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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这套手法，就像袁对逊清王朝一样。段一切都师承袁，所不同的是：袁采取了总统制，集大权于一身，以后还想当皇帝；段则采取袁当年所反对的责任内阁制，段以内阁总理而集中事权。他捧黎当总统虽说时势所迫，也是一种很好的手法，因为黎不是北洋派，黎当了总统，北洋派的人都要防他，为了防黎，自然而然只有团结拥段了。
袁世凯之死，只是死了一个北洋派的老祖宗，他的得意门生和化身，却是无数个袁世凯活在世上。
段取代袁而为北洋派领袖后，北洋派便不像袁在世之日那么完整，以后的日子是北洋派逐渐走向分裂的局面，首先是直系和皖系，以后是南北战争 ，北与北战争。这一幕历史很像东汉末年董卓死后，他的凉州军阀们纷争的局面，它留给人们是无比的恶劣印象。倘若民国初年没有这一幕，而是蓬勃建设，中国怎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呢！
袁世凯死后第二天，陕西都督陈树藩就宣布取消独立，他发表通电如此说：
“袁大总统既已薨逝，陕西独立应即取消。树藩仅举陕西全境奉还中央，一切悉听中央处分。维持秩序，自是树藩专责，断不敢稍存诿卸，贻政府西顾之忧。抑树藩更有请者，独立虽共九省，而袁大总统之薨逝，实在未退位以前，依其职权，究属中华共戴之尊，溯其勋劳，尤为民国不祧之祖。所以饰终典礼，拟请格外从丰，并议定优待家属条件，以表我国民未尽之思。此外关于大局一应善后事宜，退请随时安示遵行，至深感祷。”
他的这个行动，段很满意，认为值得鼓励，于是在6月10日发表命令，任命陈树藩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从此陈树藩便成为北洋附属军人了。
陈的取消独立电受到北洋派以外全国各阶层的憎恶，国民党领袖之一的于右任打电报质问陈：
“阅公阳电，使人发指。陕西独立，取名护国，自当与西南首义诸省取一致行动。今袁氏朝死，暮即取消独立，且殷殷推袁为共戴之尊，不祧之祖，是则陕西何必独立，独立岂非叛祖？尤异者，请对袁氏饰终典礼从丰而外，又请定优待家属条件，试问袁氏遗产岂少，何待越俎代谋？军兴以来，战地人民死者不下数百万，此等家属，更谁恤之而谁怜之？”
第二个取消独立的，是四川都督陈宦，他是于6月8日宣布，并有电给北京国务院，电云：
“川省前因退位问题，与项城宣告断绝关系，现在钧座既经就职，宦谨遵照独立时宣言，应即日取消独立，嗣后川省一切事宜，谨服从中央命令。除通告各省外，伏乞训示祗遵！”
他之出此也有出的理由，因为他接到黎元洪的策士蒋作宾、金永炎、哈汉章三人发来的密电，以乡谊来劝诱他，现在大总统是湖北人，湖北人应该捧湖北人，如果四川能为西南各省倡导，对当前局势是有贡献的。这些话很能行动陈，何况陈和黎还有一段共事之谊，便是陈未出京前，担任参谋次长，黎则是挂名的参谋总长，黎、陈因为有同乡之私，所以相处甚洽，由于既是同乡又曾同事，陈也觉得应该捧黎的场，所以他未和蔡锷和护国军方面联系，便通电取消独立。
陈这一着却错了。他讨好黎，却不知黎是个无权无实的光杆总统，有实权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对陈宦却极不谅解，这是为了陈宦宣布独立时的通电中，亲笔加了一句“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一句话。陈当时卖弄聪明，认为袁垮台已属必然，和袁个人断绝关系并不是和北洋系断绝关系，可是这句话在段看来则完全不可宽恕，段很重视道义的，他对“公”、“私”两字的界限划分得非常清楚。段认为凡是受过袁私恩的人，在公的立场上反对帝制则可，在私的方面叛袁则不可，叛袁是忘恩负义，是北洋系的叛徒，段正以北洋系正统领袖自居，他觉得昨天你可以和袁断绝一切关系，明天何尝不可以和我断绝关系？这种人还可以用吗？这是段觉得陈不可用的第一点。其次是陈之取消独立，不是因为段的促成，而是响应黎元洪左右策士（段认为这些人都是小人）的指使，表示对黎的忠诚，这是叛离了北洋系，更是和段利害冲突的。第三是在交往方面，陈宦过去和段相交甚浅，自陈宦督川后，陈一直是和冯国璋相呼应，冯正是和段争夺北洋系领袖的两大对头。四川未独立前，陈宦和冯国璋亦步亦趋，曾派代表到南京联络，而陈下面的旅长冯玉祥也曾派代表向蔡锷建议，在袁下台后拥冯国璋为总统，蔡对此未表示意见，但曾把这个建议转给西南护国军参考。而陈也秘密向蔡建议，在袁下台后实行联邦制，推冯国璋为联邦总统。陈的这些意见段当然也知道，所以段对陈非常不满。
