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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博士，祸福相倚的求索
在敌意环境中求生
那是1986年的暑期末，一个晴朗的日子，我驾着一辆福特牌的旧车，离开了俄亥俄州的阿克朗市，沿着80号州际高速公路向东急驶。我刚刚完成了MBA（工商管理硕士的缩写）学习，去追寻我的博士梦。 我是在往宾西法尼亚州的路上。我已为宾州大学商学院录取，是去攻读国际商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我很振奋。进入了宾州的地界后，沿途都是高低起伏的山区，道路也变得盘旋弯曲，限定时速已降为每小时五十五英里，可车还是以每小时七十五英里的速度疾驶着，却仍然觉得车速太慢，不自觉地，踩着油门的右脚还在使劲。 在进入了被称之为州学城的小镇后，我才注意到我以三个小时就完成了二百多英里的行车路线。我已来过一次了，那是在我刚收到宾州大学的录取通知后。那时尚在暑假之中，整个校园显得宁静安详，我一下就喜欢上这座文化气息浓郁的大学城，向往那环境优雅的学习环境。这一次则是开学之际，马路上熙熙攘攘，到处都是暑假后返校的学生。那是一个有三万五千多学生的大学校，是美国大学的“十大”（Big Ten）之一。
我觉得我在人生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心中充满着激情，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握时机，努力学习，从而有所作为。 ——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将在那里度过六个寒暑，精神上会受到极大折磨，个人意志要面对严峻考验，这一经历也将对我的人生和思维方式产生刻骨铭心的影响。
国际商学专业设于商学院的商业后勤系。我报到那天，先去见了系主任巴考斯基教授。他是铁路运输管理学的著名学者，一个高高瘦瘦、行动敏捷的老头。在我的印象中，他永远是儒雅风范，西装领带，多半还穿着西装背心，对我和蔼又有耐心。我们初次见面，他就很友善，谈过几分种后，他带着我去见国际商学专业的博士指导员奈教授。那是一个看起来年轻，长得帅气的教授，他也很客气，向我介绍了情况，并作了学业的指导和安排。 在与奈教授谈话结束后，我就在国际商学的办公室，与刚结识的秘书璐比小姐聊了起来——我想多了解一些情况。
商学院有四位国际商学的专业教授，但两位教授已暂时离校：丹尼尔博士正在欧洲作访问学者，他是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克里西博士是国际金融教授，已请了一年事假，正在纽约的一家国际银行工作。其他的两位教授，一个就是我刚见过的奈博士，另一个是崔博士。 正在说话间，外面进来了一个中等个子的亚裔中年人，长着很有韩国人特征的方形脸，脸上所流露的是那种师道尊严的傲然。 璐比小姐马上说：“这就是崔教授。” 我已通过学校资料对他有一些了解，他是国际商业的主要教授之一，早年毕业于韩国大学，又到美国留学，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后，就一直在宾州大学任教了。 我那瞬间的感觉，如同他乡遇故知。我恭敬地站起来，先自我介绍，又对他表示了仰慕之意：“崔教授是我们亚洲人中的佼佼者。由于东、西方在文化和语言上的极大差别，亚洲人走商科的学术道路不容易，您能够这样在学术界崛起，是我学习的榜样，希望崔教授今后多多指教。”
“不要说这些，我知道你们中国人就喜欢拉关系，我不吃这一套。”崔教授不客气地说，他的脸平淡得连肌肉也没有抽动一下，“不要指望我会因为你是亚裔学生，就会特殊照顾，我是一视同仁，对所有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的。” 当时的我，真有一种拍马屁却给马踢了的感觉，但还是毕恭毕敬地聆听着他的教诲。 可是，我也颇感意外，因为这是美国。我们若观察美国现代文化，就不能不注意到它那种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强烈色彩。是因为农奴制和种族歧视的过去，是因为祖上作的孽，才有今天美国的负罪感，也才形成那种矫枉过正的社会倾向。美国社会对偏见和歧视极为敏感，即使那只是属于苗头现象。