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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年头的施卡特牌桌底下已不再有色情，更不用说爱情了。六条男人的腿，被
裤子绷紧着，呈不同的鱼骨状，有时赤裸着，宁可只穿村裤，汗毛或多或少。这六
条腿在桌子底下都尽量避免接触，哪怕是偶然的接触。腿以上的延长部分——躯干、
脑袋、胳膊则一门心思地在玩牌，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本来是禁止他们在一起打牌
的，因为每输一盘或者每赢一盘，都会引起垂头丧气或者得意洋洋的反应：波兰输
掉了无主牌的一局，而自由市但泽则为大德意志帝国赢了红方块为主牌的一局。
这种耍手腕的牌戏结束的日子是不难预见的——犹如所有的军事演习有朝一日
都会停止，并鉴于某种所谓的紧急情况，在更广大的范围之内真枪实弹地打起仗来。
到了一九三九年夏初，事情就明朗了，马策拉特在每周一次的党支部领导人会
上找到了新的牌友，他们不像波兰邮局职员和前童子军指导员那样危险。扬·布朗
斯基也不得不考虑命运规定他所属的阵营，并同邮局的人搞在一起，譬如说，同残
废的看房人科比埃拉。他曾在马尔察莱克·毕尔苏德斯基的传奇般的军团里服役，
从此以后，他的一条腿就比另一条腿短了几厘米。尽管病了一条腿，科比埃拉仍是
一个能干的看房人，此外又是一个手艺很巧的人，我希望他有可能发发善心替我修
理我那些残破的鼓。因为只有通过扬·布朗斯基才能找到科比埃拉，所以我几乎每
天下午六点左右，甚至不顾八月天异常的闷热，站在波兰居民区附近，等候下班后
多半准时回家的扬。我也不问自己一下，你那位假想的父亲下班后会去干什么，便
站在那里，等到七点钟，等到七点半，但是，他没有来。我本来是可以找表舅妈黑
德维希的。扬可能病了，发烧了，或者断了腿，上了石膏。可是奥斯卡却站在原地
不动，只满足于时而凝视一下那位邮局秘书寓所的窗户和窗帘。一种奇怪的羞怯心
理阻止奥斯卡去走访表舅妈黑德维希，她那双慈母般的温柔的牛眼睛里射来的目光
使他感到悲哀。他也不很喜欢布朗斯基夫妇的孩子，他们可能是奥斯卡同父异母的
兄妹。他们就像对待玩偶似的对待他。他们愿意同他玩，把他当做玩具。同奥斯卡
差不多同年的、十五岁的斯特凡，有什么权利那样傲慢地对待他，像老子对待儿子
似的老是教训他呢？还有那个玛尔加，扎着小辫，胖胖的脸蛋像初升的圆月，她哪
儿来的权利把奥斯卡当做没有意志的时装木偶，一连几个小时地替他梳头、刷衣服，
摆布他，教他这个那个呢？他们两个自然把我看做一个畸形的、令人同情的侏儒孩
子，觉得他们自己很健康，前途无量，又是我外祖母科尔雅切克的宠儿，而她是不
会把我当做心肝宝贝的，因为我总是使她感到很难对付。用几本童话和连环画是笼
络不了我的。我所期待外祖母的，甚至今天想象起来也是莫大的享受，那是非常简
单的，因此也是很难获得的。奥斯卡一见到她，就要极力效法自己的外祖父，钻到
她的裙子底下去避难，而且如果可能的话，那就永远也不再从这个避风港里探出头
来呼吸外面的空气。
为能钻到外祖母的裙子底下去，我可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我不相信她当真不喜
欢奥斯卡坐在她的裙子底下。她总是犹豫，多半拒绝我。我想，任何一个人，只要
