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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素轻财尚侠，且自命和徐是道义之交，于是到处张罗，替他筹到一笔资金，以壮其行色。徐晋京，果然一试而酬。及袁返里后，和他音问渐疏。数年后，徐探知袁蛰居故里，便写信劝他出外谋事，为进身之计。袁经老友一番劝告，心为之动，乃筹妥川资，并携带家中仅有的细软古玩，遄赴上海，打算叩访当时以同知官上海水利厅的王雁臣老师。这时沪上青楼中有一名妓叫做吕商英的，三年前曾下嫁某巨商，以不见容于大妇，遂下堂重操旧业。虽年近花信，而秀丽依然。世凯偶于座上遇见，惊为天人。商英善琵琶，袁亦精此技，引为知音，遂成入幕之宾，晨昏颠倒，乐不思蜀。他赠商英一对联句云“商妇飘零，一曲琵琶知己少；英雄落魄，百年岁月感怀多”。不久他所携带旅费，都做了缠头之资，当年溷迹金陵困顿旅途的苦况，又重现于目前，不过，这次和上次不同的，离家时还带些古董可以变卖，或可济燃眉之急。于是找出两个鼻烟壶，为其叔祖袁甲三之遗物。壶各长三寸，口径半寸，质玛瑙，色甚鲜明，中现龙凤花纹，价值2000余金，托一位嫖友把这一对玛瑞鼻烟壶转押上海陆巡道，得500金。事有凑巧，这位陆巡道是王雁臣的亲戚，陆便把这对鼻烟壶给王雁臣看。王一看，便认出这是袁家的宝物，追问何以会落到陆的手中。陆将经过说给王听，王始知袁已到沪月余，因流连平康对他避不见面，现在床头金尽，竟押售祖物度日，急急派人把袁找来，严加责备。袁被王老师严词责问，不禁潸然泪下，自怨自艾，缕述艰窘，王深知这门生才有余而德不足，遂于言词中，加以刺激，促其反省。允其暂住，袁在窘迫中获得安身之所，自感万幸。从此刻苦奋励，闭户读书，每日学作楷书与笔札，历时两月，足不出户。王雁臣每出入，尝暗中窥袁动态，见其奋勉攻读，一洗从前恶习，并察阅他所作的笔札亦渐流畅达意，便欣然出资为袁赎回二玛瑙壶。
陈寿撰《三国志》，描绘曹操幼年生活和嗜好，细腻而生动，后来罗贯中借此发挥，千古而下，把曹孟德塑造成历史上最特出的奸雄。那段故事是说曹操童年时曾向一位有知人之术、会品评人物的许劭请教自己的未来，许劭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闻之大喜而去。由此可见曹操童年时即以奸雄自许。袁世凯也是一样，他19岁时曾在陈州府城隍庙前找一位很出名的相命先生看相，这位江湖术士大约70多岁，招牌叫“瞿然惊神算”。这位先生对袁端详很久，用极端严肃的口吻说：“公子天庭广阔，来自富贵之家，少年英发，出人头地，中年位跻公卿，50岁微有挫折，但正是以退为进，祸为福倚，此后有七年大运贵不可言。”袁辞出后，瞿然惊望着他的背影说：“此子不同凡人，如宿命论定，乃乱世之枭雄。”那时陈州有一位翰林学士段晴川，知人论世。有独见之明，凡经他品题之人，莫不声誉噪起。袁也曾往谒，段学士认为袁的功业将凌驾其叔祖袁甲三之上，但才气有余而制艺不足。
袁在家乡时间不多，因此一直没有好好读书，他的爱好是饮酒和驰马，每饮酒必豪饮数斗，骑马则驰骋郊原。当时陈州府的太守吴重熹，也是袁的父执，常常劝戒袁，但袁并不接受。
袁世凯早年受堂叔袁保恒督教最严，袁也最畏敬袁保恒，所以在他随袁保恒在北京读书那三年，最为驯顺，书也读得很多。袁保恒认为袁思虑太多 ，防患太深，遇大事必须当机立断。这些提示，对袁世凯后来任事决断有很大影响。因为，在袁来说，他的亲生父亲和他接近太少，嗣父则过于溺爱他，对他有深厚教诲的，则是在他亲父和嗣父都已去世后，认真管他的堂叔袁保恒。
