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会后，学生主持人连夜印制传单，并通知北京的其他学校，约定于4日上午邀各校代表借法政专门学校为会场，共商游行示威细节。
5月4日清晨，北京大学、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工业专门学校、警官学校、农业学校、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大学、医学专门学校、税务学校、民国大学等校代表齐集法政专门学校的大礼堂。当场议定集会办法，如何演说，如何散布旗帜，如何向外国使馆请愿，如何在曹汝霖官邸示威，并赶制数十面的小白旗，上书：“取消廿一条”、“誓死力争”、“保卫主权”、“勿作五分钟爱国心”、“争回青岛方罢休”、“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等标语。谢绍敏的血书“还我青岛”也悬挂出来。
5月4日下午2时，北京各大学的学生从四面八方奔赴天安门，天安门桥南已竖起了一面大白旗，上书联语是：
卖国求荣，本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末行写“北京学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千古”。
北京政府派出步军统领李长泰赶到天安门劝学生们解散，学生置之不理。2时30分在高呼：“打倒卖国贼”的口号中，由天安门出发游行示威。
从天安门出发的学生，散发两种文件，第一项是宣言，全文如下：
“呜呼国民！我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企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黯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之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挤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洲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廿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存之！”
第二种是传单，用油印的，由游行学生的干事们沿途散发，传单全文是：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学生们出发时，教育部派出干事人员赶来劝阻，劝学生们把要求提出，由教育部代向政府请求，可是学生们当场拒绝，整队前往东交民巷，要向各国驻华公使请愿，教育部代表劝阻无效，警总监吴炳湘坐了一部摩托车亲来拦阻，亦无效果。
游行的队伍接照计划，浩浩荡荡地径往东交民巷前进。
5月4日是星期天，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都休假，当学生们拥入东交民巷后，等于是扑一个空。游行队伍首先到了美国公使馆，推出罗家伦等四位代表进谒美国公使，美国使馆没有办事的人，代表们只得将抗议书留下，其他各国亦均无人，也只好留下抗议书。游行队伍本想通过东交民巷，但被拦阻，乃改由东向北，穿过长安街及崇文门大街，径赴东城赵家楼，直奔曹汝霖官邸。
曹家这时大门紧闭，门外有警察环守，于是激怒了学生们，大家鼓噪起来，不分皂白，冲到门口，有的大叫“打倒卖国贼”，有的则和警察斗殴，有的则绕屋环行，见屋后有窗数扇，即用石块击碎，穿窗而入，打开大门，学生群遂蜂拥而入，进至大厅。这时曹宅内除曹汝霖本人外，尚有章宗祥和丁士源，丁是参战督办处的军法处长。
