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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死于昨天-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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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美女之一玛格丽特的公司所属饭店。你赞同吧?我的处境很不妙。而这个记者全都知道。他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等等,丹娘,我一点也不明白。莉丽娅的事是真的吗?”

“没错。这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是孩子们的天性:每三个孩子中就会有两个对新出生的弟弟妹妹做出这样的反应。对此应当有心理准备,特别是不是同一对父母所生的孩子。”

“斯塔索夫和玛格丽特之间呢?”

“是杜撰。高明的捏造。要不是我的话,这篇谎话会天衣无缝。有的人被怀疑折磨得痛苦万状,精神崩溃,却从不把话挑明。更糟的是,他们宁愿相信第一个带来坏消息的随便什么人,也不愿相信坏消息诽谤的当事人。幸好,我不是这种人。我向来什么也不相信。我会找证据弄清真相——大概这是职业特点。因此我没怎么烦心,就直接问斯塔索夫,他是否在某个时间、地点和某个女士约会。结果很快弄清这是捏造——有人想要我们发生争执。”

“是谁?”

“不知道。”

“你怎么能不知道?谁跟你说的?”

“伊拉的未婚夫。不是对我说的,是说给伊拉的。后来她义愤填膺地告诉了我。我觉得这个海底来客只不过是别人手中的棋子,他对此并不感兴趣,他只是在完成任务。”

娜斯佳从塔姬雅娜的肩上望着灰暗的天空,默默地吸着烟。

“这一切是多么相似,”她最后低声说,“多么相似呀。你周围营造了一种使你不堪忍受的生活气氛。周围的世界在崩溃,昨日看是充满希望、坚实不破的一切,今日却是脆弱易破、虚假不实的。而恰恰在这时,你身边出现了一个目光善良,笑态可掬的富有魅力的男子,他向你伸出了援助之手。现在该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了。从前有一个天分很高、事业成功的记者,虽说不是十分正派,但这不妨碍什么。他爱他的妻子,爱他的事业,可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这美好的一切开始在眼前崩塌……”

鲍里斯最终没能躲过流感。即使在严肃场合见到他,你也会忍俊不禁。他的鼻子被手帕揩得又红又肿,嗓子沙哑,听上去假假的,显得有些恶声恶气。他不能去医院,因为在内务部和总检察院备了档的国家杜马议员被杀案归他管辖。也就是说按照法律,任何人都无权禁止生病,但是上司的白眼、不满,却是受法律保障的。

他又坐在了戈尔杰耶夫上校的办公室里,但这次他不是主动上门,而是受到了上校的强烈邀请。

“鲍里斯,该行动了,”上校在电话里不容人回绝地说,“我脱不开身,劳你大驾,带着你的病躯来彼得罗夫卡一趟。向我们的老上司汇报一下工作。”

………………………………………………

 

在侦查员到来之前,娜斯佳、列斯尼科夫、科罗特科夫和那个魁伟的小伙子——格梅里亚1995年调查的女演员阿丽娜·瓦茨尼斯谋杀案时认识的,艺术片《天狼》的安全服务主任——已经坐在了办公室里。

“开始吧,娜斯佳,”戈尔杰耶夫简短地说,“要条理清晰,不要漏掉一个细节。就像你今天早晨同我讲的那样。”

娜斯佳深吸了一口气,理理思路,习惯地把记录簿放在面前。这些记录是她昨天一整夜在公公的那所病房角落里,边聆听公公沉重的喘气声边趴在膝盖上整理出来的。只是在开往莫斯科的电车上睡了一小觉,不,仅仅是打了个盹。这已经不错了。今天是星期六,清晨驶往莫斯科的车上人不大多,娜斯佳得空靠在车壁上休息了一会。

她开始讲这几天发生的事:维卡的造访;雇佣杀手谋杀丈夫的子虚乌有;根本就不存在的女记者海伊娜和让总编登载毁誉文章《别了素面!化妆万岁!》的那个人;塔姬雅娜的文坛风波及使她与丈夫发生口角、让她在分娩时最需要的女伴离开她的阴谋;巫师伊涅萨的遇害及其情夫戈托夫齐茨不寻常的举动。最后,她又提到了戈托夫齐茨的妻子尤丽娅的死。她力求条理清晰,但事与愿违,看上去一切都显得互不关连、杂乱无章、令人吃惊。