由于有以上因素，所以陈宦宣布四川取消独立后段对待陈宦并不像对待陈树藩一样，并不派他为四川将军和督理军务，这一来陈的处境就非常狼狈，他因取消独立，自然不能再称四川都督，而北京政府又不给他督理军务，他于是两头落了空。
早在陈宦宣布独立时，袁世凯就在四川放了一把火，他提升川军第一师长兼重庆镇守使周骏为重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令他率军进驻成都，驱逐陈宦。
袁死后，段继续这个计划，他授意北洋军驻川统师曹锟暗中支援周骏，叫他继续进兵成都，夺取四川西部。周骏有了后台撑腰，勇气百倍，他派兵进占永川、隆昌、内江。并派旅长王陵基率兵五营进抵资中，截断成都叙府之间的联系。同时周骏喊出“川人不打川人”的口号，以博取护国军方面的川籍将领刘存厚、熊克武等的同情。
当陈宦在宣布独立时，曾取得蔡锷的保证，护国军方面承认维持陈的都督地位，必要时派兵支持陈，以应付复杂的四川局势。所以在周骏进兵成都时，陈宦便接二连三地向蔡告急。由于陈宦已取消独立，护国军和蔡锷都没有一定要援助陈的义务，不过周骏在四川停战时接受袁的重武将军任命，等于是执行袁的任务，护国军是反对的。同时周骏口口声声川军要联合对付滇军，挑拨川、滇军的感情，蔡锷在责任上自不能不制止。
然而蔡锷的实际处境是如何呢？他的喉结核症已非常严重，几乎讲话都讲不出来，他又是一个遇事躬亲的人。过去半年他不仅忙于指挥军事，还要自己处理文书，他手中这支护国军只是一支又疲又困，饷械两缺的孤军。他责任心很强，这时袁虽作古，可是四川问题依然严重，他深觉自己不能撒手不理，但如果要管，就需要增强军力，所以他电请唐继尧补充兵源和武器。就在这时候，陈宦求援的电报接二连三地到达，他在万难中只好非常勉强地抽调刘云峰一个梯团，经由叙州开到自流井，等候兵力集结后，再向内江和资中出击。
陈宦自己统率的北洋军共有三个混成旅，一个是李炳之，这时在重庆已被曹锟扣留。一个是伍祥桢，一个是冯玉祥，伍、冯两人都在成都，却不肯替陈宦卖力。陈一再哀恳，冯玉祥才勉强的派新编杨志澄一旅到简阳外围布置防线，遇到对方王陵基的部队，未经战斗就溃了下来，王陵基经龙泉驿直逼成都。陈宦被迫向周骏乞和，约定一个星期内交出成都，周骏则限陈三天内缴械投降，否则用大炮轰城。
这时唐继尧派来的增援军已兼程赶到了四川。6月25日蔡锷派罗佩金率领新到的顾品珍梯团增援成都，一面电请北京政府制止周骏攻城。可是一切都太晚了，陈宦让成都的限期已到，他于25日凄然离开了成都，变成了逃亡将军。
第三个取消独立的是广东。广东都督龙济光于13日电达中央，内称粤东独立已于6月9日取消，其文云：
“北京国务院段相国钧鉴：我公总秉国钧，再造共和，旋乾转坤，重光日月。济光已于青日率属开会庆祝，上下胪欢，军民一致，即日取消独立，服从中央命令，惟粤省党派纷歧，诸多困难，俟部署周妥，再电驰陈。龙济光叩。”
段复电优奖龙济光，说他：具有世界眼光，急谋统一，热诚爱国，深堪嘉慰。该省善后事宜，统由该上将悉心筹画，妥为办理。
九十七、洪宪余波
袁世凯时代，政治上的流行名词特别多，如北洋三杰、嵩山四友、四大将军、四凶、六君子、七小人、西山十戾、十三太保等。
北洋三杰前面已介绍过，就是龙、虎、狗。王龙、段虎、冯狗。王士珍神龙见首不见尾，故曰龙，其实他在北洋三杰中官位不及冯的代总统和段的执政，也未抓过实权，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尊他为龙，因为中国士大夫传统风格以让为德；段祺瑞善怒而有威，故曰虎；冯国璋好说话，滔滔不绝，故呼之为狗。
嵩山四友前面亦已提过，就是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
四大将军是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荫昌。
四凶是赵秉钧、陈宦、朱启钤、梁士诒。
六君子本书前面已提及，是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
七小人是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
西山十戾本书开头时曾提到，是附会整个清王朝的重要人物，即：多尔衮（熊）、洪承畴（獾）、吴三桂（鹗）、和ɡ牵⒑＠疾欤浚⒛旮ⅲㄖ恚⒃⒄胖矗ê铮⑽魈螅ê⒃揽蝮。�
