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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分钟里，还需要压缩掉25分钟。而这也就是有嘉宾本人直接参与的那段过程。栏目为嘉宾提供机会，让他看一看从荧屏上看，他显得多么不成熟，偶尔又会由于不假思索而说了怎样的蠢话。他胆战心惊地听到，自己说的话是那么拙劣，做的手势是那么难看，而当摄像机捕捉到一个成功的画面，以及荧屏上响起流利、连贯且文法通顺的话语，且不时夹杂些俏皮的玩笑时，他就会欣喜万分。大家好像是在和他商量——“让我们把这一小段去掉吧，”人们对他说，“而这里您简直太棒了。您看，摄影师捕捉到的您的这个镜头真是妙极了，简直是奇迹。啊，您说得真棒啊！喏，而这一段，看来好像不太好，您看呢？”而某君自然也会这么想，而这样一来，在他的英明领导和直接参与下，40分钟莫名其妙成了与乌兰诺夫的15分钟的谈话，而对话中的某君成了非常生动、有趣，思想深刻，富有教养，对生活有独到见解的非凡人物。同时，还应该指出，某君在化妆之后比在日常生活中看上去要好两百倍。这都是米沙·多岑科亲眼所见，因为是他，在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惨案发生后，首先走访了那些幸而将其与乌兰诺夫进行的谈话录制下来的人。
某君在看到录像结果之后，产生了他在世上的最大愿望，那就是让节目能尽快播出。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希望在公共场合露面，而这个节目对他来说简直是不可或缺的。此外，他是一个正常的活生生的人，而作为一个正常人，他何尝不想留下好印象。既然他能让人看上去很棒，又能如此精彩地表演，那么，对此知道的人越多越好。因此，他就会以热切的目光询问：什么时候播出？什么时候这盘他热切渴望的带子将对外公布，并在全俄电视频道上播出？人们会回答说：“只要一弄好，马上就播。到时候我们会给您打电话的。是的，是的，当然会提前的，怎能在播出当天打呀，您不是还得通知所有熟人、亲戚和朋友吗？是的，当然了，节目播出后我们还会送您一盘录像带，我们会专门为您复录一盘留做纪念，所以，您不一定非得用录像机把节目录下来。”
因渴盼荣誉而感到无上幸福的某君回家去了，而与此同时，第二部名为《一切都要付钱》的戏开始上演了。可以认为，这部剧并非每次都要上演。据米沙估算，概率大概是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人们是按哪个脚本上演这部戏的，还有待查清，但这事实上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结果。某君有一些富裕的熟人（我们姑且如此称呼他们），这些人与他有业务上的关系。这些人可能是他的赞助者，也可能是他的合作伙伴，还可能是些亏欠他什么的人。就是这些熟人，会突然给某君打电话，问他是否一定坚持要让这个节目播出。他当然希望播出了！怎么能不播呢？不播的话费这么大劲儿所为何来呢？那些有钱的熟人对他说：您明白吗，有人要我们为《素面朝天》栏目提供赞助费，如若不然，已录制和剪辑好的节目就不能播出，要多少钱？很多，两万美元。当然了，我们可以支付，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大的损失，所以，如果您一定要上……某君有点惘然若失。因为他已经看见过荧屏上的自己了，感觉是如此之好！而他多么想……他请求给他一段时间让他考虑一下，可他考虑的时间越久，就越是希望节目能够播出。哎，假如他没看过节目就好了！那样的话，他就可能有理由担心，节目做得并不是那么好，而他在其中的样子或许也非最佳状态，既如此，就让这个节目见鬼去吧，这不是花钱买罪受吗？早知这样……但一切不幸在于他已经看过录像了。那节目连一点瑕疵也没有，连一个失意的表情也没有，就连每次掉头也没有一个不漂亮。爱自己，这是人的本性，也是心理健康的标志，是正常的，也是对头的。人家让他看到的他本人，是那么迷人，那么有魅力，那么聪明，那么非凡，于是乎，他也就上了钩。算计无误。要想不上当，得具有非常特殊的性格才行。
于是，某君最后坚决声明，他坚持节目应予播出。节日播出了，就算完事。