有一半像科尔雅切克，她就会让他去避难的。而唯独我，既无外祖父的身材，又无
那位纵火犯一划就着的火柴，所以不得不巧施特洛伊木马计，方能进得那个城堡。
奥斯卡看着自己像一个真正的三岁孩子那样在玩皮球，瞧着那个奥斯卡让皮球
碰巧滚进了裙子底下，他立即以拾球为借口，在外祖母看穿这种诡计并把皮球还给
他之前，就蓦地钻了进去。如果有大人在场，外祖母就不会允许我在裙子底下逗留
太久。大人们嘲笑她，往往用含沙射影的话使她回想起那年秋天在土豆地里当新娘
的往事，弄得天生就不白的外祖母满脸通红，久久不消。这红晕配上几乎全白的头
发，并不使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显得难看。
可是，当我的外祖母安娜单独一人的时候——这种情况很少见，自我可怜的妈
妈去世后，我见到她的次数越来越少，自从她不再在朗富尔每周一次的集市上摆摊
以来，我简直就见不到她了——她倒是比较自愿地让我在裙子底下待得更久一些，
我不需要再用皮球要愚蠢的花招。我拿着鼓滑过地板，弯下一条腿，另一条撑着家
具，往外祖母这座大山的方向移动，到得山脚下，我用鼓棒一下撩起四层幕布，钻
了进去，让四层幕布同时落下，静静地待了一分钟，用全身的小孔呼吸着，沉湎于
那股强烈的、易臭的黄油的气味之中。这黄油不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它的气味弥漫
在那四条裙子之下。在这之后，奥斯卡才开始击鼓。他知道外祖母喜欢听什么，于
是，便敲出了十月的雨声，一如她当年坐在土豆秧火堆后所听到的，而就在这雨声
中，科尔雅切克带着被人紧紧追踪的纵火犯的气味，钻到了她的裙子底下。我让一
阵斜飘的细雨落到我的鼓上，直至我头顶上响起了叹息声和圣者名字的呼唤声。现
在，该由读者自己去重新辨认出在一八九九年曾经响起过的那种叹息声和圣者名字
的呼唤声了，那时，我的外祖母坐在雨中，科尔雅切克则在干燥处。
在一九三九年八月的那些日子里，当我在波兰居民区对面的街头等候扬·布朗
斯基时，我经常想起我的外祖母。她可能在表舅妈黑德维希那儿做客。坐在裙子底
下，呼吸臭黄油味，这种想法多吸引人哪！然而，我还是没有登上三层楼，在挂着
“扬·布朗斯基”名牌的门上按铃。奥斯卡能给他的外祖母什么呢？他的鼓敲破了，
什么声音也敲不出来了，他的鼓忘了十月落在那土豆秧火堆上斜飘的细雨是什么声
音。由于奥斯卡的外祖母只能用秋雨的瑟瑟声来对付，所以，奥斯卡仍站在环行路
上，瞧着沿陆军草场丁零当啷开来开去的五路电车，瞧着它们迎面驶来，又目送它
们远去。我还等不等扬？我没有放弃等待，还站在原地不动，是因为我一时想不出
一种可以行得通的方式离去吗？长久等待会起教育作用。但是，长久等待也会诱使
等待的人把他所盼望的会面的情景想象得栩栩如生，因此，被等待的人无从使他喜
出望外，因为他什么情况都想象到了。然而，扬还是使我吃了一惊。我一心只想先
看见他，并对这个毫无思想准备的人敲起鼓的残骸来，因而紧张地站在原处，随时
准备抽出鼓棒来。我想让铁皮大叫大嚷，使他明白我目前绝望的处境，而自己就不
必费口舌去解释了。我对自己说道：再等五辆电车，再等三辆，再等一辆就不等了；
我焦急万分，开始想象布朗斯基一家如何根据扬的主意搬到莫德林或华沙去了，还
仿佛见到他在布罗姆贝格和托恩当邮政局长。我取消了方才赌的咒，又等了一辆，
随后转身朝回家的路走去。这时，有人在背后抓住了他，一个大人用手捂住了他的
眼睛。
