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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上的头皮屑说明他的头发有病。一个冲锋队员手里拿着木偶卡斯佩勒＇注＇，用木
制的卡斯佩勒祖母去作马库斯，但是他已不能说话，不会感觉到受侮辱了。在他面
前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只玻璃杯，就在他们叫喊着砸他店铺的橱窗玻璃的那一刻，他
感到口渴至极，便把杯中物一饮而尽。
从前有个铁皮鼓手，他名叫奥斯卡。当他们夺去了他的玩具商的性命，砸烂了
玩具商的店铺的时候，他预感到，艰难的岁月临到了像他这样的侏儒铁皮鼓手头上。
因此，他在离开店铺时，从被砸烂的东西里，挑选出一面完好的和两面损坏不大的
鼓，挂在身上，离开了军火库巷，到煤市去找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可能也正在找他。
外面，是十一月某一天将近中午的时候。在市剧院旁边，在有轨电车站旁边，站着
虔诚信教的妇女和冻坏了的难看的姑娘，在那里散发宗教小册子，把钱放进小罐子，
在两根竿子中间是一道横幅，上面写着《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引文。“有信—
—有望——有爱”＇注＇，这是奥斯卡会念的；在这三个词周围，另有一些词，就像
一个小丑在耍瓶子：轻信，希望人兴奋剂＇注＇，爱的珍珠，好望钢铁厂，爱之妇女
牛奶，信徒大会。你相信，明天会下雨吗？全体轻信的人民相信圣诞老人。我相信，
这是核桃味和杏仁味。但这是煤气味。我相信，我们马上要过基督降临节的第一个
星期日了。基督降临节的第一个、第二个直到第四个星期日都被拧开了，就像拧开
煤气开关一样。这样，就可以让人们信以为真地闻到核桃味和杏仁味了。这样，所
有轧碎核桃用的木头小人都可以宽慰地相信：
他来了！他来了！谁来了呢？是童子耶稣吗？是救世主吗？还是天国的煤气抄
表员来了，臂下夹着个煤气表，始终的嗒的嗒地响着？他于是说：我是这个世界的
救星，没有我，你们就不能煮饭。他还挺好说话，提出一份优待的收费价目表，拧
开刚擦干净的煤气开关，让圣灵喷出来，好让人用它来煮鸽子。他接着分发核桃和
杏仁，让大家当即砸起来，里面喷出来的同样是圣灵和煤气。这样一来，所有轻信
的人就很容易地在浓密的淡蓝色气体中间，把商店前面的煤气抄表员们统统看成是
圣诞老人和各种尺寸、各种价格的童子耶稣。就这样，他们全都相信了独家赐福的
煤气公司，这家公司用指针上升和跌落的煤气表象征命运，并且以正常的价格举办
一次基督降临节。许多人相信，到了圣诞夜基督会降临，但过了这个紧张的节日以
后，只有那些人活了下来，他们没有分到杏仁和核桃，因为存货不够，尽管人人都
相信，存货是足够的。
但是，在事实证明对圣诞老人的信仰原来就是对煤气抄表员的信仰＇注＇以后，
大家不再顾及《哥林多前书》上那句话“有信——有望——有爱”的顺序，却先尝
试起爱来了：我爱你，他们说，啊，我爱你。你也爱你吗？你爱我吗？说呀，你真
的爱我吗？我也爱我。出自纯真的爱，他们互称小洋萝卜，爱小洋萝卜，互咬，一
根小洋萝卜出于爱咬掉另一个的小洋萝卜。他们相互讲述小洋萝卜之间奇妙的、天
国的但也是尘世的爱的实例，并且在张嘴咬之前振作地、饥饿地、明确地耳语道：
小洋萝卜，说呀，你爱我吗？我也爱我。
但是，在他们出于爱相互咬掉对方的小洋萝卜并且在对煤气抄表员的信仰被宣
