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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梅里亚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侦探，”娜斯佳不知该如何回答列斯尼科夫的话好，便小心翼翼地说，“如果他有这种感觉，那值得听取，他阅历丰富。”
“在发现戈托夫齐茨夫人的尸体以后，他可是并未审问过他。你记不记得，当我们初次去见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时，还对此感到惊讶来着？”
“记得，可那又有什么？”
“既然他那么谨慎，有经验，怎么还会那么做呢？这可是太不合乎职业规范了：连死者的丈夫都不审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会放戈托夫齐茨回家？”
“我不知道。或许是急着办什么事吧。也可能没有根据怀疑他，所以，格梅里亚不过表现了一种人性，而不再折磨一个刚刚指认其妻子尸体的人罢了。我不明白你了，伊戈尔。你哪儿不好受？”
“是的。”
他猛地向娜斯佳转过身来。
“是的。我不喜欢格梅里亚。我也不喜欢让他来领导侦查。他正想把我们从正确的道路上引开，讲述一些在赶集那天连一文钱也不值的童话，他不想让我们继续调查盗窃案。他想用一片树叶遮住我们的眼睛，说什么罪犯非常狡猾，他们能预先猜到我们的推理步骤，竭力想要操纵我们。我不信他的话。”
娜斯佳打了个寒颤。这一切是多么熟悉呀！她不是也有过同样的感觉吗，每逢那时，她就觉得身边都是些陌生人。她身边的人，只想碍事，想把你搞糊涂了，想坏你的事。但此刻，她感到自己比此时此地的伊戈尔更难，因为每次她碰到的都是自己人和熟人。此人就在同一个科里，你和他每天一起喝咖啡，一起议论各种琐事，你向他借几个小钱，你把最后一片头疼药、最后一支香烟同情地给了他。可格梅里亚……有什么，格梅里亚在检察院工作，无论是她还是伊戈尔，都和他没有私交。这事当然很讨厌。但还不至于为此而痛苦。上帝啊，千万不要让伊戈尔感受娜斯佳在这个冬天里所曾经历的那种痛苦啊。
“你还记不记得两年前的普拉东诺夫案？”列斯尼科夫忽然问道。
“怎么会不记得。这种事是忘不了的。”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的那位朋友。有一次我探问过他。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心地善良，是一个出色的专家。可却原来是个告密者。而我这个傻瓜，居然还用这种想法来安慰自己，既然我没有一下子就喜欢起格梅里亚来，那或许是我错了吧。”
“伊戈尔，这类事一般人是不和别人商量的，你或是相信一个人，或是不相信，这就完了。这是你自己的直觉问题，无论别人说什么，你都不要听他的。只能听从你自己。如果证实你对，你是好样儿的；错了，过失在你，你还打算跟科洛布克说这件事吗？”
“我。”
列斯尼科夫脸上的惊奇表情使娜斯佳也不由得笑了。
“你说什么呀你！我之所以对你说，不过是因为你也在调查戈托夫齐茨。我想，说不定，你能给我一点有用的提示。”
“我能告诉你的只有一点：戈托夫齐茨在说谎。我还不敢肯定他说了什么谎，但他想把某种谎言塞给我们这却是真的。科洛布克要我调查这件事，但暂时还没结果。一旦想出个眉目来，我会跟你说的。”
“那么有关破门撬锁的事儿呢？你也认为这件事与尤丽娅被杀案无关？”
娜斯佳把胳膊时放在写字台上，抱着脑袋沉思起来。为什么对她来说，如此简单如此习惯的话，突然间竟如此之复杂了呢？说‘是的，我也这么认为’，或‘不，我不这么认为’吗？她此刻还没有任何看法和想法，她什么都还无法肯定，因为，最近几个月以来，整个世界都变得有点非现实、不真实不正常了。如今她常常怀疑，怀疑一切，甚至怀疑最简单的事情，她已彻底丧失了下判断的能力。她变成了没有意志力的阿米巴虫，迟钝地执行命令，没有自己的主见，只幻想着一件事：呆在孤独和寂静中。也许，她是生病了。她需要治病，而不是硬装一个伟大的侦探。我也像年轻时代的马普尔小姐①了。
① 马普尔小姐：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系列作品中的女侦探。
“我不知道，伊戈尔，”她慢腾腾地说，“我什么都无法肯定。或许格梅里亚对，而你错了，你怀疑他是徒劳的。或许你对，而格梅利亚是个告密者。一切都有可能。每种可能都无法排除。”
“是啊，卡敏斯卡娅，”伊戈尔失望地拖长声音说，“我白对你寄予一片厚望了。你不适合在危机关头当人的参谋。”
