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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我只看到那个肚子，我既不知道它是在哪间房间里变
大的，也不知道它是属于谁的，我甚至不太清楚是谁把它搞成这么大的，而只有一
个愿望：必须弄掉它，这个肚子，这是一个错误，它挡住你的视线，你必须站起来
有所行动！于是，我站起身来。你必须看看能采取什么行动。于是，我朝那肚子走
去，一边走，一边顺手操起一样物件。这是一种恶性膨胀病，你应当给它放点气。
于是，我举起方才走近前来时顺手操起的物件，在玛丽亚搁在她的肚子上的那双一
同呼吸着的小手间寻找一个地方。你现在应该最后下定决心了，奥斯卡，要不然，
玛丽亚会睁开眼睛的。我已经感觉到自己被注视着，但我继续盯着玛丽亚微微颤抖
的左手，虽然我发觉她抽走了右手，这右手准备有所动作，当玛丽亚用右手拧走奥
斯卡握在手中的剪刀时，我也并没有特别感到吃惊。我也许还举着掌中无物的空拳
站了几秒钟，听着时钟、苍蝇、收音机里报告有关克里特岛的报道到此结束的播音
员的声音，随后转过身去，在下一个节目——两点到三点播放的轻音乐——开始之
前，离开了我们的起居室，面对一个填满空间的大肚子，我觉得这个房间变得过于
狭窄了。
两天以后，玛丽亚给我买了一面新的鼓，并把我带到三层楼上特鲁钦斯基大娘
家去，那儿，满屋子散发着代用咖啡和煎土豆味。起初，我睡在沙发上，因为奥斯
卡拒绝睡在赫伯特以前睡过的床上，我担心，那床上还一直留有玛丽亚身上的香草
味。一个星期以后，老海兰德把我的小木床扛到了楼上。我同意把它放在那张床旁
边，那张床曾经窝藏过我、玛丽亚以及我们共有的汽水粉。
在特鲁钦斯基大娘家，奥斯卡冷静了下来，或者说，变得无所谓了。我现在看
不到那个肚子，因为玛丽亚怕爬楼梯。我也不到底层的房间里去，不到店铺里去，
不上街，甚至连公寓的院子也不去，由于食物供应的状况越来越糟糕，院子里又养
起兔子来了。
奥斯卡大部分时间坐在那儿看士官弗里茨·特鲁钦斯基从巴黎寄来的或者带回
来的明信片。我对巴黎这个城市有了这样或那样的印象。特鲁钦斯基大娘递给我一
张印有艾菲尔铁塔风景照的明信片。我同意研究这个大胆建筑的铁结构，开始擂鼓
来表现巴黎，敲出一支弥赛特曲＇注＇，虽说我以前从未听过演奏弥赛特曲。六月十
二日（根据我的推算早了十四天），在双子宫这个时辰（并非如我所估算的在巨蟹
宫这个时辰），我的儿子库尔特出世了。父亲生在木星年，儿子生在金星年。父亲
受处在室女官的水星所主宰，这使他生性多疑，富于想象力；儿子也同样由水星所
主宰，但水星却正好位于双子宫，这使他头脑冷静，有进取心。我身上的某些素质，
被我的命宫里的天秤宫的金星所减弱，但在我的儿子身上，却被他的命宫里的白羊
座所恶化；我将来会感受到他命里的火星所带来的后果。
特鲁钦斯基大娘心情激动、像老鼠那样吱吱喳喳地把这条新闻告诉了我：“你
想象一下，小奥斯卡，天上的鹳给你带来了一个小弟弟＇注＇。我已经想过了，只要
不是个姑娘就好，要是个姑娘啊，往后会带来苦恼的！”我几乎没有中断击鼓来再
现艾菲尔铁塔和新添加进来的凯旋门的景象。特鲁钦斯基大娘觉得即使摆出一副特
鲁钦斯基外婆的面孔，也休想指望得到我的道贺。虽然今天不是星期日，但她打定
