吗？难道你们没有收到邀请信？那里边不就附了一张校友会的名单吗？”
“老婆怕出校友会会费，所以信来了也不让我看，我还是后来从升洲那儿看到的。亨俊，你也收到过吧？”
“嗯，收到过。”
我点了点头。其实我不去参加校友聚会不为别的，只怕又会遇到我不愿意见到的场面，把气氛搞得让人很不愉快。所以，我就把邀请信往抽斗里一塞，让它睡大觉去了。
“人家不是大腕儿就是大款，聚在一起不是吹权就是吹钱，我跑去凑什么热闹呀。”
虽然升洲说的有点道理，但从祖鞠的眼神看，总觉得有点遗憾。
“你是不是想借这个机会去拉点赞助，好用这个钱给学校买几台电脑，借此提高祖鞠的身价——拍着胸脯说：你们看我多棒，想干的事就没有干不成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直到现在，祖鞠还认为高中的国际笔会展览办得空前绝后地成功。他光记着从邮电部得奖的事，而把从女同学手里抢邮票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最近我见到了崔炳道，他对祖鞠的所作所为记忆犹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高中文艺班的崔炳道摇身一变，成了小说家，正在金富式的报纸上连载自己的爱情小说呢。有一次，我找到他的工作室。他见我进来，很亲热把我让到了电脑前面那把惟一的座椅上，赶忙端来了一杯热茶。这种茶因为喝起来味道柔和，大家都叫它“柔柔茶”。当时，他正在用电脑，屏幕上调出来的文件还历历在目，“保存”、“打开”、“文件”等字样也看得清清楚楚。我问他：“写小说的素材你是怎么搜集来的？”
他摇摇头，淡淡地一笑，说：“我老在外边跟女孩子搞多角恋爱，自然会有一封封的情书了。把这些信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存进电脑，用的时候调出来，换上名字，中间再添枝加叶地编些情节，就是一部爱情小说了。”
我猜想，电脑上的“文件”是他写小说的第一步。第二步就一定是打印了。这样一来，一部业余作家的爱情小说不就出笼了吗？
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作家有业余的，总经理也有业余的。金太星人不在公司，可总摘不掉那个总经理的头衔，不是业余的又是什么呢？好长时间和这位业余总经理——金太星没有联系了，最着急的是祖鞠：他是不是被困在亚马逊密林深处了呢？是不是断粮断水了呢？是不是正在接雨水充饥，点着篝火等待救援呢？不管祖鞠心里有多乱，业余总经理还是见不着人影，我们只能翘首以待，静候佳音了。因为录制电视节目的事，单靠金富式的力量是难以落实下来的。
这几天，讨债的人都快把门槛踢断了，被巴西之行鼓舞起来的值班经理——金小姐说话底气十足，她就像泼妇骂街一样，把这些讨债鬼一个一个给赶了出去。但有一个人是个例外，想赶也赶不走，他就是这座楼的房主。还不到两天时间，房主已经催过三次债了，他最后一次来的时候，连马路对面广开土房地产的总经理也带来了，向金小姐下了“最后通牒”：本周内再不交清已经拖欠了三个月的房租就赶快滚蛋，他马上让新客户入住。广开土房地产总经理也在旁敲边鼓说，你们把房子空出来，房主马上就加房租，等着租这个房子的人正排着长队呢。
这事儿可让祖鞠他们作难了，金太星临走前留下的一点点零用钱已经花光了，能借钱的地方总经理都借过，借的钱他一股脑儿塞进自己腰包带走了，现在想借都没地方借去。如今办法只有一个：让崔先生出血。祖鞠给崔先生发了个传真。一个自称是崔先生秘书的人回了个很简短的传真，说，崔先生到美国出差去了，回来后会马上把款汇过去的。祖鞠高兴得简直都要发疯了：“我说崔先生够哥们儿嘛，你们看他不就来传真了吗？”
祖鞠一边说着一边把传真收了起来。
可是，交房租的最后期限是这个周末呀。大家抓耳挠腮，冥思苦想，最后升洲打起了我退职金的主意，我说：“把我的退职金搭进去不是不可以，但这件事对我来说并不是件重要事哟。”
“现在不是重要不重要，而是急不急的事，得先把这个口子堵上。围棋手不是有一句话，叫‘哪儿吃紧先堵哪儿’嘛，你是围棋业余选手，应该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吧。”升洲顶了我一句。
升洲这么说是在对我报复。前两天我跟他下围棋，他自己把自己的路堵死了，他要悔棋我没让，最后他输得很惨。很明显，升洲是话里有话的。
“崔先生不是下星期就寄钱来了吗？就这么几天为什么不能通融。你也见过崔先生，你看他是那种骗人的人吗？”
“你看，就连小个子兵也来帮我们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连个办公室都没有，咱们这几个哥们儿往哪儿容身呀。亨俊，不管怎么说咱们几个也好了一场，你哪能见死不救呢，就帮帮忙吧。小个子兵也想让你把积蓄拿出来，你就别抠门了。”
“你都不想投资，还想干什么大事？！”
我一听火了：“那你们又投什么了？”
“我们投的是精力和时间！叫我们投钱，我们哪儿来的钱啊。我们倾其所有，把我们的全副身心，全部人生都投进去了。说实在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几个人里就数你还强点，喝的墨水比我们多，老婆也还有点背景。我们这几个要什么没什么，不仰仗你还去仰仗谁？”
正因为有这段对话，所以，尽管云聪把那个存折看得比大韩民国陆军总部还要严，我仍然把一部分退职金取出来充当了房租。
那一年的12月17日是平山娱乐公司最为得意的日子。这一天，金富式爆了个大冷门，将我们的策划做了一个整版，整个版面都设计成黑色的，上面有几个斗大的白字：贝利要来韩国。这一“壮举”使升洲和祖鞠兴奋不已，脑袋扎进报纸好半天没有抬起来。他们过读边笑，越读越高兴。这篇报道大致内容是这样的：贝利明年春天准备访问韩国。他是受平山娱乐公司金亨俊、祖鞠、裴升洲等三位董事的邀请到韩国来的，这一协议是三位董事在巴西访问期间达成的。一直对韩国有着特别好感的贝利通过多次传真联系，和平山娱乐公司定下了具体日程……这篇报道写得很长，但好多话都是弯弯绕，来回重复，基本内容也就是上边说的这些。金富式的笔杆子的确很硬，能把真的说成假的，把假的说成真的。祖鞠对写有自己名字的那一部分格外感兴趣，反复读了好几遍，后来干脆就大声念了起来。