奥克桑娜·邦达连科精通自己的业务。与栏目中将要出现的嘉宾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弄清哪些是他的强项，摸一摸在讨论哪些难题和问题时，嘉宾能说出一些比较有趣的观点和见解。她甚至帮助嘉宾选择服装，以使客人出现在荧屏上的形象尽可能更好一些。奥克桑娜死后，便没有人准备节目了。本来可以在短时期内再找一位聪明伶俐的记者，回到从前的操作办法上来，但乌兰诺夫从那以后就只槁现场直播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不知道该到哪儿以及如何寻找那些其背后有富有的赞助者支持的嘉宾。很明显，以前从事这种工作的，是节目经理维佳·安德烈耶夫，而在他死后，这种可爱的勒索活动就中断了……
“确实是很可爱，”戈尔杰耶夫摇了摇头，“可以推断，安德列耶夫和邦达连科正是因此而被杀的。不是他们索要的数额把嘉宾和他的那些慈善家给惹火了，就是这些电视人把人家给耍了，拿了人家播节目的钱，却没有播出节目。”
“还可能是其他原因，”娜斯佳说，“谈判进行得很复杂、很紧张，双方都说了许多侮辱人的话，于是，安德烈耶夫、乌兰诺夫一伙拿到钱后，对录像带重新做了剪辑，把其中最好的段落删掉了，而把最差的镜头留了下来。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
“嗯，我的孩子，这就不大像了。这简直是小儿科，有点像小打小闹的、恶意的小流氓行为。尽管众所周知……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没有？我们必须赶紧把最近半年的节目录像带搞到手，你告诉米沙；让他去办。我们看一看，其中是否有哪怕这么一期这样的节目。另外还有，娜斯塔霞……”
戈尔杰耶夫突然打住，目光凝视着窗外。对于他此刻想要和娜斯佳谈的话题，他自己并不喜欢，可还是得说。
“还有什么，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她有些疑惑地问。
“格梅里亚要求把伊戈尔·列斯尼科夫从他们组调走。他俩找不到共同语言。你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伊戈尔不喜欢格梅里亚，仅此而已，”她耸耸肩膀说，“一个侦查员突然之间不喜欢某个探长或反之，这不是很正常么？如果您还记得的话，我不是一度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喜欢柯斯佳·奥里山斯基，后来磨合得惯了，甚至还成了好朋友。这没有什么特别的。”
“格梅里亚断定列斯尼科夫不信任他，并曲解他说的每一句话。是这样吗？”
她用一双明亮的眼睛望着上司，目光中既没流露窘迫，也没有不安，尽管事实上，他们在背后常常议论同事，而且，从没什么好话。但娜斯佳也正因为这样才喜欢戈尔杰耶夫上校，她对他太了解了：他从不对自己的下属做任何不正当的事，有他在场时，属下们用不着拘谨。而既然他讨论伊戈尔，那就是说，确实需要如此。
“是的，是这样，”她回答说，“伊戈尔不信任他。可事关一桩政治谋杀案，您又能怎么办呢？伊戈尔和任何一位正常的警察一样，总是想着，探长头上有压力，要不就是探长已被收买或恐吓住了。所以，每次当探长催办某种方案并提高嗓门，只要话题一涉及到其他什么事，总会合情合理地产生怀疑。如果没有丝毫怀疑，那反倒怪了。伊戈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警探，他很聪明，就逻辑推理和警觉性而言，他很正常。如果我处在他的位置上，我同样也不会信任格梅里亚的。伊戈尔想要提出一种能容纳戈托夫齐茨家盗窃案在内的方案，而格梅里亚大喊大叫说，盗窃和案子没有任何联系，让伊戈尔把它彻底忘掉，就肖它没发生一样。您要是处在他的位置上，您会怎么做呢？”
“我？”戈尔杰耶夫笑了笑说，“我嘛，我的孩子，我自己的侦探生涯过得很光彩、很有趣也很有成果，但却并不正确。打过许多年游击，违法更是家常便饭。可等我当了局长后才明白，应该教你们也就是我的下属和孩子们，换一种方式来工作了。如令这帮律师可不像从前，法律也和过去不同了，如今稍一违法，你所办的刑事案就会彻底推翻。我对你们付出的劳动感到很可惜，当你们苦恼透顶，绞尽脑汁，夜不能寐，冒着生命危险，就只是为了搞清律师质疑的某个可恶的细节时，我难受得要落泪，可以公正地说，所有这一切就如同跟在狗的后边揪着它的尾巴磨蹭一样，案子也被中止了。所以你要注意，戈尔杰耶夫局长已经和过去的戈尔杰耶夫侦探完全不同了。”
“您还没有回答我，处在伊戈尔的位置上您会怎么办？”娜斯佳提醒说。