袁保恒病殁于河南开封任内，第二年清廷把袁保恒的捐款移奖袁世凯。清朝盛行捐官，袁世凯因不善制艺，乡试落第，得到叔父的余荫，为中书科中书。他并不把这个捐官放在眼里，不过他自己是个落第书生，叔父已死，没有人督教他了，这时他把所有的诗文和书籍都用一把火烧掉，自己对自己说：“大丈夫志在四方，岂能郁郁久困在笔砚之间以自误岁月？”
他的“四方之志”并未落空，光绪六年（1880年）冬天，庆军统领吴长庆督办山东海防，王雁臣向吴推荐袁世凯，吴长庆就调他到山东军营中。
三、朝鲜练兵
袁世凯崭露头角，是自朝鲜开始的。朝鲜虽为清朝藩属，但旧中国的政策是放任而不干涉的，对朝鲜来说，直到壬午事变才派吴长庆率海陆军赴韩，而袁世凯便是随同吴前往的。
这儿先把朝鲜壬午事变的背景叙述一下：
朝鲜和日本一样，都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19世纪末期，日本明治维新，接受西方文化；朝鲜则抱残守阙，拒与西方接触。结果日本变法强大，而朝鲜仍故步自封。1864年朝鲜王哲宗去世，死后无子，乃立王族李昰应之子李熙为王。李熙年幼，即位后尊生父昰应为大院君。大院君有雄略，但极守旧，对日本维新极表不满，见日使穿西服，益觉不伦不类，遂下令断绝韩日两国通商，韩人与日人交往者处死。日人以为受辱，遂有“征韩论”。当时日人所顾虑的是朝鲜乃清朝藩属，所以屡次向清廷探问是否管理朝鲜的内政外交，清廷则表示不过问。日本经过多种方法试探，已摸透了清廷态度，遂积极安排侵韩步骤。
大院君以其内侄女闵氏为国王李熙立妃。闵妃通书史，好读《左氏春秋》，有政治野心，利用太后赵氏不欢喜大院君专擅的心理，怂恿闵奎镐、赵宁夏等与大院君的长子载冕合谋劝王亲政。大院君被迫交出了政权 ，于是闵妃乘机专政，朝鲜排外政策也为之改变。
日本在此以前曾因台湾人掠杀琉球人向清朝廷文涉，清朝廷答复非常含糊，不仅对台湾，对朝鲜也是一样，结果给日本政府一个印象，日本可以向朝鲜下手，乃于光绪元年（1875年，明治8年）以军舰侵入朝鲜的江华湾。第二年与朝鲜订立《江华条约》12款，其重要之点是朝鲜为自主之邦，系有与日本平等之主权。
闵妃当权后，国政更为腐败。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朝鲜京城镇兵5000人，因粮饷久未发给，一再向政府哀求发饷，俱未如愿，兵民从而附和，大院君乘机鼓煽，遂发生兵变。七月初，变兵民众闯入宫中，欲杀闵妃。妃仓皇变服，携子逃至忠清道族人闵应植家中。变兵民众转袭日本公使馆，纵火焚烧使馆，日公使花房议质率馆员突围走仁川。大院君重掌政权，排斥闵氏。这时韩大臣金允植、鱼允中等正在天津，乃求援于直隶总督张树声，张乃派庆军统领吴长庆率海陆军渡海前往朝鲜平乱。由于这次变乱发生于壬午年，所以朝鲜史上称之为“壬午事变”。
吴长庆率军进抵韩京南门，分营屯扎，通知大院君来营答拜，由袁世凯暗中布置，阻止随大院君之护卫于营外。大院君入营与吴统领笔谈 ，即被清军捕捉，扶入肩舆，星夜送到马山浦，登军舰驶返天津。这时李鸿章已回任北洋大臣，遂命将大院君幽闭保定。
吴长庆复命袁世凯率兵入城捕捉东学党，且直扑东学党巢穴，剿平乱事，使韩王复位，并与日人和谈，订立《日韩济物浦条约》，由韩国惩凶、赔款、道歉、日兵保护使馆等。韩事平定后，吴长庆以“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16字奖语，列袁世凯为首功，咨请李鸿章、张树声会奏请奖。九月初一，袁世凯奉旨以同知用，并赐花翎。