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在聊天时，经常会谈论，说河南人怎么怎么地，上海人怎么怎么地…… 这种说法，在美国社会，特别是在有教养的美国人中，是很少听到的。因为把人按类分别，建立标准，这本身就是成见（Stereotype）和偏见（Prejudice）。我并不是说美国人没有成见和偏见，只是说，他们即使有这种想法，也不会轻易地表露出来，因为这反而显得自己教养不够。这不能算虚伪，而是在特定文化下的社会行为规范。 所以，当我听到崔教授把中国人定型为“喜欢拉关系”——不管对与不对，就觉得很意外，这种一概而论不符合美国的主流文化。而且，我们初次见面，他就已表现出那种毫不掩饰的敌意，这更使我感到吃惊。我遇到过形形色色的美国教授，他们有好有坏，但起码在表面上很客气。这使我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以后，我对崔教授更了解了，知道他完全把自己看成美国人了——尽管他说英语带有明显的韩国口音，而且他表现出的那种强烈偏见也是美国人中少有的。
弱者的抗争
过了不久，我又遇到了另一国际商学博士研究生徐宁，一个挺秀气漂亮的中国女孩子，思路敏捷，善于谈吐，看起来就是女强人类型。她毕业于北京经贸大学，在一所美国大学拿到MBA学位后就来读博士了，她已入学两年了。都是中国人嘛，初次见面就感到亲近，而且她为人很热情，给了我很多积极的建议。我们很谈得来。
那时我人生地不熟，就急切希望能从徐宁处了解情况，她也很乐意地向我作起介绍。听起来，总的评论还是不错的。但当谈到崔教授，徐宁就表露出极大的不满。他自负、固执，有极度偏见，而且对她进行种种刁难。 有些事情乍听起来都是难以置信，但我已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了。我告诉了徐宁我与崔教授的初次接触，她告诫我要小心，说崔教授敌视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 那次谈话后，她又多次向我倾诉。她与崔教授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最后她忍无可忍了，正式向商学院领导提出投诉——她指控崔教授歧视女性、对她不公正的待遇。她说崔教授由于历史原因（指朝鲜战争中，韩国与中国是交战国），特别歧视中国学生。 在她提交正式投诉后，商学院就成立了一个由行政、教师和学生代表共同组成的仲裁委员会，此委员会将举行听证会，在听取原告、被告和第三者证人的证词后，要作出裁决。徐宁把我也列为证人之一，我所要谈的就是我与崔教授的第一次见面，以此证明他始终一贯地歧视中国学生。 那个学期，我正在修崔教授的一门课。一天下课后，他要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去了，他见到我，就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两份学期报告，递到我面前。我拿起来一看，是两份内容完全相同的报告，作者署名都是徐宁，但一个封面上注明是崔教授的课程作业，而另一个上则是奈教授的课程作业。
“徐宁投机取巧，把同一报告当做两门课的作业，这就是学术不诚实，”他洋洋得意，“居然还要控告我，现在证据确凿，她已是本性暴露无遗了。”至于他与徐宁的冲突，他说，根源是中、西方文化差异——徐宁是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把对她学术的批评看成是人身攻击，这是他在反驳徐的指控时一再强调的。接着，他又告诫我，在学习上不能像徐宁那样取巧。 崔教授话头一转，又提到了另一中国学生孙小彬。他主动向我解释，为什么孙上学期在他课上只拿到C的成绩。他说：孙之所以得到这个成绩，主要是他的程度太差了。 孙也来自中国大陆，我的朋友，是营销学专业的博士生。但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我猜想，他以为我已知道此事，才主动提起解释，以说明他没有歧视中国学生。其实我在此之前，只知道孙修了崔教授的课，也知道他对崔的不满，可并不知道他得到的成绩。
