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再次回到赌场，是在四年后，陪一个来美国访问的作家去大西洋城。那时我已经工作，既然不再赌博，就在业余时间里写了些小东西，得了几项美东地区的中文文学奖，在当地华人写作圈里也有了点小名气，参加了几个文化协会之类的组织。其中有个文化协会最近在内部发email说，某作家来访，第一次出国，想顺便去赌场玩玩，因此放榜招贤，想找个“会赌”的会员陪他去。
这位作家的小说我没看过，只知道他是国内新近出现的纯文学作家，评论界好评甚多。既然他要赌博，我当然得挺身而出，也免得其他哪个萝卜坑了我们的作家，输钱事小，折了俺海外文学界“文武双全”的神话可就把脸丢到国内去啦。
初见作家是在他下榻的旅馆，我敲开门来，乍一看不由有些失望。他身材不高，其貌不扬，微黑微胖，脸有油光，留着国内流行的小分头，毫无照片里的气质，眼镜又反光得厉害，让我看不清他的眼睛，也就更失好感。当然我也明白“人不可以貌相”，来之前还在网上把他研究过一番，知道他对文学很有想法，于是开车上路后，就开始向他请教问题：“作老师，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现代小说，加上国内的新现实，使得纯文学曾经繁荣一时。现在这些技巧国内已经基本玩过一遍了，社会和观念的变革也已不再具有轰动性，那么现在中文写作的主要资源，或者说动力，在哪里呢？”
作家咳了一声，说：“这个问题很大，咳咳，我这几天不停地演讲、说话，嗓子都哑了，咳咳，一时说不了话，要不以后等我嗓子恢复了，咳咳，再跟你慢慢讲吧。”
我也听出了他的嗓子确实有些哑，不由得为自己的冒失深感羞愧，当下不再说话，专心开车，作家也往座背上一靠，开始闭目养神。到大西洋城时已是中午，既然他嗓子疼，我就没带他去吃自助餐，只吃了一顿中国面条。吃饭时我给他大体介绍了一下各种游戏，他也是点头多，说话少。
饭后我带他去了“恺撒宫大赌场”。一进赌场大楼，作家的头就开始不停地动作，东张西望地看，左右翻飞地瞧，时而若有所思地点头，时而高深莫测地摇头，时而蒙娜丽莎式的微笑，时而爱丽丝式的惊奇，但就是不说话。我也不去问他，只是不时地做些导游式的解释。
到了赌场大厅，又听到熟悉的老虎机声音，又看到熟悉的赌桌、赌客身影，甚至连空气中的供氧味道、女侍的乳沟形状都那么熟悉，我心中暗自感慨。虽然“数学乐旅”愚蠢地惨败了，可那毕竟是我曾经的年少轻狂。四年离场今重回，赌场无改心已衰，旧情旧景和旧人旧事瞬间在我心头闪过，我这才恍然觉到自己老了。
忽然作家开口说话了：“这些外国女人还真开放啊，一个个都穿得这么暴露！”
我顿时从感慨中恢复正常，连忙说：“哦，那是赌场的工作人员，送酒水的女招待，你看她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连颜色都一样，都是制服。各个赌场里的女招待都穿这样，露胸露腿的，一般老外女人也不这么穿的。”
作家“哦”了一声，眼光透过那副厚眼镜，继续乱放。我想起当初我第一次来赌场也这样，又见他难得地开了一次口，就笑着说：“王小波说，云南的少数民族姑娘，走起路来摇曳生姿，让人不由自主地就想跟了去。我在赌场里也常不由自主地就想跟着她们走——哎，Excuse me！”附近正走过一个漂亮的金发女侍，我看见作家也恨不得能跟上去似的，就把她叫了过来，一边对作家说：“作老师，我给你叫杯饮料吧！”
作家手忙脚乱地说：“哎呦不用不用不用！”
“哎，没关系，这赌场里的饮料都是免费的，只要给一块钱小费就行了，不给也可以的。”女侍已走到跟前，作家忙收住目光，我慢理斯条地问女侍都有什么酒水，使作家可以在旁边从容观赏。女侍向我耐心解释后，我问作家：“作老师，你要点点什么？”
女侍也把目光转向他，作家忙说：“哎呦随便随便，你帮我随便点一个吧！”
我对女侍说：“那就来杯可乐吧，谢谢！”她点头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便托着盘子摇曳而去。我对作家说：“她呆会儿要回来送饮料，我们不能走远了，不如就在这里玩一会儿老虎机吧。”
作家说：“好。”在一台老虎机前坐下，我就给他解释：“这台机子叫水果机，玩一次两毛五，你看这机器上的说明，你要转到这个组合，就赢这么多倍——哦，作老师，你带了多少钱？”
