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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三国演义里不曾出场的赵俨，在赤壁前就为曹操驻守荆州附近协调各个将领的关系，是个荆州通。这次，他终于出了一次风头。
注2 关于关羽被俘/被杀的地点，有章乡和临沮两处之说。三国志关羽传潘璋传中记载为临沮，而吕蒙传和资治通鉴则记载为章乡。
第二十一篇 十九年前的预言
始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终于十二月的襄樊江陵之战，以关羽的败亡荆州的沦陷而告终。这对于蜀汉而言是重大战略失败，标志着隆中对的彻底破产。然而，这举足轻重一战的主角蜀汉对此的记载含混不清。从关羽官拜前将军同时假节钺看来，这么大的军事行动肯定经过刘备的批准至少是默许，但三国志先主传中只有“时关羽攻曹公将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孙权袭杀羽，取荆州。”这么几个字。与汉中之战对比，有法正的可行性分析于前，杨洪的必要性分析于后，而这一次却什么也没有。如此简单的纪录当然会使后人产生各种各样的猜测。那么，关羽为什么要打这一仗，又为什么几个月就从天堂掉进了地狱？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将视线拉大，首先从全局来审视这个问题。
刘备的根本战略，是隆中对。应该说，一直到汉中的夺取，这个战略执行得是相当顺利的。然而，当刘备加冕汉中王后，再回过头来仔细审视，就会发现与当初“跨有荆、益”这样一个计划相比，此时的局面却是西肥东瘦的一个怪胎。与西面益州汉中的一帆风顺相比，东面的荆州可谓坎坷艰难。自从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蜀汉向东吴归还了江夏等三郡后，关羽手下的几万大军被挤成了一根油条，北起江陵南至零陵，手里同样只有三个郡。而且看看地图就明白，分布极不理想。除了江陵以外，另外两个郡都地处边远，零陵简直有要从地图上掉出去的感觉。不要小看这个“远”字，它给后勤带来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靠陆地运输，成本高得惊人：按照曹操给孙子兵法作的注解，后方收集的二十钟粮草只有一钟能够运到前线（注1）。而湘江既然成了吴蜀分界线，依靠它水运是无法安心了。况且，僻壤往往意味着穷乡。这样的根据地对关羽来讲，打仗时完全指望不上。对此，我认为刘备关羽其实是心里有数的：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东吴以吕蒙鲁肃南争三郡时（孙权是在刘备动身后才赶来），刘备立刻就从成都带了五万大军来帮忙，而关羽也只是在援军来了后才敢南下对抗。关羽靠这样的三个郡独力南下连东吴这个小鬼都打不动，北上又怎么能对抗曹魏这个老妖？因此在大动干戈之前寻找时机扩大荆州的实力并取得相应的纵深，对刘备关羽是无法绕过去的一步。之所以在蜀汉在长期的战事中荆州的关羽保持了相对的沉默（小摩擦不断），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战略原因。从刘备入川到夺取汉中，在巴山蜀水一直是大打出手，因此他必然要求荆州（先诸葛后关羽）采取稳健的态度，甚至不惜以一定的屈辱来保住这一块根据。这里一旦再有什么风吹草动，刘备就真的手忙脚乱吃不了兜着走了。第二，战术原因。上庸一带一直是曹魏的地盘，关羽如果北上，他们随时可以顺汉江而下威胁关羽的侧翼，局部上关羽也不得不老实点。建安二十四年五月刘备攻克汉中，六月上庸等地投降，七月关羽就动兵北伐。这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汉中胜利对关羽的精神鼓励，侧面的威胁解除，反而可能成为支援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大方向上既然没错，为什么短短几个月间就从水淹七军变成了传首洛阳？原因当然不止一个，但最根本的原因，个人认为是对手的不答应。换句话说，关羽的计划一厢情愿，低估了对手的反应。战争，毕竟是双方甚至多方的“合作”，而不是一个人的独舞。曹操在赤壁后，对吴蜀的局部攻势采取了防守的态势。乍一看，公瑾打南郡，曹操不曾还手；刘备攻汉中，孟德没有硬撑。诺大的魏武帝曹孟德居然会唯命是从，为什么？很大的原因是南郡汉中背后还有襄阳长安这样的据点，这样我的前方虽然败退后方依然稳固。