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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帮会的命运：被历史抛弃（6）
贵州政府也指出：“公口之设，究其最初之用意，殆为推倒满清而起，就始有利无害；满清已踣，即为目的已达，亦应立时解散。何况末流之弊，罄竹难书，烧杀淫掠，时有所闻，共和国家岂容有此？”贵州都督唐继尧接连发布取消公口的告示，宣布：“公口一项，无论其危害地方已否，均着即日取消，曾经入公口之人，迅将所得证据烧毁，倘能从此力务正业，苟非积恶匪徒，本都督亦不深究。”实际上仅仅对参加宪政党的哥老会未加追究，有的还委以重任，对于参加自治学社的哥老会则一概不予赦免，于是派出各路清乡司令巡行各县，命各县地方官吏和宪政分会，开出当地公口人员名单，按名捉拿，不加审讯，一概枪决。
在湖南，新任都督谭延辏宋ば抡ǎ灿�1912年发布文告，禁止帮会活动。文告称：“所有洪江会、哥弟会以及三把香所发生之富有会、大摆队、铁摆队、十字会兼未及指明之各种名目之元帅、大元帅、坐堂、陪堂等项名称。无论发源于何时，布散于何地，均应自行取消，不然就立即严拿，尽法惩处。”但洪江会却仍继续活动，同年8月，在长沙散售票据2000余张，并扬言不日有第三次革命之举。为此，湖南军政府先后逮捕了洪江会成员三四十人，并处决了其中的28人。8月下旬，都督谭延辏в址⒉济钏担骸敖蘸鲇杏尥绶送剑倜熬倜眨⒎牌本荩痹炀欤捣⒖诤牛煲セ笾冢蔽还臁Ｋ拼四课薹停幸馊藕Π材确茄现锸滓伦阋晕址缁有淄纭！北泶锪硕园锘岬那坑蔡取�
在湖北，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的帮会也纷纷起而响应，他们在安陆、襄阳等地还建立了政权，这使新建立的湖北军政府非常不安。1912年1月，军政府招讨使季雨霖杀死安陆的帮会首领全明汉。2月，又派人刺杀了江湖会首领李秀昂，迫使总司令官张国荃接受改编，夺回了由帮会首领控制的安陆、襄阳两地的地方政权。但是，湖北的帮会势力很大，而且在军队里有很大势力，所以不肯罢休。1912年2月，帮会首领向海潜（松坡）带领群英会会众，在武汉发动部分官兵包围了都督府，赶走了军务部长。此后，帮会头子应桂庆、何海鸣等又在武昌“蛊惑军队，联络会匪，约期举事”。计划“先据武昌，以图江宁，进攻北京”，企图夺取湖北军政府的政权。军政府对此已经有所觉察，遂下令禁止军人秘密开会结社，规定各处不得设同胞社之分会，违者定即重究。9月24日，黎元洪派人将帮会的据点摧毁，将拿获散放布票的顾斌等多人“讯明正法”。同时通缉应桂庆等人，并命令同胞社社长公请解散，并呈明此后如有假借该社名义在外招摇滋事者，均以军法治罪。
在江西，省会南昌接连发生帮会分子聚众抢劫案件，各界人士纷纷派代表赴南京临时政府请愿，孙中山遂任命李烈钧为新任督军。李烈钧上任后指出：“各府县之劫抢掠夺，时有所闻，究其祸根，皆洪江会、三点会、自强会、联合会、哥老会诸匪之私集党徒，扰害治安所致。”认为“欲治赣必先清匪”，首先把前任都督派往办案的彭志仁以“勾结匪类”、“售卖布票、饱敛钱文、扰害人民”之罪予以枪毙。并将潜逃在湖北的帮会首领龙正文等拿获归案，解省处决。并发布命令，禁止帮会活动：“近者孙大总统命令，除有政党性质者可自由集会外，其余各会党一律解散。凡有扰害人民生命财产者，即予缉拿禀办，并随时出示开导。以前被逼入会斩香者，或经送贽拜门者，准其改过自新，自具结词，并将布票呈送本都督府，或就近地方官处毁销，前罪盖予豁除，决不再加研诘。如有甘心为匪，不思悔过者，一经察觉或被人告发，定即从严究办，不稍宽容。”
