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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批复：“……该总理于共和宣布以前，南北奔驰，为民国效劳备至。及就任总理，经营擘划，错节盘根 ，困苦艰难，非可言喻。民国举创，正赖长才，岂容听其退休，失其臂助。特以情词恳挚，出于至诚，不得不谅其苦衷，遂厥初志，应即准允请免国务总理本官，任为政府高级顾问……”
同时袁为唐辞职事，向黎元洪及各省作一交代：“前据国务总理唐绍仪呈称，因病请假，赴津调治，当经本大总统给假五日，并任命外交总长陆徽祥暂行代理国务总理事务，一面派员络绎赴津，慰留再四，竟难转圈。兹据该总理呈称：连日延医诊视，病转剧，惧膏育之渐入，捐顶踵而何裨？恳请准免国务总理本职，迅简贤能以维大局等语。该总理情词恳切，势难挽回，爱惜国家与爱惜人才之心，二者交战于中，难求两全之道。为唐君个人计，只可暂令养疴，以资将息。为国家全部计，总理一席万难久悬。自民国肇兴，百端待举，边方有骚动之情形，友邦无正式之承认，必须富有经验中外翕服之人始堪继唐君之任……”
唐绍仪辞职后，属于同盟会的蔡元培（教育）、王宠惠（司法）、宋教仁（农林）、王正廷（工商）四阁员联袂请辞。袁在总统府召见他们，会面时，袁用低沉的语调，作出一副极诚挚的态度对蔡等说：“我代表四万万国民慰留你们。”蔡也很郑重地说：“我代表四万万国民，请总统准许我们辞职。”
蔡等离开总统府后，即分别提出辞呈。
教育总长蔡元培辞呈是：“元培迂愚无状，猥蒙任命，承乏国务院，两月于兹矣。以大总统之英明，唐总理之同志，谬谓追随其间，当能竭千虑之一得，以贡献于民国。不图理想与事实积不相容，受事以来，旅进旅退，毫不能有所裨益，始信国务重大，诚非迂愚如元培者，所能胜任……今值总理辞职，国务院当然解散。元培窃愿还我初服，自审所能，在社会一方面，尽国民一分子之责任，以赎二月来负职之罪……”
司法总长王宠惠辞呈：“宠惠前奉任命为司法总长，自知学识褊浅，不足膺兹重任，只因时局艰难，政府急待成立，是以不辞滥竽之讥，勉力就任。视事五旬以来，时形竭蹶……用敢披沥愚忱，恳请辞职，以避贤路……”
农林总长宋教仁辞呈：“……今者国务总理唐绍仪已辞职，国务院亦有改组之势，教仁窃幸得告退之机会，谨披沥下情，恳请准予解职。抑教仁更有不能已于言者，教仁少孤，长避地东瀛，历十余年，未尝一归觐也。迩来祖母、长兄相继去世，惟母氏抚媳课孙，撑持门户，近且七旬矣，思子情切，门间倚遍，每手示促归，谓教仁知有国而不知有家，知有亲爱同胞，而不知有生身之母。教仁捧书涕泣，悔恨者久之，终于迫以旧政府禁忌，欲束装而不能，然当阴雨晦暝，长夜不寐，时一念及鞠育之恩，未尝不抚膺长叹，冀早毕吾事，而因得稍伸其孝养之诚。今共和告成，国基底定，正教仁退休故园，定省温情之日也。傥犹迟迟恋栈，上何以慰慈帏之望，下何以问人子之心，即向之海外羁迟，亦将无以自解，人孰无情，教仁独忍出此耶？伏维大总统鉴此愚忱，准解农林总长之职，俾得归省慈帏，遂乌私之养，作太平之民……”
署理工商总长王正廷辞呈：“窃正廷以樗栎之材，辱承大总统委任工高次长……乃总长迟滞未至，而组织部务，委任部员又不遑暇待，大总统计出权宜，委署总长，正廷俯念时艰，大义所在，不敢谬持私见冒昧受职。数旬以来，夙夜兢兢，时虞陨越。今幸部务粗定，可以重申前请，以践初志。务乞大总统鉴其愚忱，准其开去署工商总长及次长之职，俾可从民国之后，改良社会，辅助盛明，实如全愿……”