章宗祥夫妇由日本返国述职，其妻陈氏因离日时受了学生们侮辱，故抵天津后不肯赴北京，章遂一人入京，寄寓总布胡同魏家，5月4日这天应故人董康之约作赏花会，乃赴法源寺董宅午餐。下午因日本记者中江丑吉访问曹汝霖，中江丑吉和丁士源、章宗祥都很熟，故约丁、章一块在曹家晤谈。他们晤谈时，学生已集合在天安门，却未料到学生们打倒曹宅来。当学生们在曹宅大门外叫嚷时，章宗祥以为学生们的目标是曹，与自己无关，所以很镇静，且劝曹暂避，由他们客人来应付，不料学生们找不到曹，却拿章来做出气包。
学生们本是找曹汝霖的，找不到，却见到了章宗祥，顿时满腔怒气集中到章的身上，大喊：“这个就是章宗祥”，“卖国贼章宗祥在此！”“不要让他跑了！”打！打！打！顿时不由分说就把章围在核心，拳足交加，打得章宗祥头破血流。丁士源看情形不对，就溜之大吉。恰巧这时中江丑吉抵达，中江丑吉却用自己做盾牌，拼力救护章宗祥，学生们只打卖国贼，对日本人，或者不是亲日派都一概不问，同时并没有意思要把章打死，所以中江丑吉遂救出了章宗祥。其他入屋的学生则在偌大一座美仑美奂的曹公馆搜索曹汝霖，可是曹已乘乱越墙逃脱。只留下曹氏小妾一人及内眷数人战栗在内房。
学生们找不到曹，遂把曹家的家具随手捣毁。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已获知学生们冲破曹宅，乃率领警官赶到，把曹家内眷接出，送至东交民巷的陆宗舆家。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本是三大亲日祸首，这时陆宗舆虽被任命为币制局总裁，但他原任汇业银行经理，汇业银行是中日合股，借外人保护，陆宗舆幸逃过这一关。
章宗祥由中江丑吉掩护，踉踉跄跄地逃出曹家后门，找到一辆骡车前往日华医院。曹汝霖则已逃往六国饭店。因跳墙腿受伤，遂移居日本同仁医院。
学生们退出曹宅时，曹宅已经起火，由于曹宅起火，曹宅外面的军警便一方面向天空发枪，一面扑救火焰。这时步军统领李长泰率领大批军队赶到，警察总监吴炳湘也召来大批警察，驱散了学生，同时逮捕了易克嶷、曹允、许德珩等32位学生。学生中多数是北京大学的。被捕的学生全数拘禁在警察厅。
学生示威运动震撼了北京政府。5月5日教育部下令各大专学校校长，责成他们严厉约束学生行动，并查明为首滋事的学生予以开除。
可是学生则在5月4日晚上在法科大礼堂开会，要求政府立即释放被捕的学生，并且在同学未释放前，所有参加示威的各大专学校以罢课等待答复，不达目的即不复课。5月5日14个大专学校校长在北京开会商讨应付步骤，决议推派代表到总统府、国务院、教育部分途请愿，要求释放学生。因为学生的行动是爱国，如果爱国有罪，14校全体职员情愿全体罢职以明责任。可是总统、总理和教育总长都避不见面。
5月4日和5日，钱能训总理都在官邸召集紧急会议。有人建议解散北大，教育总长傅增湘表示拒绝副署这个命令，于是有人主张撤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职，傅增湘也予以拒绝。
北京政府对于这个空前未有的学潮，其处理意见并不一致，徐世昌一派主张采取缓和手段，段祺瑞一派则主张采取严厉手段。6日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这道命令正可以代表徐世昌的光滑作风，令云：
“北京大学等校学生，纠众集会纵火伤人一事，方事之始，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防护，乃未能即时制止，以致酿成纵火伤人情事。迨经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明职名，呈候惩戒。首都重地，中外具瞻，秩序安宁，至关重要。该总监职责所在，务当督率所属，切实防弭，以保公安，若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着即依法逮捕惩办，勿稍疏驰！此令。”
这命令，既不为曹、章伸冤，又不加责学生，只训斥了警察总监吴炳湘，且要惩戒警察人员。可是吴炳湘不肯任咎，把学生如何滋扰，不服警察拦阻，咎在学生，不在警察，申请内务部转达总统请严办学生云云。而曹、章等一派也替曹、章历陈冤情，请政府依法惩办学生，逼得徐世昌只好再下一令：
