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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冒险行动。其实慈禧的心态和李鸿章一样，知道自己也活不了几年了，因此只要不多生事端，能拖一天算一天，等拖到自己闭了眼，只要大清不亡在自己手上就行了。
满族权贵当然不敢指责慈禧，于是顿时将矛头全都指向了李鸿章，纷纷指责李鸿章勾结海外华人，图谋造反，并又翻出李鸿章甲午战争时期的旧帐，甚致有人在李鸿章的府宅门口贴告示骂人。李鸿章这次病倒，和这也有一定的关系。
其实满族权贵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明面上是反对海外华人，而实际上是希望借这个机会，扳倒几个汉族大臣，从而将朝廷的权力都收陇到自己手里，让清廷再回到满族主导的时代。
但满族权贵是以反对海外华人名议为号招，因此如果李鸿章一死，清廷就少了一个可以阻止他们的重臣，而慈禧碍于自己的立场，也不能强硬的对待满族权贵，很可能会被满族权贵所裹胁，5年前的庚子国变，从一定程度上说，慈禧也可以算是被满族权贵裹胁着走上错误的道路，等到慈禧明白过来的时候，局势己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虽然军机处里还有张之洞在，但张之洞的威望、人脉和李鸿章相比，都相差颇远，而最重要的是张之洞缺乏李鸿章那种敢担当的气魄，过于自惜羽毛，当然说白了就是没有替朝廷背锅的决心，因此真要是局势到了关键时刻，张之洞选择的往往是明哲保身，而不是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是靠不住的。
由其是现在，远东的局势己到了关建时刻，华东政府也是参战在即，如果清廷在这个时候给华东政府捣乱，也确实是很头痛的事情。不过华东政府也没有把让清廷安份下来的希望寄托在李鸿章一个人的身上，早早的也做了两手准备，就是河湖根据地的成立。
成立河湖根据地，不仅仅是华东政府扩大势力的举动，同时也是为了将来和清廷彻底翻脸做准备，参谋部早就作出了计划，一但华东政府参战以后，清廷要来捣乱，那么就可以利用河湖根据地来牵制清廷，让根据地迅速向河北省扩展，迫使清廷将力量都投入到应对河湖根据地，而让华东政府能不受干扰，全力应对东北的战局。
经过了近3年的发展之后，现在河湖根据地的区域己不限于河南、湖北两省，而扩展到了河北、安徽、江苏、山西等地，并成立了3个分支，完全控制的核心区域达6万余平方公里，而实际控制区域共计达18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500余万。而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也达到7万余人，共编制了3个师，8个团，另外还包括大量的民兵部队，在短时间內，可以扩编到12万军队，这都是不计算在人民军的编制内的军事力量。尽管装配较差，枪支的拥率只有7成多，炮兵更是极少，但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
由其是目前河湖根据地己将控制范围扩大到了正定府，也就是石家庄市一带，距离北京只有120余公里，当然目前主要还在乡村活动，并没有占领县城，但只要华东政府一声令下，三天之内可以确保拿下控制区内的所有府州县镇，进而危胁到北京的安全。
参谋部在认真分柝了局势，并且作了两次军棋推演，认为既使在华东政府参战之后，清廷与华东政府为敌，也不会对华东政府造成太大的影响。只靠河湖根据地就足以拖住清廷了。
第三三零章 海归（一）（）
另一消息则是从日本传来的，不过这是夏思痛发回来的。
上次到青岛访问的革命者代表团回到日本之后，将自己在青岛的见闻写成了书册，在日本的中国革命者中广泛的传播，并且由黄兴领头，加上其他人一起，再次成立救国义勇队，号招在日本的中国革命者到青岛参与救国自强的工作。
而这也在日本的中国革命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本来华东政府在日本有一定的知度，只是大部份人对其所知不多，而访问青岛的革命者代表团在日本的中国革命者中都是有一定声望的人，因此他们出面号招，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招集到了3、400人，还有不少人由于暂时脱不开身，没有加入，但也或是托人，或是来电报、信件表示要报名。