唐绍仪的辞职，导引了南北双方又启争执。唐绍仪至少是袁系中亲革命党的，他的辞职毫无问题是被迫，因此，南方对唐辞职便表露了极大的关心与同情。
工商总长陈其美因唐的去职曾电袁“有逼退总理”之句。袁乃复电：“寄电悉。唐总理奔走国事，积劳成疾，匆促赴津调治，连日三派员慰问，劝其回京，信使往来，不绝于道。来电谓有逼退总理之恶耗，殊堪骇诧。参议院为各省代表机关，聚集都下，众目昭彰，讵能听人逼退，即鄙人亦何能坐视，此必幸灾乐祸之徒，造作谣言，挑拨恶感，败坏大局。人心至此，恐中国不亡于前清时代，而亡于此等簧鼓是非者之手。陈总长素明大局，乃竟误听浮言，殊出意外。鄙人受国民付托之重，一日未经卸责，一日不能为壁上观，苟更举有人，得轻负荷，为个人计，乐莫大焉！副总统与各都督俱以爱国为前提，决不为浮言所惑，幸各加剖析，以释群疑，是所厚望。”陈电：“临时政府甫告成立，忽传有逼退总理之恶耗，丁兹时艰，奚堪演此恶剧。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继之者何人？果于大局无害而有益，即更举总理可也，何若是？不然，宁毋躁。鄙见止此，窃愿与各界君子亟起图之。……前电呈词，迫切简直，欲挽唐公之行，免其挫折，其与尊谓信使往还数四挽留之意正同一辙，不知起人惊疑者何在？美纵不文，审诸词意，并无不通。讵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南北人士观念有所不同欤？……”
还有广东都督胡汉民和袁的往来电：
胡电：“统一党电，对于唐总理，诬以监守自盗，避责潜逃；对于同盟会宋、蔡诸公，诬以结党把持，意图构乱。信口雌黄，任情丑诋，放纵卑劣，莫此为甚。夫唐总理是否监守自盗之人，宋、蔡诸公有无构乱之事，应在大总统洞鉴之中，果有其事，请大总统布告天下，明正其罪；果无其事，请大总统严究廿五日之电所由来，还治以虚诬之罪，以为挟私败公者戒。汉民对于唐、宋、蔡诸公绝非有所阿私，第以民国初立，群言淆乱，正贤者难进易退之秋，若复任此辈舞词播弄，贤才将更裹足，大局益复何赖？且唐总理由总统善任，诬总理无异亦诬总统。此可忍，孰不可忍。务请彻底惩治，以彰公道。政党之分立，固不能不有政见之争，仍必以国利民福为归宿，若怀挟私见，捏造事实，是法律之罪人，岂复有政党之价值，当亦大总统所深恶痛绝也。”
袁复电：“近来会党名目，记不胜记，电文攻讦，百怪千奇，甚至以列名露面为荣，一予推求，便增价值，即鄙人亦常受各报界之丑诋。只以民气方兴，不欲压制，然村妇骂詈，自诩其能，此等放纵之恶风，势同传染，长此不戢，民德何存？应彻究由来，以为挟私败公者戒。已交内务部查明严禁矣。”
关于唐绍仪的去职，同盟会曾有下面二个重要电报，可以参考：
（一）北京中国同盟会本部6月23日致各支分部电：