一个人的成功决非偶然，他必需在某些重要关头表现出杰出的成就，然后加上机会。
就袁世凯来说，朝鲜是他施展身手的好地方，也是他飞黄腾达的起步点。世人以为袁从小站练兵起家，其实如果袁在朝鲜没有杰出的成就，清朝练新兵的责任就不会交给他 ，他不在小站练兵，光绪和维新党也不会选中他劝王，他没有谭嗣同要他勤王，就无法向荣禄告密而得到慈禧太后的重视，所以朝鲜的成就是袁一生的开始。
关于袁世凯早期在朝鲜的事迹，留传下来的并不多，袁因为“洪宪称帝”变成了“总统叛国”，狼狈地结束了他的生命，使他的一生事迹丑化，所以他没有正式的传，也没有年谱，中文的东西都是骂袁世凯的。袁本身文献最早问世的，是光绪廿四年（1898年）秋石印本的《新建陆军兵略录存》，那是小站练兵时代的东西。到了宣统年间，袁已失势，日人佐藤铁治郎用中文写了一本《袁世凯》，对袁大为揄扬。当时袁的政治环境非常恶劣，这本书徒招人嫉忌，所以袁的长子克定央求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和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小幡酉吉等协助，把这本书全部购买，予以烧毁，不使其流传。可是袁家又觉得袁早年的事迹也应该适度地加以公开，因此刊出了一本《容庵弟子记》。这本书中记袁在朝鲜的情形很详尽，当然其中过于渲染，可是也多少有真实的资料价值。对于袁在朝鲜治军的情形，特摘录几段于下，以见袁少年时代治军严明：
“七月（光绪八年）偕水师统领丁公汝昌率各船团回防济师，复偕丁公先赴韩境沿海一带汤杉板探查陆兵下岸处，中途潮退舟胶于滩，公（袁世凯）及丁公赤足履砂石行里许，迨登岸两足皆破裂。丁公笑曰：绔绔少年亦能若是耶？
部将多吴公（吴长庆）旧侣，素骄纵，复多谗阻，公（袁世凯）因曰：禁骚扰不难，得帅信非易耳。吴公默然。逾日滋扰愈甚 ，公入帐请吴公出外，仰观山坡，遗物堆集。吴公问何物？公曰兵丁掠民间什物，其粗劣者委弃于道也。又曰王师戡乱，纪律若斯，贻笑藩封，玷辱国体，帅其勉旃，我请从此辞矣。吴公大惊变色，誓曰：请汝放手为我约束，有听谗谤者，非吴氏之子孙。公乃传令各营，有入民居及杂伍者斩。适有犯令者，立斩数人传示。有韩绅控奸戕其妇者，公徒步往查，亲督搜捕，竟日夜不食，卒获手刃之，厚恤韩绅家。滋扰稍敛，然仍未绝。
有武弁凌辱韩人，公执，将戮之。吴公亲造公室，乞贷一死，坐久不去。公故以案上图书请吴公阅，潜出斩之，入而请罪。吴公大笑曰：执法固应若是。吴公戚属有在军者，吴公常戒以汝勿犯法，袁某不汝恕也。有营役入民家食鸦片者，公执而诛之。诸役纠五百余人，咸称有瘾罢工，请资遗内渡，将见公，公戒卫卒多备刀索，至则缚而诛之，诸役旋散去。吴公闻之谓公曰：果能尽杀之乎？公曰惟田横之徒能同死，乌可律诸役，示怯必来，示威必散，果来拟尽缚之，按名讯问，认瘾者立诛，不认者释之，不过戮一二人，余皆不必认矣。吴公叹服曰：真应变良材也。”
从这几段叙述，可以看出袁治军的严厉，虽然过于张狂跋扈，可是对于散漫的清军却是应该的。
清军在朝鲜平乱后，吴长庆即奉命留驻朝鲜，成立驻守朝鲜的清军司令部。在这个司令部里，吴长庆是最高统帅。他有文武两大幕僚，武的就是袁世凯 ，这时袁的年纪不过24岁，可是吴长庆所有的军事事务莫不由袁作主，等于是今天的参谋长地位；文的事务则由南通状元张謇（季直）作主，等于今天的秘书长地位。
