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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赴济谈判，几经波折，始抵达济南，福田仍坚持前提五条，且扩大对中国军民之屠杀与轰击。因此留济南警备的革命军，乃于5月10日夜11时半，在被迫状况下，暂时退出济南。在这次惨案中中国伤亡军民约110062名，新城兵工厂之损失，在600万元以上，其他更无法统计。（此案一直延至民国18年元月23日，日使芳泽来华，经过五次之谈判，始正式签订协定撤退日兵。）
二五六、光复北京
当国民革命军攻占济南后，张宗昌在山东的根据地遂告丧失，张作霖乃下令北洋军全线退却，从新调整防线，以德州、顺德为第一道防线，以沧州、石家庄为第二道防线，以马厂、保定为第三道防线。至于在直隶省境津浦线的正面则以孙传芳军位置于大城及其以西地区，张宗昌军及王琦部据守沧州附近。
济南惨案发生后，国民革命军为了避免和日军冲突，乃于17年5月4日将革命军主力撤至莱芜、中宫、齐河。5月6日革命军第九十五师渡河进占晏城镇，9日占禹城，11日占恩县，13日占德州。
德州被革命军占领后，北洋军分三路向沧州溃退，革命军全线追击。张宗昌的骑兵和白俄兵千余名以及钢甲车五列在沧州集结，企图死守沧州、保定一线，孙传芳军一部守庆云、盐山，褚玉璞部守沧州西区，于学忠、袁振青、窦联芳各部守杜生镇和沙河桥，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守高阳、保定，张作相在天津、马厂间，汲金纯在高碑店附近。
5月31日北洋军沿津浦铁路分三路反攻，左翼由褚玉璞指挥徐源泉及张骏部，中央由张敬尧指挥陆殿臣及毛思义部，右翼寇英杰部分别反攻。
北伐军力却强敌，转守为攻，6月1日革命军第四军团方振武部攻击前进，占领张庄、李福台等地。第二军团陈调元部占领南皮、燕台、大安庄等地。6月2日晨北洋军分向望海寺、雷庄、马厂附近溃窜。革命军遂攻克沧州。
平汉线方面张作霖集中戢翼翘、高双英、万福麟、窦联芳等部于磁州一带，准备反攻彰德，并在保定、石家庄一带配置重兵。早在17年3月7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由兰封移驻新乡就近指挥彰德军事，令鹿钟麟兼任北路军总司令，孙连仲率第十四军、廿三军、骑兵第一军增防彰德。4月5日彰德之战开始，反复鏖战，战况惨烈，相持20余日，4月29日革命军开始反攻，全线出击，北洋军张学良亲率其卫队前来督战，这时济南已被革命军占领，北洋军乃破坏漳河铁桥及铁道电线向顺德溃退。5月8日韩复榘军占领顺德，5月11日进抵石家庄。
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亦于苦战雁门、五台、繁峙、井陉后由平山出击，发动全线猛追，直出石家庄、方顺桥、保定，震撼了北京城。5月15日阎军抵方顺桥，方顺桥在保定西南，望都东北，为京师门户，阎军在方顺桥集中待命。
17年5月15日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阎锡山部先后抵达方顺桥附近，分为左右两路部署：以商震为前敌总指挥兼左路军总指挥，辖第一路丰玉玺，第二路张荫梧，共八个师；以徐永昌为右路军总指挥，杨爱源为副总指挥辖十四个师。
5月25日右翼方面受到北洋军由高阳、河间调集大军向定州、清风店一带猛攻，使杨爱源之第二军遭受极大伤亡，不得已退据东亭和安国，27日北洋军向永丰镇及王家庄猛攻，前线陷于危险境地，阎锡山一面令前线部队坚守待援，一面飞调定县、石家庄之预备部队绕出敌后，28日遂解永丰镇及王家庄之围，并向阳城、天台寺、郑家庄、张登镇追击，31日北洋军全线总退却。