作家有点紧张地说：“一百美元，够不够？”
“老虎机肯定够了，要是上桌赌，运气好的话也够。”我想：一百块钱，也就不烦着去注册会员卡、捞取赌场“谢礼”了，便让他取出一张二十块钱的钞票来，喂进老虎机嘴里，选了两毛五，然后就是重复的拉杆、按钮了。刚开始时他还有些紧张，不过他才拉到第四杆时，“处女运”定律又一次显灵，一杆下来，中了个回报一百倍，他一下子赢了二十五块钱。
这下作家信心大涨，兴趣骤增，拉杆的动作都灵活了许多。随后我们转战各个老虎机间，他运气依然不错，又赢了大概二十块钱。我说：“哎呀，作老师，你今天手气这么好，就该上桌玩的，那赢得比老虎机多！”
“好哇，”作家兴奋地说，“我们玩唆哈吧。你知道吧，就是香港电影里头，两个人对玩，五张牌比大小。周润发常玩的！”
“那个啊，这儿没有，恐怕要到澳门才有。”
“哦，”作家有点失望地说，“那其他的我不会啊，不会被他们笑话吧？”
“嗨，怎么可能呢？你放心，有我在，”我自认为是实事求是地说，“不是我吹牛，这赌场里啊，比我更懂赌博的，不超过百分之一！”
于是我带着作家在各个赌区都探了探脚：“轮盘。轮盘是最简单的游戏了，38个数字，两个绿的是0，剩下是1到36。你可以直接压数字，压对了赢回来35倍赌注，也可以压组合，两个数字、三个、四个、六个、十二个，还有单双、红黑、大小，那就是赢一倍了。——我们该玩哪个？那要看你想怎么玩了。你要想玩刺激的，就压一个数字，或者几个交界，那个赢得多，但也难中。要想慢慢玩，就压一比一的，那个输的几率小。”
“蟹赌。这个规则有点复杂，第一次扔骰子叫‘出手扔’，出手扔之前下的赌注叫‘压过线’。它有两个骰子，要是扔出了两个点数加起来是7或者11，压过线的就赢了，是2、3或者12就输。其他情况下，就要再重新扔出这个点数，压过线的才算赢，扔出7算输。还有压不过线，就是跟压过线的反过来。其他还有压‘来’、‘不来’、‘蟹’、hop啊什么的，哎，太复杂了，咱们就不用管了。”
“百家乐。这个游戏有‘庄’和‘闲’两边，发牌员按固定的发牌规则给两边发牌，看最后谁的点数更接近9点。你可以压‘庄’赢，也可以压‘闲’赢，都是赢一倍赌注，但庄家赢时赌场要抽5％的佣金。你还可以压打平，赢8倍。百家乐的赌场优势比较小，只有1％左右，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你看大西洋城这百家乐赌桌特别多，你要到拉斯维加斯就看不到，就是因为拉斯维加斯的中国客人没大西洋城多。”
“牌九扑克。你听这名字，牌九，一听就知道是咱中国人发明的。玩家和庄家各拿7张牌，然后把牌分为5张‘大牌’和2张‘小牌，‘大牌’要比‘小牌’大。然后玩家和庄家比，如果两手牌都比庄家大，算赢，但赌场抽5％的佣金；都小，算输；一大一小，双方打平。要是有一手牌双方一样，算庄家大。这是赌场里最慢的桌上游戏，发牌慢，分牌慢，比牌慢，还不停地打平，一点本钱就可以玩很久。”
最后压轴的当然还是二十一点。我本能地选了张切牌少的桌子。最小赌注是十五元，作家这时已经积累到一百五十块的本钱，都换了筹码，在我的指导下玩了起来。无非是“基本策略”加下平注——虽然四年没赌，我还记得“基本策略”的大部分决定，只有几个分牌的边界情况我不太肯定了，不过那也不常用，而且区别不大。
作家很快就明白了游戏规则，拿到牌后往往自己也开始有了主意。反正“基本策略”的大部分决定也就是“基本直觉”，所以我只要偶尔纠正一下他而已。他的“处女运”仍然在延续，一个小时下来，就赢了五十块钱。他兴奋得愈加胆大，忽然有一把改压了三十块，一边对我说：“刚才连输了三把，下面也该赢了。”
结果这把还真赢了，作家大笑着对我说：“怎么样？我就知道，你连输三把，下面也该赢了！这一把顶了刚才两把了！”
接下来他的赌注越发神机莫测，话也越发多了起来。我眼看着一株萝卜就这么在我眼前茁壮成长，很想跟他说：“作老师，您还是让您嗓子歇歇吧，不和文学青年讨论艺术问题，却和一个前算牌手大谈萝卜心得，您这不是让亲者痛、仇者快吗。”但我又想，作家也有萝卜权，做一个萝卜乃是人性使然，浩浩荡荡，非我理性劝诫之土坝所能挡，何况他过几天就要回国，萝卜种子只会被深埋地下永无见天日之时，便只是宽容地笑笑，对他的赌注魔法一律放行。
