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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有人-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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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她在望见我之后立即向旁边的小路拐过去。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心里一急,便追过去喊道,卢萍,卢萍。她停下来,用那双水灵灵的眼睛盯着我说,她现在叫卢红,已改名了。卢红?红卫兵的‘红’。我正要将已和女朋友分手的事告诉她,她的眼中却闪过一种紧张的神情,压低声音对我说,快走吧,回宿舍去,或者赶快离开学校,走得越远越好。说完,她急速转身走向那座已成为红卫兵总部的教学楼。 

  “当时,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我的肩头还残留着她温柔哭泣的印痕,这世界就突然翻了个底朝天。望着她穿着军上衣的背影进了大楼后,我仍木然地呆在那里。直到一群学生冲过来将我抓进了大楼,并且像囚犯一样关进了一间教室,我才拼命敲门,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些学生臂上的红色袖套像血一样红,夜幕降临后,我蜷缩在囚室里感到害怕。 

  “囚室里还关着五个本学院的教授,他们是以‘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名义被关在这里的。见我进来后,他们都默默无语。有一个姓薛的教授头发已经花白,他躺在墙角,像死去一样,动也不动。我看见他的额头上缠着浸血的纱布,这使我想起昨天批斗会的情景,一个学生从军上装上解下皮带,对着薛教授劈脸抽去。 

  “我当时作为年轻的讲师,本来已躲过了这场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批斗,但我在大楼外的可疑行为引起了红卫兵们的革命警惕。在当天深夜的审讯中,我平生第一次饱尝了耳光和皮带的抽打。而她,卢萍(现在叫卢红),正担任了审讯的记录,只有我注意她拿笔的手一直微微发颤。“我讲不出连续几天呆在大楼外张望的理由。这使审讯者更加怀疑,认为我有破坏革命的企图。联系到我讲授的心理学课程,一项‘宣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罪名落到了我头上。整整一个多月,我被关押在这教室变成的囚房里,要我写罪行坦白材料,悔过自新材料和对其他教授的揭发材料等等。每天每天,我对着一叠白纸,便在心里对卢萍说话,我对她回忆起那个夜晚的后山,那是个多么和平宁静的夜晚啊。我对她说,‘那个被你深爱的人也爱着你,他现在可以明确地说他爱你了。’那个后山的夜晚像一道闪电使他中了邪,他每夜每夜都念着你的名字。你不该改名,不该剪去美丽柔软的长发。一切能回到从前吗?短短的几个月之前,那时的夜晚是多么平安幸福。 

  “被囚禁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没写出一个字的交待材料,我成了顽固不化分子,被推到学院的大操场上批斗。我的手被反绑着,跪在操场的主席台下,坚硬的水泥地让我的膝盖磨出了血。这是上千人的批判斗争大会,红旗飞舞,口号震耳欲聋。我看见卢萍坐在主席台上,显然,她已经是红卫兵组织的头儿之一。我心里涌起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 

  “批斗会之后,我被关进了单间,和其他教授们完全隔离开了。我想完了,这标志着我已成为重犯,他们会怎样处理我呢? “天黑之后,关押我的小屋外有了脚步声,接着是开铁锁的声音,一个女红卫兵走了进来,是卢萍。我又惊又喜。我从屋角站起来,怔怔地望着她。她的齐耳短发和草绿色军衣使她看上去像一个女兵。她的腰间扎着军用皮带,由此显示出的身体线条使我想起她穿着连衣裙的身姿。“她严肃地望着我,高声说道,‘何林,你必须老实交待!’我浑身一震,几个月前的何老师现在变成了何林,此时此地的直呼其名使我感到一股冷气。 

  “我无话可说,愣愣地望着这个已改名叫卢红的学生,我一下子分不清她和卢萍是不是一个人。室内一片死寂,她仿佛听了听周围的动静,然后压低声音说,‘你就写一份检查吧,在心理学讲课中,你确实也宣传了不少唯心主义的东西,这些东西差点也让我入了迷。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来得及时,我们都可能走上资产阶级的学术道路,那多么危险啊!’“看着她真诚的眼睛,我迷惑了,我真的犯下了宣传唯心主义的错误吗?她说,她已经给组织上讲了,说我答应深刻检查,愿意悔过自新,但我有心脏病,再关押下去,可能要出人命。因此今晚就放我回去。让我在任何人问时都要这样说。我回去写好检查后,她派人到教师宿舍来取。 

  “她的声音低下来以后,她又从卢红变回了卢萍,仍然是几个月前的那个女生。我感到头晕得厉害,做梦似的走回了教师宿舍。 

  “再次见到卢萍时,已经是冬天了。一场罕见的大雪盖住了校园,也是在这后山的凉亭里,我和她在雪中见面,没想到,那竟成了永别!唉,到现在已二十年过去了……”何教授停止了讲述。夜半的暴雨不知不觉已停了下来,他自言自语似的回忆便在这后山的凉亭里变得语音响亮,这使他梦醒似的一惊,然后怔怔地望着郭颖说:“我都说了些什么呀?” 