主意要抹上点红颜色，便抓起常备的菊苣根包装纸，像抹胭脂似的用它搓着面颊，
色泽鲜艳地出了门，下楼去，到底层给那个所谓的父亲马策拉特帮忙。
方才已经讲过，时当六月。一个骗人的月份。前线处处得胜——如果把巴尔干
半岛的胜利＇注＇也说成是胜利的话——在东方＇注＇，可望
得到更大的胜利。那儿，
一支庞大的军队在挺进。铁路运输繁忙。就连一直轻松愉快地待在巴黎的弗里茨·
特鲁钦斯基，也不得不踏上方向朝东的旅途。这次旅行不会马上停止，不该把它同
前线的休假旅行混为一谈。可是，奥斯卡却安静地坐着，面对那些光亮的明信片，
逗留在温柔的、初夏的巴黎，轻轻敲着《三个年轻鼓手》，同德国占领军毫无瓜葛，
所以也用不着担心游击队会把他从塞纳河桥上推下水去。可不是吗，我身穿平民服
装，带着我的鼓，登上了艾菲尔铁塔，在塔顶，理所当然地享受远眺四野的情趣，
心旷神怡。尽管身在高处诱我起念自尽，但我还是摆脱了这种既苦又甜的念头。待
到下来以后，九十四公分高的我站在艾菲尔铁塔脚下时，我这才回头想到我的儿子
已经出世了。
在那儿，一个儿子！我心中想。等他到了三岁的时候，他也应该得到一面铁皮
鼓。咱们走着瞧吧，在这儿究竟谁是父亲——是那个马策拉特先生呢还是我，奥斯
卡·布朗斯基。
在炎热的八月——我记得，正是广播又一次胜利地结束了一场围歼战，即斯摩
棱斯克那一场战役的时候，我的儿子库尔特受洗了。我的外婆安娜·科尔雅切克和
她的兄弟文岑特·布朗斯基也被请来参加洗礼，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我坚持那种
说法的话，也就是说，扬·布朗斯基是我的父亲，不吭声的、脾气越来越古怪的文
岑特是我的祖父，那么，邀请他们来参加洗礼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这么一来，我
的祖父母就是我的儿子库尔特的曾祖父母了。
马策拉特自然决不会想到做这样的推论，尽管是他开口邀请他们的。他甚至在
自己最没有把握的时刻，比如说玩施卡特输得一败涂地以后，仍旧认为自己是双重
父亲：生身之父和养育之父。奥斯卡重新见到他的祖父母也是由于别的原因。人家
已经使这两个可爱的老人德意志化了。他们不再是波兰人，仅仅做着卡舒贝人的梦。
人家把他们叫做第三民族集团的德意志人。此外，扬的遗孀，黑德维希·布朗斯基
嫁给了一个波罗的海东岸地区的德意志人，农民同盟拉姆考地方负责人。一些法案
正在审议中，一旦批准执行后，马尔加·布朗斯基和斯特凡·布朗斯基都得改姓他
们的继父埃勒斯的姓。十七岁的斯特凡自愿报名参军，现在在格罗斯博施波尔军训
营接受步兵训练，大有希望到欧洲的战争剧院去看戏。奥斯卡呢，虽然马上就要到
可以参军的年龄，却不得不待在他那面鼓的后边等待着，直到陆军或者海军甚而至
于空军需要一名三岁的铁皮鼓鼓手时才会有参军的机会。
地区农民负责人埃勒斯开了个头。洗礼前十四天，他坐在双套马车的车座上，
身边坐着黑德维希，来到了拉贝斯路。埃勒斯是罗圈腿，有胃病，根本没法同扬·
布朗斯基比。他坐在起居室的桌旁，比他身边的牛眼睛黑德维希矮了一头。他的来
访连马策拉特都感到突然。一时不知谈什么好。于是先谈天气，接着谈到东方发生
的种种事情，那里军队紧张地向前挺进，比一九一五年＇注＇顺利，马策拉特回忆着，
一九一五年他就在那里。他们煞费苦心地避而不谈扬·布朗斯基。末了，我结束了