又玩了一阵，我们这桌来了个四十多岁的白人，穿着长相都很普通，脸上带着和气的笑容，坐下来买筹码时，却一下子就拿出二十张“本杰明”来。发牌员把二十张钞票在赌桌上一字排开，仔细点明了，按他的要求，换了三个五百块、三个一百块、四个二十五块、二十个五块筹码。他微笑着放下第一份赌注：十五块。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这轮玩到快结束时，他的赌注忽然从十五块一下子猛增到一百五十块，直到重新洗牌。下一盒牌我留了心，反正作家玩牌也不太需要我操心，就默默地在心头记牌。果然，当平均点数过了两点时，这人的赌注又一下子长到一百五十元，随后跟着点数的变化，一度飙升到五百块。再看他不点饮料，不给小费，和发牌员谈笑风生，我知道我遇上一个前同行了。
这也不是我第一次在赌桌上遇到别的算牌手。我知道这行的规矩：绝对不能在桌上联络，不过见他敢把赌注变化撑得这么大，就象鲁智深舞一条六十二斤水磨禅杖，我这使一斤四两银样腊枪头的看了，不仅羡慕他本钱过人，更得佩服他技艺端的非凡。我看得心痒难耐，欺负发牌员是个白人，应该听不懂中文，就对作家低声说：“坐在我左边的那个人，是个算牌手。”
作家探身往那人望去，一边问道：“算牌手，那是什么意思？”
我忙低声说：“你别往他身上猛看，不礼貌。算牌就是通过预测牌势来赌博赚钱。”
作家更感兴趣了，又往那人望了一眼，正好跟他目光相接。那人笑了笑，用中文说：“你好！”
我和作家都吃了一惊。作家回答说：“你好！——你会说中文？”我也勉强笑着说：“哇，你好！”心里却想：完了，刚才说他算牌的话可别让他听到了，算牌手最忌讳别人在赌桌上说他算牌。
他仍然微笑着，用中文说：“一点点……”这下我听出他的中文确实有点生硬了。然后他用英文说：“我太太是中国人，所以我懂一点中文，不太多，但我听得出来你们也是中国人。”
我转头向作家翻译了他的话，作家和他又寒暄了几句。我一边从中翻译，一边留心这人的牌法，发现他的赌注变化仍然章法严格，一丝不乱。这时就听见作家问道：“他说你会算牌？能不能教教我们？”
我吓了一跳，忙低声对作家说：“赌场里不能明说别人算牌的，被赌场发现了，要赶出去的。”作家奇怪地说：“为什么？赌场还不准人赢钱了？”我也顾不上回答，对那人说：“他说你运气真好，玩得也真不错！”
那人笑着说：“对，我今晚的运气真的不错，这也得感谢弗兰科！”——弗兰科是发牌员的名字，他笑了笑说：“乐于效劳。”但我怀疑他心里其实在暗骂：你口头感谢有屁用，给点小费才是真的！
不久弗兰科离开，换上来个切牌很糟的发牌员，那人便起身走了。我和作家又玩了一个多小时，他的“处女运”似乎终于到了头，开始输钱。赌场里向来是“赢钱如抽丝，输钱如山倒”，他半天才赢来的一百块钱，一轮下来就全输掉了，还亏了些本钱。
作家并不气绥，反倒露出越战越勇的意思。我生怕他真要连本钱都输光，我可就成了海内外文学界的共同罪人，再加上时间已晚，便不住地在旁边劝阻。作家这时却一定不肯罢休，直到运气稍有好转，把本钱又扳回到一百零五块，也算是今天总盈利了，才同我离开。
在回去的路上，作家不顾嗓哑，反刍般地把今天的牌局又跟我讨论了一遍：“老摇你还记得那把吗？真是倒霉，我压了30块，来了两个A，分牌之后来了两个10，还以为赢定了，没想到庄家硬是也摸出了个21点。本来笃定赢他60块的！”“其实最讨厌的是那个老头，没事给他的12点要什么牌啊，要了个10点，爆掉了，把我11点加倍的好牌也要没了，结果我拿了个5，一下子输掉50块。这一来一去就是100块啊！然后我那时一收手，今天就赢200块了！”
说得最多的当然还是“唉，赢100块时收手就好了。”作家把这话翻来覆去地说了至少也有二十遍。要换了别人，无非是照样翻来覆去安慰他，也幸亏他遇到的是我，回答张口就来：“没啥，你的决定还是对的，那时手气好么，就该继续乘胜追击。”或者“看来作老师你虽然是第一次来赌场，这感觉还真不错，就可惜后来运气差了点，不然今天发大了。”我敢向数学女神保证，我对他的二十个回答，个个合适得体，绝对不带重样。
第十九章
第二天早上，我又到作家旅馆里接他，去参加我们那个文化协会举办的活动。昨晚我把自选的几篇作品给他，今天上路后我就请他批评。作家条件反射地咳了一声：“咳咳，老摇，不好意思，昨天太累了，一回房间我就睡了，咳咳，没来得及看你的作品。——你把作品往国内文学杂志投过稿吗？他们怎么说？”