  郭颖被这略带传奇的往事吸引住了,她盯着何教授在暗黑中的面容,感到他的眼中藏满忧伤。她突然奇怪地自问,自己怎么会在这里呢?夜半,后山,凉亭,这是怎么回事? 

  她突然想起了谢晓婷,她怎么没到这凉亭来呢?夜半的后山一片暗黑,这使她心中升起一种不祥的感觉。


第八章 

…………………………………………………………………
29 

  死去的人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神秘色彩, 
这是因为人虽死去,他的故事还在延续。在家人亲友中,在爱过的人心中,死亡使人的形体消失,但影子尚存。十四年前,郭颖和她的女伴们在医学院后山的种种经历,与后山下防空洞里的死者有关,这毫无疑问。然而,我自己现在正面临着的困惑,也与死者有关吗?几天前闯进我住宅的这个不速之客,经证实,是一个早在一个月前就死于车祸的精神病患者。他的妻子我也见到了,坟也见到了,遗物也见到了,这都是真的。天啊,我撞着鬼了吗? 

  在严永桥的遗物中,有他在医院读过的书,其中一本就是我的那部刚出版不久的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显然,他是在书中知道了我和董枫,并且,在住院的那段时间,他显然认出了董枫。于是,在他死后,他就来找我聊天,给我讲董枫在精神病院里遭遇黑屋子的怪事。这可能吗?天方夜谭!但是,严永桥来找我是千真万确的。现在,当我坐在书房里的时候,我真希望他能再出现一次,带着他的黑雨伞来敲门。这样,我就可以弄清楚一切了。我将战胜恐惧,询问他:你死了吗?你现在是谁?你怎么知道董枫在黑屋子遭受的惊吓?还有,你当初陪老婆来找吴医生看病时,吴医生怎么断定你才是真正的精神病人呢?诊断室的窗户是你打碎的还是吴医生打碎的?因为这种歇斯底里的行为足以让人被关进精神病院。归根到底,你当初真是精神病人吗?如果不是,吴医生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吴医生来电话了,问我,去山里见着严永桥的老婆了吗?情况怎么样?看来,他对严永桥死而复生似的来找我也十分困惑,并且想协助我找出答案。同时,他告诉我说,那个27床的病人最近清醒了,这人在几十年前的文革中有不少传奇经历,听起来像故事一样。吴医生让我去与他聊聊,说不定,可以为写作积累一些素材呢。 

  27床?我回忆起我上次去精神病院,在花坛附近遇见的那个人,五十多岁的半老头胡茬很黑,眼睛像梦游一样,对着我身后的空茫说:“往前走,前面有红旗……”这次,当我在病房里见着这个梦游似的人物时,他已经收拾得很整洁,胡茬也刮干净了,这使他年轻了不少。带我进病区的吉医生对他说:“龙大兴,今天感觉怎么样?没看见什么影子吧?” 

  “什么影子啊,那都是假的。”他咧嘴一笑,“我完全清醒了,都想下围棋了。” 

  吉医生说:“不过,你还得继续服药,巩固治疗效果。这位是新来的余医生,他给你作心理咨询,你精神上会更轻松。” 

  看来,吴医生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尽管我赶到医院时他正巧又被院长叫去开会,他却让吉医生将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以前我对他讲过,说是医院里如发生有趣的事,出现有趣的人物,让我去接触接触。搞写作这行,脑子里得装满奇事才行。看来,这吴医生够哥们儿。 

  吉医生给我们介绍后就走了。这个叫做龙大兴的27床的病人望着我,似乎要从我的白大褂上看出什么破绽似的。我不像医生吗?不,连这里的护士也说,我穿上白大褂的样子,至少也是个主任级的专家。当然,这也许有点恭维我的意思。 

  我沉住气,对这位病人说:“我上次在花坛附近见到你时,你正念念有词地往前走,你当时看见什么了呢?” 

