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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播室里又热又闷。塔姬雅娜被安排在一张很不舒服的、低矮的桌子和茶几前，而其他人都离开了。摄影师和灯光师在周围忙忙乱，乱，乌兰诺夫通过插进耳朵里的对讲机在与看不见的导演通话，看起来，任何人都与塔姬雅娜无关。她想聚精会神，好不至于浪费时间，好好整理一下她对乌兰谢夫的印象。
伊拉·米洛娃诺娃，是塔姬雅娜某个前夫的亲妹妹，在屋里来来回回走动，坐不安席。由于焦急，她都有些发疯了，她无情地责备自己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劝说塔姬雅娜不要参加这一实质上很愚蠢、很危险，并且绝对不必要的行动。大约在节目开始前的一小时，伊拉明白，自己是不可能一个人呆下去的了，于是拨通了斯塔索夫班上的电话。
“弗拉季克，”她企求道，“你快回来吧。”
“出什么事了？”弗拉季克不满地说。
伊拉从话筒里听见他屋里乱哄哄的，可以想见他那里人很多。
“节目就要开始了，你回来吧，咱们一块看丹娘吧。”
“我在这儿看。请原谅，伊拉，我这儿有人。”
斯塔索夫搁下了电话。伊拉吞下了眼泪，竭力平静下来。实际上，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乌兰诺夫又不能把塔姬雅娜给吃了。他会咬她那么几口，随后会把她给放了的。不，这毕竟太可怕。。电子书万一塔姬雅娜发神经怎么办呢？伊拉听说，由于太着急，女人甚至会早产的。
为了分散注意力，她和起了面，准备做馅饼。她很会做馅饼，只是塔姬雅娜老埋怨，馅饼的面太多，可要她别吃伊拉做的馅饼，她又缺乏足够的意志力。当距节目开始只剩下大约10分钟时，伊拉明白，一切做得都不对劲儿，面团给彻底地、无可挽回地和糟了。她用衣袖擦了擦眼里涌出的懊丧的泪水，忿忿地把盆里的面团统统装进一只大的塑料袋里，而后将塑料袋一古脑丢进了垃圾道。
在节目开始前5分钟，她坐在屏幕前，怀着恐惧期待着塔姬雅娜的耻辱，在节目开头熟悉的图标出现前她最后能想得起来的是：“我到底没做成馅饼。斯塔索夫得饿肚子了，我该用什么来款待他呢？”
出现在屏幕上的塔姬雅娜是那么光彩照人，这使她很吃了一惊。塔姬雅娜那雪自的肌肤散发着青春的朝气和健康的气息，眼睛很大，眼神温柔，神采奕奕，嘴唇湿润、活泼，好像随时准备发出微笑。塔姬雅娜看起来似乎一点儿都不紧张，相反，眼前的一切只能令自己感到好玩似的。伊拉稍稍松了口气。或许一切顺利？
刚开始的头两分钟，是在平静地交换几句对话中过去的，主持人在介绍嘉宾，塔姬雅娜点着头，和悦地微笑着。随后他提了个问题，使得伊拉的五脏六腑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您是个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或许您还喜欢阅读严肃书籍。可您与此同时却在写作二流文学。您是不是为了钱而牺牲了自己的趣味了呢？”
“亲爱的，”塔姬雅娜笑着回答道，“文学从来不分什么等级的，正如鲟鱼的新鲜度不分等级一样。如果您还记得的话，那么，沃兰德早就说过，鲟鱼肉只能有一个新鲜度，这是第一也是最后一个度。文学没有一等、二等和五等。这或是文学，或不是文学，如此而已。如果您不明白的话，我可以说得更简单一些：书或是可读，或是不可读。如果一本书不仅作者自己读，他的编缉读，而且，哪怕除此之外还有十个读者在读，并从中得到了快感的话，那就是说，这是本值得一看的书，也是一本值得一写的书。而如果书的作者是如此无能、无才，以至于除他本人以外，谁都不读也不想读他的书的话，那我就要举手了。我会说这的确不是文学。关于其他一切都可以争论。因此，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我们是不是得争论一番呢？”
“这是怎么回事？”伊拉困惑地想道，“她的表现就像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审问嫌疑人一样。她这是怎么了，忘掉自己是在参与电视节目了吗？真可怕！”
“我们是不会争论的，”乌兰诺夫立刻接上了话茬，“让我把我的话重新表述一番吧。您的书主要被人们在地铁里、在路上、在电车上读，说明人们读它们是为了消遣，为了消磨花费在路上的时间，这，难道您就不觉得委屈吗？”
“那您自己在地铁里也读书吗？”塔姬雅娜问道。
“我？”乌兰诺夫显然慌乱了，“我已经好久不坐地铁了。”
“您有车？”
“是的。”
“那您是从哪儿得知，一般说旅客读的是什么书的呢？”