他们这种回避的打算，做出小孩子的那种滑稽的嘴形，连连大声呼唤奥斯卡的舅舅
扬。马策拉特硬着头皮替他以前的朋友和情敌说了几句好话，又说了几句发人深思
的话。埃勒斯当即附和，话还挺多，虽说他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的前任。黑德维希甚
至找到了几滴真心的眼泪，泪珠缓缓地从脸上淌下来。末了，她还找到了一番话来
结束关于扬的话题：“他可是个好人哪。连苍蝇他都不会去伤一根毫毛的。谁料到
他竟这样到了九泉之下，在那儿他会害怕的，无缘无故地就会吓得个要死。”
聊完这一席话后，马策拉特让站在他身后的玛丽亚去取瓶装啤酒，接着问埃勒
斯会不会玩施卡特。埃勒斯不会，感到十分抱歉，但马策拉特颇有气度，并不计较
这位地区农民负责人这样一个小缺点。他甚至拍了拍埃勒斯的肩膀，并且说——这
时啤酒已经斟到酒杯里了——即使他对施卡特一窍不通，那也没啥关系，照样可以
成为好朋友。
就这样，黑德维希·布朗斯基以黑德维希·埃勒斯的身份又来到我们家，除了
她那个地区农民负责人之外，还带着她以前的公公文岑特和他的妹妹安娜一同前来
参加洗礼。马策拉特看来是知道的，他站在大街上邻居家的窗户下面亲切地大声招
呼这两个老人，进了起居室。当我的外婆从四条裙子底下掏出洗礼的礼物——一头
催肥的鹅来时，马策拉特又说：“这可没有必要啊，妈妈。要是你空着手共，我也
高兴啊。”这番话我的外婆不爱听，她要知道人家对她的鹅是怎么评价的。她摊开
大巴掌，拍了拍这只肥鹅，抗议说：“别大惊小怪的，阿尔弗雷德。这不是卡舒口
肥鹅，是一只德意志民族的家禽，吃起来味道同战前一模一样！”
这样一说，所有的民族问题都解决了，只是在洗礼以前又出现了一些麻烦，因
为奥斯卡不愿进新教教堂。他们把我的鼓拿下出租汽车，用这铁皮鼓来引诱我，还
再三再四对我讲，谁都可以公开地带着鼓进新教教堂。然而，我仍旧坚守我的最忠
诚的天主教徒的立场。我宁肯对着维恩克神甫的耳朵作一次简明扼要的忏悔，也不
愿去听新教牧师的洗礼布道。马策拉特让步了。他显然是害怕我的声音以及由它造
成的损失和别人提出的赔偿要求。于是，在教堂里举行洗礼的时候，我就待在出租
汽车里，观赏司机的后脑勺，打量反光镜里映出的奥斯卡的容貌，回想若干年以前
我自己的洗礼以及维恩克神甫所作的据说能从受洗婴儿奥斯卡身上驱走撒旦的种种
尝试。
洗礼以后，便是聚餐。他们把两张桌子拼在一起。先上来的是小牛头做的假甲
鱼汤。汤匙和汤盆。乡下来客们咂咂地吸饮起来。格雷夫翘起小拇指。格蕾欣·舍
夫勒连喝带嚼。古斯特端着汤匙咧开大嘴微笑。埃斯勒嘴含汤匙仍在说话。文岑特
手发颤，寻找着杨匙没捞到的东西。只有两位老太太，外婆安娜和特鲁钦斯基大娘，
一头扎在汤匙里。奥斯卡呢，这么说吧，从汤匙里掉了出来。他溜了，而别人还在
喝汤，他到卧室里去寻找他的儿子的摇篮，因为他要为他的儿子考虑考虑，而那些
端着匙子的人，虽然一匙匙地往肚里灌汤，头脑却被掏空了，思想越来越干瘪。
带轮子的摇篮上方笼罩着浅蓝色的薄绢天宇。由于摇篮的边沿太高，我起先只
看到蓝红色的起皱的东西。我把鼓垫在脚下，这样一来我就可以仔细看看我的儿子
了。他睡着，在睡梦里神经质地抽搐着。啊，父亲的骄傲，它始终在寻找伟大的字
眼！眼望着婴儿，我想不出别的言辞，只有那简短的一句话：等他到了三岁的时候，
他也应该得到一面铁皮鼓。我的儿子不让我了解他的智力状况。我只好希望他同我