“据内务总长钱能训，转据京师警察总督吴炳湘呈称：‘本月四日，有北京大学等十三校学生，约三千余名，手持白旗，陆续到天安门前齐集，议定列队游行。先至东交民巷西口，经使馆巡捕拦阻，遂至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持砖乱掷，执木殴人。兵警拦阻，均置不理。嗣将临街后窗击破，逢拥而入，砸毁什物，燃烧窗户，并殴击保安队兵，致有重伤。驻日公使章宗祥，被其攒殴，伤势尤重。经当场拿获滋事学生多名，由厅预审，送交法庭讯办’等语。学校之设，所以培养人材。为国家异日之用。在校各生，方在青年，质性未定，自当专心学业，岂宜干涉政治，扰及公安？所有当场逮捕滋事之人，即由该厅送交法庭，应即由法庭依法办理。至京师为首善之区，各校学风，亟应力求整饬，着该部查明此次滋事确情，呈候核办。并随时认真督察，切实牖导，务使各率训诫，勉为成材，毋负国家作育英髦之意！此令。”
章宗祥被学生痛打了一顿，头青面肿，腰酸背痛，住进医院擦伤消毒，一肚子委屈。这时已有许多朋友前来慰问，他觉得既无颜又无趣，一方面托朋友将他被殴情形呈报中央，然后半发牢骚，半是解嘲地说：“中国从前清起就一直是借外债，借外债既不自我开始，更不是我一人经手，何况今日借债，自有总统总理负责，我不过奉命行事，首当其冲，现在竟因此指我卖国，真是太冤枉了。我出力借债是为了拥护段合肥的武力统一政策，怎知带兵的将军领了军饷归入私囊，今日要开拔费，明日要特别费，外债借了就光，国家依旧分裂。如果要追究责任，真正祸国的是这些武人。可是这班年轻学生却根本不能深入看问题，徒凭血气之勇，加罪于我，我姓章的无兵无勇，太好欺负了，实在令人痛心！”
曹、章受辱的正式报告恰和吴炳湘的报告一同送到政府，因此才有大总统下令将逮捕的学生送交法庭惩办。这一来学生自不肯甘休，北大校长蔡元培宣告辞职。
全国各地泛起了支援北京学生的呼声，北京商会、农会、国民外交协会、山东旅京同乡会、上海和平团体、商业团体以及全国各地支援学生的函电如雪片一样飞来。
尤其是在上海的南北双方议和代表均有电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电云：
“北京徐菊人先生鉴：顷得京耗，学生为山东问题，对于曹、陆、章诸人示威运动，章仲和受伤特重，政府将拟学生死刑，解散大学。果尔，恐中国大乱从此始矣。窃意学生纯本爱国热诚，胸无党见，手无寸铁，即有过举亦可原情。况今兹所争问题，当局能否严惩学生，了无愧作？年来国事败坏，无论对内对外，纯为三五人之所把持，此天下所积怨蕴怒，譬之堤水，必有大决之一日。自古刑赏失当，则游侠之风起。故欲罪人民之以武犯禁，必惩官吏之以文卖国。执事若不能以天下之心为心，分别泾渭，严行黜陟，更于学生示威之举，措置有所失当，星星之火，必且燎原，窃为此惧，不敢不告，幸熟裁之！”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也有一电拍给国务院钱能训总理：
“钱总理鉴：北京大学等各校学生，闻因青岛问题，致有意外举动，为维持地方秩序计，自无可代为解说。惟青岛问题，现已动全国公愤，昨接山东省议会代表王者塾等来函请愿，今日和平会议开正式会，已由双方总代表联合致电巴黎陆专使及各专使，代陈国民公意，请向和会力争，非达目的不可签字，已将原电奉达。各校学生本系青年，忽为爱国思潮所鼓荡，致有逾越常轨之行为，血气戾事，其情可悯。公本雅尚和平，还请将被捕之人迅速分别从宽办理，以保持其爱国之精神，而告诫其过分之行动。为国家计，为该生计，实为两得之策。迫切陈词，伏维采纳，不胜企祷之至！”
这就是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附录）曹汝霖的自白
曹汝霖以亲日起家，亦以亲日贾祸。民国七八年时，提起“曹陆章”三人，莫不目之为卖国贼。而五四运动，万人所指即以曹、陆为对象。五四运动为近代史之重要一节，曹汝霖身当其冲，其晚年曾撰回忆录，其中记叙五四一幕颇详。对自己颇多回护，但大部分尚近事实，且有外间所不知之秘闻掌故，故仍不失其史料之价值也。特抄如下：