“是人们告诉我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亲爱的，您的轻信是会害了您的。”塔姬雅娜宽大为怀地说道，“任何时候不要相信您没有亲眼见过的事。因为我与您不同，常常坐地铁，所以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您，旅客们读的书很杂，其中包括一些很严肃的读物。从教科书到专门参考书，从《圣经》到《古兰经》。您是怎么看的，一位先生，当他得知一个人每分钟空闲时间都在读《圣经》，以便能多读一页上帝的学说，这先生是不是会感到委曲呢？”
“也就是说您把自己摆到与至高无上者同等的地位了，因为人们抓紧每一分钟空闲时间在读您的书？”乌兰诺夫突然发起了进攻。
伊拉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甚至连呼吸也停止了一秒钟。“瞧这个恶棍，”她心想，“好一个恶棍啊！”
“您这又是从何说起呢？”塔姬雅娜的脸上写着真诚的惊奇，甚至就连伊拉也深信不疑了。
“您刚才不是说过，旅客在地铁和车厢里读您的书和《圣经》吗？”
我没说过这话。读《圣经》，这是事实。至于带着我的书的人，我没见到过。您见到过吗？
“对得很！”伊拉赞许地想道，“好样的，塔姬雅娜！每天都有人向我报告，今天在公交车上见到多少拿书的人。我甚至有时都和她做个比较，是谁看到的，是她还是我，可乌兰诺夫刚才还说过，说他不坐地铁，所以对此无需反驳。他如今也不好说是从谁那儿听来的了，塔姬雅娜已经谴责过他太容易轻信了。当她说她才不怕什么乌兰诺夫不乌兰诺夫时，或许她是对的。侦探工作，这对您可太有用了。怎么样，乌兰诺夫，吃了亏了吧？这下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吧？”
“可您并不能否认侦探小说远非哲理小说。为什么国民近几年中对轻松读物那么热衷，而对复杂作品却不屑一顾呢？您难道不觉得，总体文化和教育水准的下降，促使文学中的下层繁盛，任何人只要他愿意，甚至就连对此根本无准备的作者，也能靠它出名吗？”
“我们不要把一切都归在一堆里说，我同意，侦探小说不是哲理小说，正如《扎波罗什人》不是《菲拉里》一样。可这又是哪儿哪儿呀？我们不会放过《扎波罗什人》而一古脑排成整齐的队伍跑着去看《菲拉里》里？《菲拉里》当然声誉更高，也更好，可总是有什么人干脆就不喜欢它的造型的。比方说我吧，我就不喜欢。”
“您喜欢《扎波罗什人》吗？”乌兰诺夫狡猾地点头问道。
“不，我喜欢马克拉兰。但这仍不足以说明我愿意坐这种车。我喜欢看这种车，它的造型令我赏心悦目，但这种车却根本不是为了像我这么一个怀孕的、已不年轻了的女人制造的。”
从乌兰诺夫的脸上，伊拉看出，他连一个字也没听明白，于是就胜利地笑了。当然了，他怎么会明白呢，他弄不好连马克拉兰这样的名字也没听说过呢。这是他咎由自取，他本不该扯什么《扎波罗什人》的。关于车，塔姬雅娜·奥波拉兹佐娃无所不知。就连专家都不知道的，她也知道。伊拉记得，塔姬雅娜曾经好几次不得不调查外国车倒卖方面的财务问题，而她一旦做起什么事来，总是很投入的。
“我们还是回到本题上来吧，”塔姬雅娜又说道，倒好像她是主持人，而乌兰诺夫不过是她请来的嘉宾似的，“为了能结束这一问题，我要说，我认为，无论是谁，其中也包括您，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有权当众讨论文学，其中包括所有艺术作品的等级和品质问题。但如您这样那就侮辱了绝大多数人，他们有自己的口味，可能这趣味与您的有所不同。假如您个人不喜欢侦探小说，那我倒愿意来跟您谈谈这个问题，听听您个人对体裁问题、其中也包括对我的书有什么要求。但这并不等于说，您有权认为具有不同见解的人趣味低下。所以我现在在听您说，亲爱的。侦探小说，其中也包括我写的书，有什么地方令您不满意呢？”
伊拉觉得十分好笑起来。紧张感过去了，她明白，塔姬雅娜已经彻底控制了局面，掌握了谈话的进程，随心所欲，而不是像乌兰诺夫想望的那样。
“那好吧，既然您认为谈论趣味问题不大体面，”乌兰诺夫迷人地笑着说道，“让我们谈一谈您吧，女作家塔姬雅娜·托米林娜。”
“这条毒蛇又溜跑了，”伊拉懊恼地想道，“或许，他是因为没话可说了吧，因为他这辈子连一本侦探小说也没读过，因此即使他想说也没词儿。他就像一个鹦鹉一样只会学舌，就只记住了一条真理：侦探小说是文学的污水池，不值得以认真的理性来对待，是只有在路上才会受人尊重的二流文学。而您就会到处说，以炫耀您那精深的趣味。可实际上，您根本就不懂得侦探小说。”
“您已经写了15部书，可根据您的小说拍摄的电影，我还没看过。为什么电影家对您的作品没有兴趣呢？”
“是谁告诉您说他们没有兴趣呢？他们对我作品的兴趣大得很呢。”