“是的，我是不大适合。请你原谅，我辜负了你的期望。”
“也请你原谅，耽误了你这么多宝贵的时间。”他笑着说。
她觉出他的声音里含有讥讽的意味，但却没精力也没愿望分辨一二。科洛布克不久前发现她蔫了，工作效率下降了，而今天，连列斯尼科夫也看出这一点了。可她一直在努力呀！她一直在竭尽全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可她却没弄出什么结果。热情消逝了，嗅觉迟钝了，兴趣不见了。她现在惟一残存下来的，就是对事业的绝对忠诚了，但仅靠忠诚是无法办成什么事的，如果没有火花，哪怕发动机马力再大，也无法启动。而她缺少的，恰好就是火花。
她出了大门，正沿着彼得罗夫卡街向地铁站走，听见旁边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
“娜斯佳姑姑！”
娜斯佳一转身，见是一个个头虽不很高，但长得很匀称的小伙子，穿一身普通警官制服。短上衣紧绷在饱满的肩头，显然小了整整一号。
“你好，”她吃惊地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是特意来等您的。”
“噢？什么事儿？”
起初，她吓了一跳，莫不是小伙子的父亲，扎托齐尼将军出什么事了，可马克西姆高兴地笑了。
“父亲要我找您。他白天打不通您的电话，而此刻他已经在飞机上了，深夜才能回来，所以，再给您打电话就不方便了。”
“您父亲有什么事吗？”
“和平常一样，约您明天一早在伊斯梅洛大公园见面。”
“没说别的？”娜斯佳疑惑地问，“可明天不是礼拜天，而是星期四呀。”
“这我就不知道了，娜斯佳姑姑，”马克西姆耸耸肩说，“他要我怎么说，我也就怎么说。”
“你可以往我家里打电话嘛，”她说，“你在这儿等我很不保险，万一我到别的地方呢？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警察的生活。”
马克西姆不介意地挥了下手。
“我没别的办法。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您的电话号码，可我当时手头没带笔，心想能记住，等到后来想记下来时，才明白忘了。”
对于扎托齐尼将军来说，如果他不出莫斯科的话，每逢星期天早晨，他是必定要去伊斯梅洛夫公园散步的。娜斯佳定期陪伴他进行这种近乎于仪式似的散步已经有两年了。任何其他人包括娜斯佳自己，都无法说清楚她与此人那种超乎于奇特之上的关系。这不是爱情（他们不谈这个），也不是友谊（在内务部总部部长、将军和一个来自彼得罗夫卡的普通侦查员、充其量不过是警察局的一个少校、而且还是个女人之间，怎么会有友谊呢），也不是什么公务上的协作（尽管有过这种协作，但那也只是为数不多的几次）。那到底是种什么关系呢？无人知道答案。或许，就连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扎托齐尼本人也不知道。人们对于此事的看法当然是各种各样的，但没一种接近于真相。比方说将军的儿子马克西姆，以为爸爸是在追求娜斯佳姑姑，将来极有可能会娶她为妻的。至于说娜斯佳姑姑是有夫之妇这一事实，显然压根就不使他为难，而且根本不予以考虑。娜斯佳的丈夫阿列克赛认为，她的妻子不过又是在胡闹，可是，由于她的性格中即使别的不说，趋奇走怪的特征就已多得数不胜数，所以，再多一个少一个也起不了多大作用。齐斯加科夫对妻子娜斯佳很了解，所以，她身上一旦有了恋爱的迹象，他当即就能觉察。可由于在与扎托齐尼的交往中，未曾发现有这样的征象，所以，他也就毫不担心，他认为阿娜斯塔霞已经是成年人了，自己该懂得她这是在做什么。如果她想和一位将军在公园里散会儿步，那就让她散去好了，这对身体有益。在彼得罗夫卡和部里工作的同事中，颇有些热心人，断定扎托齐尼已经和卡敏斯卡娅睡过觉了，为此他会让她官运亨通的，但对所谓官运亨通将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个问题，要想回答可就令人犯难了。卡敏斯卡娅少校还在她从前上班的地方工作，迄今在业务上没有得到任何提升，戴的还是少校的肩章，尽管按工龄她早已该当中校了。但她的职称还是少校，而且，她要想获得下一级“中校警官”职称，惟一的可能就是破格。可人们居然连破格也不肯给她！
可将军到底有什么急事，使他尽管人在莫斯科市外，还要叫儿子特意找到娜斯佳，请她明天在工作日一早见面呢？这种事在他们相识的两年当中还从未有过，娜斯佳一路上就此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推测，她是那么入迷，以至没有发觉自己是怎么到的家。只是在她打开门锁时，才突然想起，今天列沙该回家了。一星期过去了，国际研讨会已经结束了。难道说一切又将从头开始吗？每天每日折磨着他的那个问题——“我在美国时究竟出了什么事？”以及她每天每日都想要鼓足勇气把一切都告诉他的意图，还有他们之间那日甚一日、逐渐加深的隔阂……
