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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是，在其他方向上，以军几乎没有遇到有效抵抗。
二月五日上午，以军顺利攻占了扎尔卡与塞姆拉，打通了前往马弗拉克的道路，安曼北面最后两处由约旦军队把守的军事据点也就此沦陷，而以军则顺利打通了向东发动进攻的战略通道。
当天晚上，五个以军旅就从马弗拉克出发，开始向东推进。
约旦东北的马弗拉克省，正是通往伊拉克的要道，还是隔开叙利亚与沙特的屏障，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
当然，能否把马弗拉克的战略价值利用起来，还得看以军能够解决后勤保障问题。
要知道，马弗拉克省只有一条主要公路，而这条公路向东通往伊拉克，向东南通往沙特阿拉伯。
虽然这条沙漠公路的价值非常高，但是无法支持大军团作战。
按照以军的作战标准，这条公路最多支持十个旅。不管是进军伊拉克、还是进军沙特阿拉伯，十个旅远远不够。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拉克与沙特甚至不需要加强边境防线，因为以军在到达边境附近时，已成强弩之末。
事实上，这也正是叙利亚的重要性，因为只有叙利亚与伊拉克之间有铁路相通。
也就是说，只有在占领了叙利亚之后，美以联军才能完全解决后勤保障问题，也才有能力进攻伊拉克。
当然，这也是罗林森反对在约旦扩大战线的主要原因。
在他看来，阿拉伯半岛腹地的沙漠，将是美以联军的天然屏障，也是中国军队进行防御的最好阵地。
巴拉姆不是不知道这些问题，而是要利用这些问题。
原因很简单，以军需要面对的难题，中国军队同样需要面对。至少在当时，中国军队还不能完全摆脱地面交通线，或者说中国的空运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单独支持地面部队作战的地步。
如此一来，只要以军从马弗拉克向东推进，中国军队就得防守伊拉克与沙特。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在得知五个以军旅从马弗拉克向东推进后，虞世辉就把第一二七集团军的一个旅派往伊拉克的安巴尔省。当然，这么做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伊拉克军民保持信心与斗志。
显然，巴拉姆并不指望攻入伊拉克。
二月六日，以军从约旦河东岸南下，总兵力高达五十个旅，而且巴拉姆还准备了三十个旅的预备队。
可以说，这才是以军的主攻方向。
按照巴拉姆的部署，以军将沿着公路线与铁路线南下，先头部队不负责攻占城镇，而是全力突击，由紧随其后的作战部队占领重要军事据点。巴拉姆的命令很简单，必须在五天到七天之内攻占约旦全境，把战线推进到约沙边境附近，铲除盘踞在约旦南部地区的所有约旦军队。
毫无疑问，巴拉姆的进攻策略非常高明。
要知道，只要以军能够快速推进，中国军队就很难组织起新的防线。别忘了，部署在约旦的是第三三八预备集团军，而不是战斗力强大的主力集团军，而且约旦南部地区也以沙漠为主，交通条件十分恶劣。
更重要的是，这会对沙特构成严重威胁。
从政治上讲，只要以军攻入沙特，就会动摇整个阿拉伯世界，让阿拉伯国家怀疑中国的战争潜力。
这个时候，虞世辉仍然没有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
在得知以军向南推进的消息后，虞世辉依然认为，以军的主要目的是攻占安曼，而不是占领整个约旦。
结果就是，中叙军团在德拉的进攻变得更加猛烈了。
虞世辉的目的很简单：通过强攻德拉，迫使美以联军向德拉增兵，从而削弱以军在约旦战场上投入的兵力。
当时，虞世辉做出这一判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错误估算了以军兵力。
根据军事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到二月初，以色列的总兵力在两百万左右，而以色列能够动员的战斗人员在二百五十万到三百万之间，而以军的实际作战兵力不会超过一百万，因此没有美军支持，以军很难发动战略进攻。
根据这份情报，虞世辉认为，以军在约旦战场上投入的兵力在二十万左右。
实际情况是，巴拉姆动用了将近五十万地面部队，其中用在南部战线上的以军就超过了四十万。
如此严重的误判，直接导致虞世辉在兵力部署上出了问题。
紧接着，战局又发生了变化。
二月七日，美军在霍姆斯方向上发动佯攻。虽然罗林森不看好巴拉姆的计划，但是忠实的执行了马歇尔的命令。