我感觉到这是一双男人的手，柔软、没汗而令人舒服，散发着优质肥皂的香味，
我感觉到这是扬·布朗斯基。
他松开手，引人注意地大声笑着，将我扳过身去面对着他。这时，我已经来不
及拿鼓来说明我的不幸处境了。因此，我把鼓棒插在齐膝裤亚麻布背带后面。在那
时，由于无人照管，裤子很脏，口袋边也全磨损了。两只手空出来后，我这才把用
可怜巴巴的绳子挂着的鼓举起来，像控诉似的举起来，举过眼睛，一如维恩克圣下
在望弥撒时高举圣饼那样。要是我也能像他那样说“这是我的肉和血”，那该有多
好，但是我只字未吐，只是高举这剥了漆皮的金属，也不想来一个彻底的、可能是
奇特的化体＇注＇，我只要求修理我的鼓，别无其他。
扬立即停止了他的不合时宜的笑声。我听得出来，他方才是神经质地使足了劲
在笑。他瞧着举在他眼前的鼓，又把目光从残破起卷的铁皮上挪开，寻找我那双明
亮的、始终还是正直坦率的三岁孩子的眼睛，起先只看到两个同样的、无言的蓝色
眼珠，看到里面的闪光、映像以及人们错误地说成是眼睛的表情的一切，在他不得
不断定我的目光同街上任何一个好玩的水坑并无区别之后，他才拿出全部的好意，
集中了他那尚未淡薄的记忆，强迫自己从我的眼睛里重新寻获我妈妈那双虽说是灰
色的、但形状相似的眼睛；若干年来，这双眼睛对他显露过善意直至热情。但或许
使他惊诧不已的，是他在我的眼睛里看到了他自己的影子，尽管这并非一定意味着
扬是我的父亲，更确切地说，是我的生育者。因为无论他的、妈妈的以及我的眼睛，
特点都相同，天真玲珑，闪闪发光，含有傻乎乎的美。布朗斯基家的人几乎都具备
这种美，斯特凡如此，玛尔加·布朗斯基少一点，我的外祖母和她的哥哥文岑特又
多一点。除去我是黑睫毛、蓝眼睛而外，还不能否认我身上掺进了纵火犯科尔雅切
克的血液——只要联想到我唱碎玻璃的本领就够了——可是，要指出我有莱茵人马
策拉特的特征，倒真不容易。
在我举起鼓并让眼睛发挥作用的那一瞬间，平日遇到别人单刀直入地发问时总
喜欢躲躲闪闪的扬也不得不承认：“瞧着我的是他的母亲阿格内斯。也许是我自己
瞧着自己。他的母亲和我，我们有许许多多共同之处。但也可能是我的舅舅科尔雅
切克在瞧着我，他现在在美国，或者在海底。只有马策拉特没在瞧着我，这倒不错。”
扬从我手里接过鼓去，转了转，敲了敲。他手很笨，连削铅笔都不会，但他现
在的样子，好像他知道点修理鼓的门道似的。这个很少下决心的人显然下了决心，
一把抓住我的手，动作之快，使我吃惊，这是以前未曾有过的。他搀着我穿过环行
路，到了陆军操场的无轨电车站，电车一到，他拉着我上了五路车允许吸烟的拖车。
奥斯卡猜到，我们正乘车进城，去黑维利乌斯广场，到波兰邮局去找看房人科
比埃拉。他既有工具，又有技能，数星期以来，奥斯卡的鼓一直在盼望着。
如果这一天不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注＇的前夜的话，我们这一趟会又清静又
高兴。可是，从马克斯·哈尔贝广场起，五路电车连同拖车都挤满了从布勒森海滨
浴场回来的疲惫不堪但仍吵吵嚷嚷的游客，丁丁当当朝城里驶去。如果韦斯特普拉
特对面的港口没有停泊着那两艘战列舰“石勒苏益格”号和“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
泰因”号＇注＇，如果它们的钢铁船身、可旋转的炮塔和大炮不出现在红砖墙后面的
