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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稣要被捕之前的一个晚餐。没有画家可以亲临其境，所以，不可能写实。那么，
唯一的根据是什么？根据《圣经·星夜·马可福音》的14章13节以后的几节。那是
在逾越节的餐桌上，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之中有一个人将要把我出卖。于是，
12个门徒你看我我看你，不可能吧？非常惊讶。门徒就问耶稣说：你是讲我吗？耶
稣也不说明。耶稣说，是你们问个人中间跟我同沾一碟佐料的那一个人。在西洋画
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画题，很多画家都画过，你要找门个使徒里面哪一个出卖
耶稣，只要找到一个人，他的腰间有一个钱袋，这个钱袋是鼓鼓的，他刚刚拿了30
块钱，每次都可以找到这个门徒。达·芬奇的画上——很大的一幅横的画，画在教
堂的餐厅里面——耶稣坐在中间，他的12个门徒，6个坐在左边，6个在右边，左边
的6个分成两个小组，3个人在一起，面面相觑，方为惊叹。耶稣在中间，他左右共
有4个3人小组的一个画面，神情非常惊讶，耶稣有一点哀伤。可是，这幅画，师徒
13人是坐在一张长桌子的前面，这很奇怪。为什么师徒吃饭要朝一个方向呢？当然，
中国没有问题啦，圆桌子当然就是360”，可是耶稣跟12个门徒都是面对着观众——
在画面上，同时他们是坐在椅子上，椅子还蛮高的，根据当时的情形，在罗马人的
统治之下，应该像罗马人一样席地而坐，同时师徒应该是面面相对，所以这不可能
是写实。因此，很多画家都不同意达·芬奇这样的安排。你找“最后的晚餐”这种
画，可以找到几十幅。我就看到好几幅，其中有一幅（的作者）是荷兰的一个画家
叫做雷克鲍茨。他比达·芬奇要早40年画这个题材，那就不一样了。他是画一张方
桌子，不是长桌子耶稣坐在这儿，他左右各有两个门徒，打横的两边，各有3个门徒，
这样一共10个，然后背对着观众、面对着耶稣的有两个门徒，所以，13人是坐在一
张方桌子的四面。因此，当日最后的晚餐到底是怎么坐的？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他
是宗教的场面，一半是要靠想象，就算《圣经》提供若干线索，也不可能写实。那
么，宗教如此，传说、历史也是如此。“鸿门宴”到底是怎么坐的，司马迁也并没
有讲得很清楚。所以，用同一个题材来写作，来绘画，有不同的后果。这就说明艺
术家的想象力是很重要的，因人而异。
我们看西方的绘画，最喜欢画圣母玛丽亚抱着圣婴——圣母与圣婴，Madonna
and Child。圣母可胖可瘦，也不可能写实。大致说来，也很滑稽的。画家的模特儿
长得胖呢，他画出来的圣母就比较胖；他的模特儿是瘦瘦的，画出来的就是瘦瘦的。
像拉斐尔画的圣母都是胖的，像艾尔格瑞科——西班牙的大画家，他画出来的，圣
母也好，圣徒也好，都是比较瘦的，那是不可能来写实。
西洋画里面还有一个很多画家要画的题材，叫做圣·乔治屠龙，圣·乔治是St
．George。基督教有很多天使。天使里有几个很有武功。其中有两大天使武功很好，
一个是圣·麦可，一个是圣·乔治。这位圣·乔治，据说有一次看见一位少女被一
条恶龙所困，受到一条龙的性骚扰。圣·乔治就策马提他的长矛去斗这条恶龙。这
个场面，很多画家都画过。拉斐尔就画过这样一个场面，在画的背景，是一个很纯
洁的少女在那里祷告，希望圣·乔治能够为她屠龙——把龙杀掉。圣·乔治在画面
上穿着白袍、青甲，面貌姣好。他骑的马也是白马。白，当然象征纯沽。圣乔治以
这样的姿态，挺起长矛来刺地上的一条恶龙。不过，那条恶龙并不怎么吓人，也不
很长，也不很邪恶；那匹马好像也置身局外，也不看龙，倒回过头来看主人，（好
像说）有侩子手。那条龙也不是很怕人。总之，这个画面好像并不是一场恶战。而
背景呢，风光明媚，好像是一个郊游野餐的好日子，不像是武士在屠龙的沙场滚滚
的场面。这是16世纪的画。到了19世纪的浪漫派的画里面，法国一个画家——你去
法国旅行，一百法朗的钞票上就是这位画家的像——德拉克洛瓦（E·Delacriox），
他的一幅画叫做《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自由女神率巴黎市民起来
革命》，自由女神率民而战。这位画家他也画了圣·乔治屠龙。是在两座山壁的峡