  “记不得了。”他说,“清醒后是记不得病中的所作所为的,只有半清醒的时候所看见的东西才能记住一些。” 

  “你看见过什么呢?”我问。 

  “唉,不说那些了,都是假的。吴医生说过,那是幻觉。可当时却像真的一样。我老是看见红旗。医院里的墙啊树啊什么的,我有时看去都是红色的,还在飘动。每当这时,我心里就很激动,我忍不住要到处走,有几次走到了一个悬崖上,我往下伸头一看,天哪,崖下躺着一个女学生,已经死了。我感觉是我把她推下去的。于是又惊又吓,忍不住大吼大叫。吉医生说,每当这时都给我注射镇静剂,我睡去后才忘记这些情景。” 

  我望着这个五十多岁的病人,他那略微发胖的身体表明他住院已经很久了。我说:“听吴医生讲,这些都是你在文革中的经历沉淀下来的东西。都过去三十多年了,这些东西怎么还会缠着你呢?”“嗨,我也不知道。文革结束后我便常犯这毛病,这医院进进出出,数不清有多少次了。也许是当时的印象太深了吧。我那时刚读大学,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儿。武斗期间,我有两支枪,可威风了。晚上睡觉,我的枕头下也放着一枚手榴弹。为啥?防止对立派组织攻进来嘛。如果遭遇突袭,也不能束手就擒,实在不行了,伸手往枕头下一拉,嘿嘿,同归于尽,这才是好样的。唉,那时的日日夜夜可精彩了……” 

  说到往事,这个病人的眼中开始放光,很兴奋的样子。 

  “你打死过人吗?”我突然问道。 

  “没,没,”他矢口否认,“武斗时双方对着楼房什么的对射,子弹都打在砖墙上,没伤着人的。”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的幻觉中曾出现过一个女生死在崖下的画面,我想探寻这与他的经历有没有联系。 

  想到死者,我突然问道:“这里以前有个叫严永桥的病人,你知道吗?” 

  “噢,”龙大兴仰起脸回想着,“个子高大,三十多岁,是搞桥梁建设的,对,他叫严永桥,以前就住我隔壁的病房。唉,偷跑出去干什么呀?黑灯瞎火的,在高速路上被车撞死了。” 

  “他为什么要逃跑出去呢?”我问。 

  “这不太清楚了。你知道,我多数时候也是迷迷糊糊的,清醒的时候在走廊上我听他说过,他没有病,他早就该出去了。”这时,吉医生走进了病房。他附在我耳边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吴医生开完会了,叫你去他哪里。”

30 

  走出病区, 
我沿着走廊向吴医生的办公室走去。走廊的顶部是拱形的,显得安静肃穆。一百多年了,这座法国人留下的医院几经整修,让原有的面貌得以保存。走廊一侧的窗户很大,上端是半圆形,嵌着五颜六色的玻璃,将夏日的阳光隔在窗外,只有些斑斑点点的光影洒在走廊上。 

  此时,我已在心里作出了一个决定,这就是我应该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我必须弄清楚严永桥从住院到死亡的全部真相,这样才能解开那个闯进我家的不速之客之谜。况且,我现在住在家里也是提心吊胆的,那个握着黑雨伞来拜访我的人搞得我日夜不宁。与其在家里担惊受怕,不知直接住到这漩涡的中心来。 

  “这事情有点麻烦,”吴医生听到我的想法后说,“以前有搞电影电视的人在这里呆过,结果搞得很不愉快,院长很生气,说是搞写作的人再不接待了。” 

  我说:“以朋友的名义,你给院长通融通融吧,就说我要写的东西绝对正面,救死扶伤精神关怀等等,只住上一月两月就行了。” 

  院长姓蔡,一个五十多岁的瘦高男子。吴医生将我带到他办公室,刚说明来意,他便看也不看我地对着门外吼起来:“写作?我知道你们的意思,精神病院嘛,铁门!大锁!把人关起来,像监狱一样!哼,就冲着这个来,就对这种东西感兴趣……”我一下子怔住了,不知道蔡院长为何发这样大的火。我赶紧声明我对精神病院的理解,说这里所做的是一份崇高的工作,面对精神病人这个弱势群体,医生和护士的工作让我钦佩。所以想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以便写出真正感人的东西来。 

  蔡院长似乎没听我的解释。门外有人叫他,他便径直出去了,将我和吴医生留在他显得很大的办公室里。 

  我正不知所措,吴医生拍了下我的肩头说,咱们走吧。我说,这事怎么办呢?他笑了笑说,这不,已经同意了嘛。蔡院长就这习惯,只要他没明确否认,就是表示已经同意了。 

  从院长办公室出来,经过一片草坪,就是吴医生所负责的病区了。这幢两层法式楼房此刻有一半被遮在树阴中,另一半暴露在阳光下,远远看去,像一幅明暗交错的风景画。 

  吴医生说:“院长虽说是同意你呆在这里了,但你只能在我负责的这个病区活动。这里的底楼是男病区,二楼是女病区,在这个范围内,你以新来的医生的名义走走看看,与病人交谈什么的,都可以。但晚上最好不要去病房,因为天黑以后,有的病人病情发作,会伤着你。你知道,有的躁狂型病人发作起来是很厉害的。” 