一样属于听觉敏锐的婴儿。我因此再三再四地向他许下诺言，在他三岁生日时给他
一面铁皮鼓，随后从我的铁皮鼓上下来，又去同起居室里的成人们凑热闹。那边，
他们刚好喝完假甲鱼汤。玛丽亚端上碧绿的、甜的奶油拌罐头豌豆。负责烤小猪的
马策拉特，亲手端上大盘子。他脱去上装，只穿衬衫一片接一片地切着，面对这熟
软、多汁的肉做出一副温柔得失常的面孔，以至于我不得不扭过头去看别处。
蔬菜商格雷夫得到特殊供应。给他的是罐头芦笋、煮得很老的鸡蛋和鲜奶油拌
萝卜，因为素食者不吃肉。可是，他同别人一样，盛了一大匙土豆泥，但不浇肉汁
而是浇上热黄油享用，热黄油盛在一个还在咝咝作响的小钵里，由玛丽亚小心翼翼
地从厨房里端来给了他。别人都喝啤酒，格雷夫杯子里盛的是甜果子汁。他们谈论
着基辅围歼战，扳着手指头算俘虏的人数。波罗的海东岸地区的德意志人埃勒斯，
在这件事上显得特别机灵，每数到十万人时他就竖起一个指头，当十个指头都竖起
表示有一百万人时，他又一个指头接一个地弯下去，继续计算。俄国战俘由于数目
越来越大而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越来越没有意思。这个话题他们终于谈腻了，舍
夫勒便讲起戈滕港的潜水艇来。马策拉特对着我外婆安娜的耳朵小声说，在席哈乌
每周有两艘潜艇从船台下水。蔬菜商格雷夫接着向所有来庆贺洗礼的客人解释，为
什么潜艇是横着从船台上下水的而不是船尾先下水。他想让人一听就明白，便一边
讲，一边打手势比划。一部分被潜艇制造迷住了的客人全神贯注地却又笨拙地摹仿
着他的手势。文岑特·布朗斯基正用左手比作一艘冒出水面的潜艇时，却碰翻了他
的啤酒杯。我的外婆正要骂他一通时，玛丽亚过来打圆场，连声说没关系，桌布明
天反正是要洗的；洗礼聚餐时，桌布上有油迹污斑是很自然的事情。特鲁钦斯基大
娘拿来一块大抹布，擦掉那一大滩啤酒。她左手端着一个大水晶碗，里面盛的是杏
仁屑巧克力布丁。
唉，巧克力布丁如果根本不加调味计或者加上别的调味汁该多好啊！可是偏偏
加了香草调味汁。黄色的、默而稠的香草调味汁。一种极平常、极普通然而又极独
特的香草调味汁。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香草调味汁更加快活和更加悲哀的东西
了。柔和的香草味飘散开去，把我团团围住，使我陷在玛丽亚的气味中，因为她是
一切香草味的发源地，而她却坐在马策拉特身边，手握着他的手，我再也不能看下
去，再也忍不住了。
奥斯卡从他那张儿童小椅子上滑下去，一把抓住格雷夫太太的裙子，躺倒在正
吃着布丁的格雷夫太太的脚下，头一回领教了莉娜·格雷夫所特有的难闻气味，这
股气味立即压倒、吞没、消灭了所有的香草味。
尽管我闻到一股酸味，但我仍然坚持迎向这股新的气味，直到我觉得一切同香
草味有联系的记忆都被麻醉为止。一阵起解脱作用的恶心向我袭来，缓慢地，既不
发出声音，也没有使我痉挛。当假甲鱼汤、成块的烤猪肉、几乎是完整无损的罐头
豌豆以及那几小匙香草调味汁巧克力布丁从我的嘴里吐出来时，我才明白我昏厥了。
我在昏厥中游泳，奥斯卡的昏厥扩展到莉娜·格雷夫的脚下——于是，我打定主意，
从今以后我每天都要把昏厥带给格雷夫太太＇注＇。
七十五公斤
维亚茨马和布良斯克＇注＇；接着，泥泞时期来到了＇注＇。一九四一年十月中旬，