“这么说，最近我们有希望在荧屏上看到您的侦探小说了？”
“不，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塔姬雅娜叹了口气，负疚地摊开了手说，“没机会呀。最近几年您不会看到任何电影改编本的。”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愿改编我的作品。更何况，我确切知道，一位莫斯科制片人已经开始工作了，工作已经进入准备阶段，想要就我的作品改编一系列电影。改编权他还未得到，工作是地下进行的，如果电影问世，我会向法庭起诉的。我希望，这位制片人现在能听见我的话，从而能采取一切措施，以免事后发生任何不快。”
“可您为什么反对改编呢？一般说所有作家都希望他们的作品能在荧屏上获得第二次生命，这是很正常的。”
“我不想被人误解，但我可以给您举出许多例子，许多很有才华的作家写的作品，根本就不适合改编为电影。您不要争，比方说，海明威无疑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可我不知为什么却没有看到他小说的改编本，尽管他写得绝不能说少。当然了，我这绝不是在把我和这么伟大的大师比较，但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想要看一看我的小说改编本的愿望呢。尽管，我再重复一遍，电影人对我作品的兴趣是很大的，一个比一个更优惠、一个比一个更有趣的提议，都快把我烦死了。”
塔姬雅娜说得不慌不忙，眼睛望着乌兰诺夫一动不动。她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他自己在摄影开始前半小时说的话，现在在等待着他如何作出反应。慌张？生气？大笑？要知道是他本人一直掌握着这段激情洋溢的独白，以便能“吃了”塔姬雅娜呀，而她却下流地、无耻地、微笑着偷走了他喜爱的、业已准备好的武器，原因只在于他对它未能好好看护。
但乌兰诺夫却并没有慌张，他毕竟是个职业电视人，而塔姬雅娜也充分考虑到了他的优势。
“可您能否哪怕说出哪位在地下制作您小说的电影改编本的制片人姓名呢？”
“可以。他姓多罗甘。伏谢瓦洛德·谢苗诺维奇·多罗甘。”
“这样一来，只要电影一上市，您就要向法庭起诉吗？”乌兰诺夫进一步问道。
“是的。”塔姬雅娜肯定地说。
“那法庭该做些什么呢？”
“首先会缴获所有的拷贝。当然了，已经卖掉的，会留在那些买录像带的人的手中，但其余部分将会被缴获，或许所有的将被销毁。”
“好吧，朋友们，”乌兰诺夫不是看着塔姬雅娜，而是直视着摄影机说道，“您只要一看见有卖根据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小说改编的电影的，就请赶快把它买下来，趁为时不晚，也就是说，趁作者还没向法庭起诉。如果您不买下它，原则性很强的女作家会把所有拷贝都销毁了的，而您也就永远也看不到这么出色的、其史前史带有如此非同寻常的闹剧性的电影了。谢谢您，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而我要对我们的电视观众说一声，‘素面朝天’这个节目每星期五次同大家见面，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的17：40分开始。明天将有一个不寻常的人物当我们的嘉宾，与他的谈话将告诉我们许多有趣和出乎意外的事。我们期待着您的观看。再见。”
摄影师做了个手势，表明可以站起来了。塔姬雅娜遗憾地想到，她的时间又太不够了。她完全忘了，她是在做直播，她和乌兰诺夫的争执，全国甚至包括远近的邻国也都能看到。她和乌兰诺夫的工作，就像跟一位不诚实的证人工作一样，她竭力想要猜透他的性格、思维进程，他明白，他本人才不追求这一点呢。
乌兰诺夫突然离开演播室，都没跟塔姬雅娜道别。还是那位姑娘把她们送到房间里，只见多罗甘坐在已经关了的电视机前，见了她，立刻跳了起来，扑上来吻着塔姬雅娜的手。
“谢谢！一切都妙极了！一切正如我设想的那样！围绕着电影会有人闹事，如今人们已经再也忘不了它了。可您对乌兰诺夫也太不客气了。他，大概没想到您会这么痛快淋漓吧？”
“我不知道，”塔姬雅娜疲倦地握了握手，打开挂着她外套的衣橱，“我倒无所谓，无论他想还是没想到。我累了，伏谢瓦洛德·谢苗诺维奇，我的事儿还多着呢。我们该走了。”
门突然打开了，乌兰诺夫出现在门口。
“喂，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请接受我的祝贺！您表现得太棒了！您大约对在电视上亮相已经很有经验了吧？”
“不。这只不过是因为我的性格太独立，从不容任何人当面说我的坏话，哪怕是直播也不成。我没有得罪你吧？”
