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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太后。“泣血”亦不典，或者由评丁卯的诗：“却赖汉庭多烈士，至今犹自伏蒲论”而来，以“泣血”之泣来强调“烈士”之烈。
这句诗中，梁启超用意最深的是改掉“青”字，抹煞“青蒲”即所以隐瞒林旭曾有向慈禧力谏之意。因为这表现了林旭调和两宫的本心，变成妥协主义。而梁启超要表现势不两立的战斗精神，当然要隐藏林旭的真心本意。末一字改“补”为“用”，亦所以表现并无商酌的余地。
再谈第二句：慷慨难酬国士恩（原作）
慷慨何曾报主恩（改作）
原作及改作酬报深恩的对象，虽皆为光绪，但报恩的原因大不相同。这一点于林旭的原意，颇有出入。就诗论诗，是点金成铁；就事论事，是抹煞作者的心迹。仅就前者而言，梁启超已经愧对故友了。
按：林旭的原意是“国士待我，国士报之”，报恩是因为光绪以国士相待，并非由于光绪是皇帝的缘故。作诗讲究贴切，切人切时切地切事，不独移用不到他人身上，即为其人，亦移用不到他时他地他事。此即是宋诗精髓。
照梁启超一改，则是一般化了，凡为臣子，无不可用。化特殊为一般，恰就是梁启超改诗的用意，以君臣大义立论，则人人当奋起勤王，黄彰健：《戊戌政变记》记林旭此诗头两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其言“报主恩”，与梁撰《谭嗣同传》“酬圣主”语气相同。恐系梁有意窜改。
我完全同意这个说法，所谓“酬圣主”之语见梁启超所撰《谭嗣同传》：（八月）初六日，变遂发。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划，而抄捕南海馆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词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捕。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东游。君不听，再三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
第三章狱中壁诗（1 ）
以下即记谭嗣同狱中壁诗。六君子在狱中情形，只有间接传闻，如唐恒的八十韵长诗所记，今参以汪精卫所言，足证唐恒所记为实录。汪虽亦为间接传闻，但身在狱中，所得较唐更真切，故益可信。
汪精卫银锭桥刺摄政王载沣事败，以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与立宪派暗中有往还，汪得不死，系刑部狱。凡入刑部狱者，均为钦命要犯，软称“诏狱”，俗名“天牢”。清朝的刑部，系就前明锦衣卫改建，其下有镇抚司，原掌本卫刑名。永乐时增置北镇抚司，凡特殊事件，得由北镇抚司任意处理，为明朝暗无天日的特务组织之滥觞。
记狱南北两监，北监即北镇抚司旧地，有参天老槐，乃杨椒山手植。狱屋阴森凄黯，墙上每多黑紫晕迹，乃忠臣烈士的碧血。狱卒谈往事，虽前明佚史，历历可证。汪在狱中，与一老狱卒刘一鸣相善，会作一文记其人，题目甚隽雅，名为“故人故事”。刘一鸣尝看守戊戌六君子，所以汪精卫所言与梁启超所作为宣传用的传记，颇有异词，黄秋岳的《花随人圣摭忆》，谓之为“字字实录”。今据黄秋岳所记，条录如下：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可惜刘不文，不然可为之笔录，必不止“望门投止思张俭”一绝而已也。
林旭，秀美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
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林闻哭，尤笑不可仰。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甚。
刘光第曾在刑部，习故事，慰之曰：“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既而自西角门牵出，刘知故事，缚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乃大愕！既而骂曰：“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愦乃尔！”