可是，当崔教授向我透露孙的成绩，那就是对学生隐私权的侵犯，是严重违犯了学校的政策——其实，孙小彬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我们后来一起修过国际营销学的课，发现他学术上很出色，他后来在事业上也是极为成功的。 最后，崔教授又一反过去对我的冷漠和敌视，表现出极度的关心。他亲切和蔼地告诉我，今后在学习上有问题，可以尽管去找他，只要我认真，努力，他一定尽力帮助我完成学业。我当时真是受宠若惊，几乎是感激涕零了。 我当然明白，他在拉拢我。但他已达到目的了，因为我也有私心，要保护自己。那次谈话后，我就没有出席听证会。我没有勇气和盘托出我们首次见面的对话和我对他的看法。 事后不久，徐宁被迫离开了宾州大学，仲裁程序也以她撤回投诉书而结束。我最后一次与她见面时，她脸色苍白，似乎憔悴苍老了很多，可还是显得很坚强。对于徐宁，我深深感到内疚。我太软弱了，在关键时刻没有提供她所急需的支持。 会计系的玛克奈尔教授也是仲裁委员会成员之一。是我后来修她课时，她偶然提到这一事件，她相信徐宁的指控。起初，我以为她在感情上站在徐宁一边，是出于女人对女人的惺惺相惜。可我后来又有机会与商学院副院长谈到此事。他主持了徐宁投诉崔教授的听证会。他也觉得徐宁的指控可信，但因为有不利于她的证据，听证会的决定将不会支持她。在此情况下，他就建议徐宁撤回了投诉书。
——美国高等学府实行教授治校（Governance by faculty），在那种自下而上的教育制度中，教授拥有极大的自主权，行政无权干预学术。在学术自由的名义下，老师按自己的意思决定教学内容，课本采用、考试形式和内容，也按自己的标准评定成绩。当我还是研究生讲师时，就已享受到任课老师所拥有的那种有很大随意性的权力了。 这样的制度有利于创造百家争鸣的教学气氛，但它缺乏一个有效的制衡机制，使得老师在师生冲突中处于绝对优势，除非学生提出不可辩驳的证据，这个制度都假设老师是正确的。所以，学生往往很难把老师告倒。 但在通常情况下，若是老师滥用职权，制度就很难充分保护学生的权利。所以，选择研究生导师是一项高风险投资。若遇到的是冷酷无情的导师，那真是给折磨得死去活来，很多年都无法毕业。 我刚进入博士项目时，就已得到前人告诫，在校园里遇上其他中国同学，若也是博士生，初次见面，轻易不要起问：“你已来几年了？”或“你还有多久毕业？”因为这可能会触及到对方的痛处，引起不快。
诚实是学术生命线
在上文中，商学院副院长提到，仲裁决定将不利于徐宁，那还是为她的学期报告之事。这在美国人来看，是违背了学术诚实（Academic Honesty）的精神。美国大学非常强调学术上的诚实，而且是把剽窃和抄袭（Plagiarism）看成是学术上的犯罪，不少人为此栽了跟头。 在我读博士的第三年，国际商业专业新进了一个台湾学生——小陈，高高瘦瘦的，戴着一副厚片眼镜，嘴唇也厚厚的，看起来很忠厚的样子。他是自费留学生，来攻读科学硕士学位。他刚到时，就向我询问学校情况，我也很乐意帮助他。但因为大家都是学生，忙于学习，平时见面机会也不多。硕士学习一般只需要两年时间，很快他就要毕业了。可是，就在最后的学期，他却碰到了巨大的麻烦。 在宾州大学，科学硕士的学位有二种结束方式：或是完成一篇硕士论文，或是加修额外课程和完成一学期报告，小陈选择了第二种，因为学期报告不需要答辩，可以更快完成。他赶着完成学业后回去，因为留学美国对一般的台湾学生来说也是昂贵的，而且小陈的父亲正病危，他是独子，在家庭中责任重大。
但学期报告也要有指导教授，小陈找了国际金融教授泊萨当他指导教授。后来小陈却几次向我诉说泊萨的不公平。他的学期报告是评估美国杜邦公司在台湾投资项目的环境影响。泊萨教授对此没兴趣，而是要小陈去搜集台湾股市的数据，并做数据的分析。在一次讨论中，小陈争辩，这与他的论题没有直接关系。泊萨教授沉下了脸，说：你既要我当指导教授，就得这么去做。 小陈心中不服，觉得自己是自费读书，没有理由为教授的研究课题去当廉价劳动力。他想换库马教授为指导教授，而库马也同意了——我猜想库马当时并不知道小陈先找过泊萨，但后来应该会知道。教授们会互相通气，而且他俩又都是印度人。 最后，小陈完成了学期报告，并把初稿交库马教授审阅。而库马收到报告后，就去了图书馆，按图索骥，根据报告列出的文献索引，找到所有的参考书，借回来后细细寻找，结果发现文章中摘引了原文，虽然也提到原著者的名字，却没有用引号把原文句子标出。库马也不与小陈沟通，就直接捅到系主任那里，指控小陈犯了抄袭的错误。 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了。事件爆发后，小陈才来问我该怎么办。他知道抄袭有错，却不明白它的致命性。我给了他一些建议，但他不愿去申诉或无法等候整个过程。那时他父亲刚去世，他要赶回台湾办理丧事，也就再没有回来了。这样地，小陈浪费了两年的光阴和留学费用，没有拿到学位就离开了学校。 2003年6月3日，美国有重大影响力的《纽约时报》发布了一条重要新闻：执行编辑瑞尼斯和管理编辑波伊德同时宣布辞职。