然而，襄樊一带对于曹魏实在是太敏感了，因此这位魏武帝一改退缩的战略而是在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动武，动用了军事政治外交的多种手段对关羽进行全方位的围剿。水淹七军战术上是个大红灯笼，战略上却是个大红灯：赤壁后无论曹仁多么困窘，甚至被周瑜打出江陵时曹操也不曾派出援军，关羽却荣幸地享受了这一待遇。以曹魏的实力，有第一批于禁就会有第二批徐晃，有第二批徐晃就会有第三批张辽，没有后援的关羽迟早挡不住对手的前仆后继，夏侯渊就是他的“师兄”。第二，那个孙刘联盟早就不是联盟了。当年孙权刘备为了南方三个郡差点玩命时，就已经标志着孙刘联盟的实亡，只不过曹操进攻汉中的举动让它又名存了一阵。赤壁之前匆匆结成的孙刘联盟，根本上是个利益的联盟，而因为利益而结成的联盟迟早会因为利益而解体。外交上的无礼往往就是无理，而关羽大骂孙权“虎女不嫁犬子”于前，强抢湘关米粮于后，对此登峰造极。他显然没有意识到他正一步步地把碧眼儿变成红眼狼。果然，本来就想找茬的孙权看到荆州有利可图时毫不犹豫地亲手在关羽背后捅了一刀。这一刀是对关羽致命的一击，否则他兵败虽然难免，被杀还是不易。第三，围棋上有一句术语，恶手的90％是过分。这句话用在关羽身上，一点也不过分。虽然靠大雨把于禁泡成了金鱼，整体上关羽的部队并没有表现出与其野心相称的战斗力。围攻樊城三个月襄阳两个月，毫无进展，反而把自己拖垮，完全应验了孙子兵法上“攻城为下”的说法。回想一下刘备入川时先后从荆州带走了多少精兵猛将，这样的结果其实是合理而可以预料的。旁观者清的东吴早就看透了，吕蒙陆逊的诡计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假定：关羽靠现有的人马啃不动曹仁，必须拆东墙补西墙，而这正是关羽的命门。反过来看看关羽正面的对手曹仁（徐晃虽然出尽风头，但曹魏一方的关键还是冒着当第二条金鱼的危险而死守襄樊的曹仁），赤壁后从周瑜打到马超，从马超打到侯音，手下的人马全都是身经百战。招兵容易训练难，一群刚刚上阵的新手凭什么和曹仁这样的老油条对敌？师老兵疲后再和徐晃激战，只能是自取其辱。打不赢，不愿撤，守不住，没路逃，还能有什么结果？第四，刘备的举动令人费解。关羽建安二十四年七月进兵，到兵败被杀时整整五个月却没有见到蜀中的一兵一卒。这样，关羽的这个行动虽然有贯彻隆中对初衷的意味，却直接违反了隆中对“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两翼齐飞的部署，变成了孤军深入。关羽曾要求上庸的刘封孟达等人出兵，被冷拒。其实，这个因素并不能改变关羽孤军深入的态势，个人认为来了也没用。而刘备为什么会对关羽坐视，既不派援军也不从祁山等地对曹操施加压力，哪怕跺跺脚？建安二十四年五月，刘备虽然取得了汉中之战的胜利，但不要忘了，这一胜是他连成都的炊事员都打发上前线后死拼出来的。吃奶的力量都已经用尽的人又怎能不停下来喘喘气？当然，称汉中王后的刘备确实也有了一丝松懈，但关羽本来就不能指望太多。刘备对此应付的责任，主要应该在对吴蜀矛盾激化的忽视以及对吴魏联盟的一无所知。这样看，关羽选择了一个看似最佳实际最差的时机动手，败亡也就是时间问题了。
跨过长江，让我们再将江东的孙权剖析一番。作为一个雄心勃勃志在天下的人，不能称霸天下也要开疆裂土，是碧眼儿的凌云壮志。仔细地分析吕蒙之前周瑜鲁肃甘宁等人向孙权提出的军事战略，就会惊讶地发现他们的不约而同之处：都是认为“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而建议孙权先西取巴楚北定汉中，此后再与曹操决一死战（注2）。可见，全有荆襄进据长江，并西图巴蜀一直是江东的战略目标。从这个东吴版的隆中对来看，吴蜀盯上的是同一块蛋糕，利益直接冲突，本应是死敌。面对北方曹操的巨大压力，他们才结成了孙刘联盟。当赤壁后荆州几经反复落到刘备手里后，这个军事战略便与孙刘联盟的外交方针直接冲突。因此孙权对刘备的具体手段，也一直徘徊于外交和军事之间摇摆不定。然而，具体的手段虽然有商量，控制长江的大目标一直未变：当发现蜀汉表现出了与东吴的对立，荆州有失控的危险时，即使是鸽派的鲁肃也单刀赴会寸步不让，终于迫使蜀汉吐出了三个郡。同时，东吴的统帅大都英年早逝，孙权在他们互相冲突又变换频繁的外交方针难以取舍的情况下，一成不变的军事战略就成了他的不二选择。吕蒙的战略虽然违反了他前任鲁肃的外交方针，但却继承了前辈们的军事意图，这是能得到孙权首肯的内因。