自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后，议员纷纷南下，以护法为名，在广东军政府开临时国会，留北者寥寥无几。北京不得不另组政团，选举大总统。于是在东城安福胡同设俱乐部，到处征集会员，预备成立国会，主其事者为王揖唐、曾云沛。徐又铮因现役军人，不便出面，在幕后主持，世称为安福系。当时揖唐曾劝我加入，且说将来可推为议长，我无此野心，且对党的问题，向无兴趣，手下又无喽罗，遂婉谢之。后又劝梁燕孙（士诒）加入，许以参议院议长。时燕孙正在奔走南北和平，若能成功，其声望岂非可驾合肥（段祺瑞）河间（冯国璋）而上之。有此野心，正合孤意，遂欣然加入。安福系既无纲要，又无组织，后成立国会，王揖唐自任众议院议长，以梁燕孙为参议院议长，安福系分子庞杂，各谋私利，议长名为公举，早已自己派定，不但说不上政党之雏形，真是名副其实的一团糟，我深幸始终未尝沾染。
安福系虽无党魁，皆唯合肥之命是听，惟梁燕孙异军突起，另树一派。一个政团，而有两派，何能合作。然选举大总统，河间又想一登宝座。大家一致推重合肥，合肥辞而主张举北洋元老徐东海（世昌），众无异议，即梁燕孙亦赞成。河间自知声望不能与东海争，遂未竞选，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
东海当选后，一日约余及闰生（陆宗舆）吃午饭，劝我继长交通，余仍坚辞，他问为何坚辞的理由？余谓武人反复无常，绝无主义可言，亦不知国家与团体为何事。余这几年，费尽心力，借成巨款，结果一事无成，贻笑邻邦，心灰意懒，无意再问政治。东海则曰，彼一时，此一时也。我此次上台，亦是勉强，但既被举，只得将就。闻财部国库，还是只有你留下的三百万元，且将尽矣。闻你与日本尚有二千万借款之议，因合肥下野中止，我要借重你续商此款，以尔我交谊，尔能帮合肥，何能置我于不顾？此事非尔莫办。今日约闰生同来，以后凡事我们三人先交换意见。我拟任闰生以币制总裁，交通财政两部均未定人，任尔自择。我还密告尔等，我将一反合肥之所为，拟南方谈合，以谋统一。我与云皆（岑春煊）本是同僚，且已有联系，和谈或可有望，但不可外泄云云。我本重于情感之人，听了东海恳谈，论私谊，我与东海相识远先于合肥。其时中外与论均反对武力统一政策，且闻南方中山大元帅制，已改为七总裁制，岑春煊为七总裁之一，且为有力之总裁。东海既变更武力政策，余心中不免动摇，遂允仍就交通。
合肥推举东海，本想以东海声望团结北洋，再图一举。岂知东海就职后，即主张先礼后兵。其言曰，用兵已久，应稍事休息。南方派阀纷歧，主张不一，即与言和，未必能谈得合拢，等那时再用武力，我方师出有名，必能获各方拥护云云。言之成理，合肥亦无可如何，于是召集各省督军，讨论善后事宜，张作霖亦与焉，参战督办亦邀列席，国务员均列席。东海提出四项办法：一停战撤兵各回原防，二各省善后事宜，三应付外交，四整理财政币制，与会者均赞成，于是下令停战撤兵。国务总理钱能训电劝南方撤兵回防，南方响应，遂议开南北和平会议，北方派朱启钤为总代表，南方派唐绍仪为总代表，在上海开会，岂知南方提出强硬议题，无可接受，此话很长，容后再叙。
先说东海以我既允就交通，即说，现在既要与南方谈和，亦非钱不办。我听说合肥与日本，尚有一笔二千万日圆之借款商谈未竟，合肥下野，我要你与日本续商此款，以应和谈之需，务望你为我尽力云云。我既允就职，自应尽力而为，谁知后来招来之恶果，即种因于此。我之一生错误，即由于重情感，不能祛除名心，而东海与合肥之政争，更为余所不及料也。
余就任交通总长后，第一件事，即进行与日方商前议未定之借款。时西原已回国，日本寺内内阁已辞职，继任内阁为原敬，原内阁标榜不干涉中国内政，因寺内遭了干涉中国内政之物议故也。余电章仲和（宗祥）公使，告以东海拟续商前议未定二千万日金之借款，东海主张与南方商谈和平，不再用武力，需款甚急，希商西原即复。章公使复电西原以银行对华借款，不感兴趣，两国内阁亦已改组，前议不愿再商。余以此电回复东海，东海即亲电章公使，谓就职伊始，需款孔殷，此款决不用于兵事，望切商复。章公使以银行方面，无法再商，因思日本外相后藤新平与东海有交谊（后藤曾任满铁总裁，东海时任东三省总督），遂商之后藤外相，谓东海若无此项借款，不能进行和平政策。经后藤斡旋，银行方面始允商借日金二千万元，惟要求以德国已失效的高徐顺济两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