这一消息在新闻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他俩为不久前暴露出来的抄袭丑闻所累，最后引咎辞职了。那是该报记者基生？布莱尔，一个二十七岁的美国黑人，先因抄袭而辞职。但此案并未了结。在后续的内部调查中，人们发现他所完成的七十三篇报道文章中，在三十六篇之中都存在着弄虚做假、抄袭和背离事实的情况。知情者进一步指责，说他的行为得到上司的纵容和包庇，这才导致编辑上层的改组。该事件对这家有着一百三十五年历史的老牌报社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且也促使整个新闻业界重新自我反省。 另一个是发生在高等学府的案例。波士顿大学大众媒体系主任约翰？许斯教授在一次给四百多名新生做报告时，引用了登载在《国民》杂志1999年11月29日期刊中的斯狄乐文章中的一段话，一共才六十四个单词，但他在引证后没有说明文章的出处。事后有个学生看到了此段话的原文，反映上去，说他剽窃。在质询下，许斯教授承认，他演讲时引用了他人的句子而没有说明出处，他的辩护理由是因时间仓促而疏忽。但这毕竟还是错误，结果他还是辞职了。 如果说，以上的麻烦始于剽窃或剽窃之嫌，那么北肯塔基大学的丑闻则属于另外一种性质。前不久，该校经济学教授理查德？斯耐德被解雇，另外两个金融学教授也被迫辞职。人们发现他们发表的文章中用了与他们过去文章中一模一样的句子。进一步的调查发现，他们从1995至2001年所发表的二十三个研究报告中存在着学术上以弄虚作假、抄袭以及以换汤不换药的方式来发表新研究的做法。
——美国在学术诚实上的道德标准之高，对违反规范者的处罚之重，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中长大的诸位读者所难以想象的。也许你会认为，抄袭这种事不算什么，许多人都在这么做，而且也不容易发现。请不要存有侥幸心理。这种行为，只要被抓住一次，你的学术生命就结束了，而且今天也有专门检查抄袭的电脑软件，别人真要来查你，是很容易做到的。 最后，我要给予来西方求学的中国学生一个忠告：同胞们，要警惕哪！
走上大学讲台（1）
我拿了学校的经济资助，因此要为系里提供劳务。这种工作通常有两种形式：或是研究助理，那是当教授的工作助手；或是教学助理，其实是承担教学任务。我更喜欢第二种，因为有独立工作的机会。由于情况特殊，我进入博士项目后的第二年就踏上了教学讲台。 我到宾州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在纽约度过，在中文报纸《北美日报》当工商记者，直到开学前一星期才回到学校。刚到家，就听到系主任秘书留下的电话录音，要我马上去见系主任。当天下午我就匆匆地赶到了学院办公大楼。
在系办公室遇到秘书璐比，她故作神秘，告诉了我最新消息：国际商学的三个教授，不约而同地都提出了辞呈。丹尼尔教授是去主持印第安纳大学的国际商学专业，奈教授已接受了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的教职位置，而克里西教授则去国际银行界发展。 在我读博士时，全球经济是方兴未艾，国际商学这一学术专业正在崛起，所以该领域的专业人才也就比较流动。像丹尼尔、奈、克里西这样的教授，都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而离去的，这对我们博士生的求学，却是极为不利的。 恰在这个时候，在我之前入学的三个博士生也都退了学：徐宁因与崔教授的冲突而离开了学校；美国学生安得鲁去一家共同基金组织做经理，他被年薪九万所吸引；还有一个印度学生要回去担任日本索尼印度分公司的财务总监。 璐比小姐还告诉我，系主任正在为我们国际商业专业的人事变动着急。因为事发突然，下学期连开国际商务课的教师都不够了。 我去见巴考斯基教授时，他显得很高兴。也正好快到下班时间了，他建议我们先去进晚餐，边吃边谈。然后他开着车，载着我去了镇上的一家意大利餐馆。 在那个时候，我只是人微言轻的研究生，却受系主任邀请，与他同坐一桌，共进晚餐，真是皇恩浩荡。我受宠若惊，不胜荣幸之至。在浏览了待者递上的菜单后，他点了龙虾套餐，而我却诚惶诚恐，只叫了一份最便宜的肉丸意大利面条。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