谷之中，那匹马是红鬃烈马，那个武士头戴红巾——红巾飘然，那条龙非常庞大，
很邪恶，那个少女是非常紧张，举手好像很绝望的样子，整个画面非常激动。浪漫
的激动跟古典的宁静成为一个对照，同样一个画题。所以，很多题材不可能用写实
手法来处理的。
我们平常创作，如果实际的生活经验把它写到作品里面来，那当然是最有把握，
可是我们为了要扩大我们想象的天地，往往到别的艺术家、别的艺术形式里面去寻
求灵感，寻找启示，转化为我们自己的作品，这是一个很广阔的天地。因此，我要
回顾一下我自己写作那么多年的这方面的一些经验。
首先我要讲到历史。历史是不可能经验的，可是呢，当然可以靠资料、靠知识
来加以认识，然后靠想象来加以重现，甚至加以新的诠释。这在中国古典诗人讲来
就有一个很大的题材——咏史，来描写历史。我写过一些诗，有一首叫做《刺秦王》。
就是荆轲刺秦王的一个场面，主要是根据《史记》。不过我所写的是荆轲刺秦王不
成，已经受伤流血，靠在秦廷的柱子上，快要死了，他心中的感慨。当时，他当然
想不到，日后有张良，有楚汉来反秦。我也写过飞将军，写李广，那也是从《史记》
得来的一些灵感。我有一首诗叫《梅花岭》，是用全祖望的《梅花岭记》来取材。
其他如《昭君》《秦涌》《黄河》等等都是从中国的历史或者地理里面来写。我在
写《黄河》那首诗的时候，没有去过黄河，我到现在也没有见过黄河。古典文学也
是一大来源，如果能够活用，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要活用，就是要能化古
为今，否则古典的遗产，只变成一把冥钞，没有用，你要化古为今，古典遗产才能
够变成现款。我写过很多诗，写李白——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也写过一首蛮
长的诗，来体会老杜晚年在湖南的心境，为了这样，我读过他晚年的很多作品，在
里面寻求一些启示。屈原，我也写过四、五首诗。我很高兴，后天我可能去汨罗江，
去向屈原凭吊。我的以古典为背景的诗中，有一首是《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这
就是要古今合在一起来写。这首诗我不朗颂，稍为讲讲其中的大意。一开头，我是
在台北，跟李白喝了酒，坐车南下，要到高雄去——在南部的都市。这个时候，李
白在开车，我坐在他的边座。我就劝李白，我说你刚才酒喝得太多了，因为刚才喝
的威士忌很强的，不像你们山东鲁酒比较淡。是汪伦那么热情，胡姬一遍又一遍向
你杯中斟酒。你不应该喝那么多，你要知道，肝硬化已经升高为第几名杀手了，最
近就有一位武侠小说的高手，因肝硬化而去世——那时候古龙刚刚去世。我说你不
要开得这么快。你如果要写游仙诗，你也犯不着把车爿’得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
水。我建议你去看一张史匹堡的科幻片，就等于游仙诗的经验一样了。正说着，后
面警笛声音响了。我说糟了，你超速，是90公里的，你怎么开到140公里了。你驾照
有没有？你又欠了酒债？你的驾照已经被酒店扣留，而且你的靠山贺知章又出国了，
没有人来保你，至于那些议员都被你得罪光了，高力士就找机会要报复，你现在醉
酒驾车，我看你怎么办？赶快跟我换一个坐位，否则你要罚6000块钱台币。你的诗
集都被人盗印了，看你怎么办？至于你现在还钱，也不必了，你现在也没有钱还我，
等到你的《蜀道难》这些诗集打官司，把钱追回来之后，再还我好了。我说你应该
开车要小心，因为高速公路的交通意外比安史之乱的伤亡还要多了。最后我叹一口
气说，唉！我应该坐王维的车呀回高雄的。因为王维的诗很慢，他开车也可能是慢
慢的。可惜王维一大早就去开会去了。开什么会呢？开“辋川污染座谈会”。（掌
声）这就是说，古诗要新写，把现代人的经验来加以诠释。传说也可以提供题材，
例如夸父、羿射九日、公无渡河这些传说也提供给我很多题材。绘画，也是一大来
源。我有些朋友是画家，他们的画也给我很多启示。有一位女画家，也是诗人——
席慕蓉——我想在座也有她的读者，她其实也是很好的画家。她画荷花，非常好，
也启发了我。新闻报道，我们看报纸的头条，报纸的消息——这一类的消息也激发
我写很多诗。有一年纽约大停电，就发生抢劫，有心人在时报广场分发白色的蜡烛
给大家用。我把纽约大停电之夜想象成罗马之衰亡、日尔曼蛮族的侵略。奥黛丽·
赫本，Audery Hepburn，60年代有名的明星，也就是《罗马假日》女主角，她去世