布为国教之后，在《哥林多前书》上，除了信仰和被提前取走的爱以外，只剩下第
三种滞销货了，那就是希望。当他们还在咬小洋萝卜、核桃和杏仁的时候，他们已
经在希望，赶紧结束吧，这样他们可以重新开始或者继续前进。在终场音乐奏完之
后或者在终场音乐还在演奏的时候，他们就在希望，这收场戏马上就结束了。他们
始终还不知道怎样才能结束。他们仅仅希望，马上就要结束了。明天就会结束了，
不过，但愿今天还不会结束，因为假如突然结束的话，他们该怎么办呢？后来，结
束了，他们很快把结局变成了希望葱宠的开端，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结局始终是
开端，希望存在于每一个即使是最终的结局之中。书上也这样写着：只要人怀有希
望，他将一再重新开始充满希望地结束。
我呢？我不知道。譬如说，我不知道今天藏身在圣诞老人胡子后面的是谁；我
不知道，圣诞老人的口袋里装是什么；我不知道，该怎样关上和调节煤气开关，因
为基督降临节又从煤气管道里喷出来了，或者说，一直还在喷；我不知道，是不是
在试验；不知道，为谁试验；不知道，我能不能相信，他们如我所愿地充满着爱在
擦干净煤气开关，好让它像鸡一样啼叫；我不知道，在哪天早晨，在哪天晚上；不
知道，是在白天的哪个时间，因为爱不懂得时间，希望没有尽头，信仰不知道界限，
唯独知与无知受时间和界限的制约，多半遇上胡子、口袋和杏仁时就提前结束。所
以，我又不得不说：我不知道，啊，不知道，譬如说，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填满肚肠，
有必要被填满的是谁的肚肠，也不知道用什么去填，尽管任何一种填料，或精细或
粗糙，都标明价格，一目了然，可我仍然不知道，价格里面包含着什么意义，也不
知道，从哪些词典里可以查出填料的名称，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填满词典以及肚肠，
不知道用什么肉，不知道是什么语言：字有意义，屠夫沉默。我切下一片，你翻开
词典，我读我觉得有味的，你不知道你觉得有味的是什么：是香肠片还是词典里的
引文——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谁必须静下来，谁必须沉默。这样，肚肠才能被填满，
书本才能出声，塞进去，压紧，写得密密麻麻。我不知道，我预感到：用语言填满
词典和用碎肉填满肚肠的是同一个屠夫。不存在保罗其人，这个人名叫扫罗，一个
叫扫罗的人，他以扫罗的名义向哥林多人讲了一些关于价廉物美的香肠的消息，他
称这些香肠为有信有望有爱，称赞它们容易消化。直到今天，他还化作一再变换着
的扫罗的形象，向世人推销这种香肠。
但是，他们夺走了我的玩具商，想连同玩具商一起让玩具也在世界上灭迹。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名叫迈恩，小号吹得非常美妙。
从前有个玩具商，他名叫马库斯。他出售红白漆的铁皮鼓。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名叫迈恩。他养了四只猫，其中一只叫做俾斯麦。
从前有个铁皮鼓手，他名叫奥斯卡。他需要玩具商。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名叫迈恩。他用火钳打死了他养的四只猫。
从前有个钟表匠，他名叫劳布沙德，是动物保护协会会员。
从前有个铁皮鼓手，他名叫奥斯卡。他们夺走了他的玩具商。