她转动钥匙，推开房门，惊奇地呆立在门坎上。屋里又黑又静。在睡觉？娜斯佳蹑手蹑脚地走过穿堂，往屋里瞥了一眼。空空如也，可是，东西变了样儿，不是她早晨离开时的样子。这么说阿列克赛已经回来了。可他又去哪儿了呢？话说回来，她也没必要担心列沙是个有责任心的人，即使出门超过五分钟，也必定会留张字条的。她这就换衣服，找到字条，一切就清楚了。
厨房餐桌上真有一张字条。读完字条，娜斯佳浑身无力地跌坐在板凳上，低声啜泣起来。原来是这么回事。她的神经游戏玩过头了。字条上，齐斯加科夫用很小的、很难辨认的字体写道：“我不能看着你在与我相处时那副痛苦的模样。或许你需要摆脱我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我在父母那儿。一旦想叫我回去——打电话就是。我以前从未给你定过什么规矩，因此，我只求你一件事：在你未下定决心跟我好好谈一谈之前，千万不要叫我回去。一旦我回去却仍听不到答案，我该不得不往坏处上想了。我想你也不愿有这样的结果吧。吻你。”
她惹列什生气了，于是，列什便把她给抛弃了。噢，当然啦，他没有抛弃，没必要夸大其词，他只不过是退却了，退到了一边，等待时机好转，但对别人，无论对谁，她都尽可以这样解释，但对自己，她得实话实说。他无法忍受她的小把戏、她的守口如瓶、她的压抑情绪，尤其令他无法容忍的是，她居然不愿以多少比较理智的方式，对他的忧虑和担心做出回应。他说：“我不愿与现在这样的你一起生活。只有你改变，我才回来。”难道这还不算抛弃吗？当然，这就是抛弃。而且，他还提出了条件，而她要是不满足这一条件的话，就休想要他回来。
她感到浑身发冷。她走到过道，从挂衣架上取下一件针织女上衣，飞快地披在身上，可这也无济干事。她感到越来越冷，过了一会儿，她已经浑身颤抖，连咖啡杯都端不住了。“我得喝一口。”她想道。于是，她打开橱柜门找酒精饮料。橱里有一瓶刚开了盖儿的白兰地和半瓶伊朗李子露酒。露酒是列沙在舍列梅季郁夫的免税商店买的，可白兰地是从哪儿来的，娜斯佳无论多么使劲想也想不起来了。或许是什么人送的吧，若不然，怎么会有瓶白兰地呢？娜斯佳和齐斯加科夫都不喜欢白兰地，也从不买白兰地。列沙是优质葡萄酒鉴赏家，而娜斯佳则更喜欢彼扬歌牌的马提尼酒和带核的杜松子酒。
她从橱柜里取出那瓶白兰地，斟了几乎满满一杯，一连喝了三大口。嗓子眼里顿时感到热辣辣的，眼里涌出了泪水。娜斯佳本来喝不成这种饮料，她既品不出它的味道，也忍受不了它的气味，可此刻却像喝药似的灌将下去。它的味道当然不好受，可药本来就是苦的，药的作用是治病。
但这药的作用的确很有限，毕竟……她不再感到冷了，手臂又热起来，而且，也不颤抖。可她觉得心里的刺痛非但不曾减弱，此刻反而更加强烈了。她这是做的什么事呀！她怎么能想到列什卡居然会迈出这一步！忠诚老实、了解她已经二十二年之久的列什卡，无论发生什么事，也无论她犯了多大过失，都是善于理解她的呀。如果说连他也忍受不住而出走的话，那就说明，她对他耐心和爱情的滥用已经达到了何种地步！
“可老实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问自己道。“为什么、为什么我没勇气跟他谈呢？我究竟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我骗人了？没有。杀人了？同样没有，我骗人了？出卖谁了？也没有……而这却是最难说清楚的事。我自己也弄不明白究竟做了些什么。而且，在我自己把这件事搞清楚之前，我是不会对列什卡讲的。有意思，可这是为什么呢？曾经有过多少次，每当我搞不清什么事时，总会专门讲给他听，而他呢，也总是能帮我理清头绪。他对事物的看法和我完全不同，有时这会对我很有帮助。既然如此，为什么我竟不能把使我困惑的问题告诉他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只知道我不能。”
娜斯佳在厨房又坐了好长时间，无力挪动，站起来，回卧室，铺床，上床。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她把阿列克赛惹恼了，他走了。所有过错都在于她，一般说，她根本就不该嫁人，不该嫁给列沙，也不该嫁给其他任何人，她不适合与他人共同生活。她是个独身女人，她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或许这也是一种心理缺陷。她是伦理上的畸形者。她惹恼了列沙，而列沙走了。