  我想起了二楼尽头的那间黑屋子,董枫就是在一个雷雨之夜看见里面突然有了烛光的。并且,在这间长期闲置的病房里,那夜的烛光中还出现了一个正在梳头的女人。尽管吴医生将此事解释为董枫的幻觉,但我总觉得另有蹊跷。此时,吴医生对我的告诫,是对我的关心呢,还是暗含警告? 

  不管怎样,吴医生对我的写作还是很支持的,不然他不会同意我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以便在龙大兴这样的病人中搜集写作素材。当然,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严永桥死而复生地到我家拜访我,这事实让吴医生也无法解释。现在他让我住到医院里来,也许是想与我联系得更紧密些,以便为这个谜团找出答案。 

  走廊尽头的一间小屋成为我的临时住处。一张小床,一张简易写字台和一把木椅就是室内的全部家当。吴医生说,这是他上白班午休和上夜班时休息的地方,现在提供给我了。凑巧他这段时间不上夜班,所以夜里我可以独自享受这个空间。 

  我说过,这幢法式楼房里全铺着老式的地板,我在这小屋里哪怕轻轻地走动,地板也会发出咚咚声。不但如此,屋外的走廊上,包括不远处医生护士的值班室里,只要有人走动,我在这小屋里都能听见咚咚的脚步声。如果距离稍稍近点,还能感到地板的轻微震动。 

  我突然想到,严永桥逃离精神病院的那天晚上,就是踩着这样的地板溜出去的,怎么没人发现呢? 

  吴医生正为我整理这小屋里的一些零乱东西,听到我的疑问后说:“那天我没上夜班,听值班医生讲,他是趁医生查房打开了病区的铁门后溜出去的。从病区出来到楼外,根本不经过值班室这一段走廊。” 

  我“哦”了一声,想着这楼房的布局,进门后往右是医护人员值班室的走廊,往左是通向病区的小铁门,正中间是一道宽大的楼梯,通向二楼的女病区。 

  “不过,”吴医生望着我说,“我做医生这么多年了,精神病人逃出医院的事发生过不少次,生生死死也见了不少,但死后又出现的,还是第一次听说。要不是你遇到,我绝对不会相信有这种事。当然,理论上说来,人绝不可能死而复生。因此,你遇到的严永桥,是另一个人的可能性更大。” 

  我想起了在严永桥家里看见的遗像,他绝对就是撞进我家来的那个人。我知道吴医生心里其实也很困惑,但是,这一切现在确实无法解释。我只好点头同意吴医生的判断,说:“但愿那是另一个人。” 

  这天晚上,第一次独自住在精神病院里,我的感觉是既新鲜又有点莫名的紧张。吴医生回家去了,值夜班的医生和护士我还不熟悉,也就没出去乱窜。躺在这小屋里的铁架床上,我想到了我家里的寂静,那个供我独自写作的居室现在应该是一片漆黑。我得离开它一段时间了,如果那个拿着黑雨伞的家伙再次登门,他会发现那里已暂时无人居住了。 

  我突然产生了往家里打一个电话的念头。电话就在我的写字台上,如果此时铃声大作,没人的屋里也可趁机热闹一下。 

  抱着这个莫名其妙的想法,我在这医院的小屋里向家里拨通了电话。天哪,电话刚一拨通,有人就拿起了电话,我听见一个男人粗哑的声音:“喂,喂!”我冲口而出:“你是谁?”就在这一刹那,那端压下了电话。 


31 

  有时候, 
任何不可思议的小事都会让人惊恐万状。试想,你锁好门窗,离开了你独居的住宅,可是,当你在深夜从另一个地方往家里打电话时,却有人接听,怎么回事?那一刻,我的心咚咚狂跳。是小偷进屋了吗?不可能,因为小偷是不会来接电话的,那会暴露出屋里有人。我想到了严永桥,那个早已从精神病院逃跑出去并死于车祸的魂灵,难道,他又窜进我屋里了吗?或者,他一直就躲藏在我屋里的什么地方? 

  我得证实这点。我咬了咬牙,再次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呜——呜——”,电话的长音从看不见的暗处传来,再没人来接听了。 

  我的心里七上八下,显然,在我家里接电话的人已有了警惕,不再来接电话了。谁进了我的屋?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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