奥斯卡也开始在烂泥地里使劲挖掘。读者或许会原谅我把中央集团军在泥泞地里的
战果同我在莉娜·格雷夫太太的那片无法通行、同样泥泞不堪的地区内所取得的成
果作对比。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坦克和载重汽车陷在泥里，而我也同样陷在泥
里；在那里，车轮仍在转动，翻起烂泥，而我呢，也不善罢甘休——我在格雷夫太
太的泥泞地里成功地搅出了泡沫。此话一字不假，虽然如此，占领土地却谈不上了，
不论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还是在格雷夫寓所的卧室里。
我始终还不想放弃这种对比：正像未来战略家们将从搞糟了的泥泞作战行动中
吸取他们的教训那样，我也从同格雷夫太太这种自然现象的斗争中得出了我自己的
结论。我们不应低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土战线上的种种行动。奥斯卡当年十七岁，
尽管有过少年时的胡闹，却在莉娜·格雷夫那片看不清全貌又隐伏着危险的演习区
内被训练成了堂堂男子汉。我现在放弃了同军事行动作类比，转而借助艺术家的概
念来衡量奥斯卡的进步。我于是说：玛丽亚在具有幼稚的诱惑力的香草雾里劝说我
运用小巧的形式，使我熟悉了诸如汽水粉和采蘑菇之类抒情诗体，那么，在格雷夫
太太的酸性强的、多层次结构的云雾圈里，我学会了作那种宽广的叙事诗式的呼吸，
这使我有可能在今天把前线的战果同床上的战果相提并论。音乐！从听玛丽亚稚气
的多愁善感的然而又是那么甜蜜的口琴吹奏开始，我一步登上了指挥台，因为莉娜
·格雷夫为我提供了一支管弦乐队，编制大而全，这样的乐队恐怕只有在巴伐利亚
或者萨尔茨堡才能找到。在乐队里，我学会了吹、弹、奏、拨、拉，不论是通奏低
音还是对位法，不论是十二音体系还是传统和声，我全都掌握，还有谐谑曲的引子、
行板的速度，我的激情表现得既刻板枯燥又柔和流畅；奥斯卡让格雷夫太太这支乐
队尽情发挥，然而他始终不满意，虽说不是没有得到满足，就像一位理所当然也有
此感的真正的艺术家那样。
从我们的殖民地商品店到格雷夫的蔬菜店只需迈二十小步。蔬菜店就在斜对面，
它的地位好，远比小锤路面包师傅亚历山大·舍夫勒寓所的地位要好一些。我对女
性解剖学的学习成绩比我对我的师傅歌德和拉斯普庭的学习成绩稍强一些，其原因
恐怕就在于蔬菜店占据着更为有利的地势。这种至今犹存的教养上的截然不同之处，
也许可以用我的两位女教师的差异来解释，甚而至于可以以此来辩解。莉娜·格雷
夫根本不想教我，而是谦逊和被动地把她的财富提供出来，给我作为观察和实验的
材料。与此相反，格蕾欣·舍夫勒则过于认真地对待她的教育使命。她要看到成绩，
要听我高声朗读，要注视我的漂亮地书写着的鼓手的手指，要我同可爱的语法结为
朋友，同时，她本人又从这种友谊中获利。可是，奥斯卡不让她看到任何明显的迹
象，说明他自己已经取得了某种成绩。这时候，格蕾欣·舍夫勒也就失去了耐心。
在我可怜的妈妈死后不久，也就是在她授课七个年头之后，她又转而热衷于她的编
织。由于这一对面包师傅夫妇仍旧没有子女，所以她照旧把自己编织的毛衣、长统
袜和连指手套送给我，但她也只是偶尔送送了，主要在遇到重大节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