在陕西，军政府成立后，大统领张凤翙手下的四个都督中至少有三个是哥老会的人。军政府都督张凤翙没有实权，财政和兵权都掌握在哥老会手中。哥老会在各地的滋扰，使地方治安和财政都受到严重影响，对当时的军事、政治都很不利。哥老会各码头的非法行为，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不满。在此情况下，同盟会陕西负责人井勿幕只好致函黄兴，军政府都督张凤翙也发了一封正式公文给湖北都督黎元洪，请他们派一支革命军到陕西驱除哥老会势力。后来，张凤翙密令各部队秘密逮捕受哥老会首领万炳南煽动企图暴动的帮会分子，每日杀十余人，先后杀了数百人，万炳南手下驻扎岐山、凤翔各县的部属也大部分被改编或被消灭。
在四川，1912年2月，成、渝两个军政府合并，重庆的军政府都督、革命党人张培爵自愿担任合并后军政府的副都督，由成都方面的都督尹昌衡任都督。他看到都督尹昌衡提倡袍哥，以至成都全城大街小巷，公口林立，奸淫霸占，时有所闻。认为“若不迅速制止，恢复秩序，使人民安居乐业，那么我们革命不知为了何事”。于是与尹昌衡商量，令巡警总监杨雄出示，限日撤销公口，如有不尊者，即严拿办。很快取消了成都200多个公口的牌子，并且扫荡了附近各县的哥老会势力。
帮会无法转化成合法的社团，因而继续遭到主流社会的打击而再次转入地下。为了寻找出路，帮会头子便纷纷攀附军阀官僚，而军阀官僚也正好需要帮会作为自己的工具，两者一拍即合，帮会得到军阀官僚的庇护，逐渐从原来下层群众的组织，蜕变为统治阶级的爪牙和欺压、剥削百姓的工具，成为典型的黑社会。
民国初年上海青帮的崛起，乃是青帮从下层群众组织向黑社会蜕变的转折点。要了解当时上海青帮如何蜕变为黑社会组织，必须从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的发迹说起：黄金荣——从“包打听”到督察长，杜月笙——泥鳅修成龙，张啸林——小混混成了“张大帅”。
帮会最初是下层群众的互助性结社组织，其活动主要为了维护自身和小集团的利益，在社会矛盾激化时，往往进行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下层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民国初年，帮会受到打压，需要寻求庇护者，许多帮会首领于是认贼作父，成为军阀混战的工具，使帮会从下层群众的互助团体蜕变为军阀官僚的工具或黑社会组织，最典型的便是民国年间上海的青帮和四川的哥老会。
一 青帮生态
民国年间青帮逐渐从下层群众的互助性组织蜕变为黑社会——成为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鹰犬，或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其基本情况，如开香堂的仪式、帮规、戒约等方面，同清代相比较，有的基本相同，有的则已经有不少变化。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青帮中一些头面人物，有的直接落水当了汉奸，有的迁居西南后方或寓居香港、澳门，也有许多暂时隐迹潜踪，不肯公开活动。于是那些下层青帮分子或冒充的“空子”，也开堂收徒，俨然成了青帮的“老头子”。他们开香堂收徒弟，并不注意帮规仪式，也不一定有通晓帮规仪式的传道师来主持，而是随意安排。