“唐总理于（大月）十五日微行至津，此间人士不识真相，谣诼繁兴，人心颇为摇动。实则唐自就职后，因所抱政策多不能行，郁郁不得志，屡欲求去。其最近原因则因为王芝祥都督一事。王被举时，唐在南方力荐于总统，请加任命，总统允其请，招王来京。王至而总统又以他故派王赴宁整理军队。唐以王既被公举，又系南产，任为直督可借以融洽南北感情，消除统一之障碍。且在南方与本党要约在先，更难失信，坚拒不肯副署。适王君（六月）十四日出京，唐见事不可挽回遂浩然有去志。唐之此举不徒拥护共和，尊重信义，服从党见之点为晚近政客所难能，而就法律、政治上观之，尤有莫大之关系。民国《约法》采法国制，参议院为最高之机关，而国务院为责任之主体，总统所发布之法律命令及一切公文，皆须国务院副署。总统虽有任免文武官吏之权，而主张此项权力必待国务院之副署，始能发生效力，其实权握于国务员之手。总统之地位至巩固至尊严，除非常之事件外，对于参议院不负责任，惟国务员则常立于被指斥弹劾之地位。《约法》既予以重大之责任，则其所以监督之者不可不严也。副署之权若可放弃，则国务院不过总统之器械，责任内阁之大义湮矣。唐以主张《约法》上之特权之故，不惜以国务员之地位为保障之代价。吾人闻之当如何崇仰效法。至其始则委曲求全，继见事不可为，内断于衷，决然舍去，断绝葛藤，态度之严正果决，方之东西大政治家实无愧色。或以其身为总理，不告而行，似嫌手续有关，不知唐之行在星期六，已将一切事务部署就绪，次日为星期，例得休息。总理虽为国民公仆非比囚徒，不能夺其行动之自由。星期一为国务例会，恐不能到会有碍政务，即电公府呈请病假，于手续并无不合。反对党吹毛求疵，百计中伤，倘吾党不察从而和之，适堕奸计，不得不详为报告。”
（二）同盟会本部7月1日为揭出唐总理野游原因致驻沪机关部电：
“唐总理自上礼拜六出京后，礼拜一由津来电，请假五日，不知者辄以为过，且谣诼纷兴，迄未能已。考此次实因唐总理以种种之障碍，莫能实行其所抱之政策，而又不欲悻悻然以去就决绝，故不得已循各国大臣野游通例。于十五、十六出游天津，借请假以为平和之退去，所处得体，无可訾者。今将种种原因揭出，以释当世之疑。唐总理自身任媾和以来，首以南北统一不分畛城为目的，次以整理现今之财政为最要策，故其结果南军着着退让，而孙总统之解职，参议院之北移，黄留守之撤兵销职，盖无一不出于开诚布公，而所约以柏文蔚督山东，王芝祥督直隶者，亦为调和之苦衷。袁总统皆临时异议，谓南军曾北伐，不可与相近，乃别思位置，欲强唐总理副署，唐数言之终不之听，竟将失《约法》上之副权，唐为保持民国计，为保持《约法》计，不能不退者此其原因一。财政总长熊希龄罔识外交，喜弄骗计，骄谩不才，稽核条件八款，几陷民国危亡之地，独断独行，目无总理，致唐之政策非特不得实行，而反受连带之累，此其原因二。此次内阁本非政党，政见既不无猜疑嫌忌，难以和衷共济，而奸狡者且肆其倾轧排挤，此种弊端实非民国幸福，责任内阁遂致徒托空言，此其原因三。外间不察，助以反对者之巧诋，致令是非颠倒，黑白不详，且有捏造外人书函以诬蔑唐者，丧心病狂莫此为甚。如此行为非污唐氏一人，直辱及民国全体，吾党爱中华民国，只求不愧对国民，至于无价值者可不必多与较量也。”
卅七、内阁性质争议
唐绍仪是民国首届内阁总理，这时北京的民国政府，一半是承继前清的旧政府；另一半是自南京移来的临时政府，所以一切零乱无章。其各机关情况大致是：