左翼方面5月17日冯玉祥所部的郑大章骑兵军突然全部撤退，阎锡山即电询冯玉祥，冯复电云：“据京津特别侦探报告，京汉线上敌力尚厚，我军此时似宜合京汉、津浦、京绥三路统筹进兵计划，各路同时并进，以策万全。现因津浦各路军渡河以后遇日人扰乱，后方连络尚未能确实；且各军部署须加整理，其津浦、京汉间残敌极多，京汉方面前进不无顾虑。”等语。由于冯军忽然撤退，北洋军乃利用此良机移动其中路兵力向阎军左右两翼包围，在满城、一亩泉、康关苦战，屡进屡退，至31日左翼方面亦传捷报。
方顺桥会战的重要性因为这等于是北京、天津的大门前一战，而奉军兵力达30万之众，以第三四方面军团为主体，其指挥系统为：
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总参议杨宇霆，军事部长何丰林，第三方面军团长张学良，辖第八军万福麟，第十军王树常，第十五军汲金纯。第四方面军团长杨宇霆，辖第十六、十七联合军胡毓坤、荣臻，第廿九军戢翼翘，第卅军于芷山，卫队旅旅长张学成。
张作霖在济南易手时，本拟倡息争和议，愿将所有军队开出关外，不问关内政治，这是奉张一贯手段，他不能忘情于关内，可是形势不利时即率军出关，等待机会，这也是奉系得天独厚的地方，不像皖系直系一旦战败即穷无所归。可是奉张退出关外的拟议忽然变卦，因为有人向奉张建议，革命军战线拉长了，除了冯、阎两军尚习惯于北方气候外，余均不服水土，而冯玉祥善变，和阎锡山之间尚有矛盾，不如坚守京津，以待变局。因此奉张遂欲行又止。
5月19日蒋中正由徐州赴郑州与冯玉祥、白崇禧会商一切，28日复转赴道口及柳卫晤冯玉祥，30日赴石家庄与阎锡山会商。
国民革命军早在17年4月下旬进军鲁南时，即决定会师平津计划，后因济南五三惨案，使第一集团军的进展稍为延迟，而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又不肯孤军深入，停留于石家庄——武强——阜城一带，致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在定县、望都、方顺桥、完县之线独当强敌，死伤万余，阎当时屡电蒋中正和冯玉祥乞援，蒋深知会师之举不容稍缓，乃将南京方面党务料理就绪，即赶赴前方视察，委朱培德为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又电冯玉祥令第一二集团军各军团，于5月25日以前，集结于庆云——南皮——交河——武强——晋县——正定之线为进攻之准备。
张作霖的奉军据守北京、天津及方顺桥附近一带，与津浦路的直、鲁军及孙传芳军连成一气，兵力约40万，其部署情形为：
津浦路方面：褚玉璞部分驻于津浦路之捷地——张高屯一带；其第一线在砖河镇至东西泊头一带，由褚部第六军军长徐源泉指挥，并筑有坚固工事。孙传芳之李宝章、郑俊彦两部驻守庆云——盐山——马厂。
河间方面：袁振青、窦联芳、孙殿英等部在杜生镇——交河；于学忠及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在任邱——河间一带。
高阳方面：奉军第三四方面军、戢翼翘主力及骑兵第二军之大部，在高阳之南滹沱河北岸一带，筑有坚固之防御阵地，其第一线在蠡县、博野附近。
平汉路方面：汲金纯军防守高碑店至易州一带。
平绥路方面：奉军高维岳之第九军，汤玉麟之第十二军，郑泽生之第卅一军于5月11日以后由朔县、马邑开始撤退至柴沟堡、大同，继向东北方退却。
5月19日，蒋中正抵郑州，与冯玉祥会商。