从前有个玩具商，他名叫马库斯。他自杀了，把所有的玩具也带着离开了人世。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名叫迈恩。如果他没有死，那么他今天就活着，又在吹小
号，吹得十分美妙。
废铁
探望日：玛丽亚给我捎来一面新的鼓。她从床栏杆上伸过手来，把铁皮鼓连同
发票一齐递给我。我一挥手拒绝了，接着去按床头的电铃，直到我的护理员布鲁诺
走进病房来干他已经习以为常的差事。每逢玛丽亚给我捎来用蓝色纸包装的新鼓时，
便由布鲁诺接过去，解开绳子，打开包装纸，几乎是庄重地取出鼓来，随后再小心
翼翼地把包装纸折叠好。接着，布鲁诺拿着鼓，迈开大步，向水池子走去，放出热
水，洗掉鼓箍上的价格标签，同时小心地不刮掉那上面的白漆和红漆。
玛丽亚探望我的时间很短，也不花太多的精力。她临走时拿起那面旧鼓，也就
是我在描述特鲁钦斯基的脊背、那个木制的船头雕饰以及对《哥林多前书》进行或
许有点太过于武断的阐释时敲破的那面鼓，把它带回我家地窖里去，同所有被用坏
了的铁皮鼓——它们一部分是我的职业，一部分为我的私人目的服务过——放在一
起。玛丽亚走之前对我说：“地窖里可是没有多少地方了。我真不知道冬天的土豆
该放在哪儿。”
我微微一笑，对于从玛丽亚口中说出的这种家庭主妇的责备只当耳边风，而是
请她按已有的顺序用黑墨水给这面退休的鼓编上一个号码，再把我在一张纸条上写
下的这面鼓的使用日期以及它的简历转抄到一个日记本上去；多年以来，这个日记
本一直挂在地窖门背后，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我的鼓的情况，它了若指掌。
玛丽亚顺从地点了点头，让我吻了她一下，便告辞而去。她始终不理解我的条
理感，还感到有点不安。奥斯卡完全理解玛丽亚的这种疑虑，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
么这样书生气十足地去收藏敲坏了的铁皮鼓。更令人费解的是，他这一辈子也不想
再看到别尔克公寓土豆窖里存放的那一堆废铁。经验告诉他，父辈的收藏物儿女是
瞧不上眼的。所以，他的儿子库尔特有朝一日继承遗产时，如果对这堆不幸的鼓不
屑一顾的话，那就算不错了。
我为什么每隔三个星期就要这样吩咐玛丽亚一次呢？如果她每次都照办不误，
那么总有一天，我们存放东西的地窖就会满的，冬天的土豆就没处可放了。
在地窖里已经存放了几打鼓以后，我曾产生过一个固执的念头：总有一天，哪
一个博物馆会对我这些伤残而退休的鼓感兴趣。但是，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闪过的
次数越来越少了。所以，我的收藏热的真正原因并不在此。我越是深入探究，便越
是觉得这种收藏热的原因在于一种简单的变态心理：我担心有朝一日铁皮鼓会脱销，
会日见稀少，会被禁止，会被销毁。有朝一日，奥斯卡不得不清哪位白铁匠把若干
面损坏得不太厉害的鼓修补好，请他助我一臂之力。这样，我便可以用几面经过修
补的旧鼓，凑合度过可怕的没有鼓的时代。
疗养院的医生们对我这种收藏热的原因分析的结果，同我自己的分析相似，只
是他们的用语不一样。霍恩施泰特博士小姐甚至想确切知道我这种变态心理产生的
日期。我可以相当确切地告诉她，那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因为就在那一天我
失去了西吉斯蒙德·马库斯，我的铁皮鼓仓库管理员。我可怜的妈妈死后，要想及
时弄到一面新鼓已经很困难了，因为星期四不再去军火库巷，马策拉特又总是拖拖