见己经招集到了3、400人，而且还不断的有人报名，因此黄兴、夏思痛商议之后决定，先组织一批人，由陈天华、徐锡麟、秋瑾三人带队，到青岛去，而黄兴、夏思痛仍然留在日本，继续招集人员。于是夏思痛立刻发电报给青岛，告诉华东政府日本这边的情况。
收到了夏思痛的电报之后，华东政府也同意他们的建议，因为现在正是用人之际，而日本的中国革命者都可以算是有文化知识的人，正是目前华东政府最缺少的人材，因此华东政府立刻回电让黄兴、夏思痛等人确定第一批来青岛的人员数量、名单。青岛这边会汇来船票钱，并安排接应。
三天以后，夏思痛再次发来电报，确定这次来青岛的共有278人，及人员的名单。不过青岛和日本没有直通航线，因此只能从上海转船，于是华东政府又向上海新区下令，让上海新区负责接待这批日本的中国革命者，并且安排商船将他们送到青岛来。同时将他们正式称为日本海归者。
上海新区的负责人杨育新收到青岛行政院的命令的时候，日本海归己经定好了归程的船票，将在3天之后到达上海转船，但问题是现在上海新区的航运公司派不出船来。
原来华东政府为战争准备了大量的物资，其中大半的物资都是通过上海新区购买的，然后再转运到青岛。因为上海不仅是这个时代中国的商业中心，而且兼有长江水道和海运的便利，因此南北的经济交流的汇合点，而华东政府所需要的物资如粮食、药材、木材、布匹、铁矿石等物资大半都需要从南方购买，上海新区自然就成为中转站，而上海新区不仅要负责定购、谈价等工作，而且还要安排船只运送物资。
虽然航运公司的业务不该杨育新负责，但物资的调运都由杨育新主管，因此杨育新也对航运公司的运营情况也了如指掌，由于华东政府购买的物资太多，现在青岛到上海之间每天都还有大量的人员来往，而且随着华东政府参战的时间临近，物资不禁越来越多，而且还要尽快运到青岛，好供调配，因此现在航运公司己经有一些不堪重负，轮船的航班日程己经排到了6、7天以后了。而且在未来2、3个月内，还有大量的物资会运抵上海新区来。
收到了青岛行政院的命令之后，杨育新也立刻和航运公司进协商，要求他们争取能够挤出一班客船来，但航运公司也十分为难，因为各航都已经确定好了，一但发生改变，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牵扯到后面的航班计划都需要调整，这样一来航运公司也很难工作，因此航运公司经过检查以后，认为至少在五天以内是挤不出航班，而五天之后，还要视其他各航班的情况而定。和铁路运输相比，航运由其是海运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稳定性太大，一个是海运受客观环境的影响较大；二个是轮船的维护和修理变数太大。
而且现在航运公司的主要业务还是以货运为主，客运只占小部份，专门的客船并不多，而多是客货两用船，这样船舶都是以运货为主，载客量并不大，一般在300人左右，因此要将这一批日本海归都送到青岛，需要一整艘船才行。但将这批人留在上海等船也是一件麻烦事，
虽然上一次的访问团谈也是由上海新区负责接待，而且还在上海新区停留了2天，但上一次的访问团毕竟只有20人，而这一次却是近300人，接持也是一件麻烦事，因为接持这些日本海归的标不能太差了，总不能让这近300人都去挤大通铺吧。而且接持费用都是由上海新区政府买单，这可也不是一个小数字。
杨育新做为上海新区的负责人，不光是为华东政府购买物资，还要为上海新区政府的经济利益负责，不过这几年来，他在发展上海新区经济方面的成绩不小，这三年以来，上海新区的纳税额在华东政府的城市中都是排名前5位。但严格来说上海新区还不能算是一个城市，而只是一个区，因此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也算是十分难得。
当然上海新区本身背靠着上海这个大平台，同时又是华东政府对外经济的一个中转站，这些都是上海新区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但杨育新的执行、决策力也同样是功不可没的。现在上海新区定居，或长期居住的穿越者超过100人，密度之高尽次于青岛；其中行政公职人员为32人，还包括上海办事处的7人，而其余全部是在上海新区投资创业的穿越者，再加上一批并不在上海长期居住，但也在上海新区投资的穿越者，实际在上海新区投资的穿越者也超过了百人，穿越者注册的公司、企业达76个，这两个密度数字，在华东政府都是第一。