十三太保就是“六君子”加上“七小人”的总称。
“六君子”本来是代表人物的名词，史书上我们曾看到好多次：
第一批是唐玄宗时的陈宜中等六君子；
第二批是宋宁宗时太学生周端朝等六君子；
第三批是明僖宗时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
第四批也是明僖宗时周起元、缪昌期、周顺昌等六君子；
第五批是光绪朝戊戌维新的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六君子；这六君子因帮助光绪变法，被慈禧斩首于北京菜市口。
最后的六君子是民国4年发起筹安会的这六位先生。
第五次和第六次的六君子，都和袁世凯有关，戊戌年袁世凯出卖新党，以六君子的头颅换得他的富贵，使他得以获得慈禧的宠信，掌握清末的军政大权，最后取得天下；到了民国4年，却因洪宪六君子而促成帝制，最后因称帝而众叛亲离，83天皇帝梦，把生命也赔了进去。后人论袁说他以“六君子”起家，以“六君子”亡身。
最妙的是：袁世凯一生与湖南人特别有关系，戊戌六君子的核心是谭嗣同，因为谭嗣同传达光绪的密诏，要袁兵谏结束慈禧和她周围的守旧派势力，袁据此向慈禧和荣禄密告，而导致戊戌政变。谭是湖南浏阳人。洪宪六君子的主角是杨度，杨度是湖南湘潭人。最妙的是打倒洪宪皇帝的蔡锷，也是湖南宝庆人。
外国报纸称洪宪六君子为“君媒”。其实这六个君媒真正主角是杨度，助唱是孙毓筠，其余四人都只是“边务大臣”。这六君子如细分一下，其中有三个湖南人，有四支鸦片烟枪，一个纵横之士，一个失意军人，两个国民党人，两个书呆子。杨度是创办人又是包办人，其他五位都是他所物色而来的，其中只有李燮和是因穷困投奔老朋友找碗饭吃，碰上了这个“大好机会”。筹安会成立时杨发表谈话称：“我素为主张君宪之一人。辛亥年组织国事共济会时，曾建议由国民公决政体，其时因国会未产生，只得从总统之后，成立共和政体。现与同志数人研究共和、君主孰宜于中国，与共济之宗旨正同。我以为立宪非君主不可，君主又非立宪不可，这四字不能增减一个。”
袁的局面在垂危时，帝制已撤销，首倡帝制的杨度当然成为众矢之的。早在袁尚未生病时，4月12日，杨度即呈辞参政职，他的辞职呈文如下：
“……备位参政，一年于兹，虽勉竭其微忱，究无补于大局。世情翻覆，等于瀚海之波，此身分明，总似中天之月。以俾士麦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乱国，即令有心救世，终于无力回天。流言恐惧，窃自比于周公，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孟子。所有辞职缘由，理合呈请大总统钧鉴！”
后来有好事之徒把这呈文戏改数字，刊于报上：
“备位参政，一年于兹，虽勉竭其狐能，究无补于帝制。燃犀镜澈，毕竟公道昭然，拍马技穷，自悔天良丧尽。无俾士麦之霸才，羡日耳曼之宰辅，即今有心献媚，终于无福封公。流言恐惧，窃难免于狗烹，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兔脱。所有悔罪辞职缘由，理合奏请大皇帝圣鉴！”
平情而论，杨的政治主张是不合潮流的，可是他却不是一个翻云覆雨、投机取巧的政客。他自清末民初，一贯主张君宪，他在政治节操上比梁启超和章太炎有原则。若说筹安会是逢君之恶的乱阶，杨度也不过是奉袁家父子之命行事，袁如没有帝制自为之心，杨度又岂能把皇冠勉强加诸袁的头上！
自帝制取消后，过去陷害国民党的特务们，忽然负起了监视帝制祸首的新任务。惩办筹安会六君子以谢天下之说大炽。达官要人均大难来时各自奔，纷纷出京避难。报载杨度畏罪先逃，这是小看了杨，他一直端坐在丰盛胡同私寓，在一片索债声中，过着苦难日子，国史馆员向他索薪，泰来洋行向他讨修房子的工款。
5月1日京津《泰晤士报》记者访问杨度，杨仍纵谈大势，一如平常。记者形容杨态度安闲，词意坚决。杨说：
“政治运动虽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除君宪外，别无解纷救乱之方……梁任公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我则始终守着本位。但我们友谊未变。……国体问题，我应负全责，既不委过于他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报载我已‘窜’，你看我窜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且退一步言，政见不同，亦共和国民应有之权利。”
