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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国会，政出非常，纵谓法无明条，邻有先例，然而谨守绳墨，昭示山河，顾以惧民国之中殇，竟至咈初心而改选，格芦缩水，莫遂微忱；寡草随风，府隳特操。二也。
张勋久蓄野心，自为盟主，屡以国家多故，曲予优容，遂至乘瑕隙以激群藩，结要津以徼明令。元洪虽持异议，卒惑群言，既为城下之盟，复召夺门之变。召峰螫指，引虎糜躯。三也。
大盗移国，都市震惊，撤侍卫于东堂，屯重兵于北阙。元洪久经验浪，何惮狞飚？顾忧大厦之焚，欲择长城之寄，含垢忍辱，贮痛停辛。进不能登合授仗，以殄凶渠；退不能阖室自焚，以殉民国。纵中兴之有托，犹内省而滋惭。四也。
轻骑宵征，拟居医院，暂脱身于塞库，钦奋翼于渑池；乃者闹人者不通，侦骑交错，遄臻使馆，得免危机。自承复壁之藏，特栗坚冰之惧，亦既宣言公使，早伍平民，虽于国似无锱黍之伤，而此身究受羽毛之庇。五也。
凡此愆尤，皆难解免。一人丛脞，万姓流离。睹锋镝而痛伤兵，闻鼓鼙而惭宿将。合九六而莫铸，投四裔以何辞！万一矜其本心，还我初服，惟有杜门思过，扫地焚香，磨濯余生，忏除夙孽。宁有辞条之叶，仍返林柯；堕溷之花，再登茵席。心肝倘在，面目何施？……况冯总统江淮坐镇，夙得军心；段总理钟篪不惊，再安国本，果能举左挚右提之实，宁复有南强北胜之虞？
至于从前兵谏，各省风从，虽言爱国之诚，究有溃防之虑。此次兴师讨贼，心迹已昭，何忍执越轨之微瑕，掩回天之伟绩，两年护国，八表齐功，公忠既已同孚，法治尤当共勉。若复洁短衡长，党同伐异，员峤可到，而使之反风；宣房欲成，而为之决水，茫茫惨黩，岂有宁期？鼎革以还，政争迭起，凡兹兄弟阋墙之事，皆为奸雄窃国之资。倘诸夏之偕亡，讵一成之能藉？殷鉴不远，天命难谋，此尤元洪待罪之躯所为垂涕而道者也。勉戴河间，奠我民国，惭魂虽化，枯骨犹生；否则荒山越翳，纵熏穴以无归；穷海田横，当投荒而不返。摅诚感听，维以告哀。”
黎元洪黯然回到东厂胡同的第三天，7月16日发生了一桩意外事件，原来黎每天起床很早，他的习惯是6点多钟在花园散步，虽在日本使馆寄居时亦如此。16日早上，黎照例早晨散步，忽然看见一个陌生大汉，手持利刃在园外探头探脑。这天黎很机警，立刻感到这件事太不寻常，来者可能是刺客，于是乘对方没有注意到，悄悄地躲到花厅去。果然来的恶客已进了园门，黎的卫士发见，大呼有刺客，刺客则舞动大刀，向迎面来的卫士砍去，一连砍死了正目王凤鸣、护卫马占成、连长宾世礼三人，还砍伤了伍长李保甲、卫兵张洪品两个卫士，然后飞步逃走，逃到东口小巷，才被一个带枪的卫士开枪把他打死了。
堂堂的大总统官邸发生了如此严重的血案，自然是北京城内的一桩大案，军警赶来勘查，很快就查出凶手的来历，原来他竟是黎宅的卫队排长，山东曹州人，姓王名得禄，据说他是患有神志失常的精神病人。警察局的公报说：黎的卫士曾在被火焚毁的张勋宅内抢东西，因分赃不匀，发生内哄，互相仇杀。公报又说黎宅卫队共有300余人，是黎总统用私人名义招募的。同时特别强调这件血案和政治无关。可是这一强调却不能自圆其说，因为黎的卫队中，不可能用一个患精神病的人做排长，既然凶手患了精神病，又怎么会与抢东西分赃不匀有关。这和两年前搜查蔡锷寓邸一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黎自凶案发生后，不敢留居东厂胡同私邸，他先把张国淦找来商量，黎对张说：“现在怎么办？我变成下台总统，可是又走不了，像今天这种情形，我这条命早迟要断送了的。”张说：“他们说凶手有精神病，是分赃不匀而互相杀戮，你就让他们这么说好了，既不能争辩，也不必声张，因为事情再闹僵了，你更没有出京的机会。”黎说：“但是我仍以早日离京为上策，愈早走愈佳。”张说：“这件事如果和老段要求一定办不到，还不如等老冯来京后，和他磋商，这是心理作用，冯不会喜欢北京城里有两个总统，因此一定会同意和帮忙的。”