的消息也激发我写了诗。因为她前半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玉女，好莱坞之宠儿，后
半生，中年以后，她献身于人道主义，经常到非洲去援救那些难童、病童。更不用
说，电视在我们日常生活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对我们的视觉经验是一大冲击。常常
到了奥运会，尤其是冬令奥运会，冰上的舞蹈比赛，所谓figure skating，最能够
启发我。我为了看冬令奥运会，写了好几首诗。当然还有摄影。我有摄影的朋友。
同时有两年我的妻子也热衷于摄影，于是有一个妇女杂志就要登她的摄影作品，不
过有一个条件，就说要我写一首诗——有诗为证——我为了妻子的摄影，写了门首
诗，登了12个月。这些都是我们生活里面，尤其是现代生活里面，可以提供我们写
作题材，启发我们写作灵感的各种方式。
我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写实主义是非常有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路。不过，
凡事要靠经验——实际的经验才能写作，那么我们的想象力，尤其是同情的想象力
就相对地会变得微弱。如何发挥我们同情的想象，来补现实经验之不足，尤其是现
代作家的一个重要的、新的途径。
我的演讲就到此为止，并不是他递条子给我（注：这时主持人递上了一张观众
的提问条）。（掌声）
余光中答听众问
陈孔国 江堤 整理
听众：在您的诗歌散文和诗作中，常常提及湘楚，您的一句“蓝墨水的上游是
汨罗江”激动过无数的湖湘人。这次你好像是第一次来湖南，我想请问您，当您置
身湖湘之地，而且现在又是站在文化的中心岳麓书院给我们大家讲学，此时的感受
与您以前神游湖南的种种猜想有什么不同吗？
答：我虽然是第一次来到湖南，可是因为中国文化，因为古典文学的关系，湖
南对每一个中国的读书人说来都是那样神秘、美丽而又亲切。从最古代的《离骚》
一直到现代的小说，比如沈从文的《边城》，湖南都给人一个美好的印象、形象。
所以我这次来到湖南，虽然开头是下雨，我希望以后会有晴天。我还有一个多礼拜
的机会可以到岳阳、常德甚至于洞庭湖边、张家界的山上，去领略湖南各种美景。
不过，到现在为止，我已经非常领会到湖南朋友的热情以及湖南听众的热情，风雨
都无阻，而且打不散的各位朋友令我非常感动。尤其今天是在岳麓书院，每一个读
书人都会悠然怀古、肃然起敬的书院。想到当年朱熹夫子在此讲学，我觉得我也能
站在这儿是非常荣幸。朱熹是福建人，我也是福建人，所以并个是第一次福建人从
台湾渡海来到岳麓书院。（掌声）同时，朱熹夫子也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
源头活水来。”这个“活水”就是中华的文化，也就是每一个作家的同情与想象力。
不过，今天的“活水”似乎多了一点，而且是从天上下来。我要特别感谢刚开始时
候，湖南大学的同学们很精彩的朗颂以及刚才李元洛先生的精彩的背颂。（掌声）
听众：您的学术报告，引发我的忍考。因为我写诗也是多年。您满头的白发如
果说是引发人们纯洁的向往，那么您深色的西装就是引发我对人类命运的深层的思
考。我想跟你提的问题是，您的诗歌里面散文里面所涉及到了自身的命运，你是怎
么通过自身的命运来深层地思考民族的命运和人类共同的命运的？
答：谢谢2您刚才等于写了一首优美的小诗，您的赞美我觉得不敢当。我想我的
聪明，像所有中国作家的聪明一样，都是从汨罗江开始的。（掌声）《诗经》当然
是一个源头活水，不过那是集体的。而一位个人的诗人，像屈原这么伟大的诗家在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出现，那确实就在汨罗江。所以我认为汨罗江是一切一切作家
的蓝墨水，不论你现在用什么，用电脑，用网络，总之汨罗江是一个上游，是一个
来源。至于您后来那个问题很庞大，也非常复杂，我只能简单地说一下。请你再讲
一下（您的问题的最后一句）。
听众：就是您如何通过自身的命运来思考民族的命运和人类共同的命运？
答：我想每一个作家他当然会放眼全人类，认同整个民族。不过他的作品必须
从个人的经验出发。我的命运也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命运。不过呢，海峡两岸曾经
有几十年的隔离，50年的隔离。希望将来能够再度结合，不要因为50年的政治而忘