“您得罪我了，”乌兰诺夫笑了，“您当着全国的面把我残酷而又无情地给侮辱了一番。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看起来会很有看头的，很好看。闹剧永远都好，对任何节目都有利。现在人们会怀着更大兴趣看我们，期待着嘉宾中会有什么人跟您一样。顺便说说，马克拉兰是一种什么车？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这是非常贵重的一种车，值一百多万美元呢，是世界上最贵的车。其速度每小时超过350公里。”
乌兰诺夫帮她穿好大衣，她在制片人的陪伴下走到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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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斯佳认为像德米特里·扎哈洛夫这样的人，都是些百无禁忌之徒。这种人，你很难令他们生气动怒，但他们一旦坚信自己正确，那么，说服或改变他们，则比惹他们生气更难。他们最重要的特征是彻底地无拘束，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不易受伤害。而对自己行为是否得当，也不那么自信。
扎哈洛夫是干保安的，他毫不掩饰地承认这份收入不菲的工作使他感到无聊，也正是因此他才一再坚持要给娜斯佳提供帮助。毫无疑问，娜斯佳的确需要帮助，这无可争议，但她对季姆卡这一份持续不衰的男性关爱总是心存警惕。这倒不是因为她讨厌季姆卡，相反，季姆卡很优秀也很讨人喜欢，但所有这一切于娜斯佳又有何用呢……
尽管如此，对他的帮助，她还是接受了。对“格兰特”私人侦探所只造访一次就够了。对她的造访，那里的人并不高兴，而且今后永远也不会高兴的。好在季姆卡善于用自己的语言与他们交谈，所以，他在那里得到理解的机会，也并不是没有。
国家杜马议员尤丽娅·戈托夫齐茨被杀案成了娜斯佳的精神包袱，她不擅于也不喜欢分析政治案件，所以，她对由尤拉·科罗特科夫负责这方面工作感到由衷高兴。而她自己则着手调查另一种推测，即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是因为组织了对其丈夫的跟踪而被杀的。按照这一推测，被调查的杀手发现了跟踪者并发现了他们的指使人。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即要想得知订约人的名字，就只有或是通过那些跟踪者，或是通过侦探事务所的头儿。而德米特里·扎哈洛夫向娜斯佳保证在这方面他可以做点工作。
这样，在就这一推测进行的调查中，属于娜斯佳分管的工作，便是对“格兰特”侦探所提交给女雇主戈托夫齐茨所提报告中列出的人员进行核查。假如这一推测属实，那么这些人当中一定有人发现了跟踪并对此极为不快，可是，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娜斯佳桌上各种文件和证明的数量越来越多，可还是一点眉目也没有，从与侦探所签约一直到女雇主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被害，其丈夫会见和接触的人是极为有限的。他很少出门，在他与之有接触的人名单里，绝大多数是来找他这位心理分析医生看病的。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的患者形形色色，谁都不像凶手，可又对其中任何人都难以打保票。人就是人，他们都有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有各自的怪异之处（谁没有怪异？），有各自的爱与恨（同样，谁又没有爱与恨？），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其中每个人都不像罪犯，但每一个人又都在同等程度上有可能成为罪犯。深入调查每一个人是毫无意义的，假如整个彼得罗夫卡上上下下全都齐心协力调查这件惟一的谋杀案，那当然另当别论了，可像现在这样……
戈尔杰耶夫上校对自己的下属并无亲疏之分。所以，如果他对谁比较容忍，也决不是因为与之特别亲近，而是出于对生活的正确认识。在他就任处长之初，他就深知，像奴隶一样被动盲从地工作是最没效益的。如果一个人主观上不想做事，即使工作态度极其认真诚恳，他也永远难以把事情做好，因为强制性会扼杀人的想像力和直觉的。而没有了想像力和直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