1。开堂收徒
民国年间青帮规定，不论年龄、籍贯、职业、宗教以及贫富贵贱，凡属身家清白，品行端正，持有事业者，皆可以入帮。唯须有本帮弟子一人介绍，按照入帮手续办理，才为合法。
入帮手续：要求入帮者，须请介绍人即“引进师”引进。引进师由本命师延请，另有传道师，以达到三帮九代。待本命师同意，即可选择日期开小香堂。再经过三年考察，开过大香堂，才能成为正式成员。
青帮把吸收新成员的仪式称作“开香堂”，凡“同参兄弟”或老｛“文｝头子的｛“人｝前人来｛“书｝参加开｛“屋｝香堂仪式的称为“赶香堂”。民国年间青帮开香堂的仪式比之清代已经大为简化。
开香堂一般选在乡村或城市的深宅大院里，并且在深更半夜进行。正规的香堂一般利用朝南的厅堂，堂内正中摆设供桌和牌位，一处牌位写“天地国亲师”（清代为天地君亲师），另一处供桌的牌位写罗祖画像及三祖（钱祖、翁祖和潘祖）牌位，在供牌位的供桌南一米许处，又设一较小的供桌，供“小爷”牌位。
开香堂行礼称作“孝祖”，不管什么字辈，都要严肃地站立在各自的行列。在所有人按班肃立后，由传道师点烛烧香，发号施令，每个动作，传道师都要高声朗诵几句似诗非诗的词句。点烛烧香后，在传道师指挥下，先由本门师、引进师和传道师先后向牌位和供桌叩拜，接着所有人皆按照字辈依次叩拜，最后由新入帮者叩拜。新入帮者叩拜时，必须先微微弯腰，将左手按在左大腿上，再将右手按在左手背上，然后先跪右腿，继而放开两手，再跪左腿。双膝跪齐后，三次叩首，起立；再这样跪拜，共计三跪九叩首，在三处供桌前都是如此！拜过牌位后，再向三师进行一次跪拜。接着站在三祖师香案前，由三师各自交代“三帮九代”，再由传道师传授十大帮规及帮内简单的行话。在开香堂的正式仪式完成后，由本门师介绍赶香堂的前人和同辈的“家里人”。至此，新入帮者就正式成为青帮中人了。
开正式香堂收徒弟称为“上大钱粮”，这是相对于开非正式香堂“上小钱粮”而言。上大钱粮一般花费较多，要在事先隔晚办一餐酒席，事后清晨供一餐点心、茶水（还有供鸦片烟者），加上香堂陈设、外地客人的车船旅费，数目惊人。所以，不在开香堂期间，若有人希望拜有名望的人为师，也可以向师父投递一个帖子，附上压帖费若干，再加上一两桌酒，邀请师父一些朋友和同门弟兄，就算入帮了。这种较为简单的入帮仪式，称为“上小钱粮”。开香堂较正规的仪式，大体上与清代相同。
据崔锡麟回忆他拜张镜湖为“老头子”加入青帮的经过时说：1933年他在原西北军二十五路总指挥部供职时，由师长戴潘周和军长杜凤举作为介绍人，崔锡麟用红字写了拜门帖子：“门生崔叔仙（军中用名），三十二岁，江苏省高邮县人，承杜凤举军长、戴介平（戴潘周）师长介绍，自愿拜在张老太爷镜公麾下为徒，终生聆训，听候驱策。三代：曾祖崔福、祖崔阳春、父崔瑞亭。门生崔叔仙叩呈。民国二十一年九月。”崔锡麟在杜凤举陪同下来到张镜湖家里，二人就地向张行了一跪三叩见面礼。由张的门徒罗鑫泉在佛堂燃烛焚香，口称：崔老弟向祖师爷行大礼，张即面向如来佛三跪九叩。又称：崔老弟向张师父行拜师大礼，崔遂向张镜湖三跪九叩首。接着又向师兄杜大哥、罗大哥行大礼。入门礼至此完毕。
大约未过三年，崔又参加了张镜湖开的大香堂，其经过崔回忆如下：