虽然虞世辉判断出美军只是佯攻，但是霍姆斯受到了威胁。
受此影响，虞世辉在当天向霍姆斯增派了八支突击集群，并且命令蒋博文少将在必要的时候发动反击。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虞世辉也希望利用霍姆斯牵制美以联军。
从某种意义上讲，虞世辉达到了战术目的，即在德拉与霍姆斯牵制住了美军，可是充当进攻主力的以军却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当时，美军的表现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比如，在德拉战场上，两个美军预备师的表现完全超出了虞世辉的预料，不但顶住了十多个叙军师的轮番攻击，还挡住了第二十七集团军的猛攻。直到二月九日，第二十七集团军才攻入德拉，迫使守军向后方求援。如果能够在二月七日取得重大突破，那么德拉的战斗就很有可能改变这场战役。可惜的是，到了二月九日，以军先头部队已经到达马安，而且攻占了这处战略要地。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虽然巴拉姆把十个旅派往德拉，削弱了预备队的力量，但是以军已经在南方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基本上控制了约旦南部地区，把战线推进到了约沙边境附近。
真正改变这场战役的地方不是在德拉，而是在安曼。
打到二月十日，在以军不得不回防德拉的时候，安曼依然在中约军团手里，而且以军已经在这座城市外围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根据以军的作战记录，在五日到十日，安曼战场上总共有七千四百余名以军官兵阵亡，伤残近两万人，四个主力旅与六个预备旅因损失惨重丧失作战能力。
更重要的是，安曼的战略重要性在这个时候显现了出来。
要知道，安曼是约旦的交通枢纽中心，所有通往南部地区的铁路线、以及大部分公路线都要经过安曼。也就是说，只要安曼还在中约军团手里，以军在南部地区的作战行动就很难维持下去。
当然，巴拉姆也明白这一点。
二月十一日，在德拉受到的威胁有所降低之后，以军开始猛攻安曼。
此时，虞世辉已经对战局做出了准确判断，而且知道安曼的战略重要性，也在安曼下了血本。
当时，中国空军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安曼的制空权，以便让运输机前往安曼。
这场战役，最终被称为“安曼会战”，主要就是在战役后期，双方都把安曼当成了决定胜负的主战场。
当时，以军在安曼投入了三十个旅的重兵。
到战役结束的时候，虞世辉已经用空运的方式，把八支突击集群送了过去，把安曼的中国军队增加到了三万。因为安曼已经被彻底包围，所以战略空运决定一切。到战役结束的时候，中国空军在这里损失了四十八架大型电动运输机与七十七架战术运输机，数百名飞行员与上千名陆军官兵在运输过程中阵亡。
所幸的是，在以军耗光最后一点力气之前，安曼依然在中约军团手中。
第一百零五章 以退为进
第一百零五章 以退为进
以军猛攻安曼时，二月十日，俄军再次发动了攻打德黑兰的作战行动。
与安曼不同，中伊军团没有死守德黑兰，而是放弃了德黑兰，把这座彻底破坏掉的城市留给了俄军。
也就是说，二月十一日，“德黑兰战役”就宣告结束了。
虽然俄罗斯当局宣称，在经过激烈的战斗之后，俄军攻占了德黑兰，但实际情况却是俄军开进了德黑兰。留给俄军的，只是成千上万座被彻底炸毁的建筑物，一座根本不适合军队驻扎的城市。
更重要的是，中伊军团破坏了德黑兰的所有基础设施。
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俄军占领了德黑兰，却无法利用这座地理位置非常关键的交通枢纽城市。
事实上，中伊军团的主要战略就是“坚壁清野”。
当然，这也是由伊朗的地理环境决定的。
作为一个拥有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国家，而且三分之二的国土是高原与山区，伊朗有足够的战略纵深，也就拥有对抗强敌入侵的战略资本。别的不说，从德黑兰到波斯湾的港口的直线距离有数百公里，道路里程则高达上千公里，就算俄军占领了德黑兰，也无法占领整个伊朗。
此外，这也与中国的伊朗战略有关。
在中国的战略中，伊朗就是俄军的坟墓，或者说是俄罗斯的泥潭，只有让俄罗斯深陷其中，才能达到战略目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要俄军还在伊朗作战，就永无出头之日。
事实上，俄罗斯不可能从伊朗撤军。