朝鲜壬午之乱后，朝鲜王李熙惩前毖后，立意维新。这时朝鲜的一切，全隶属于清朝北洋大臣，李熙获得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同意，聘请德人穆麟德为总税务司，聘请清朝的中书马建常为外交顾问，同时拟请袁世凯为军事顾问，负责整军练兵。这时清军在韩并不驻扎在京城，而是扎营下都监，李熙乃亲自到清营拜访吴长庆，求偕袁世凯。吴不答应，韩王再三恳求，最后吴长庆只答应袁替朝鲜兼练新军。自此袁世凯不仅是驻韩清军的参谋长，同时还负责朝鲜新军的编练工作。
袁接受了朝鲜国王李熙的要求后，于是按照清军的规格草订制度，编选壮丁，又鉴于王室地位的孱弱，所以先建立国王的亲卫军，其次则组织镇抚军，以加强政府的地位。李熙对于袁世凯的一切施为极感满意，他敦请袁移居朝鲜的三军府居住，以便就近指挥和督练韩军。
壬午之乱，李熙的宠妃闵氏逃匿族人闵应植家，当时大家都以为闵妃已死，宫内并为闵妃发丧，后来乱平后闵妃才出来 ，韩王亲往迎迓，并宣告全国废除以前的丧告。闵妃是个险鸷弄权的女人，她美貌多才，李熙很怕她，也信任她。为了闵妃，李熙甘愿和自己的亲生父亲反目，也正因此才闹出壬午事变的大乱子，李熙父亲大院君被清军送至保定拘禁，可是李熙依然把一切大权都交付给闵妃，于是闵妃再度专政。
闵妃专政后，她的哥哥闵詠骏便担任首相，一切大权都落在闵妃兄弟手中。
清朝被迫在朝鲜抵抗日本的压迫时，同时也在越南抵抗法国人的进攻。朝鲜和越南都是中国的藩属，可是大清帝国逐渐无力维护它的宗主权了，越南的中法军队已兵戎相见了两三年。因此，当光绪十年（1884年），中国和法国在越南争斗已达巅峰时，清朝不得不作紧急的应变准备，集中能够作战的军队以及能够作战的老将，于是驻韩军统帅吴长庆便由朝鲜召回，用以担任防守辽东的重任，朝鲜的军务分别交给三个将领负责，由袁世凯接统“庆字营”，其余二将是提督吴兆有和总兵张光前。
在这期间，日本在朝鲜得寸进尺，拼命培植亲日武装力量，替朝鲜训练一部分新军，于是朝鲜便分为两大力量：一部分是原来亲日的闵妃和她家族 ，这时却和袁世凯极接近，变成了朝鲜内部的亲清派；一部分是“开化党”，以洪英植，朴泳孝等为首的亲日派；还有一小部分亲俄，以韩圭稷、李祖渊、赵定熙为首。
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十五日洪英植、朴泳孝等发动政变，拟先将清军高级将领一网打尽，借朝鲜邮政总局落成典礼，假邮政局设筵宴请袁吴张三将，打算即席扑杀。吴张洞悉其情不欲前往，袁则裹甲怀械先一小时赴席。稍进酒馔即告辞，牵朴泳孝手至门前，从容返营，使这一个暗杀行动胎死腹中；十七日洪、朴等又设筵邀闵妃侄闵詠翊，英美德日各国公使及中国商务委员道员陈树棠、税司穆麟德晚宴，日使不赴席，留日学生纵火并刀击闵詠翊，宾主哗散。闵詠翊避至穆麟德家中，袁世凯率兵二百前往弹压。到穆麟德门前，见到一个中国青年持枪守门，意气凛然，袁勒兵后退，两人互道姓名，才知这位青年是唐绍仪。唐字少川，广东中山县人，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由清廷派为税务帮办，这是袁唐订交之始，两人都惺惺相惜。袁入，见闵詠翊受伤颇重，具言是亲日的开化党所为，请袁速往救国王。