话，等待着我们的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夏末的夜晚啊。我们把鼓交给科比埃拉以后，
就会去魏茨克咖啡馆，摆上两瓶果汁汽水，插上两根麦管。如果在最近的几个月内，
邮局内部没有装上钢板而使之成为一个要塞，如果善良的邮局职工、官员和邮递员
每周周末没有在格丁根和奥克斯赫夫特受训而变成一支要塞守军的话，那么，走到
邮局前，按门房的铃，并把无害的儿童玩的铁皮鼓托看房人科比埃拉修理，那该是
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我们快到奥利瓦门了。扬·布朗斯基满身是汗，直愣愣地盯着兴登堡林阴大道
蒙上一层尘土的绿树。他一支接一支地抽金色烟嘴香烟，数量之多已超出了他的节
约原则所许可的范围。奥斯卡还没见过他假想的父亲这样汗水淋漓，除了过去有过
那么两三次，那是扬和妈妈待在沙发榻上的时候。
但是，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已久。为什么扬·布朗斯基还出汗呢？于是我发现，
几乎每逢快到一个站的时候，他就想下车，每回刚要下车，他就想起我在跟前，是
我和我的鼓使他重新坐了下来。这时我方才明白，他是由于波兰邮局的缘故才出汗
的，他是国家官员，必须去保卫它。他先是从邮局溜了出来，后来在陆军操场拐角
环行路旁遇见了我和我的破鼓，于是决定回去履行他的职守，并把我也拉了去，他
这才出汗和拚命吸烟。可我呢？既不是官员，对于守卫邮局大楼也毫无用处。他为
什么不再次下车呢？我肯定是不会拦阻他的。他当时正是有为之年，还不到四十五
岁，蓝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双手习惯性地颤抖着。他要不是出汗出成这样一副
可怜相，那么，传到坐在这位假想的父亲身边的奥斯卡鼻子里来的，将是科隆香水
味，而不是冷汗味。
我们在木材市场下车，步行下了旧城壕沟。这是一个无风的夏末之夜。同往常
一样，八点钟时，旧城的钟声响彻天空，惊起了满天鸽子。钟声唱道：“你要一生
忠诚老实，直至进入冰冷的坟墓。”钟声真美，催人泪下。但是随处都在欢笑。女
人领着被太阳晒黑了的孩子，身穿毛巾浴衣，手拿彩色气球和帆船，从电车上下来，
一辆辆电车从格莱特考和霍伊布德载来了成千个刚游完泳的人。年轻姑娘，睡眼惺
忪，伸出舌头，在舔覆盆子冰淇淋。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把冰淇淋掉在了地上。她
已经弯下身子要把它重新拾起来，但又犹豫了，仍把它留在路面上，让勇敢的路人
的鞋底去踩踏这溶化了的冷饮。这个姑娘不久就要加入成年人行列，不能再在大街
上舔冰淇淋了。
在施奈德米尔巷口我们往左拐弯。巷口的黑维利乌斯广场，被党卫军属下的民
军封锁了。他们一组一组地站在那里，有年轻小伙子，也有已是一家之主的男人，
戴着臂章，拿着保安警察的枪。躲过这道封锁线是很容易的，只要绕一点路，从雷
姆穿出去也能到达邮局。扬·布朗斯基却朝那些民军走去。他的意图是再清楚不过
的。他的上司肯定派了人从邮局大楼观察黑维利乌斯广场的动静。扬想让他们眼看
自己如何被人拦住，挡了回去，这样一来，他至少成了一个半截子英雄，只是被人
拦住了去路，因此荣辱各半，于是乎便可搭乘载他来的五路电车返回家中去了。民
军偏偏把我们放了过去，可能他们根本没想到，那位服饰讲究的绅士，又领着一个