从外部环境看，东吴向外进攻的路线无非是两条，西面的荆州和东面的淮南。孙刘联盟后，既然无法对荆州动手孙权就自然地采取了以下的军事部署：自己亲率主力攻打东边的淮南，并一直以周瑜鲁肃吕蒙等最得力的大将坐镇西面的荆州。然而，出乎孙权的意料，曹魏在淮南合肥一带的防线一直坚固，逍遥津上张辽的“放肆”更是彻底打断了孙权的“胡思乱想”。东线攻打北魏无望的情况下，只有回到老路上来瞄准荆楚。因此，偷袭关羽夺取荆州这一战对东吴的得失可以分析，但究其动机，绝非一时之头脑发热见利忘义。
从表面上看，北方的曹操在付出了于禁几万人马后一无所获，反而让东吴的孙权坐收渔利轻易将江陵夺取，无奈地吞下了一杯苦酒。然而，这杯酒的后劲十足，越品越甘美。首先，襄樊硝烟散尽不久后就引起了连锁反应，几乎完全补偿了曹操的损失：第二年的黄初元年（公元220年）七月，孟达因与刘封不和而叛蜀投魏，徐晃夏侯尚等人出兵击败刘封，上庸等地再次回到曹魏的手里。其次，最重要的是曹操终于做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事情：拆散孙刘联盟，并直接导致双方火并一场。黄初二年（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七月刘备“蜀主窥吴向三峡”，一年后便兵败“崩年亦在永安宫”。战术上蜀魏是鹬蚌东吴是渔翁，战略上则是弱小的吴蜀自充鹬蚌，两边都元气大伤时才回头是岸。然而，晚了，从此苦海无边，双方谁也再不能从曹魏这个本来就强壮的渔翁手里沾到任何便宜。下一次三国大的领土得失，就是邓艾钟会羊祜杜预了。写到这里，不由得回想起十九年前的一位天才军师的预言是多么准确：
“六国萤萤，为赢弱姬！”
注1 这并非危言耸听。举一个现代的例子，二战时中国被压缩在西南一隅时，不得不依赖通向印度缅甸的公路取得外援。然而，代价惊人：每向中国运送一吨物资，路上要消耗掉18吨！铁路出现前陆地运输成本之高昂，出乎大家的意料。
注2三国志周瑜传：“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戚操，北方可图也。” 鲁肃传：“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甘宁传：“今汉祚日微，曹操弥憍，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兒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财谷并乏，左右欺弄，务於货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战具，顿废不脩，怠於耕农，军无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
第二十二篇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正月，关羽授首吕蒙病逝之后一个月，带着一身疲惫返回洛阳的曹操还来不及品味救援襄樊离间孙刘斩杀关羽的胜利，就以六十六岁的高龄去世。虽然名正言顺的三国时代起于他身后的曹丕，但毫无疑问，这位戎马一生的魏武帝才是三国时代的奠基人。鉴于曹操对三国的重要影响，这里对他的生平进行一个简单的评论。
三国演义中将曹操描写为一个汉朝的篡逆者，其实并不公平。东汉时期，外戚宦官轮流掌权，朝野上下乌烟瘴气。步入建安年代，东汉朝廷早已无可救药。对此，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评论道：“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董卓擅行废立，刘焉自造龙袍，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的乱世中，曹操一直保持了对朝廷的尊敬。早在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就有人阴谋推翻汉灵帝另立新主，拉拢当时任议郎的曹操时被其拒绝；联军讨伐董卓时，与其他人观望顾虑相比，曹操身先士卒奋力进取；初平二年（公元191年）韩馥袁绍等人又想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再次为曹操所拒绝，并明确提出：“诸君北面，我自西向。”你们可以去听那个北方幽州牧的，我依然忠诚于西面的汉献帝；李催等人祸乱长安，献帝一行狼狈从他们手下逃命时，漠然无视者有，趁火打劫者有，落井下石者也有，曹操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主动迎接献帝的人；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十二月，吴魏合作击杀关羽后孙权上表劝进称臣，曹操也不听：〃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啊！