黎请张陪同迁到法国医院暂住，段祺瑞借口黎的卫队分子复杂，就派江朝宗解散了黎的卫队，另派军警保护黎宅。过去黎曾被袁世凯软禁瀛台，屡次要求回湖北黄陂原籍，袁都说要和他朝夕商谈时政，不放他南行。现在他宣布下野，想去天津或青岛做寓公，段祺瑞虽然坚决不愿和他朝夕商谈时政，可是却也不放他出京，他发觉自己再度变成了政治俘虏，陷身在段的樊笼中。
和北京黎宅凶案遥遥相对，上海也发生了情节离奇的夺印案。原来张勋复辟时，黎托庇日本使馆，曾密令总统府军事顾问丁槐携带“中华民国之玺”、“荣典之玺”、“册封之玺”、“大总统印”、“陆海军大元帅印”五颗印前赴上海。丁受命到上海后，住在三洋泾泰安找。7月13日他发表谈话，否认黎有冬电，他说总统未委托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只任命冯为讨逆军总司令。
丁槐带了总统五颗大印抵上海的消息，立刻传到冯耳里，7月14日冯发表寒电奉迎总统复职，同时又派副官长何绍贤到上海向丁索印。丁见何后，拒不交印，他写信答复冯说此行是呈明元首，冒险护印来申，未有元首证状，不敢私相授受。他否认黎有寒电命他交出印信。他在信中说：
“昨由军署抄来元首寒电，命槐即日将印信赉京汇交总理转呈钧座。奉电之下，不胜惶惑。寒日并无京电，元首是否自由？送京既恐受欺，赉宁复为抗命。思维再四，不得不仍候元首亲笔，以定行止。”
丁槐在泰安栈屡次接到匿名恐吓信，同时发觉有人在暗中监视他的行动，他感到大印会被强夺。乃由泰安栈搬到外国人所开的江西路客利饭店，整日不敢外出。那时中国政府不能在租界捕人，丁不出门一步，绑他的票是不可能的。7月20日夜半，英国会审公廨忽然派人把他捕去，并且在房中搜到了五颗印信。次日即将丁槐引渡。原来冯命令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叫他向上海领事团交涉，说是丁槐潜藏总统大印，请求引渡，上海领事团接受当地军政长官的要求，于是采取行动。
丁槐字衡三，曾在云南任职，是军界的老前辈，人都称为丁老前辈。被捕引渡后，便以盗印罪名被解到北京候审，抵京后不久即获释放。
在此以前外交总长伍廷芳也携带印信从北戴河到了上海，以上海交涉员公署为临时办公处，发表阳电（7月7日），否认北京伪外交部，通知各国继续行使外交总长职权。伍曾以代理国务总理身份副署命令免去段的国务总理，因此段恨之刺骨。段所提的理由，是说伍已解除了代理国务总理兼职，当然也同时解除了外交总长本职。所以段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否认伍的外交总长资格，声明他所办理的外交一概无效，并请冯国璋就近制止。可是伍的外交总长资格是无法否认的，他是在张勋抵北京的同一天（6月14日）化装离开北京，后来李经羲组阁并未任命新外交总长。所以伍的外交总长职务，从来没有在官方文件上解除过。
冯国璋接到段祺瑞的电报后，就照转给伍廷芳，劝伍到天津办公，因为天津已成立了“国务院临时办公处”，如果不愿往天津，就请将印信退还。这个电报冯称伍为“秩庸先生”而不呼总长官衔。伍既然和段有矛盾在先，当然不会去天津，同时也拒不交印。冯、段就用压力强迫上海交涉员朱兆莘，拒绝伍借署办公。7月9日，冯以代总统名义补下一道命令，解除伍廷芳的处交总长职务，伍只得交出了印信。