“如出一辙:给你的生活制造麻烦,让你透不过气来,萎靡不振,形象点说,从各方面向你掀起巨浪,但却不是为了复仇,而仅仅只是为了在你走投无路之时能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的帮助。到底是什么帮助,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塔姬雅娜拒绝了帮助,她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只剩下乌兰诺夫了,我敢断言他知道实情,因为对他下手要比对塔姬雅娜早一步。并且,最初,我们见到的乌兰诺夫心事重重,而现在却跟换了个人似的——精力充沛,开朗乐观,富有自信。知道妻子根本没雇过什么杀手害他,这一切都是凭空捏造后,他完全恢复过来。他极有可能已接受了帮助,并知道帮助的实质内容。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作出结论:安德烈耶夫和奥克桑娜的被杀与他们赚钱无关,不是报复行动的全部,而仅仅是针对乌兰诺夫方案的一步。使他失去左膀右臂,让他的节目赚不到钱,惊吓他,使他萎靡不振,迫使他放弃工作,离开心爱的妻子。令他,令我们大家蒙头转向,不知所措。因为在那儿根本找不出罪犯,却不得不耐着性子,结果到最后,案子却到期限了。”

格梅里亚打了个喷嚏,大声吸了吸鼻子,问道:

“戈托夫齐茨呢?我一直在等你说国家杜马议员的事。把我叫到这儿来有什么用?”

“别急,鲍里斯·维塔里耶维奇,”戈尔杰耶夫温和地关照说。例行公事地称呼着名字和父称,一点也不让人觉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会讲到国家议员的,很快。娜斯佳接着讲吧。”

“罪犯积极采取的一些行动只是虚晃一枪。最近他们又投了几颗迷弹。据此可知,虚假的招数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采取与目的无关的行动,把我们搞糊涂。比如,列斯尼科夫收到的匿名信就是这种。信上说,鲍里斯早已被收买,不能信任他。”

“我?怎么了?”

侦查员呛了一下,沙哑着嗓子费劲地咳嗽起来。

“您已被收买,不能相信您,”娜斯佳忍着笑,又重复了一遍,“我们什么也没对您讲,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相信信上说的鬼话。写匿名信的目的有两点。第一,让我们相信谋害尤丽娅是出于政治目的——既然侦查员都被收买了;第二,使破案组成员之间不和、猜疑,挑起冲突——应当指出他们差点得逞——您一开头很难与列斯尼科夫合作,而伊戈尔同您也一样。还有一个例子:德米特里的死。我们最初就上了当,打算把他的死因同戈托夫齐茨与私人侦探所秘密行动信息的流失联系起来。德米特里利用私人关系查出侦探所里弄到有关雇主情报的人是谁后,就被杀死了。我们在这件事上又犯了错误:既然杀人,那么事态就很严重了,就的确与国家议员遇害有关了。而实际上却没有任何关联。是的,事务所里是有一个同事对上司的卡片匣怀有特殊兴趣,但这跟谋杀国家议员没有任何关联。杀死德米特里的动机很简单,是想把我们搞糊涂。他没妨碍谁,也没对犯罪分子构成任何危险。”

办公室里一片沉寂,气氛压抑。这里坐着的都是经常与死尸、谋杀、死亡打交道的人,但仍难以接受可以这么轻易地结束一个人生命的事实。既不是出于愤怒、怨恨,也不是由于贪欲和对暴露的恐惧,而仅仅是想把人搞糊涂。

“我接着讲。圈套的第二种方式,”娜斯佳接着往下说,“其行动带有一定的目的,但却弄些这样的假象掩盖、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以达到他们的真实目的。我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在有人潜入房间之后,戈托夫齐茨经常处于惊恐之中——我已经说过是什么原因——因为他的举动,委婉点说,有点异常,他的妻子担心丈夫干了违法的事,于是就求助‘格兰特’侦探所,并且得到所有与戈托夫齐茨接触的人的情报资料——这些资料的备份已经提交给我们了。今天我给上面提到的所有人都打了电话,得知尤丽娅刚接触了其中的几个。她以新闻记者、社会工作者等各种身份与他们见面。希望通过调查丈夫认识的人的方式确定他是否参与了犯罪。最初我们认为她的死和调查丈夫有关,但却没有找到什么线索。假如认识戈托夫齐茨的人中没有谁和他做过犯罪交易,又为什么要杀死尤丽娅?”

“是的,顺便说一句,”格梅里亚插言道,“我一直在等你说出国家议员遇害的原因。”

“因为这跟戈托夫齐茨接触的那些人无关。”

“那跟谁有关?”

“跟指使他们的人有关。跟他们心里强烈依赖的、多年甚至一生也无法摆脱的人有关——我们曾多次在报刊上读到这样的奇事,也多次碰到过这样的人——某个不为人所知的行动的领袖,。电子书某个善于用奇谈怪论使人们皈依的教派或组织的杰出人才。难道你们从没听说过这些吗?难道没听说过某个教派杰出人物致使成百上千的人集体自杀的事吗?”