北伐军沿平、汉，津、浦两路进展之部队，虽已逼近沧州、保定，而两路中间隔离约200余公里；北洋军在高阳、河间，均配置重兵，饶阳、武强之北洋军亦尚未肃清，平、汉路以东，饶阳以西地区，革命军尚无部队驻守，如北洋军乘隙进袭，深为可虑；蒋中正遂决定俟第四集团军先遣军到达石家庄、定县之线时，即将鹿钟麟之北路军全部（韩复榘部在内）移至平、汉线以东地区，与刘镇华所部衔接，然后全线同时进攻。
国民革命军自5月28日开始总攻，至6月2日，先后占领保定——高阳——肃宁——河间——沧州之线；北洋军退据琉璃河、固安、永清、胜芳、马厂一带，革命军乃分路追击，第一集团军由津、浦路两旁地区前进；第二集团军由任邱、文安、雄县、灞县前进；第三集团军由平、汉路前进。当5月29日，蒋中正到柳卫（在道清路）时，为军事进展及避免外交上纠纷起见，曾与冯玉祥会商妥善办法，至是，遂令前方各军于破敌之后，即进至静海——胜芳——永清——固安——长辛店之线，停止待命。
5月30日，蒋中正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商京、津善后，并视察战况，停留石家庄，31日午后10时左右，颁发各军追击令。
17年6月6日张宗昌、孙传芳所部纷向天津东北退却，张作霖已于6月3日离开北京，北京城治安由北洋元老王士珍等维持，革命军第四军团第四十一军九十一师进驻大邵庄及张庄；第九十二师驻二蔡庄、盖宿铺一带；军部进驻大邵庄；第三十四军第八十八师驻大小流标、小庄；九十五师驻西空城一带；九十师及胡正卫团进驻马厂；第三军团第二十七军驻惠丰村、五面城子、赵济庄等处；第四十军到达清水泊、萧吉沽、东槐庄一带；第三独立师在大李庄、李官庄、十槐村等处；总指挥进驻李云龙屯，第一方面军第三军第十九师吉鸿昌部，于是日早到达静海；第五十六旅进至良王庄；五十五旅进至静海北十里堡待命；第二师于夜12时出发，进驻王口镇、陈土桥、中滩里、前万头一带地区，集结待命，并派一小部到黄岔、台头，对天津方面警戒。
6月7日革命军第四军团方振武进抵独流，其第三十四军军部进抵马厂，该军奉令开驻良玉庄、独流镇、杨柳青、胡村一带整顿待命；总指挥部进驻沧州县城。孙良诚接到消息革命军韩复榘已进占南苑，张宗昌、褚玉璞部之徐源泉、孙殿英等所率残军约3万人，麇集天津老站，并各有一旅，被法、日各国使馆驻军监视，不令下车进街，天津市区内甚为安静。张宗昌、褚玉璞已逃向秦皇岛；郑大章骑兵军已占领武靖、三河；刘镇华部已到达通州。
6月12日，孙良诚命骑兵在胜芳附近对天津警戒；第二十一军主力驻灞县，一部驻新镇县；第十九师移驻文安；第二师进驻任邱；第四军仍驻大城；第十八师移驻河间待命。
当北伐军第一集团军第二、第三、第四各军团占领沧州后，逐日向北追击前进，迄6月3日，第二军团第二十六军，由沧州、张官屯沿铁路前进；第三十七军沿铁路以东地区前进；第三军团（欠第四十军）在第二军团右翼之地区前进；第四军团在第二军团之左翼，沿运河以西地区前进，这时北洋军右翼占据大流标、王镇店，依托子牙河正面，左翼占据西魏村——马厂至铁路之线。朱培德探悉敌情后，遂令各军团追击前进。
各军团奉令后，随即开始运动，6月5日到达前线，占领指定阵地，正拟攻击，北洋军忽自动撤退；这是因为北洋军后方被席液池骑兵军威胁，恐后路被截，即纷向天津一带退却。革命军沿津、浦两旁地区跟踪追击，至静海以南地区停止待命。
6月5日晨，北伐军骑兵第二军到达静海南面的孙家庄东南柳木杓附近集结，第二十一军的张兴科师，亦由后跟到，即协同攻击占据孙家庄东南柳木杓一带之北洋军。骑兵第二军，除派一团进占独流镇外，余部均渡过运河，向静海车站攻击。当时马厂的北洋军自动退却，官兵均无斗志，革命军遂将防守车站的北洋军钢甲车击退，于正午占领静海，北洋军向王庆陀，杨柳青、北仓等处溃退，一部分打算通过天津租界。