外交部新人较少，仅加了四个人。陆军部参谋处容纳新军人最多，湖北一省就来了300多人。财政部仅设筹备处，一律用的旧人，要待南方人来后才分司。内务部一直闭锁，不过内务部自前清末年一直掌握在赵秉钧手中，而内务部实际所管，只有内外城巡警，巡察有巡警厅，人员均照常，所以一切无变化。教育部新旧杂用，分司办事，最有规模，成立才一个多月，就合升法律、政治、财政三校为法政学堂，调换大学校（清的北京大学堂）校长，以严复为校长兼文科学长，王世澂为法科学长，洪铸为工科学长。司法部总长王宠惠曾出通告，谓南北一视同仁，无分彼此，其派出的接收人员，南四北五，同时订立规章，荐任由总长自行征辟，委任一律考试，但报考者仅九人，因旧日观念，司法系冷衙门也。最热闹的是交通部，因施肇基一到任便裁了500多人，而只留40人，被裁的人吵闹得很厉害。旋肇基本是办洋务的，洋文甚佳，曾随清醇亲王到过德国，后人外务部任丞参，专管中俄交涉。唐绍仪组阁时本内定施为财政次长，后因唐兼交通，乃举施自代。施发表外务部同事曾述棨为秘书长，对曾极为信任。一切公事俱送秘书长批，次长反而无所事事。施到任第一日，即革去门房及茶房多人，随即把大堂油漆一新。出席参议院宣布政纲时，先命路、电、邮、航四司各拟说帖，携带前往报告，其报告中述及参议员发电报须由议长盖印，言至此便向议长行一礼，议场为之哗然。农林部因系新设，故无短长。工商部是采新旧并用。海军部总长刘冠雄本是海军旧人，资格很高，与袁世凯极有交谊。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曾邀刘，刘说我是赞成革命的，不过将来若北伐，则将和袁项城兵戎相见，我于私谊，势所不忍，于是聘刘为海军顾问。南京之海军部有七十二贤和83万人马，后者是指掌权的83位烟台海军毕业生。刘任总长后一方面大量淘汰北京旧人，一方面将南京部员未毕业者，勒令继续学业，南京人员大哗，以海军协会名义函刘，骂他用人不当，若不改辙，将以手枪炸弹对付。刘甚窘，乃改为留职人员一律考试，其中有海军大学出身的，资格较刘更老，认为考试定去留迹近侮辱，这样闹来闹去，使海军部亦无法办公。
唐绍仪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时，曾发过一批委任状，同时还面允安置的也很多，待唐北返后，一切事与愿违，自己也是风前烛瓦上霜，于是闭门谢客，连面都不敢见南来客了。
可怜许多北上攀龙的人们，只落得敝车羸马，萧条万状。
在唐内阁时，国务院的主要人物有五位，即：唐绍仪总理，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教育蔡元培，农林宋教仁。国务会议是每逢二、五、八召开，会议中多数是商量借款事，其次则是讨论各部章程。因政府还在草创期间，各部总长亦无官邸，蔡元培、宋教仁、刘冠雄、王正廷都是在住在国务院内，好些秘书亦住院中，因此开会甚为方便。赵秉钧不大参加开会，前面已说过，他认为他这个部是直接听命于总统的，不过他不出席国务会议，向袁世凯说的理由是：国务会议中，关系内务部的事甚少，而目前维持秩序事大，所以不赴会。
这时，国务院中已设有记者招待所，规定中外记者于每天下午2时至4时可以前往采访，由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负责接待。魏有外交才，长于应付，能避重就轻，雄辩滔滔。