她停了下来,办公室里响起了戈尔杰耶夫低低的口哨。每个人都想起的确读过类似的事。大家开始热烈地交流意见。

“我们曾多次听说对某个人的狂热崇拜,”她继续说道,“在电视上我们无数次见到这个人,觉得他既愚蠢又浅薄,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赢得这么多人的爱,赢得这么多忠实他并追随一生的效劳者。而有人对我们说这个人有一种磁性,同他在一起,你不能不去接近他、爱他。我们把手一摊,不住摇头,觉得这是混话,因为自己没有过这种体验。而这是事实——不能不承认。人所犯的最可怕的错误就是认为某种事物是不存在的,只是因为他没有亲眼见过。曾有人教导过我:知识欠缺不是理由。现在设想一下:你需要寻找几个具有这种磁性的人,并且又要在极短的时间内,你将在哪儿又以何种方式找到他?”

办公室里鸦雀无声。这次第一个理清头绪的是列斯尼科夫,戈尔杰耶夫不算,因为娜斯佳已经在这次会前给他讲过了。

“你想说,他们只不过是想通过戈托夫齐茨和巫师伊涅萨这种类型的人达到目的?”

“有可能,但并没这么简单,”娜斯佳反驳道,“这只是一种方案,可能还有其他的,但跟我们作对的这个团伙采用的恰恰是这种手段。趁主人不在家,溜进屋翻看记录,查找那些抱怨自己为情所困,难以摆脱丈夫、情人、女友、上司……的人——患者的名字登在记录上。找到他们,接着又很快查找到摆布他们情感的人。于是开始打开这些人的关口,招募他们,使之归附。这种推测是靠得住的。因为假如具有强烈磁性的人善良正直就不会利用这点使人痛苦,而他亲近的人就不会有难题;而假如有人求助于巫师和心理医师,就是说这个人滥用别人的爱,这正是犯罪分子所需要的。如果我没说错,那么伊涅萨的死因就显而易见了。她从不记录患者的真实姓名。她扮演的是巫师的角色,所以给每个患者一个假名,仿佛是为了同至高无上的神明沟通——这虽然是一小部分人,但她这一辈子也不算白活了。犯罪分子在她的记录中找到他们感兴趣的,但上面却没有名字,真实的名字。于是他们就从她这儿拷问出来——现在只能猜想发生的这一切了。据了解伊涅萨的人讲,伊涅萨是一个非常有自制力的人,对自己和别人的秘密守口如瓶。强迫她回答莫名其妙的问题是办不到的。可能用金钱诱惑,也可能恐吓她,但她还是没说出患者的姓名,直到开始折磨她为止。得逞后,犯罪分子丢下流血不止的伊涅萨扬长而去。他们大概以为她死了,否则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她的。他们惨无人道,嗜血成性。幸好今天可以断定他们需要的名字是卢托娃。卢托娃为了摆脱自己对侮辱她、贬低她,甚至殴打她的丈夫的迷恋,经常找伊涅萨。罪犯找到卢托娃也就找到了她丈夫,很快卢托夫就归顺了他们,为他们做事。只是我不知道他为他们做了些什么,但他曾和乌兰诺夫打过交道并且最近又装扮成一个好心的记者,死气白赖地要帮助伤透心的、被人出卖的不幸的女作家塔姬雅娜。”

“那戈托夫齐茨呢?”格梅里亚又不耐烦地喊道,这次他把嗓子喊哑了,“你快讲戈托夫齐茨。”

“戈托夫齐茨也是这种情况。溜进房间,偷看记录。戈托夫齐茨不是巫师,而是一个普通的心理医师、医学博士,所以他的记录上如实地写着患者的姓名。找到他们需要的人,周密布置了一番。患者的病史引起他们的兴趣,于是又光顾了戈托夫齐茨家。在这之前,戈托夫齐茨已经吓得没人样了,尤丽娅也已经雇了私人侦探开始了调查。患者落入他们的掌握之中——那伙人,我同你们讲过,纪律森严,他们必须监视心理医师和他的妻子。因为撬门潜入住宅不是小事一桩,女主人叫来了警察。监视时他们发现尤丽娅去了私人侦探所后又去找丈夫的病人。为什么?她想干什么?根本不知道。但她随时可能去找那个与他们所需要的人在一起的患者。这个心理医师的妻子是干什么的?国家议员?女记者?一个正直的讲原则的人?她到底要干什么?她嗅到了什么?更糟的是按着他们所感兴趣的地址在最不适宜的时刻和他们正考验的人撞上了——仅用半天的时间就找到了他,网罗了他——尤丽娅突然来了,不知她是出于什么目的又说了些什么。而那个人恰好在家,就马上给她讲了他得到的既诱人又有好处可捞的建议。一句话,这是不能允许的,会坏事。当然,有很多方法避免这件事发生。最简单无害的就是找借口马上让他们需要的人离开莫斯科躲避一段时间。令人头痛的尤丽娅来找丈夫的患者谈话,离开后——这就好办了——这个人就可以回到老地方了。但他们却采取了最残忍的手段,杀死了尤丽娅。这是确凿无疑。既然她是国会议员、记者,那么警察就会按确定的方向搜查凶手,就会在杜马忙活,搜查她在报上揭露的对手。趁乱,又投了一封匿名信,火上浇油,使我们更加相信是政治凶杀案。”