同死者尚有杨深秀、杨锐，无所闻。
谭嗣同题壁之诗，取煤屑书于粉壁上，自是不久即湮没，墨迹不存，无可印证，所以梁启超得以大改特改。观其“终日绕行室中”，苦吟不已，则知谭以自分必死，欲于此极有限的余生中，表明心迹，一句一字皆自肺腑中出，留待后世论定其真面。是故梁启超改他的诗，即是抹煞他的苦心，谭嗣同地下应有余憾。
至于康广仁，据梁启超为他所作的传说：被逮之日，与同居二人程式、钱惟骥同在狱中，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程钱等固不知密诏及救护之事，然闻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厉声曰：“死亦何伤？汝年已二十余矣，我年已三十余矣，不犹愈于抱病岁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则中国之强在此矣，死又何伤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国变法皆前者死，后者继，今我国新党甚寡弱；恐我辈一死，后无继者也。”君曰：“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矣，何患无继哉？”
神气雍容，临节终不少变。
据此，则康广仁则是慷慨成仁，从容就义，兼而有之。汪精卫所闻，却又是如此茸窝囊，直如两人。平心而论，汪精卫述谭、林的态度，既已可以证明真实不误，则转述康广仁的神态语言，亦自可信。我们找不出汪精卫对广仁有何嫌隙，即绝不能武断汪精卫在厚诬康广仁。
当然，康广仁死得冤枉。据康有为自编年谱，完全归咎于文悌，其言如此：政变之狱，一以文悌之折为案据。先是四月大阅，吾与幼博出西直门视之，还游极乐寺，入西直门，经文悌之宅，吾顺为幼博访之，后文悌直入室，来视吾疾，幼博陪之，舆论变科举数言，文悌劾吾，竟牵及幼博名，自是京师无不知幼博者，谣谤之兴，乃至谓幼博出入内廷，曾有乾清宫门遇之者，辗转传述，或信为真，故旧党泄愤，遂及大戮。而杨漪川亦以文悌劾之，有不可告人一语，遂致京朝谣言满听，吾及漪川之祸，皆出于此。
文悌在《清史稿》中，与吴可读、安维峻并列一传，许之为名御史，此人字仲恭、姓瓜尔佳氏，虽为笔帖式出身，颇有文采。康有为本来是想跟他结纳的，《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文悌传，载其于王照一案，礼部六堂尽罢后，上折云：康有为向不相识，忽踵门求谒，送以所著书籍……明似推崇孔子，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乃知康有为之学术，正如汉书严助所谓以春秋为苏秦纵横者耳！
以下叙他与康有为相晤，劝他改过。不意又私聚数百人立保国会，接着又说：曾令其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于度外，康有为亦似悔之。又曾手书御史名单一纸，欲臣倡首鼓动众人，伏阙痛哭，力请变法，当告以言官结党，为国朝大禁，此事万不可为。以康有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事，已足骇人听闻。而朱伯鲁、杨深秀，身为台谏，公然联名庇党，诬参朝廷大臣，此风何可长也？伏思国家变法，原为整顿国事，非欲败坏国事，譬如屋宇年久失修，自应招工依法改造，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倾倒，而曰非此不能从速，恐梁栋毁折，且将伤人，康有为之变法，何以异是？此所以不敢已于言也！“
于此可知，康有为本想结纳文悌，而文悌反过来告了康有为一状。这一状没有告准，斥回原衙门行走。这是对言官合法的最严厉处置。文悌由户部郎中改御史，回原衙门即仍回户部候缺。
及至政变既作，文悌走李莲英的路子，得以外放河内知府。此人人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恶之者丑诋万端；但亦有人说他颇能持正，郭则《庚子诗鉴》云：戊戌新政，朝臣多腹诽，其抗章谏阻者，惟仲恭侍御文悌，以是斥罢，寻又起出守豫省，故事郡守以下见长吏皆屈膝为礼，仲恭独持不可，曰：“令典未之载也！”庚子之乱，感愤时事，榜所居曰此处停灵，人目为怪，步啸梧司马和仲恭庚子感事四律有云：“相勖此身同效死，悲风先过北邙山。”当即指此。