当时，俄罗斯在伊朗作战有两个主要的战略目的，一是切断从中国到中东的铁路，二是到达波斯湾北岸。
显然，这两个目的具有很大的诱惑性。
问题是，中国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让俄罗斯不断向伊朗增兵，从而无法在西伯利亚投入主力部队。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这套作战计划是由戚凯威亲自拟定的。
按照戚凯威的规划，中伊军团的主要任务就是诱敌深入，给俄军一些胜利的希望，又不让俄军尝到胜利的果实，从而让俄军为了即将到手的胜利不断的增派作战力量，从而消耗掉俄军的作战力量。
事实上，这套战术并不高明。
要知道，任何有点军事头脑的旁观者都能看得出来，中国在伊朗的主要战略就是消耗俄军的作战部队。
问题是，俄军中没有几个是旁观者。
当时，真正认清了现实的，只有俄军总参谋长布鲁希洛夫，而且也只有他一直反对向伊朗增兵，甚至认为应该从伊朗撤军，从而把用在伊朗战场上的数十万部队派往更加重要的西伯利亚。
为此，布鲁希洛夫也做了很多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把俄军的几支王牌部队全部留在大后方。
问题是，布鲁希洛夫必须服从总统的命令。
当时，俄罗斯总统并不认为伊朗战场无关紧要，反而把伊朗当成主战场，或者说是与美国合作的主战场。
战后，很多人认为，俄罗斯总统的野蛮干预是造成俄罗斯战败的主要原因。
也许，这个道理说得通，但是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俄罗斯总统绝非俄罗斯战败的主要原因。
要知道，作为精明的政治家，俄罗斯总统不可能分不清本土与海外战场的轻重关系。
俄罗斯总统坚持在伊朗用兵，只有一个关键因素，即俄罗斯离不开美国的支持，还需要获得更多的支持。
战后公布的一些资料，足以证明这个判断。
在二零五三年，俄罗斯需要进口的四十二种战略物资中，有三十七种主要来自美国，而且占到了总进口量的百分之七十五。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美国提供的战略资源，俄罗斯根本不可能参战。
相对而言，俄罗斯最缺的不是资源，而是设备与技术。
仅在二零五三年，俄罗斯就从美国进口了一万余台机床，并且引进了上千项技术，甚至直接引进了装备生产线。俄军能在二零五三年底获得美国开发的新式主战装备，主要就是美国提供了成套的生产线。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俄罗斯不可能坚持到二零五四年。
事实上，当时俄罗斯有百分之三十的粮食需要从美国进口，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俄罗斯早就爆发内乱了。
问题是，俄罗斯不可能只索取、不付出。
要知道，美俄的关系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俄罗斯不在美国的经济体内，也不是美国的附属国。
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只有证明自身的价值，俄罗斯才能获得美国的帮助。
俄罗斯能够证明自身价值的，就是在战略上配合美国。如此一来，伊朗战场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由此可见，伊朗战场本来就是美俄利益的契合点。
如果俄罗斯放弃伊朗战场，就算美国不会放弃俄罗斯，也会降低俄罗斯的重要性，从而使俄罗斯遭受更惨重的失败。
不可否认，在政治上，俄罗斯总统是正确的。
只是，在军事上，俄罗斯的伊朗战略根本行不通。
以俄军的推进速度，即便中国不再向伊朗增兵，俄军也要花上一年以上的时间，才有望占领伊朗。
当然，俄罗斯总统也不是白痴。
按照美俄的秘密协议，在俄罗斯占领德黑兰之后，美国就将出兵伊朗，以便让俄军抽调二十万部队去西伯利亚。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中伊军团放弃德黑兰肯定与此有关。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在二月十一日之前，军事情报局获得了相关情报，但是根据中伊军团的作战行动，特别是戚凯威做出的特殊部署，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即便没有情报，戚凯威也做出了准确判断。
也就是说，当时戚凯威应该知道，美国会在俄军占领德黑兰之后出兵伊朗。