娜斯佳合上记录簿,深出了口气。

“我讲完了。”

戈尔杰耶夫把眼镜架在鼻梁上。在这之前,娜斯佳讲她深思熟虑一夜的想法时,他一直摘下来把玩着它。

“我们讨论一下。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先说一件事。米沙正在调查戈托夫齐茨教授登在记录本上的人——我指的是那些有严重心理疾病,并在格兰特侦探所备了案的人。我们已经调查过这些人,但现在的看法有所改变。第二点,我请大家不要觉得有了一个卢托夫,再找到一个‘卢托夫’,就能揭开迷雾,迅速破案。因为仅有卢托夫和米沙正在调查的这第二个人知道的信息还远远不够。——他们和个别人秘密接触,发生必要的影响,但却不涉嫌谋杀。一些人指挥,另一些人动手效劳。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卢托夫那手绝活。揪住结线人只会把事搞砸。自称记者不是犯罪,出钱登载某种文章也不是犯罪。任何犯法的事他们都没干。让他们上钩没必要,再说又无法惊吓他们。结论很不令人乐观:他们什么也不会告诉我们的。强行逼迫他们只会坏事——放走真正的罪犯。因此我们今天的讨论任务是确定这伙人是干什么的,以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确定了目的我们就能知道谁对此感兴趣,就可以从这里打开突破口。好了,谁第一个发言?”

“我还是搞不清,”又响起了格梅里亚嘶哑的声音,“为什么限定一个框架?娜斯佳不是刚刚讲过乌兰诺夫,并确信他已经接受了帮助吗?我们就审讯他。他会供出一切的。”

他响亮地打了个喷嚏,擤了擤鼻涕,但这次没忘记道歉。

“格梅里亚,乌兰诺夫什么也不会说的。”娜斯佳转向他回答道。

“为什么?他现在知道了事情真相,知道他妻子依然爱他,从未找过情夫,你怎么还认为他会守口如瓶?”

“因为他已经依赖上了卢托夫,您明白吗?如果您很清楚我所说的,那我就斗胆说一句,乌兰诺夫爱上他了,像崇拜偶像一样。假如乌兰诺夫头脑里还有对新结识的人的评判意识,他就会明白过来,就会在我同他谈雇佣杀手的事时,提到卢托夫。这说明他现在根本不会说的。要迫使他说出来就得需要掌握极有力的证据。但是我还没有找到。”

“那我们就可以从塔姬雅娜入手。您不是说,卢托夫已对她下手了吗。她怎么样?一口回绝卢托夫了?”

“没有那么生硬,很委婉。不过她清楚说过不需要帮助。格梅里亚,你可别打算碰塔姬雅娜。”

“为什么?”

娜斯佳瞟了一眼斯塔索夫。他正在默不作声、有滋有味地听大家讨论,等着发言。

“因为塔姬雅娜两个月后就要分娩了,我们不能拖着孕妇配合破案。斯塔索夫,你再讲一讲——尽可能别离题——卢托夫是怎么诱惑你妻子的。”

“他向她许诺,在另一种生活中她将自由独立地创作,不再有被遗弃的感觉,不再孤独彷徨,郁郁寡欢。”

“就是这样!”戈尔杰耶夫伸出一根手指,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注意听娜斯佳讲?你们怎么了?当成耳旁风了?我再强调一遍。在卢托夫向塔姬雅娜提供的生活中不会有人排挤她。遭受了别人给她精心安排的一切之后,她应该走投无路,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据他们设想——她该到自裁的时候了。而‘格兰特’侦探所的兄弟们完成维卡的任务时找到了些什么线索呢?他们确认,出钱登载署名某个海伊娜文章的人同某个帮助危机处境的人的慈善机构的头头有来往。我的孩子们,你们是睡醒了呢,还是准备接着睡?我和娜斯佳在这儿说这些是吃饱了没事干吗?”

“等等,戈尔杰耶夫,”格梅里亚嘶哑着嗓子,“你说得有些不连贯。如果这些都是真的,就是说罪犯很蠢。您不是说塔姬雅娜在等孩子出生吗?那她就会唾弃报刊的污言秽语,经受住丈夫背叛的打击——您可以相信我,我是几个孩子的父亲——等待孩子的出生,如果是热切盼望的,又是第一次,那完全会改变一个女人的世界观。生活对她来说是如此的美好,要当母亲的喜悦超越了一切,什么都无法改变。难道罪犯没觉察到这点吗?孩子的出生这个事实会使他们的全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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