袁、唐的亲密关系，前面已有交代，他们自朝鲜共事订交起，廿余年互相呼应，如手使臂，但自唐任北方代表赴南方谈和起，两人便常传出不和的消息，甚至可从往来电报上获得证明。迨唐返北京后，两人所表现的，又是鱼水之欢，极为融洽。袁世凯首次至参议院发表的咨文，大家认为是一篇“教书”，这文稿据说是梁士诒的大作，其中甚多由唐改窜。袁的原稿最后一段是：“本总统与唐总理廿年深交，生死一意，望诸君竭力辅助。”这显示袁强调和唐的亲密关系，不过这文件至发表时则已经唐改为：“此次特任国务总理唐君与各部总长，皆一时济变之才，世凯正资倚任，共支大局，愿国民深信之，赞助之。”唐认为后者大方，不言私交而强调公谊。由此可见两人还是很合拍。而后来的龃龉，正是作者前章所报道的，是北洋系人在袁面前挑拨所致。唐在内阁中和蔡元培、宋教仁很接近，有事都和他们商量，这一来当然更激起北洋系的怒气了。唐内阁中，实际最重要的一个人是财政总长熊希龄，他主持财政，国家一无收入，和六国银团借款，先和唐绍仪有了意见，后则和同乡黄兴大打笔墨官司。唐辞职后，熊的组阁呼声最高，因为他不是袁系，但也不是同盟会。唐阁另一重要人物赵秉钧是袁的死党，前面已经介绍过，他为人外圆内工心计，有一套笼络人的方法，故深得部下拥戴。自清朝开办警务，他就参与，故形成一支力量，地盘最固。他控制步军和巡警，与冯国璋控制禁卫军同为袁两大支柱。他公开表示不和唐合作，唐对之莫可如何。
唐在内阁中和蔡元培、宋教仁接近是事实，不过这亦有其背景。唐自主持和议起，即愿见中国共和统一实现，其私心深愿孙中山能和袁世凯彻底合作，他自信既和袁有多年共事之雅，又和孙同乡，自任国务总理后，深愿形成责任内阁以化除袁和各方面的冲突。可是这方面完全不为袁系的人所谅解，且认为唐加入了同盟会，有出卖袁系的嫌疑，因此内阁中袁系的赵秉钧、段祺瑞等都歧视唐。熊希龄亦非同盟会，且为袁所垂青，自亦不理唐，唐乃不得不和蔡、宋相接近。到了借款问题发生后，唐、熊益成水火，袁更利用参议院中共和党及统一共和党联合攻击唐，所以不待直督问题，袁唐已非分手不可了。
唐组阁时，原是以混合各党派的内阁相号召，结果闹得如此纷歧，于是大家认为混合多党派的内阁不是好办法，应该组织政党内阁，如英国式。
6月21日，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三党党员乃举行联合会，以交换唐去后对新阁组织的意见。同盟会坚持要求组织一个政党内阁，共和党则主张超党派的超然内阁，统一共和党赞成超然内阁却反对共和党所提“国务总理必举总统信任者”。这个联合会意见完全不能一致。
同盟会乃推派代表晋谒袁世凯，申述对新阁意见，建议组织政党内阁，绝不参加混合内阁，袁答复说：
“日前（唐）总理出京后，余派梁秘书长、段总长、梁孟亭君前后赴津挽留速来。日前唐递请假呈，现在假期尚未满，如唐仍肯回任，自无问题发生，如必要辞职则总理改派自不容缓。诸君所说超然内阁及政党内阁余均不能赞成。余意现吾国情形两种内阁均不适用，第一人才缺乏，如今专取共和党、同盟会或超然无党之人组织内阁，无论何方面均不能得许多人才。故余之意见非连合数党及无党之人共同组织，断不能成一美满之内阁，诸君以为组织内阁系从政党上着眼，余则纯从人才上着眼，如宋遁初（教仁）天姿才调逸越侪辈；蔡鹤卿（元培）学问道德一时敬服；王亮畴（宠惠）法学专家当世寡俦；刘子英（冠雄）于海军学有专门，才具亦可佩服。余荐举此数人为国务员并非以其为某党之关系，乃以为当世人材而荐举之也。我国现今党派虽多，而于一党之中求其人才与国务员地位相当者一时恐难求全。故余不注意党派，而专注重人材，其人为余深服者，无论甲党、乙党或并无党，但热心国事，余必引为辅助。
诸君深知吾国今日政党方始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