惩办帝制祸首是在7月14日以黎元洪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命令。祸首名单只有八人，就是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原来这个名单也是几经修改补充的，护国军方面提出祸首名单是13名，后来人称这13名为“十三太保”，那是“洪宪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加上“洪宪七凶”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老实说，参加帝制活动的，怎么会才止这13人，不过护国军方面认为袁是罪魁祸首，巨头已死，不必牵连过广，只要象征式地惩办一下，以对全国人民有所交代就行了。
虽然只是象征式，可是北洋方面因为帝制祸首和他们是有血肉关系的，所以名单的决定就很困难。
照理，所谓罪魁祸首，应该是变更国体，制造内乱的国事犯，然而当北京政府研究祸首名单时，首先是袁克定从彰德打来急电，替雷震春、张镇芳乞情。于是这两个名字便从名单上剔出了；接着冯国璋自南京来电替段芝贵求情，而李经羲则力保严复和刘师培，强调这两人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名单中又少了这三位；又有人向段祺瑞建议，李燮和和胡瑛曾是同盟会会员，为了对国民党表示好感，通缉名单中不必列国民党方面的人，因此又少了两名；最后为了袁乃宽是袁世凯的族侄，所以也被取消，这样一来，“六君子”只剩杨度和孙毓筠，“七凶”只剩朱启钤、周自齐和梁士诒三个交通系的领袖。而原来所谓十三太保的名单变成了“五太保”了。在决定五名祸首名单时，也有人替梁士诒求情，说：“加入此人，则金融界将起莫大之恐慌。不如留下他将来替政府筹款。”黎元洪大不谓然，他生气地说：“那么，我们不如干脆不下惩办祸首的命令吧！”
由于名单上祸首名字越来越少，北京政府自己也觉交代不过去，才很勉强地加进了顾鳌、夏寿田、薛大可三名非首要分子。老实说罪魁祸首随手拈来不计其数，如果顾鳌等三人都算数，这张名单可以达五百人了。所以惩办祸首，在北京政府方面只是敷衍塞责，通缉令也是通而不缉。通缉令颁布前，杨度和孙毓筠避往天津，刘师培由西华门外私宅迁至法国医院，后来知道自己榜上无名，才和严复同至黎元洪寓申谢。杨度在天津，卜居天津清鸣台八号。当时有人曾以“一羊驱三午”相讥，羊指杨度，三午是魏午庄、端午桥、夏午诒。杨在天津屡欲赴京自首，被家人环阻。
两位变节的国民党人，一位是孙毓筠、一位是胡瑛。孙、胡两人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党人或死或逃，他们感觉到国民党已无复苏之望，乃有自寻生路的企图。筹安会成立后，孙自谓“大病不死，大难不死”，于是皈依佛法，延请谛闲、显珠二大法师讲经，并拟开办佛教大学一所，且介绍谛闲至团城和袁克定见面。袁克定说：“因为多病，病中看佛经颇有心得。”谛闲告以：“公子将来大贵，请爱惜此身留为世用。人世法与出世法本自圆融。”袁说：“将来若有那一天，必为佛门尽力。”当国体投票前，孙著《反对世袭总统议》，是六君子的第三篇劝进大文。惩办祸首的通缉令下后，孙已赴天津，外传孙在天津廿七路自杀未遂。
胡瑛是宋教仁的同乡，湖南桃源人，长沙经正学堂出身。辛亥革命前，他是个视死如归的革命斗士，与吴樾同谋炸五大臣的有他；乙巳同盟会成立时首先加入的是他；化装在京汉线跟踪铁良，欲伺机行刺的，也是他。他说话口音像桃源话又不像桃源话，像湖北话又不像湖北话，像四川话又不像四川话。至于他的身份，有时是革命党，有时是军人，有时却又是政客。他是个惯走极端的人，革命革到极端，坐牢也要革命，反动也反到极端，甘为帝制祸首。他在北京住在石驸马大街。他的不幸是：做革命党要亡命，加入筹安会也要亡命，尤其不幸的，是如今亡命偏遇着对头——京师警察厅长吴炳湘，吴正想找一个弱者开刀，所以派侦探一直监视他。
六君子中的著名学者严复，参加筹安会是糊里糊涂的，只由杨度一片说词，第二天报上就登出他的大名，赫然在筹安会发起人中。不过以后筹安会的通知单一次两次地送上门来，他既不移步到会，亦不否认列名，只来个不理不睬。当梁启超发表那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