拉拉，不会及时给我买新鼓，至于扬·布朗斯基，他越来越少上我家的门了。而现
在，玩具店又被捣毁了，我真是面临绝境。我一见到马库斯坐在空空如也的写字台
旁，当即就明白了：马库斯不会再送我铁皮鼓了，马库斯不再卖玩具了，马库斯永
远断绝了同那家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迄今为止，这家公司一直为我生产和供应油
漆得很漂亮的、红白相间的铁皮鼓。
然而，当时我并不以为玩具商一死，先前那种比较快活的游戏时代也就告终了。
从已成废墟的玩具店里，我挑出了一面完好的、两面铁皮边缘撞了两道四痕的鼓，
把它们带到家中，自以为已经有备无患，可以应付艰难的时世了。
对这些鼓，我倍加小心，若非必要，很少去敲。我自行规定，整个下午不再敲
鼓，还无可奈何地取消了在早餐时敲鼓，而迄今为止，这样做能使我熬过这一天的
时间。奥斯卡苦修苦行，他逐日消瘦，被带到霍拉茨医生和他那位愈来愈显得皮包
骨头的女助手护士英格那儿去就诊。他们给我甜的、酸的、苦的、无味的药，说是
我的腺有毛病，据霍拉茨医生讲，腺功能不稳，忽而亢进，忽而衰减，使我感到不
适。奥斯卡不想去听霍拉茨胡扯，便节制苦行，于是他的体重复又增加。到了一九
三九年夏天，他又恢复到十三岁时的奥斯卡那个老样子，他的面颊又圆胖了，那是
彻底敲坏从马库斯那儿弄来的最后几面鼓才换得的。铁皮裂了，满是窟窿，红白油
漆脱落了，长锈了，垂头丧气地挂在我的肚皮前面。
请马策拉特帮个忙，那简直是白费劲，虽说他天性助人为乐，甚至很和善，可
是，自从我可怜的妈妈死后，这个男人一心只想他那个党的事情。他想散散心时，
便同另外一些党支部领导人开会，要不然就在午夜，喝饱了老酒以后，独自坐在我
家起居室里，同墙上黑框里的希特勒和贝多芬像聊天。他大声而又亲切地聊着，让
那位天才给他解释命运，让那位元首给他解释天意。当他清醒的时候，就把为冬赈
募捐看做是上天给他安排的命运。
我不喜欢回忆这些外出募捐的星期天。其中有一天，我做了一次尝试，想弄到
一面新的鼓，可是枉费心机。那天上午，马策拉特在大马路上艺术片电影院门前，
在施特恩费尔德百货公司门前募捐，中午回家，替他自己和我热柯尼斯贝格肉丸子。
马策拉特虽然死了老婆，但仍然非常喜欢烹调，而且确实手艺高超。这顿饭美味可
口，我今天还记得起来。饭后，这个困倦的募捐者躺到沙发榻上去打盹。他的呼吸
声刚表明他睡着了的时候，我马上把钢琴旁边那只募捐箱提了起来，溜进店铺，钻
到柜台底下。那个募捐箱的形状像是一个罐头箱，我全神贯注地瞧着这个一切铁皮
罐头中最可笑的家伙。我并不想偷里面的铜板来发财。我想出了一个荒唐的念头，
想把这个募捐箱当做铁皮鼓来试试。但是，不管我怎么敲，怎么要弄鼓棒，它始终
只有一个回答：为冬赈捐点吧！不要让一个人挨饿！不要让一个人受冻！为冬赈捐
点吧！
半个小时以后，我便放弃了这次尝试。我从钱柜里拿出五芬尼，把它们捐献给
冬赈工作，再把增加了五芬尼的募捐箱放回到钢琴旁边，好让马策拉特敲着它去度
过星期天剩余的时间。
这次不成功的尝试，从此治愈了我的荒唐念头。我不再认真地尝试把罐头盒、
翻过个的桶、底朝天的洗澡盆当做鼓来使用。然而我有时仍不免要这样试试，那也
是为了努力忘却这些不光彩的插曲，为了在这页稿纸上不给它们地位，或者给予尽
可能小的地位。罐头不是铁皮鼓，桶就是桶，洗澡盆是人家用来洗澡或者洗长袜子
的。铁皮鼓是没有代用品的，今天没有，当时也没有。一面白底红火焰的铁皮鼓自
己替自己说话，因而不需要代言人。
奥斯卡孤立无援，被人背叛，被人出卖。在这最紧要的关头，如果没有鼓的话，