掉了、而抛弃掉五千年的文化。（掌声）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分裂或者隔离有长于
50年整，所以只要能够坚定民族的信念，拥抱中华文化，那么一定可以渡过难关。
所以我的命运只是千万、亿万中国人命运的一个例子而已。所以我历年来写那么多
诗跟散文，像刚才湖南大学学生朗颂的《乡愁四韵》，或者《民歌》，或者《乡愁》，
这些都是我在诗里面为自己喊魂，把我的魂魄喊回来，把我的汉魂唐魄喊回来；否
则，在这个西潮，在世界的整个乱局之中会丧失我的自我。讲中华文化比较空泛一
点，对于一个作家讲来，把握中华文化的把手，应该就是中文。无论政治怎么改变，
无论形态如何差异，中文，美丽而悠久的中文，是结合所有中国人心灵的一条长河。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用中文来写作，都负有重大的一个任务，要把中文写好，不
要让李杜的中文到我们手里沦落为过分西化，或者大生硬，或者大繁琐的一种语文。
有记者有一次问德国的作家托马斯·曼——他在二次大战期间流亡到美国去——你
离开祖国有什么感想？他说，凡我在处就是德国，那里就有一个作家的抱负。凡一
个作家到什么地方，他能把握自己的语文，能够拥抱自己的文化，那个地方就是中
国了。所以我的信心就是在我的语文之中。我在诗中怀乡，我在诗中唤醒古典的背
景，我在诗中向李白说话，向苏东坡诉说我的心情，这都是一种怀乡表现。
余光中：有一位朋友问（回答纸条上的问题——编者注），记得您写过一篇文
章，叫做《降五四的半旗》，对五四文化的评价有扬有弃，他问我，台湾、大陆对
五四新文化的传承有何异同？并让我展望一下世纪之交的发展等等。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世界上任何题目都是内行觉得太大，外行觉得太小。
我年轻时候是写过一篇文章，叫《降五四的半旗》。那差不多是40年前写的了。那
时候我只有30岁，是少年气盛。那篇文章里我说五四那个时候，中国文学的现代化
还不够彻底，输入西方的新的文艺的风格还不够地道。那时候我是一个参加甚至推
行中国文艺现代化的一员猛将，勇往直前。当然，后来因为我自己的看法变了，年
龄也增长了，对于五四的评价也改变了。我后来非但不以五四的不够彻底西化引为
憾事，反而觉得五四的现代化提倡的几样东西：德先生，赛先生，白话文，值得肯
首。白话文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赛先生比较容易接受，因为科技的发展拿来就可以
了，可以迎头赶上。德先生，democracy，就比较复杂一点，我认为两岸都还可以努
力，在这个德先生方面再作些追求。除了这三样东西，当时把孔先生丢掉了。当然
孔先生后来的遭遇就更多，我们都知道。所以，如何在德先生、赛先生之外，在白
话文运动之外，回头再来重新认识孔先生。这孔先生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的传统的
孔孟，意味着儒家的新的生命，甚至于中国其他的思想，道家，或者是佛家的生命，
如何结合成为一个新的中华文化。这一点在海外有很多学者，包括我的许多朋友，
他们追求的是新儒家的一种思想。所以在10年前，1989年，我在高雄曾经举办过一
系列的活动，叫做“五四，祝你生日快乐”。其中有一个晚会——五四晚会，副标
题就叫做“德先生、孔先生、赛先生”。我想新的世纪就要来到了，我们现在就在
孔先生的文化最有纪念意义的岳麓书院，让我们在接受赛先生、追求德先生之余，
来重新认识孔先生。这孔先生不完全是儒家，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醒思。我
希望在座的朋友都能够好好地思考一下。（掌声）
听众：余先生，您好，我很喜欢您的诗文，特别是那首《乡愁》，因为我现在
就是一个离家的游子，刚好是出差经过长沙，有幸在这个秋风秋雨的时候来聆听您
的讲演。我想这会给我一个比较惬意和别致的回忆。在您的字里行间，饱含着浓浓
的乡愁和深深的乡恋，以及对祖国大地的热爱。这使我想起闻一多先生的一句话。
他说，诗人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余先生，您在台湾被誉为艺术
上的多妻主义诗人，当初您是以浪漫主义诗人的姿态来转入现代派的这一类，然而
后来，就是您在美国的那段时期，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