直到夜里2点半左右，她才总算蹒跚走到沙发前，跌坐在沙发上，既没脱衣服，也没盖被子。她盖着一块厚厚的、带方格的毛毯，一头扎在枕头上，又啜泣起来。
凌晨5点半，她费力地睁开眼皮，委靡不振地去洗淋浴。她本不愿去见扎托齐尼，可她不能不去。她无法拒绝他。她一连喝了两杯咖啡，可却品尝不出它的味道。她从冰箱里的塑料袋里倒了些橙汁，一口气喝了半杯，感到橙汁淡而无味，且有些温乎乎的，尽管这实际上是根本就不可能的：这袋橙汁在冰箱里搁了至少有三天了。
7点整时，娜斯佳在“伊斯梅洛夫”车站走出车厢，内心充满疑惑地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她到这儿究竟是干什么来了，昨天为什么没有告诉马克西姆，就说她无法来见扎托齐尼呢？要是能多睡一会儿就好了。她离老远就认出了将军，将军和往常一样，穿了一件薄薄的运动衣，身材颀长，细瘦高挑的个头，迈着轻快而又富于弹性的步伐，向她迎面走来。
“早上好，”他热情地打招呼道，“请原谅在不适当的时候打扰了你，可星期日我就不在莫斯科了，今天晚上又得上飞机。”
“没关系，”娜斯佳悒郁地说，“散散步有好处。至少，我丈夫也这么认为。”
“可你的声音听上去怎么这么悲伤？出什么不愉快的事了？”
不愉快的事。“他倒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似的，”娜斯佳沮丧地想，“是他叫我来的，可此刻却装作吃惊的样子。天呐，我该恨他才是，可他一吹哨，我就听话地跟他往公园跑。他全都知道，他不可能不知道我的处境，但他却不吱声，要我自己一个人在噩梦中挣扎。事情过后，他又会对我说，他当时是故意不吱声的，因为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人只能靠理性、而不是靠人性来指导。理性要求我必须处于绝境、彻底绝望。而如今在骄傲的孤独中独尝这一行动之苦果的，却是我呀。可我不能把这告诉他，也不会向他诉苦的。从前有一次，我曾想向他诉诉苦，请他帮忙，可得到一番训斥。一个少校是不能向将军诉苦的。这不体面。可要知道，这事的全部可怕之处恰恰在于，不知何故，我不能生他的气。”
于是，她说出口的话是：
“还没睡醒。请您不要介意。”
“好吧，那就让我们转入正题吧。您也许知道部里终于组建了自己的情报分析部。它所负责的工作，与参谋部的日常工作有所不同。”
“我听说了，”娜斯佳点头道，“有点儿类似于战略侦查吧。”
“正是这样。而且，甚至就连像心理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这样的专家，也将参与这种情报部门的工作。”
“这个也听说过。不过，实话说，我以为这不过是开玩笑的。”
“为什么呢？”将军挑起眉头问，“您不同意我们的工作吸收这一领域里的知识吗？”
“我同意。可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同意这种观点。不知怎么搞的，在我的同事中，还没有另一个人与我观点相同一的确，我们这里已经确定了心理学家这一职位，我对此非常欣喜，可我也敢肯定，我们之所以用这类人，其目的决不是为了分析情报。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抢救人质时充当‘谈判者’；帮助描述罪犯的心理肖像；在侦查员分析案情时为他们提供咨询。可在战略方面……我甚至感到惊奇，您居然会这么做。”
“如您所见，我们已经这么做了。目前，我们正在物色能为情报分析部门工作的心理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我听说您与戈托夫齐茨议员谋杀案的调查有关？”
“是的，”娜斯佳惊奇地说，“虽说关系不大，但关系是有的。可这和您说的有什么关系吗？”
“是这样，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是我们的候选人之一。”
“真的？！不过，那倒也是！”
“您想想看。我们当然会预先对所有候选人进行审查的，可您自己也应该明白，这件事责任重大。一个在分析部门工作的人，有机会接触高度机密情报，所以，在干部问题上，我们不能出一丁点儿错。我们根本就无权犯任何错。此外，心理学家本人的职业技能问题也十分重要，许多严重的、规模巨大的行动，都将根据他的建议计划并实施，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