上大香堂的仪式是非常隆重的，大约在此前十天，张镜湖门下各省的徒弟都先后赶到上海来参加。所有门生和徒弟都给张镜湖送贺礼，一律送钱。仪式就在张宅举行，参加者有一百多人，以军政人员为多。香堂的布置比较正规，堂正中是罗梦鸿的画像，供桌上设黄纸书写的翁、钱、潘三位祖师之牌位。神桌前供干果四包、荤素菜八样，供桌上置有香炉、烛台。门外桌下又置一香炉，供奉陈四小祖之位。仪式开始时，众门生和徒弟随张镜湖（本门师）和传道师樊锦臣、引进师高士奎进入香堂。张的老徒弟排在前面，新入帮者排在后面。张镜湖属于江淮泗帮，樊锦臣属于嘉海卫帮，高士奎属于新五六帮。张、樊、高三位师父进入堂后，由两位先进弟子担任司仪，燃烛焚香，又焚五束香，插在桌下香炉内，名为五指抱头香。接着又焚一束香，插在陈四小祖牌位前。司仪口称：请本门师张师父孝祖，张镜湖遂在翁、钱、潘三位祖师牌位前行三跪九叩礼。接着引见师樊锦臣、传道师高士奎相继孝祖，都是三跪九叩礼。然后，司仪请三位师父在门外陈四小祖牌位前行一跪三叩礼。三位师父回到香堂后，坐在香堂上首，司仪口称：各兄弟孝祖。这时，堂前一百多位徒众，一同跪在堂前地毯上，面向祖师牌位行三跪九叩礼。接着，众人再原地向门外陈四小祖牌位行三跪九叩礼。之后，司仪请三位师父在香堂正中就座，口称：各位先进老大参师，新进兄弟陪拜。于是全体跪下，面向三位师父行三跪九叩礼。礼后，先进老大立于两旁，新入帮者立于中央，向三位师父行三跪九叩礼。最后，司仪口称：各位新兄弟跪着听训。张镜湖训示：
问：你们是自愿入帮的还是别人指使入帮的？
答：我们是自愿入帮的。
问：十大帮规你们能遵守吗？
答：自愿严格遵守，誓守十大帮规。
张镜湖说：请引进师、传道师训话。
三位师父训话后，大家起立，依次把手上拈的香插入香案上的香炉内。张镜湖将印好的三帮九代的名单发给新入帮者每人一份，随即指示说：“这是我们门里的绝密之宝，不得对外泄露，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这是你们终身的饭碗，切记切记。”司仪等张镜湖讲完话，口称：各位新兄弟向三位师父谢恩，行三跪九叩首礼。
司仪焚纸马后宣布礼毕，继称：各位新老兄弟上楼拜见师母并道喜，新弟兄在前，老弟兄在后，也就地向师母行一跪三叩礼，至此仪式结束。
后来，黄金荣把开山堂收徒弟的办法进一步简化。
首先，他把所收徒众分成“门徒”和“门生”两大类。“门徒”主要是社会下层的流氓无赖，这些人加入青帮，仍然需要具红帖、开香堂，拜过老头子；而“门生”则是比较有地位者，他们入帮不必开香堂，只要由介绍人搭桥，欲入帮者投一份红帖，封一份贽金（数额比门徒高一倍）帖内称“黄老先生贵台”，自称“门生某某百拜”，只向黄金荣磕三个头即可。对于那些高档的门生，则只需通过介绍人备了红包，包一份更高的贽金，向坐在关帝像前的“先生”三鞠躬就算入帮了。更高档次的门生，只要备上红帖，附上贽金，托介绍人把红帖投递给“先生”就可以了。以后，黄金荣又进一步改革收徒弟的办法，建立了“忠信社”（荣社的前身），干脆取消了门徒和门生之间的界限，凡自愿投入黄门者，只要加入该社，缴纳社费，办理入社手续就成为帮内之人。到杜月笙建立“恒社”后，入帮手续更为简便，只需入社者用红帖写上自己的三代祖先，择日备礼，前往杜家行鞠躬礼，礼毕照相，就算加入恒社，成为青帮弟兄了。
2。帮规、戒约
民国年间青帮的帮规，如“十大帮规”、“十禁”、“十戒”、“十要”以及“家法十条”等，均与清代相同，故不赘述。但增加了“传道十条”，内容包括：遵法律，孝双亲，敬神明，习正道，保身体，善改过，立品行，务正业和戒嗜好等。这些内容冠冕堂皇，似乎是要求其成员遵守社会道德，实际上并无人遵守。
二 蜕变原因