他该如何保持自己三岁时的面孔经久不变呢？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做各种骗人的假
象，譬如说，有时夜里尿床，每天晚上像孩子一样咿咿呀呀地做晚祷，害怕圣诞老
人（他其实名叫格雷夫），不厌其烦地提出一些三岁小孩的典型的古怪问题：为什
么汽车有轮子？所有这些硬做出来的假象，大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见不着时，反倒
觉得奇怪，而我呢，不得不在没有鼓的条件下来做这一切。我快要放弃不干了。在
绝望之中，我去寻找那个男人，他虽说不是我的父亲，可是我最有可能是他生的。
奥斯卡来到环行路波兰居民区等候扬·布朗斯基。
我可怜的妈妈死后，马策拉特和我那位其间已提升为邮局秘书的表舅之间的关
系也告吹了，尽管他们有时几乎很友好，尽管他们有着最美好的共同的回忆。这种
关系不是突如其来地说吹就吹的，而是逐渐变化的，政治局势越趋激化，他们的关
系破裂得也越彻底。我妈妈苗条的灵魂和丰满的肉体死灭了，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友
谊也就瓦解了。他们两个都曾在她的灵魂中得到反映，都曾以她的肉体为食，而现
在，他们失去了这件食物，这面凸透镜，找不到别的东西替代，唯有去参加政治上
对立的、可是抽的烟叶却相同的男人们的集会。但是，无论是波兰邮局还是同只穿
衬衫的支部领导人开会，都代替不了一个美丽的、尽管通奸但仍感情丰富的女人。
因此，从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到西吉斯蒙德·马库斯丧命这段短短的时间内，这两个
都有可能是我父亲的男人又小心翼翼地会过几次面——马策拉特防着顾客和他的党，
而扬则防着邮政局领导。
每月有两到三次，可以听见扬在午夜时分用指关节敲我家起居室的窗玻璃。于
是，马策拉特掀起窗帘，把窗户打开一条缝。这时，双方都窘迫万状，最后，不是
这一个便是那一个找到了一句摆脱窘境的话，建议在夜深人静时玩施卡特牌。他们
又把蔬菜店的格雷夫请了来，如果他不愿来的话——多半由于扬的缘故，也因为他
是前童子军指导员（在此期间，他已将自己那个队解散了），不得不小心点，加之，
他不太喜欢玩施卡特牌，也打不好——往往由面包师亚历山大·舍夫勒来当第三家。
这位面包师虽说不愿意同我的表舅扬同桌而坐，但是，一来由于对我可怜的妈妈的
爱慕（它像遗产一样由马策拉特继承下来了），二来由于舍夫勒坚持零售商必须协
力同心的原则，所以，这个短腿的面包师还是给马策拉特叫来了，由小锤路匆匆来
我家，到起居室桌旁坐下，用他那苍白的、像被蛀虫蛀过的、粘着面粉的手指洗牌，
发牌，就像将小圆面包分发给饿慌了的老百姓似的。
这些被禁止的牌局多半是在半夜才开始，到凌晨三点结束，因为舍夫勒必须到
面包房去。我很少能够穿着睡衣，不出声响，从小床上下来，又不被人发现，同时
也没有鼓，钻到桌下阴暗的角落里去。
正如读者先前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待在桌子底下曾使我获得了一种最简便的观
察方法：我可以进行比较。可是，自从我可怜的妈妈去世以后，一切都变了样！扬
·布朗斯基不再像过去那样，在桌面上小心谨慎，然而还是输了一盘又一盘，可是
在桌子下面却胆大妄为，用他脱了鞋子只穿袜子的脚去占据我妈妈两腿间的地盘。
在那些年头的施卡特牌桌底下已不再有色情，更不用说爱情了。六条男人的腿，被
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