“国内的文学杂志？我投过啊。”我对国内的编辑有些偏见，我觉得他们只有两个功能，一是毙掉你的好文章，二是把你的差文章发表时改成更差的文章。“他们说我的小说概念化，筛选生活，不能反映出留学生活的独特色彩。”
“那你觉得他们说得对不对呢？”
“嗯，那还是对的，”我老实承认说，“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小说就不可以概念化？难道一定要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爱荷华的中国男生才算好小说？事实上我对国内文学杂志上千篇一律的所谓生活小说还有意见呢。照我看，小说得给人美感，那种生活小说，味同嚼蜡，刚嚼还有点新鲜感，嚼多了我就觉得奇怪，它们明明不过是写得专业点的记叙文，也配叫小说！”
作家笑了笑，引得他又咳了两声：“咳咳，那你对小说有什么概念化的看法？”
“什么叫概念化？作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叫概念化，这个词是他们加在我头上的。但我确实也有些看法，”既然作家问起，我就顺便夹带点私货：
“比如说我是做计算机的，我们用的编程语言，一开始叫C语言，后来用C＋＋，现在又出来个C＃。那个C语言很强大，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但就是对程序员要求很高，不然动不动就系统崩溃。C＋＋在设计上变成‘个体化（Object Oriented）’，从个体的角度写程序，再链接起来运行。这样效率差了一点，但接近现实，容易实现。C＃就进化到‘元件化（ponent Oriented）’，进一步把程序标准化，以保证安全和程序员的效率。这是因为现在编程已不再是以前那种‘科学＋艺术’，而成了一项大众产业——您看我这样的都混进去了就知道这行现在已经滥竽充数到什么地步了——一切都标准化，程序员只要往框框里填点东西，添砖加瓦盖房子就行了。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功能不够强大，智力上也不够美，但安全快速，适合常人。——打个比方，C语言象极权制度，C＃就象现代文明社会了。——文学从某种角度看也在遵循这同一进化路线，因为这是工业化时代不可避免的趋势：标准化、规模化、专业化。有些艺术种类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得相当远了，不象文学，我这个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还有可能来发表一点见解。那么我想，将来可能会出现‘个体化’、‘元件化’的小说——作者，或者公司，生产出描述人物、环境的界面，然后用户来自己开发，比如你生产出一个阳谷县的界面，里面有武松、武大郎、潘金莲、西门庆，然后施耐庵拿去写了《水浒传》，笑笑生拿去写了《金瓶梅》……”
作家在听到C＃时闭上了眼睛，当我讲到未来的设想时，已经开始发出鼾声，连我特意加上的“潘金莲”、“西门庆”，都没能把他唤醒。当然我不怪他，因为后来我们到达目的地，他在台上发表《写作与心灵》的演讲时，我也很快打起了瞌睡。想来C、C＋＋、C＃对他的催眠效果，也正和“心灵”、“纯洁”、“道德”之对我相仿吧。
把我从昏昏沉沉的瞌睡中惊醒的，是作家忽然提到了我的名字：“……比如你们这里的一位青年作者老摇，在开车送我来这里的路上，就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他说他们做计算机的，用一种C语言，还有C加加，还有个叫C……C什么的……”
我赶紧接口说：“C＃。”
“对，C＃！他就通过对这三种语言的比较，得出了一些文学语言上的心得。我看这就是个好例子，充分说明了你们海外华人文学界的优势。你们身处海外，眼界开阔，能接触到国内人接触不到的东西……”
作家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我，引得很多人都扭头过来看我。我被看得羞愧不已，只好希望这些人都不懂计算机，别以为我还真狂妄到好像计算机语言只有海外华人懂似的。
这时作家的声音也往上拔去，看来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