民国初年上海青帮的崛起，乃是青帮从下层群众组织向黑社会蜕变的转折点。上海青帮的崛起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得到恶性膨胀，并蜕变为黑社会。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漕运改道导致靠漕运为生的青帮成员大量涌入上海
19世纪后半期，清朝当局把漕运从河运改为海运，上海成了海运的重要转运点，从上海到天津，整个航程仅仅是通过大运河所需时间的1/3，原来的漕运水手、纤夫及其他与漕运有关的人员，便随之移往上海。而这些人当中，许多都是青帮的成员。其中一支是来自浙江杭嘉湖地区的“湖州帮”，另外一支是来自江苏镇江、扬州和苏北运河沿线的“苏北帮”。民国初年，青帮大字辈的首领，大量进入上海，并且在上海扎下了根。自从苏北帮（江淮泗总帮）的首领徐宝山死后，这一支青帮的势力便开始进入上海，在此建立地盘。其中仅“大”字辈的头目就有张仁奎、曹幼珊、高士奎、樊宝瑜、陈兆丰、王德邻、阮慕白、米占元等。他们来到上海后，成了青帮的台柱子。
据统计，当时全国青帮大字辈的“老头子”仅存100余人，上海就有39人，占到大字辈总数的1/4。民国初年移居上海及原籍上海的青帮著名人物有129人，其中由外地移居上海者有75人，占总人数的。各地青帮仅大字辈的人物移居上海者，就有：兴武四帮的马玉祥、陈云忠、米传忠、阮薪川；兴武六帮的王永安、王鸿寿、白玉山、朱秉政、朱绩成、李涛、汪禹丞、吴省三、周荩臣、步章五、马玉山、梁绍棠、柏玉山、张锡臣、翁铁庵、陈永康、陈万兴、陈锡恩、程孝周、樊瑾成、蒋尊盈、穆恩魁；嘉海卫帮的邱现嵘、段燮臣；嘉兴卫帮的王九皋、米占元、赵岑楼、刘登阶、边怀周；嘉白帮的贺文朝；镇前帮的张树声；双凤帮的钟三和等。
（2）移民的大量涌入
20世纪初，上海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而且是海内外交通的枢纽、繁荣的工商业，像磁铁一样，吸引大量四面八方的移民来此谋生。据统计，从1910年到1930年，短短的20年内，上海的人口从100万猛增到300万。移民中除了附近农村的农民、手工业者外，还有大量各地非主流社会的群体，如退伍的士兵、盐枭、土匪、地痞和乡丁等来到上海寻找生活出路。这些人当中，也有不少是青帮的一般成员，他们的到来，又加强了当地青帮的群众基础和实力。
大量移民的进入，既为上海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为上海城市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带来诸多的消极因素。移民在上海人地生疏，需要互相帮助，帮会的互助性特点，正适应了移民们的需要，便纷纷加入其中，促使帮会迅速发展。经济的繁荣、财富的增加，诱发了人们的贪欲，导致犯罪率的上升。从各地来到上海的淘金者，为了便于谋生和从事各种犯罪活动，便利用师徒传承或歃血结盟的办法，建立有组织犯罪团伙。那些在经营工商业或金融业中的失败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也被迫投靠这些恶势力。那些进入上海的弱势群体，形成一个游民阶层，迫于生计而从事娼妓、抢劫、赌博等行业，也成为黑社会孳生的温床。
（3）上海的分治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