“可我从未处在伊戈尔的位置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政治谋杀案。而更多的是酗酒案，为了女人或是金钱。你不要逗我，我反正不会对你说你想听的话的。你想要我对你说，对格梅里亚能否信任。可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斯塔先卡，生活中一切的一切都发生了急遽的变化，以致你根本搞不清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我只要还活着，就会永远都记着我们的拉尔采夫。有推举手称他为敌人的？谁也不会。可他却为敌方工作。既非因为志向，也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对女儿的担心。我们可以原谅他吗？我不知道。我们可以理解他吗？可以。那你就想想看。你自己开动脑筋想想吧。当鲍里卡·格梅里亚刚当上一个毛头特警时，我觉得我是可以一眼就把他看透的，但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在这些年里他变成什么样了？会不会被收买？能不能被吓倒？要知道，正是为了孩子，他才离开了特警队伍转行搞侦破的，这事儿大家都知道。他担心妻子成为寡妇，孩子成为孤儿。但这也是五年前的事了，那时当一个探长还不像现在这么困难、这么危险。鲍里卡的妻子在家里带孩子。所以，他们一家六口人就全靠他当探长的这份工资和给孩子们的补助来生活。你自己也知道，他是不会过得很自在的，总之，我说这一切是为了……”
他又沉默了，做出一副在抽屉中找什么东西的样子。娜斯佳耐心等着他的下文。
“你和伊戈尔谈谈。我谈不合适，他是个聪明的小伙子，马上就会明白格梅里亚来告状了。没必要徒然使他们两人关系紧张。至于在政治谋杀案中彼此不信任的问题，你说得都很对，那你就想法说服伊戈尔，要他不要到处表露出自己的感情，尤其是在探长办公室里。要知道探长同样也不是从庄稼地里冒出来的，也不是昨天刚参加工作，所以，在这桩政治谋杀案的问题上，他也有同样多理由不信任任何一个特警，对吧？所以，被伊戈尔视为叛变的那种表现，也许恰好正是探长这种正常的、不信任别人的表现吧。”
“好，我跟他谈谈。”娜斯佳站起身，点了点头说。
………………………………………………
为了完成局长交给她的任务，娜斯佳在伊戈尔·列斯尼科夫没露面以前，一直没回家。伊戈尔看上去疲惫不堪，面有土色，眼窝深陷。娜斯佳知道，伊戈尔的孩子得了重病，所以他脸色如此之差并不奇怪。
“你怎么还赖着不走？”伊戈尔在走廊里从娜斯佳身边经过时，连看都没看她一眼，顺口问道。
“我在等你。”她很诚实地回答。
“干吗？”
“得跟你谈谈戈托夫齐茨的事。好像并非一切顺利，对了，伊戈列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格梅里亚想把我弄到他的组里去。我在抵制，可科洛布克却认为我在阴影里躲得够长的了。”
“那又怎么了？”他漠不关心地问了一句，继续向前走，还是没有看她一眼。
“我想问问你：他很招人讨厌吗？”
“谁？格梅里亚？那倒不是，你能忍受得了。”
“伊戈尔，我可不是在和你开玩笑。我和格梅里亚一起搞过阿丽娜·瓦兹尼斯被杀案。那时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男人很正常。可我确实也清楚地记得，你不喜欢他。你甚至说过一些什么话，说你不相信他。所以我想问问你，你的这些意见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
“全都是认真的。”
“你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谈话？”娜斯佳火了，“你干吗从牙缝里往外挤词儿，好像我是大街上的乞丐，在向你乞求施舍似的。”
列斯尼科夫在走廊中间停住，很感兴趣地看了她一眼。
“你复活了是吗？居然有这么大的激情。原先整天就像一条炖熟了的鱼似的。”
“不是炖熟的鱼，而是晒干的。”娜斯佳微笑着反驳说。
“我知道。但是如果把晒干的鱼好好炖一炖，就正好和你一样了。阿霞，对不起，我现在时间很紧。”
他又沿着走廊快步走起来，但娜斯佳跟定了他。
“请等等，伊戈尔！再说两句话，这对我很重要。”
“好吧，不过我得先打个电话。”
“到我那里去吧，”她建议说，“我的办公室比较近，我给你冲杯咖啡，正好我的电水壶开着呢。”
列斯尼科夫默默走着，点了点头，拐进了娜斯佳的门。一进办公室，他就抓起了电话筒。娜斯佳边倒咖啡，边不时地听他在电话里说什么。尽管她很清楚，一般说这么做不礼貌。但她有必要完成戈尔杰耶夫交待的任务，可伊戈尔显然没兴致进行一场诚恳的谈话，所以，她必须尽快了解他的心情，以便找到接近这位不善言谈的同事的途径。从他的谈话中可以明白，值班大夫给他儿子看过病，但也说不出什么令人信服的建议，只是要他找血液病方面的专家去看一看。