〃。这一系列的言行中虽然有曹操的慎重权谋，但客观上不能否认是对朝廷的尊重。至于曹操诛杀董承（原为董卓女婿牛辅部下，按照三国演义看出身的标准应为“漏网之鱼”）伏完等皇亲国戚，毕竟是他们动手于前曹操反击于后，难道能指望曹操高高兴兴地等死吗？况且，东汉的败落就是败落在外戚宦官的手里，目睹着天下如何大乱的曹操对此一清二楚。诛董承杀伏完的同时，曹操也规定了自己“后宫”的人一律不得干涉朝政，即使对亲儿子曹彰等人也是“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才高八斗的曹植为人放荡，曾私自“开司马门而出”（注1），他的车夫（司机）立刻就被处死（曹植失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违法乱纪。曹丕或许是有贼心没贼胆，曹植则根本不把当不当贼当回事）；曹植的妻子衣服太华丽，违反了自己提倡节俭的命令后尽管是儿媳妇照样砍头（狠是太狠了）。综合这些回头看曹操诛杀董伏等人，客观上有避免重蹈覆辙之意，并非单纯的以牙还牙。
曹操虽然大权在握，但一直尊重汉献帝权威，甚至自己的生死也交在献帝手里。曹操晋见献帝，都按照当时三公见皇帝的惯例，左右有虎赉手持利刃相随。建安十九年，曹操诛杀伏完的同一年，献帝曾对曹操说：“您如果认为我值得辅佐就请辅佐，不能的话也随你。”那时献帝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将曹操杀死，曹操听到这样的言语后大吃一惊，汗如雨下（此后曹操真的不敢上朝了）。当然，曹操回去后一句话也可以反过来杀掉献帝，但是献帝没有下令杀曹操，曹操也没有因此对献帝有什么不恭。由此可见，献帝对曹操还是比较信任的，至少认为 1，他，或者说这个天下还需要曹操；2 曹操不会加害他。不明白为什么类似的话，刘备对诸葛说出来，就是赤胆忠心，而献帝对曹操说出来，就是欺君罔上。曹操说过的“设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其实是大家都明白的事情。客观地说，应该称曹操是东汉王朝的终结者和继承者，他让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安祥地渡过了最后的岁月并顺利地继承了其“遗产”。
曹操的军事文学才能很少有人否认，稍微有争议的是他的政绩。个人认为，他的政绩与军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回顾三国前的历史，东汉桓帝年间，中国的人口曾经达到五千多万，但到了三国时锐减到七百多万，甚至还不如四五百年前动不动就“斩首十万”的战国时代（那时还有一千多万）。杀光这么多人不可能，但饿死却不难。究其根源，无非是天灾人祸。自东汉桓帝灵帝以来，旱灾、水灾、瘟疫、暴动、少数民族叛乱不断，民不聊生之余人口、户数大量减少。根据后汉书记载，汉桓帝时期，比较大的灾祸有“延熙九年（公元166年）春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按照这个估计，仅此一年这两地就饿死了大约三四百万；汉灵帝时期，“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光和五年（公元182年）二月，大疫。”，“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夏，大旱”。其余小规模的天灾、少数民族叛乱或入侵，不计其数。加上爆发于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和随后的军阀混战后，生产遭到了完全的破坏。这样的乱世中，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使民众丰衣足食，是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然而，汉末三国中的各个诸侯中，军事上有才能的不少，内政上有作为的不多。政治经济上的成功与失败都会自然的反映在军事上（反过来，绝不容易），大多数的人因此吃尽苦头，最终受困于“米”而连证明自己是否是“巧妇”的机会都没有。恢复生产的方法，无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