一二○、冯国璋扶正
7月15日，段祺瑞在北京正式组阁：特任汪大燮为外交总长，段自兼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17日继续发表阁员名单，特任汤化龙为内务总长，梁启超为财政总长，林长民为司法总长，张国淦为农业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这个内阁中，研究系占了五席，是外交、内政、财政、司法、教育。梁启超得到了以前求之不得的财政总长。对研究系而言，这是它极盛时代。
17日国务院下令严缉康有为、刘廷琛、万绳栻、梁敦彦、胡嗣瑗。至于真正的罪魁祸首张勋，只受到免职拿办的处分。
据说张勋托庇于荷兰公使馆时，一手拿着手枪，一手拿着《复辟实录》，内有北洋军阀赞成复辟的文电。因此北洋军阀投鼠忌器，不敢惩办他。王占元、张怀芝、张作霖而且纷电北京政府，要求对张勋宽大处理。段祺瑞除了在形式上曾向荷兰公使要求引渡外，也无其他行动。
据说张勋所珍藏的《复辟实录》其分二类：第一类为徐州会议纪录，是由幕僚根据回忆补写的；第二类为北洋军阀赞成复辟的函电，共计82件。由于张手中有这些文件，所以他有恃无恐，以此为他勒索的本钱。
北洋派三领袖之一的王士珍自觉无颜见人，他的两个老朋友一个做了总统（冯国璋），一个当了总理（段祺瑞），而他却变成复辟的附从，因此他准备回正定原籍隐居，段听了马上跑到他的寓邸安慰他，劝他以北洋团体为重，继续担任参谋总长。
王士珍之外，北京军警长官江朝宗（步军统领）、吴炳湘（警察总监）、陈光远（第七师长）等附逆无罪，而且维持北京秩序有功，均不加罪。江朝宗是段所不欢喜的人，所以调为迪威将军，步军统领则调第八师长李长泰继任。复辟犯冯德麟因张作霖的保释电而获得自由。张镇芳、雷震春两人准在狱中自备菜肴，且特准吸食鸦片。
段不仅没有惩办复辟祸首的兴趣，甚至还想借题大赦洪宪帝制的祸首。原因是洪宪帝制祸首交通系首领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都是他的老朋友，在张勋复辟时，交通系曾慨助军费，不过他虽有此意，却因顾虑全国舆论而未立即实现。
复辟笑剧中，最有趣的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师徒两人各助一方，康助张复辟，复辟后的“宣统上谕”就是康的手笔；梁助段讨逆，讨逆檄则是梁的手笔。两大国手所撰文献都很动人，复辟失败后，康恨梁入骨，有诗为证：
“此次讨逆发难于梁贼启超也，诗曰：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阙。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
康有为后来曾有《致徐太傅书》洋洋五千言，登在《不忍》杂志第九、第十两册中，揭发复辟经过，力指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都曾与谋，始乱终弃，愤愤不平。且有诗为证——
“诸帅本与少轩徐州订盟复辟，今竟妒功背盟无信，感而赋诗，诗曰：围城惨淡睹龙争，蝉嘇声中听炮声。诸帅射王敢传檄，群僚卖友竟称兵，晋阳兴甲何名义？张柬无谋召丧倾。信义云亡人道绝，龙祣收影涕沾缨”。