虽然这不到300日本海归的接待费用，上海新区到也不是负担不起，只是杨育新并不愿花这一笔冤枉钱。另一方面，上海新区马上有一批新的客人要接待，日本海归如果留在上海，有可能会挤占了一部份客旅资源。
在航运公司商议了一天，也没有什么结果，杨育新也只好放弃立刻将日本海归送走的打算，转而考虑怎样安置他们的问题。
回到自己的住所，在晚饭的时候，杨育新也和妻妾们谈起这件事情，也免不了发几句牢骚话，什么“上面一句话，下面累趴下”、“行政院动动嘴，自己要跑断腿” 之类。
其他人到没说什么，白流苏忽然道：“首长，我们自己的船忙不过来，可以租用别的船啊。”
蒋怡也道：“是啊，你平时的脑子很灵活的，怎么这会钻了牛角尖了，上海又不是只有我们一家航运公司跑青岛的，还有轮船招商局，还有太古轮船公司，租他们的船用了，救一救急也好。”
杨育新道：“你们以为我没有想过租船吗？但租船的价格太高了，而且在青岛那边也不好说啊，我在上海干了3、4年，航运公司也是我的政绩之一，结果到了要用的时候，船却不够用了，这不是让我的脸上没有光吗？”
白流苏道：“首长，价格的事情我觉得到是好说，因为在两天前我看见报纸上说，太古轮船公司的天津航线生意很不好，现在有5、6艘船都空出来了，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去租船，应该是可以租个好价钱的。”
杨育新听了，心里到是动了一动，如果真的像白流苏所说，现在去找太古轮船公司租船，确实是可以压低租金。并且到是还可以缓解一下航运公司的船只不足的困境。
而这时蒋怡又道：“我也觉得租船没什么好丢人的，现在是非常时期嘛，并不是正常状态，因此航运力量不足也是合理，如果按照现在的航运量准备船只，那么在战争结束之后，就会空置大量的船只。而且现在上海的首要工作是保障购买到我们需要的物资，并且及时的送到青岛去，只要是达到这个目标，其他的都是次要的，而且怎么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更不重要了，现在我们好像积压了不少物资吧，还不想办法尽快解决，这才是最大的失误，如果你还有顾忌，不妨把租船当做一个建议，发给行政院，我估计行政院是肯定会答应的，这样有行政院给你背书，你的责任也要少得多了。”
杨育新点了点头，道：“这到是个好办法，我马上就拟稿，连夜就发给青岛行政院。” 顿了一顿，又转头对白流苏道：“流苏，你明天去一趟太古洋行，先和他们谈一谈租船的意向。”
虽然现在白流苏是蒋怡的助理，但由于他的办事能力强，因此杨育新有不少事情交给白流苏去办，毕竟是自己人，办事可靠一些。而蒋怡也并没有太在意，反正肉是烂在锅里。
现在服装公司的运营己经走上了正轨，发展势头也很不错，己经开始盈利了，因此蒋怡的工作也轻松了不少，到也并不需要白流苏帮助自己，而杨育新的事情却多了起来，于是干脆让白流苏去帮杨育新。而自己手上的事情，则选出一些交给苏雯秀，苏雯绮去办，一来是不希望这对姐妹闲着没事干；二来是想把她们也培养出来，这样家里能办事的人就多了，将来也有足够的人手扩大家族的产业。
第三三一章 海归（二）（）
果然杨育新连夜给青岛行政院发去了租船建议，到到第二天下午，就收到了行政院的回复，同意杨育新的建议，并且说明当前一切以备战为主，保障物资的供应。
而下午的时间，白流苏也回来向杨育新汇报和太古航运公司协商的结果，太古公司同意，如果华东政府能一次租船在10艘以上，愿意以7折的价格，租船给华东政府，并且还和白流苏草签了一个初步的意向协议。
看完了白流苏带回来的意向协议，杨育新也十分高兴，因为一但要确定租船，肯定不止是10艘，而7折的价格己经非常低了，利润确实不高。其实这个时候上海的几家航运公司的价格都差不多，可以保证一定的利润，但也没有暴利，只是用自己的航运公司，是肉烂在锅里，利润还是在华东政府内部。而太古能将价格降到7折，确实是没有多少利润空间了。
上海的航运市场格局的形成，也是几经变化，最初是以太古、怡和两家为首的国外资本为主，后来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强势介入，形成三足鼎立的局势，而在庚子国变之后，华东政府又插进一脚来，形成了四方混战。不过在华东政府插足上海航业之前，上海航运的价格是相当高的，在轮船招商局进入上海航行业之后，和太古、怡和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激烈争斗，当然这场商战是由太古、怡和发起，故意压低船价，企图以低价格挤跨轮船招商局，不过李鸿章一面不断给轮船招商局注资，一面将清廷的漕运都包给轮船招商局，以保障招商局的收入，结果反到是太古、怡和首先抗不住了，只能和轮船招商局协商上海航运市场份额的分配。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对外商战胜利。