“哎，这张报也向海外发行吗？斗焕小子，我们也见报了，你看到了吗？”
“咦，不对呀，这儿是不是写错了？”突然，升洲指着一行字说。
“为什么把亨俊的名字写到我们两个人名字前边去了，这是不是主办单位搞的鬼呢？”
说到这儿，两个人忍不住大笑起来。其实，我们几个人谁都不相信贝利会访问韩国，金富式的报道也就谈不上写没写错的问题。上一次，通过写太宇的报道我们已经知道，只有傻瓜才会相信记者报道的东西是真的。那么，记者们又是怎么想的呢，他们是否相信自个儿写的东西呢？
这一天，我们几个忙得很。虽然日子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但我们却陶醉在了自我欣赏的欢乐之中。后来还来了几个祝贺电话，但比祖鞠预计的要少得多，祖鞠一连问了好几次金小姐，电话听筒放好了没有。我们当然少不了要到酒馆去灌一顿猫尿。这样，也就提前下班了。
我们要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来了一份传真，是发给平山娱乐公司总经理的。要不是我们几个雷厉风行的作风，要不是这张传真与我们最挂念的电视台有关，我们肯定会推到明天再处理的，因为我们不想让其他繁杂事扫了兴致。不然，这条报道所引起的兴奋至少会延长到第二天。
我们三个人轮流读了好几遍传真，但谁也弄不懂是什么意思。传真的内容是这样的：我们电视台已经做完了巴西移民三十周年纪念大会的全部企划工作，离出发时间只剩下三个星期了。今天，我们看到了有关邀请贝利来韩访问的报道，我们想请平山娱乐公司协助，帮我们在巴西和贝利搞一个电视谈话节目。现在想了解一下贝利目前的情况，请尽快把资料提供给我们。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和去巴西演唱的歌手联系过，那企划工作已经完成，是什么意思呢？三个星期以后出发，这又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我们和电视台一起去？是不是电视台把那边的事都已经弄好了？琢磨不透！”
“他们替我们弄好，那可能吗？但他们又说企划工作都已经完成，难道我们叫人给涮了？”
“什么话！那个活动一开始就是我们弄的，是我们往前推进的。”
“那会不会是电视台从中间插了一杠子呢？”
“怎么会呢？电视台又不是万能的。”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们有我们的说法，电视台有电视台的说法，两边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啊。这个活动计划究竟是谁告诉电视台的呢，明年是不是韩国人移民巴西三十周年，一般人谁会知道？韩国人移民到哪个国家多少周年，难道电视台都有详细记录不成？”
升洲和祖鞠大惑不解，又十分气愤，说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一个人闷着头连抽了三支烟。抽完第三支，把传真拿过来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这才看清下边的落款，发送传真的不是电视台，而是电视台特别工作部。这个特别工作部在电视台负责搞开发，利用本单位的人力、设备和牌子捞钱，组织演出等等，为电视台职工弄点奖金，也为台里弄点活钱。虽然这些人也都在电视台工作，但并不是主要工作部门。
后来我们一打听，不是别人，正是大力扶持我们的恩人金富式把这事给捅出去的。
在金富式的报道中寡廉鲜耻的歌手太宇属于具有法人地位的某一团体。他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所熟悉的电视台节目制片人。太宇和企划公司一向不和，一说起来就恨得咬牙切齿。对这次巴西之行，他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就把自己的苦水都倒给了这个制片人。制片人认为这次赴巴西演出有利可图，所以又把这件事讲给了电视台特别工作部的朋友。工作部毕竟是个专业企划部门，由乌合之众凑起来的平山娱乐公司的工作效率跟它没法比，计划书、与演艺界人士的协议，就连节目单等，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都拿出来了。他们还以电视台的名义和巴西侨民联合会取得了联系，让那边把演出场地等落实下来。这一连串的工作目前都已经基本就绪。在赴巴西艺人的名单中有演艺协会会长、歌曲分科委员会委员长，还有义演及友情出演人，等等，不少都是演出团体的正式职工。这一套组织工作相当到位。更令人吃惊的是，金富式报社的编辑部长也堂而皇之地上了后援单位的名单。
升洲并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
“我们所联络的歌手已经拿到签证了，就连文件、护照都弄好了，那该怎么办呢？”
“电视台组织的这帮歌手比我们联络的歌手更有人气，我们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如果是其他人组织这场演出，巴西侨民联合会是不会买他们账的，我们去可就不同了，因为我们跟他们谈得来，很容易搞到一块。我们不是已经去过一次了吗，难道不是这样？”
“净瞎说！我们在巴西能联系上的不就是一个办双周刊侨民报的老社长吗？再说，我们身无分文，在社会上又没有关系，算得上什么真正的出品人，真正的出品人是进了名单的那小子。说不定，侨民联合会的人还正在骂我们是骗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