冯国璋于8月1日抵北京，黎元洪本避住法国医院，因冯抵京后要来看他，所以回到东厂胡同迎接。冯抵京当天就去见黎，两位总统相见，互相客套一番，冯殷勤地要迎黎回任总统，黎却说了许多众望所归的话请冯继任。冯这次拜访，只坐了半个钟头就走了。黎送冯走后，仍回到法国医院去。
段不愿意让黎复任总统，却也并不希望冯继任总统，他本想暗示北方军阀推举徐世昌为临时总统，可是他的计划还未开始，北方军人们不识段的心意，即纷纷电请代总统入京执行元首职权。倪嗣冲在电报中呼冯为“我大总统”，呼黎为“前大总统”。这样一来，段不好意思不让冯代下去，只好作顺水人情，他认为今后的总统只是一个高拱无为的元首，冯当了这个毫无实权的总统，反而比较在南京拥兵自重好得多，冯是在段这种心情下当了总统。
冯抵京时，清室派有代表到站欢迎。8月4日冯特派内务总长汤化龙为代表答谢逊清皇帝派代表欢迎他的盛意。汤见到溥仪时，恭行三个鞠躬礼，大声地说：“大中华民国大总统，谨派内务总长汤化龙，致谢大清皇帝，并敬问大清皇帝安好！”世续代表溥仪也大声地唱道：“大清皇帝谨谢大中华民国大总统答礼的盛意，并回问大总统安好！”
冯就职后，派张一麐为秘书长，师景云为侍从武官兼军事办公处长，熊炳琦为侍从武官兼参谋长，张宗昌为侍从武官兼副官处长，殷鸿寿为侍从武官兼执法处长，侍从武官长仍为荫昌，总统府指挥使仍为徐邦杰，这两人是袁时代就担任这项职务，历事袁、黎、冯三位总统，可称三朝元老。
冯很认真地唱出“将相和”，他要北洋三杰团结，以重振北洋声势，他认为今后府院是一家，上下是一致，内外是一心。他紧握着段的手，亲切地说：“以后咱们再也没有什么府、院之争了。”他又对王士珍和段祺瑞说：“咱们三人从此要一条心，通力合作，在咱们三个人中间，无所谓总统、总理、参谋总长，”他的三杰一体论煞有介事。其实三人各有矛盾。根本无法“一体”。
段祺瑞讨平张勋复辟时，总统问题曾使他面临两种抉择，一是让黎元洪复职，二是请冯国璋真除，在事情上段本来就瞧不起黎，这次两人闹得太伤感情，段认为黎免他总理职太伤他的自尊心，所以他完全不考虑让黎复职。张国淦曾劝他说，黎无兵无勇，经过这次颠沛，如果由段拥他复任，则黎一定很听话。冯有兵有勇，又同是北洋派的两大台柱，做了总统可不会像黎这么听话。段也同意这个意见，无奈他为人太刚愎，同时又中了一种毒素，认为冯虽然有兵有勇，在北洋派中有号召力，如果留在南京便会成气候，如果来到北京就任空头的大总统，就慢慢会消蚀。因此他在黎、冯二人中便支持冯。其实早在袁世凯小站练兵时起，冯、段两人便面和心不和；袁世凯死后，冯、段两人各有千秋，对于争夺北洋派领袖，向来不遗余力。
段本来打算在冯入京后，即派段芝贵为江苏督军，小段在袁世凯时代是一等红督，做过湖北督军和奉天督军，其后虽以帝制余孽而休息一个时期，这次讨逆他又东山再起，有功于“再造共和”，段想用他代替冯为江苏督军，应该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同是北洋派。那知冯国璋也有他的安排。他在离开南京以前，就提出调任江西督军李纯为江苏督军，升任驻南苑的第十二师长陈光远为江西督军。原来李纯、陈光远和湖北督军王占元在北洋派中都是亲冯的。早在辛亥革命时，冯国璋统率北军第一军南下与革命军作战，第一军是由第六镇统制（即师长）李纯，第二镇协统（即旅长）王占元，第四镇协统陈光远等混合编成，由此以后，他们便逐渐形成一个小集团，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直系”。