文悌的诗，亦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诗不成诗；一种则诗笔清奇，诋之者亦录其《扈送慈禧太后回京跸路》题壁四首云：插足尘中客乘虚，独寻僻地暂闲居，到门尚有衣冠客，薰穴微闻征辟书。岛国累人追窜鼠，泥涂笑我驾疲驴，归来倦倚楼窗看，绕屋风芦绝倒如。
为看青山一卷帘，楼中景物望中添，槐柯众蚁才梦醉，灯火飞蛾枉附炎。置兔都因贪捷跃，网鱼应悔不深潜，举头明月群星淡，皎洁清辈爱素蟾。
第三章狱中壁诗（2 ）
第一首“岛国累人追窜鼠”，殆指清廷多方追捕逃在日的康有为等：“薰穴微闻征辟书”，可能指开“经济特科”。凡天子亲诏以待异等之才，称为“制科”。清朝制科凡三举，一为康熙己未，一为乾隆丙辰，皆为博学鸿词，故称“词科”。举词科之意，在笼络高级知识分子，使岩穴之士，亦受禄位羁縻。实际上即是瓦解前明遗民志士的反清组织。此意在己未更为明显。
“经济特科”亦为制科之一。当变法之际，贵州学政严修，请举此科，下总理衙门及礼部议奏。奏未上而变法失败，经济特科自然不必谈了。辛丑议和，赔款商定，回銮有期，乃下诏复开经济特科，但至光绪二十九年方始举行，由张之洞主持。梁士诒因姓名“梁头康尾”（康有为榜名广诒）而被黜。取一等九人，张一第二；俞曲园之孙，平伯之父陛云第八。二等十八人，诗人陈曾寿为殿。此科实敷衍舆论，草草了事。而张之洞谓其门生：“你们这一榜阔极了！”意思是物以稀为贵。三年出一个状元，而乾隆元年丙辰，至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相隔一百六十七年始再举制科。
“薰穴”之典出《庄子》：“鼷鼠深穴神丘之下，以避薰凿之患。”以开经济特科诱使岩穴之士入彀，犹之乎薰鼠以使其不能安处穴中，此是应经济特科者为鼠辈。翁同日记戊戌五年初三：“文仲恭（悌）送诗骂余。”文悌喜作诗骂人，而观乎“薰穴”之语，可知其人为刻薄一流。
第二首两联，骂四种人：一、“槐柯众蚁才梦醒”，指大阿哥溥俊被逐。
二、“灯火飞蛾枉附炎”，骂赵舒翘等一班明知义和团为非，但趋附载漪、刚毅，以致被祸。
三、“置兔都因贪捷跃”，捷跃犹言躁进，此骂四京卿，兔贪捷跃而入置。
四、“网鱼应悔不深潜”，这也是骂康有为。言戊戌八月初搜捕新党，布置不周，行动不速，以致康有为漏网。自然也兼骂戊戌政变幸得无事诸人。
相形之下，倒是三、四两首，悱恻温柔，后胜于前：乱树丛中昼闭关，药卢茗碗任萧闲，眼前光景随缘法，耳畔秋风任往还。酒国尽堪容盛世，书城何必住名山，乡鸡午唱惊浓睡，心在巢由沮溺间。
我思无极独哀吟，旷野人稀草树森，世事如云殊变化，禅机指水悟深沉。衔泥燕又营新垒，避网鸿宜有去心，凭个书楼石城下，未妨拥鼻日登临。
现在回头再来谈“四京卿”。按：清朝自雍正七年设置军机处后，大学士即非真宰相。辛酉政变，两宫垂帘，恭王以亲藩掌枢，军机大臣进一步建立了固定的制度。第一，以亲贵为军机领班。第二，军机大臣为四人，连领班共五人。相传枢廷忌满六人，否则必有一人亡故出缺。第三，四大臣两满两汉，两汉则一北一南，如先为李鸿藻、沈桂芬。光绪十年以后为孙毓汶与笔者叔曾祖恭慎公，甲午以后稍有变化，但大致亦须论地域、讲资格。总之，军机大臣的进退，牵涉甚多。所以光绪决定在军机章京方面稍作更张，而且只添新、不废旧，以期阻力较小，集事稍易。
自戊戌七月十二日起，光绪召见陈宝箴荐举，可任新政的官员，不下十员之多，最后选定四名，于七月二十日降旨：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
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说光绪用这四个人，完全是因为他的关系：上之用林旭，以其奏折称师，知为吾门生。上之用谭嗣同，以其与我同为徐学士及李园（端芬）尚书所荐，皆吾从也，故拔入枢垣。杨刘为楚抚陈宝箴所荐，而陈宝箴曾荐我，杨漪川又曾保陈宝箴，上亦以为皆吾从也，而用之。时谭复生实馆于吾，林暾初（旭）亦日日来，上意有所欲传，吾有所欲曰，皆借谭林通之。时李园奏荐甚力，上以忌西后未敢显然用，故用谭林杨刘代之，上之意极苦矣。
此亦不免大言炎炎，借此装点。其实光绪所最欣赏的是杨锐，而杨锐与谭、林并不甚洽。据杨锐致其弟肖岩信中说：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而康梁二人，又未见安置，不久朝局恐有变动。
此函作于七月二十八日。所谓“新进喜事之徒”，由措词可见其轻视与不以为然之意。而对“康梁二人，又未见安置”引以为忧，则心目中亦认定康梁无非猎官而已。