开化党既发动政变，洪英植等入宫胁王移居别宫，并请日兵入宫护卫。国王、闵妃等被禁闭于景祜宫，老臣闵台镐、赵宁夏、闵詠穆等悉遭杀害，亲日派大权在握。这时袁世凯主张勒兵勤王，吴兆有主张先请示北洋大臣，袁认为缓不济急，乃分兵进援。袁为中路，吴张分左右翼，从王宫敦化门入，日兵曾据王宫狙击，终被袁兵攻入。这时洪、朴等劫韩王逃北门关帝庙，袁遣茅延年迎王入清营。洪英植等再三阻止，吴张二将亦赶至，韩王遂被清军迎入下都监清国兵营。袁往谒，王泣诉洪、朴等逼其更衣赴日本，恰遇清军攻入王宫始获免，但仍为洪、朴等劫掠，若非清兵来救，真不知下落何方。一边说一边流泪，情辞哀切。日使知事已败露，乃自焚使馆，率兵出小西门前往仁川。亲日派断发变服，逃往日本。
由于韩王在清营中，袁世凯遂代主持内政、外交、军事，后来韩王回宫，亦邀请袁入宫护卫，居住偏殿 ，和国王仅隔一墙，朝夕晤对。这时袁只是一个26岁的青年。韩大臣每日必会袁议事，听其指挥。不久传说日军大集仁川，袁乃和吴兆有、张光前商议，分兵扼守汉江和护卫王宫。
在这个回合中，清朝和日本在朝鲜的竞争，由于袁世凯的果决，而占了上风。
日本对朝鲜是处心积虑已久，而清朝对朝鲜的政策则是摇摆不定，所以袁世凯虽在甲申事变中占了上风，但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国际问题要讲力量，当日本在朝鲜屈居下风以后，它便积极布置，陆续增兵，同时向清朝政府提出抗议，指责袁世凯妄启衅端，应负甲申事件的责任。在这时候，清廷因中法争端尚未解决，不拟和日本再生麻烦，且以袁世凯官卑职小，此次在朝鲜闹出的事情，事先并未禀报朝廷，所以对袁并不太谅解，日本政府向清廷提出抗议后，清廷乃派吴大澂、续昌为特使到朝鲜来调查。吴大澂认为袁轻启衅端，所以还没有启程就打算把责任完全诿诸袁世凯，并向日本谢罪。
光绪十年（1884年）十一月三日吴、续两大臣抵朝鲜。十七日晋谒朝鲜王，转达清廷意旨，由于中法失和，清廷不拟和日本紧张，所以劝朝鲜忍耐。同时吴、续两大臣并命令袁世凯把驻守王宫的军队悉数调回本营。日本见清廷软化 ，态度更趋强硬，得寸进尺。日本公使井上馨率日兵千余进驻西门外京畿道，另带卫队200人入宫，日韩洽商议和，日方提出五条苛刻条件，但朝鲜对外事务属于清朝政府，所以日韩的谈判转变成中日谈判，谈判地点亦转至中国天津。
中日谈判朝鲜事件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十八日举行，清朝首席代表是李鸿章，代表是吴大澂和续昌，日本全权代表是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农商大臣西御从道。谈判从二月十七日开始，至三月四日结束，议定条款三项：（一）四个月内中日尽撤驻韩军队；（二）中日两国均无庸派员教练韩兵；（三）遇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派兵赴韩，应先互相照会。
从这次条约中可以看出日本已取得和清朝在朝鲜的同等地位。
《江华条约》使朝鲜自认非中国属国；《天津条约》则使清廷自认朝鲜不是中国的属国，同时日本因此取得和中国同等地位，当时官吏的愚蠢，真是痛心之至。
袁世凯变成了这次事件的罪魁，大家都把责任推到他的身上，他看到朝鲜局势的任人宰割，非常痛心。原来他在朝鲜期间，曾多次上书给北洋大臣（朝鲜事务属清北洋大臣管辖），他认为朝鲜终必有大乱，韩王庸懦无能，所以建议朝廷选派一个监国代朝鲜王执掌政柄。这时的北洋大臣是李鸿章，他虽然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