直系名称是因为冯国璋是直隶人，这和段祺瑞的皖系是因为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相同，不过参加这两系的军阀们，并不完全是这两省人，大都因为个人利害关系，并且在直、皖两系明争暗斗过程中，他们的成员互相变化，很难划分界限。
冯国璋不只是安排了江苏督军，同时又将一向由自己统率的禁卫军扩大为两个师，禁卫军是清朝末年成立的，辛亥年袁再起组阁，即以冯为禁卫军统领，民国成立后，冯仍继续统率这支军队，名称也不变。迨冯继任总统后，禁卫军改编为两个师，以王廷桢为第十六师师长，留在南京，与由江西调来的第六师长齐燮元共同守卫江苏地盘，另以刘询为第十五师长兼总统拱卫军司令移驻北京。这样的安排，他在北京当总统便有自己的军队，而在长江一带又有地盘。第六师师长齐燮元原任十二旅旅长，因前任师长周炳文患精神病，齐乃升任，这支军队一直驻防江西，它的前身是武卫右军，后改第六镇，再改第六师，段祺瑞、王士珍、吴禄贞、李纯都带过这支军队。
黎在冯就职后，就正式向冯提出离京赴津休养的要求，果然不出张国淦的判断，冯慨然应允，很高兴黎能离开北京城。由于冯的答允，段不便阻黎出京，但仍责成汤化龙担保黎出京后，不作政治活动、不南下。
8月28日黎黯然离开了北京城，他在北京虽然是先任副总统后任总统，但北京留给他的，全都是痛苦的纪录。他到天津后立即返回他的私邸，段密令曹锟就近派人监视他。
袁世凯死后的北方天下和北洋系从没有一天安定下来，而总统问题和内阁问题也是时局纷乱的中心，北洋实力人物互相排斥，互相倾轧，黎不是北洋系，赶走了黎，纷扰并没有解决，仍继续不断地发生新问题，增加新纠纷。
段内阁是7月14日由天津迁回北京的，迂回北京后，即面临了许多大问题，总统问题由于冯国璋来京，总算解决了，剩下还有国会问题和对德宣战问题。
段本人当然不喜欢国会，但是既为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没有国会。梁启超建议在旧国会已被解散，新国会还未成立时，召集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立法权。这是仿效民国成立时在首都南京召集临时参议院作为过渡性的立法机关。今天讨平复辟，情况相同于民国成立时，已解散的旧国会当然不该再召集，只好由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与《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然后根据这些新法召集新国会。段祺瑞既然憎恨旧国会，所以只要不召集旧国会，对于任何其他形式的立法机关都没有意见。如果召集临时参议院，其参议员的产生是由地方当局指派，而不是由人民选举，这样便可产生清一色的参议员。
7月20日，国务院举行讨平复辟政变后的第一次国务会议，通过召集临时参议院，并推梁启超起草通电征求各省当局对于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意见。
7月24日国务院致各省通电说：
“今日仍为适用《约法》时代，但国会解散之后，断无重行召集之理由。改选国会，程序繁重，非一时所能竣事。……一为改组之说，然必先修改《国会组织法》，尤必先有提议改组并制定法津之机关，其职权又为法律所许可者。……今日既为遵行《约法》时代，则所谓合法机关，无过于《约法》上之参议院者。国会之职权乃由《约法》上之参议院递嬗而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