同函又云：每日发下条陈，恭加签语，分别是否可行，进呈御览。事体已极繁重。而同列又甚不易处。刘与谭一班，兄与林一班，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
按：军机章京例分头班、二班，四京卿轮值，亦即与康有为的主张不合。谓“林则随事皆欲取巧”者，必是林旭在加签时，将康有为的意见，夹带在内，而杨锐不以为然，“强令改换三四次”，则其持重亦可想见。
“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两语，亦深可注意。按：四京卿的任务及所能发生的作用，在当时及后世，一直被夸张而致失实。如刘光第家书所言：同……四人，不过分看条陈时务之章奏耳。因有“参与新政”四字，遂为嫉妒者诟病，势如水火，将来恐成党祸。
第三章狱中壁诗（3 ）
可知所谓“参与新政”的真相，职权其实有限。而康有为则务为夸大，意中若谓，用其门徒参与新政，实为便于其主持新政的一种手段。此则仿佛以甲申以后的醇亲王自居了——光绪十年甲申三月，恭王领枢，以盛是一疏，全班被逐。军机用礼王世铎及孙毓汶，实皆听命于醇王。醇王以光绪本生父，不便任何主持大政的名义，康有为则以为慈禧所恶，此时亦不便任何主持新政的名义，故而隐居幕后以待时。他希望时人有此错觉，就必得夸大招摇，而益为旧党所嫉。袁世凯谓赞成帝制者，置其于炉火之上。我则谓康有为之于四京卿，直是有意推之于绝岭断崖，而己蹑其后，成则自居首功，败则犹可抽身。我很疑心光绪嘱康有为离京赴沪办官报，是他自己筹好的一条退路。这不是我故意探求，实在是康有为鬼蜮为心，奸诈百出，不能不令人随处皆疑之故。
兹由前引杨锐、刘光第两家书，参以光绪的两次朱谕，大致可以想见当时的情形：第一，光绪推行新政，虽有彻底改革的决心，但在做法上却是缓进的，一方面诏求直言，广采舆论，作全盘改新的准备；一方面择可行者先行。此所谓“可行”，即以不致激怒慈禧太后为原则。至于彻底改革的时机，要等到筹得能尽罢“老谬昏庸”之大臣，“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的善策，才谈得到。此看光绪所赐杨锐的密诏，自然明白。
第二，四京卿基本上仍是军机章京，不过指定了专看“时务条陈”的任务。赐杨锐密诏中指示，有所陈奏，仍由“军机大臣代递”，可知光绪并无意推翻原有体制，以四京卿代替军机大臣。可知任命四京卿为革新的做法，而非革命的做法。
第三，光绪亦无凡行新政，必从康有为意见的想法。相反地，杨锐对林旭的签，常“强令改换三四次”，而光绪向用杨锐，此可见宸衷总以持重为主，不取盲目急进。
第四，林旭希望利用看时务条陈加签的机会，实现康有为的主张。而谭嗣同意不在此，此所以“在值尚称安静”。不知“最党康有为”的谭嗣同，别有不“安静”者在！
总之，武装夺权为康有为、谭嗣同及徐致靖父子的主张。四京卿中，林旭曾与闻其事，但并不十分热心，更反对谋诸于袁世凯，杨锐、刘光第则根本不知。所谓“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与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的“衣带诏”，断为伪造，亦更明白。因为果有此诏，杨锐一定会声明“不奉诏”。对拟时务条陈之签，“所答有甚不妥当者”，杨锐尚且强令之三四改而后上，谓其能奉措词如此不妥当的密诏，其谁信之？杨锐的一条命，实在是送在康有为手里的。而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对杨锐犹深致不满。只好说是前世冤孽，命该如此。至于谭嗣同，我不知道他看了林旭的诗，是不是悔悟听信康有为武装夺权的计划为失策，但死无怨言，来得光明，去得磊落，即此一端，已足不朽。而与康有为并论，其贤愚不肖，亦彰彰明甚。
关于武装夺权，康有为有一把如意算盘，倘能成功，扶光绪登午门宣诏，是一次新的夺门之变，他就是另一个徐有贞。及至见事不谐，款段出都，先期避祸。至于谭嗣同，则早就存着成与不成皆牺牲的决心，此亦有诗为证。他的《莽苍苍斋诗》有一首《儿缆船并叙》，其叙如下：友人泛舟衡阳，遇风，舟濒覆。船上儿甫十龄，曳入港，风引舟退，连曳儿，仆！儿啼号不释缆，卒曳入港，儿两掌骨见焉。
诗为乐府，应分三段：北风蓬蓬，大浪雷吼，小儿曳缆逆风走！
惶惶船中人，生死在儿手。缆倒曳儿儿屡仆，持缆愈力缆縻肉。儿肉附缆去，儿掌惟见骨。
掌见骨，儿莫哭！儿掌有白骨，江心无白骨！
我相信，这“十龄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