事实上，在战后，牧浩洋就提到过，伊朗本来就是一个可以放弃的战场，其主要价值就是牵制敌人的作战部队。显然，这个“敌人”不仅仅指俄罗斯，还包括美国，也就有理由相信，当时中**方已经做出了准确判断。
当然，俄军攻占德黑兰，也替巴拉姆解了围。
要知道，巴拉姆发动“安曼会战”的主要目的是牵制中国军队，即便他在最初的时候并不这么认为。
随着俄军占领德黑兰，以军在安曼的进攻又毫无建树，巴拉姆至少可以宣称，以军已经成功实现了主要目的，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强攻安曼，可以在兵力损失还不足以威胁到战线安全的情况下结束进攻行动。
更重要的是，罗林森不能由此指责巴拉姆。
至少从局面上看，以军的进攻行动，确实牵制了中国军队，使中国军队不得不从德黑兰撤退。
至于更加长远的战略影响，对美国就没有那么有利了。
虽然马歇尔非常清楚，是中伊军团主动放弃了德黑兰，俄军才能在二月十一日攻占这座已经丧失了战略价值的城市，但是美俄有约在先，所以马歇尔不得不考虑向伊朗派遣四个美军师。
二月十五日，在总统的催促下，马歇尔下派了两个师前往伊朗战场。
这两个师先进入黑海，再翻越高加索山脉进入伊朗。
两天后，随着美军赶到，布鲁希洛夫开始从伊朗撤离主力部队，着手策划在西伯利亚发动战略反击。
问题是，美国承诺的另外两个师要到二月底才能到达。
结果就是，在二月二十日，戚凯威把之前派往伊朗的第一一三集团军抽调了出来，用来加强中东、特别是沙特西北的战略防线，巩固了中国军队在约旦附近的防御力量，使得以军在“安曼会战”中取得的胜利变得毫无价值，还使美以联军增加了数百公里的战线，降低了美以联军的兵力密度。
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美军还得继续向中东增兵。
当时，戚凯威只在伊朗留下了一个集团军，而且明确要求中伊军团以防御为主，充分利用伊朗的有利地形阻击美俄联军。虽然到了三月初，美军兑现了承诺，把另外两个师派到伊朗，但是美俄联军的兵力优势，并不足以攻破中伊军团的防线，也就不可能实现打到波斯湾的战略目的。
可以说，这一系列变化对中国相对有利。
原因只有一个：中国没有向中东与伊朗增派作战部队，用已有的兵力就能守住重新形成的战线。
相反，美国、以色列与俄罗斯则要动用更多的作战部队才能守住取得的战果。
到了这一步，中东与伊朗的局势再次稳定下来。
当然，地面战争并没因此结束。
随着伊朗的俄军主力部队得已解脱，布鲁希洛夫开始策划战略反击，集中优势兵力围攻西伯利亚的中国军队。
事实上，在此之前，布鲁希洛夫就在准备。
在他看来，西伯利亚战场将决定中俄战争的最终结局，也将决定俄罗斯的命运。只有在这里取胜，俄罗斯才有希望打赢这场战争。如果不能尽快取得胜利，那么俄罗斯很快就会失血而亡。
别忘了，西伯利亚地区出产的资源占到了俄罗斯资源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
事实上，如果西伯利亚在俄罗斯手中，俄罗斯就不会存在资源供应不足的问题，也就不需要倚重美国。
问题是，俄罗斯能在西伯利亚取胜吗？
第一百零六章 地面决战
第一百零六章 地面决战
三月份，重点就在西伯利亚。
到三月十日，俄军不但夺回了曾经五次被中国军队占领的新西伯利亚，还在前线聚集了近一百二十万地面部队，其中五十万在西线，主力是布鲁希洛夫东拼西凑聚集起来的十二个师，另外七十万在东线，主力是驻守贝加尔湖以西地区的八个师，其余的大部分是战时武装起来的预备部队。
毫无疑问，俄军的兵力优势非常明显。
要知道，在西伯利亚战场上，中国军队只有两个集团军，总兵力不到十万，而且部署时间超过了两个月。
问题是，兵力早就不是取胜的决定性因素了。
更重要的是，俄军的进攻意图太明显了，而且调动与部署部队花了太多时间，完全丧失了灵活性与突然性。
要知道，对中国军队来说，只要几天时间，就能完成所有战役准备工作。
别忘了，当时中国空军八成的空运力量用在该方向上，而且在一月与二月，空军又接收了一百多架大型电动运输机，在补上“安曼会战”损失的同时还有富余，等于增强了西伯利亚方向上的空运力量。
正是如此，戚凯威看到了彻底打败俄军，至少打垮俄军士气的机会。
如果能用十万部队击败一百二十万俄军，而且取得决定性胜利，那么所有俄罗斯军民都会因绝望，丧失取胜的信心。
为此，戚凯威做了充足的准备。
二月下旬，戚凯威命令第三十八集团军第四次攻占新西伯利亚，并且在完成了战术反击行动之后，炸毁了这座城市的基础设施。三月三日，第三十八集团军第五次攻占了新西伯利亚，在消灭了两万多俄军之后，对这座已经千疮百孔的城市进行了更全面的破坏，甚至爆破掉了所有三层以上的楼房。随后第三十八集团军才全部撤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