不过轮船招商局与太古、怡和协商之后，三方反而联起手陇断了上海的航运市场，使航运价格大幅上涨，甚致出现了从湖北到上海的船票最高达到2000白银。而这也成为轮船招商局被后世诟病的地方，不仅没有保护民族利益，相反还和外国资本勾结起来，掠夺民族财富。
在华东政府航运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太古、怡和曾打算采用价格战的方式，挤走华东政府，并且还想拉轮船招商局一起入伙。不过华东政府却主动找太古、怡和，以及轮船招商局，要求协商航运的价格，并且严正警各方，不要试图和华东政府打价格战，因为自己有华东政府的内部物流为保障，根本不怕他们的价格战，而且一但那方首先发起价格战，将会遭到华东政府的强力报复，华东政府会在山东、天津各港征收高额的入港费。
而在华东政府的强势压迫之下，太古、怡和只能妥协，而轮船招商局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把华东政府挤后，不过各方协商时，华东政府要求航运价格必须合理，既要保证各方的利益，但又不能过于离谱的高，而各方比拼的应是自己的管理组织协调能力、工作效率及服务，结果让有华东政府参与的航线价格均大幅下降，由其是从上海到天津的航线，降价幅度超过了60％。
经过了两年的运营之后，轮船招商局首先在比拼中败下阵来，遭糕的管理和低下的工作效率是轮船招商局最大的问题所在，尽管盛宣怀有相当的能力，但一来是盛宣怀要管的产业太多，不可能将精力都放在轮船招商局上；二来是盛宣怀毕竟还是中国传统的商人，不可能在轮船招商局建立现代的企业管理制度，因此也无力应对激烈的现代商业竞争，加上日俄战争的影响，在1904年8月以后，轮船招商局干脆放弃了经营上海到天津的航线，只保留清廷的漕粮、漕银运输。
而太古、怡和到是要好一些，他们毕竟都是近代企业，管理、运行、效率都要比轮船招商局高得多，而且又有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的支持，但利润也大幅的降低了。而且这两家公司毕竟是外国资本，因此在运营成本上要高一些。于是两家公司在1903年决定合并，以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那知两家公司合并之后，日俄战争爆炸，整个远东地区的经济都大受影响，太古的业务也影响很大，出现了大量货船闲置的情况，反到是华东政府因为备战，购买了大量物资，而且在1904年里，由于给日本提供了一些物资，因此航运业得到了大幅的发展，营业额大涨，甚致运力不足。不过太古毕竞是资本雄厚，而且深知上海到天津这条航线的价值，只好咬牙苦撑着。
而这时华东政府向太古租船，简值就是雪中送炭，因此太古宁可打折租船费用，也要促成这单交易，虽然没有什么利润了，但至少可以维持公司的运营。
不过能够谈到这一步，白流苏显然也出力不少，而且这次是由她独自去和太古公司进行协商，说明她已经具备了独当一面的能力，因此杨育新的心里也颇为感概，当初自已收白流苏，虽然知道她是留日的海归，但主要还是看上了她的容貌，却没有想到还真的捡到宝了。
这时白流苏道：“首长，我回来的时候，遇到马老板的师爷，他说马老板想约您晚上吃个饭，并且把他生日宴会，还有租地的事情定下来。”
杨育新听了，立刻精神一振，他一直都在等着这个消息。原来这个马老板名叫马芮成，是云贵一带的商人，据说家资巨富，和云南的钱王王炽并肩的人物，其资产达数千万两白银之巨，生意遍及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等地。
马芮成是在1904年来到上海，希望将自己的生意发展到上海来，后来由上海道台袁树勋引见，和华东政府结识。他对上海新区的发展情况十分赞赏，对上海新区的商业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且计划租1。2万平米的土地，开办工厂、商铺以及还要修建自己的府宅。同时这位马老板对上海新区的娱乐服务业由为感兴趣，由其是看了电影以后，更是赞不绝口，在电影院里长年租下一个大贵宾室，并且多次在上海新区举行宴会，招待客人，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