三岁孩子，是去邮局大楼的。他们很客气地劝我们多加小心，只是当我们进了铁栏
杆门，站在邮局大门前时，他们才大声叫喊：“站住！”扬动摇了，转过身去。这
时，沉重的门已经开了一道缝，我们被人家拽了进去。我们进了波兰邮局，站在半
明不暗、阴凉宜人、到处是柜台窗口的营业厅里。
扬·布朗斯基的同事们向他打招呼，但并不亲切友好。他们不信任他，可能已
经对他不抱希望了，也有的大声而坦率地说，他们已经在怀疑他：邮局秘书扬·布
朗斯基要开小差。扬费劲地为自己辩解。人家根本不听他的，只是把他推到那排成
一条长龙的人们中间去，这些人的任务是把沙袋一个个从地窖里传运到营业厅的窗
户底下去。他们把沙袋和类似的废物堆在窗下，把文件柜之类沉重的家具推到大门
旁边，以便在必要时可以迅速把大门堵上。
有人问我是谁，但是没等扬回答，那人就回头走开了。他们都很神经质，说起
话来，一会儿非常大声，一会儿又小心翼翼，压低了嗓门。我的鼓以及我的鼓之所
急，看来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了。我本来寄希望于看房人科比埃拉，想请他帮帮忙，
把我肚皮前面那堆废铁修理出个模样来，可是他没有露面。也许他在邮局的二楼或
者三楼，同大厅里的邮递员和职员一样排命地在码鼓鼓囊囊、据说可以防弹的沙袋。
奥斯卡待在这里，使扬·布朗斯基感到难堪。所以，我乘扬听一个男人向他发指示
之际溜走了。这个男人头戴波兰钢盔，人家叫他米尚博士，显然就是邮局局长。我
小心翼翼地绕过这位米尚先生，探头寻找，终于找到了上二楼的楼梯。在二楼过道
尽头，我又找到一间中等大小、没有窗户的房间，那里没有拖弹药箱的男人，也没
人在码沙袋。
地板上放着可以滚动的放洗换衣服的篮子，篮子里盛满了贴有各色邮票的信件。
这个房间低矮，糊墙纸呈负色。屋里有一股淡淡的橡皮味儿。一个电灯泡亮着，没
有灯罩。奥斯卡疲倦已极，没去找电灯开关。远处，圣马利亚教堂、圣卡塔琳娜教
堂、圣约翰教堂、圣布里吉特教堂、圣巴巴拉教堂、三一教堂、圣体教堂的钟声在
说：九点了，小奥斯卡，你该去睡了！——于是，我躺到一个邮件篮里，让同样精
疲力竭的鼓躺在我身边，昏昏入睡。
波兰邮局
我睡在放满信件的篮子里，这些信件有的寄往罗兹、卢布林、利沃夫、托伦、
克拉科夫和琴斯托霍瓦，有的来自罗兹、卢布林、利沃夫、托伦、克拉科夫和琴斯
托霍瓦。但是我既未梦见琴斯托霍瓦的圣母，也未梦见黑圣母。我没有梦见自己在
啃那颗保存在克拉科夫的马尔察莱克·毕尔苏德斯基的心，或者啃那种使托恩城扬
名的姜饼。我也没有梦见我那面始终未修理好的鼓。我躺在可以滚动的篮子里的信
件上，没有做梦。奥斯卡没听见任何窃窃私语、低声耳语、闲聊以及不慎的言语。
据说，把许多信放在一堆，就能够听得到它们说话。这些信件没对我讲一句话。我
从未等待过邮件，谁也没有任何根据把我看做收件人，更不能把我当做寄件人。我
收回了天线，躺在一座邮件的山上。这座山可能同全世界一样怀着孕，一件新闻将
要脱胎而出。
总而言之，唤醒我的不是那些信件，不是住在华沙的某个名叫莱希·米勒夫茨
克先生写给他住在但泽的席德利茨的侄女的信，这封告急信足以惊醒千年的乌龟。
唤醒我的不是近处的机枪声，便是远处自由港里那两艘战列舰双炮塔炮隆隆的齐射
声。
机枪，双炮塔炮。就这样随随便便地落笔写下来吗？会不会是一阵暴雨，一场
冰雹，一场类似我诞生时那种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