6月6日晨，骑兵第二军仍向小站追击前进；第二十一军由台头、胜芳向信安镇、狸狼城方面前进；第四军在黄口镇；
第十九师在静海停止待命。
北伐军第二集团军自相继占领河间、肃宁、高阳后，北洋军于学忠、孙传芳、窦联芳、戢翼翘、万福麟等军，均纷向灞县、宝坻、固安、永清、胜芳一带退却；北路军跟踪追击。6月6日午奉军马占山部千余名被歼，韩复榘于占领固安后，即向廊房前进，以截断京津路交通，并向北京前进，下午4时前锋李汉章旅到达南苑，北京民众均到南苑欢迎。
北伐军第三集团军自占领保定后，总指挥商震即决定沿京汉线追击前进。奉军自保定、沧州等地败退后，主力集结于琉璃河——固安——唐官屯之线；孙传芳、于学忠之强大部队控置于灞县；张宗昌、褚玉璞之直、鲁军，据守大流标——马厂——惠丰桥之线，仍图保全北京、天津地盘，作最后的挣扎。灞县孙传芳忽然撤退，张作霖见势孤力蹙，无可挽救，故不得不实行全线总退却。
民国17年6月2日，张作霖下令总退却后，即偕同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及参谋杨毓珠等，携带重要文件，乘专车回奉。6月4日晨，火车到达沈阳城外日本租界地之沟帮子铁桥时，为日人阴谋所埋置之地雷突然爆炸，张作霖受重伤，吴俊升炸死，重要文件亦被毁灭，张作霖因受伤过重，延至6月4日上午10时亦告毙命。
张学良在北京闻乃父噩耗，即急电回奉各将领，约束士兵，维持治安，并饬顾全外交，勿令外人借口干涉；一面促使北京各界出面，接洽和平让渡北京办法，磋商结果，留鲍毓麟旅在京维持，待革命军进城交代，然后退出。
天津方面的直、鲁军，闻张作霖炸死，甚为恐慌；张宗昌、褚玉璞急电阎锡山乞降，阎主张容褚拒张。当时败退天津附近之北洋军为数甚众，计于学忠部在杨村，孙奎元部在韩家墅，袁振青部在北仓，徐源泉部在芦兴河，王炼部在杨柳青，许琨部在军粮城，孙传芳的残部数万，亦退集天津附近。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在天津召集会议，和战主张未能一致，潘鸿钧最激烈，仍主相博，欲造成第二次济南惨案之重演，在天津、河北一带，挖壕筑垒，配置队伍，借此向商家勒索饷糈；张宗昌亦致函各国领事，谓大军绝食，要求设法，一时形势极为紧张，人心皇皇，各国侨民更无安全保障。
6月4日，奉军既陆续退出北京，国民政府即行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并促早日莅任，维持治安，北京治安维持会及中外人民，均盼阎锡山即日赴京，信使不绝于途。
6月6日上午9时，鲍毓麟旅退出，革命军孙楚部于10时许在民众欢呼声中入城，商震率部随后继至，阎锡山亦于6月8日在保定就职后，于6月11日偕同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进入北京，主持善后事宜，军阀盘据之北京，这时才完全入于革命军之手。北京之旧称，亦遵政府明令正名北平，直隶省改称河北省。
北平方面虽幸告息兵，天津则尚多顾虑；阎锡山乃呈请政府任命张荫梧为北平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接洽收编徐源泉、郑俊彦、李宝章等部。天津于北京和平收复时，尚在张宗昌手中，张部与孙传芳、褚玉璞各军，由于沧州以北各地为革命军第一、第二集团军压迫，节节后退，集中天津及津东各地，兵力颇众，张欲以此作最后之挣扎，但已是强弩之末，无能为力了；而齐燮元及安福系吴光新等，又欲乘机以款收买这些残军，别图活动。所以天津形势，颇为纷乱，幸军阀败军中有觉悟者如徐源泉等均弃暗投明，张宗昌闻各部队投诚革命军，极形愤怒，欲有所对付，当时革命军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与南桂馨出面活动，迫张宗昌、孙传芳、褚玉璞等离开天津，实行收编各部为暂编军，孙传芳乃只身逃奔关外，张宗昌、褚玉璞则率领一部分残军退守津东。