当列斯尼科夫放下话筒后，她说：“伊戈尔，或许你该找一下科洛布克。”
“为什么？”
“让他把你从格梅里亚的组里调出来，然后，你请两星期的假，去管孩子。这样会更好些。”
“对谁更好些？”伊戈尔干涩地问。
“对大家都好，首先是对你的妻子和儿子。而案子并不受影响，反正你现在也不能算正常工作人员，你的心思不在这里。”
“是不是对格梅里亚也更好些？”
娜斯佳浑身一震，他是从哪儿得知探长要把他从组里调走的？或许他并不知道，只不过是感到别人对他不够友好并希望摆脱他罢了。
“你干吗总责怪他？”她尽量语气平和地说，“你自己刚才不是也说过，他这人并不招人讨厌么。你还说就是我也能够忍受他。你喝咖啡，要不该凉了。”
列斯尼科夫默默拿起杯子，喝了几口，然后把杯子放到桌上，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对折的纸。
“给，你读读。”
“这是什么？”
“你先读读。”
娜斯佳打开这张纸，上面有用普通字模打字机打的两行字：“你的探长已经被收买很久了，如果想侦破议员被杀案，一句话也不要信他。”
她把这张纸整齐地折好并放到桌上。
“那现在你想说什么？这张纸你收到很久了吗？”
“一星期以前。”
“直到现在你还保持沉默。你是不是疯了？为什么不向科洛布克汇报？”
“因为我不喜欢匿名信。在跑到上司那里去报告之前，自己要先琢磨一下，并且搞清楚你自己是否相信这封匿名信。另外，去找科洛布克又有什么意义？一切都符合规律，有人杀害了女议员戈托夫齐茨，并希望这一犯罪行为不被揭穿，但别的人却不希望如此。如果格梅里亚被收买了的话，即使我到领导那儿报告了，也还是搞不清楚。就凭这封匿名信是搞不倒探长的。而如果这是诬陷的话，那么鲍里斯·维达利耶维奇就会平白无故遇到麻烦。”
“这东西是怎么到你手里的？”
“有人把它投到了信箱里，连信封都没有，是我妻子连报纸一块取回来的。”
“也许这不是给你的？”尽管娜斯佳很清楚，这封信肯定就是要给伊戈尔的，但明知没有希望的她仍抱着侥幸心理问了一句。如果希望是邻居家的某个人，甚至是旁边楼里住的某个人也在刑警局工作，而且也在侦查另外某一位议员被杀案，而这封信投错了信箱的话，这种希望将是很愚蠢的。现在无论谁手里也没有其他什么议员被害案，这一点娜斯佳知道得很清楚。侦破类似罪案的工作是在严格监控之下进行的，其中某一件案子连刑警局的人都不知道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伊戈尔很生硬地回答说，“你不是想问戈托夫齐茨的事吗？”
娜斯佳未能马上明白他问的是什么。关于戈托夫齐茨的那句话，其实不过是一个小鱼饵，为的是使列斯尼科夫能开口谈话，而实际上她感兴趣的完全是别的东西。
“等等，关于他的事情以后再说，你确信格梅里亚没有收到同样的纸条吗？”
“格梅里亚？我不明白。”
“伊戈尔，我们生活在普遍公开性时代已经很久了，你没有忘记这一点吧？如果世上确有一个真心希望能侦破议员被杀案的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偷着给你这封信？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做法。一个人得到了探长被买通的消息，如果他不希望案件的调查和侦破过程受到妨害的话，他就会在桌子旁坐下，给内务部、总检察院、最高法院和新闻界写信。他会踏破各机关的门槛，他会到处大喊大叫，说出自己的怀疑，大量接受新闻界采访。现在人们都这么做。可如果他写匿名信，那么他或者是精神病，或者是傻瓜，或者是想造成侦破小组工作的分歧。在第一、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都不可能信任他。如果是前两种情况，他可能只写一封匿名信，就是这一封。但是在第三种情况下，他有百分之百的可能会写同样的信给格梅里亚、给尤里卡·科罗特科夫，或者给随便哪个人。他需要在你们之间造成彼此的不信任。对这封信，你不该沉默这么长时间，否则的话，早已把一切都弄清楚了。”
伊戈尔沉默着，很显然，他在想着其他什么事情，当你的孩子得了重病，还管他什么议员谋杀案？就连探长被收买的问题也相形见绌了……
“我把这封信拿走，”娜斯佳坚决地说，“你什么也不用担心。我只请求你，不要在格梅里亚面前表露你的不信任。你要记住，他可能对你也不信任。”
“可是我请你不要参与，”伊戈尔冷冷地说，“对探长的态度，这是每一个警探个人的事情。劳驾，请你做事有点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