蒋中正对北方大局的收拾，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北平、天津交阎锡山负责，二是听任奉军和平出关。冯玉祥对这两点不赞同，曾向蒋中正提出相反的意见。冯部韩复榘军则不受约束，于6月6日擅自开入南苑，并将维持北平治安最后退出之奉军鲍毓麟旅强迫缴械，因此引起外交团多数人士的不满。
蒋中正宣布实践其1月间复职时的宣言，北伐完成即引退，于6月11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呈，准备告退。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高级将领均纷电促请以大局为重，继续领导全国，并恳从速北上。
17年6月1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推蒋中正赴北平祭告孙中山，并视察一切，借便恭移孙中山遗榇来南京安葬。蒋中正以北方问题甚多不便坚拒，遂打消辞意。国民党中央又推阎锡山、李宗仁，参与祭告典礼。蒋中正遂于6月26日偕吴敬恒等由南京绕道河口邀李宗仁同车北上，过郑州时冯玉祥由新乡来迎，车抵长辛店，阎锡山已先在，乃于7月3日偕阎锡山赴北平。
17年7月6日上午8时，蒋中正在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北伐完成之祭告典礼，冯玉祥亦赶到参加，阎锡山、李宗仁、蒋作宾、何成浚、朱培德、白崇禧、陈调元、方鼎英、方振武、魏益三均参与典礼。北伐是孙中山最后的愿望，可是北伐完成了，孙中山却不能亲见。
蒋中正祭告孙中山文如下：
“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六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西山碧云寺，致祭于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乃荏苒岁时，迄于今日，始得克复旧都，谒展遗体，俯首灵堂不自知百感之纷集也，方总理哀耗抵粤之时，正中正铲除陈逆驻军兴宁之日，追忆总理‘政纲精神不在领袖’之遗言，不啻对我同志永诀之暗示。中正服务在军，病不能亲药饵，殁不及亲殡殓。惟我父师，不可得复，戒衣雪涕，疚憾何尽？自兹以还，唯以继志述事，痛自策勉，恪遵全部之遗教，益为革命而戮力，三年之间，本党基础濒于危亡者，先后五次，革命势力几于覆败者，凡十五次，而军事危机尚不与焉。每当艰危困厄之来，中正唯一秉遗教、追随先进，勉图靖献，盘根错节，更历已多，洎乎本年中央第四次全会，方克安渡艰难，重现团结。回忆曩时同志在纷歧离析之中，与主义之遭晦冥否塞之会，若非总理有灼然昭垂之遗教，将不知何术以复归于共同？至若横逆之纷然而来，毁谤之无端而集，若非总理有存败不计，与各用所长之宝训，亦几不能力排艰难，奋斗以迄于今日。兹当肃祭灵前，怀过去则抚创而思痛，念未来则临冰而知危。所欲复告于总理者，万绪千端，更仆难尽，已往不追，固不欲琐琐陈述以渎灵听，而来日大难，辄敢以微愿所寄，奉祈昭鉴，谨籀其概，为我总理陈之。（中略）
中正海隅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