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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床上起不来了。张母见状万分焦急，连忙过来询问，只见儿子脸色煞白，双拳紧握，身子不断地颤抖。再看看身上，上衣前襟有斑斑血迹，一双新换上的布鞋也踏上了血，尤其使她吃惊的是儿子的右手上，也沾着血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守在张柱床边问了半天，张柱却只是摇头，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张母无奈，只好打了一盆水，把儿子手上的血迹洗净，又费了不少劲儿帮儿子脱下血污的上衣，泡在盆里。那双新鞋已被血染脏，看来没法穿了，只好拿出去抛在墙角的垃圾堆里。料理完这些事，她才想起儿子自半夜出门还没吃饭，急忙到厨下取出几个鸡蛋，准备做饭。这时，大街门却被砸得“咚咚”直响。张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活了五十多岁，还没有听到过这样猛的砸门声，心中不觉一颤，一种不祥的感觉上了心头。她有点慌乱地放下鸡蛋，站在院子里问；“谁呀！”听到外面喝喊：“少废话，快开门！”张母知道大祸就要临头了，猛然想起从儿子身上脱下的衣服和扔在墙角的沾着血的鞋，她意识到这些东西可能会对儿子产生威胁，于是发疯般地跑到墙角拾起鞋，刚要藏匿，大门已经被撞开了。几个番役满脸凶气地冲进来，一把夺过张母手中的鞋，看了一眼，冷笑着说：“怎么，要销毁证物？’：张母又惊又怕，嘴里喃喃地说：“不……不……”，带头的番役不再搭理张母，下令“搜”！这些番役都是久在东厂的侦缉老手，没有费劲就把泡在盆里的衣服提了出来。由于泡过血衣，盆里的水已变得殷红，番役更加理直气壮，冲进屋去就把张柱揪了起来，张柱此时只觉迷迷糊糊，混身发软，一名番役“哗啦”一声抖开锁链，套在张柱脖子上，连拉带拽地把他拖出屋来。张母见儿子被锁，“咕咚”一声跪在地上，哀求道：“我儿子有病，请公公们饶了他吧，我愿替儿子去东厂。”番役们见张母拦路，飞起—脚踢过去，可怜张母一个枯瘦老人，怎禁得起如此猛踢，当即昏死过去。带头的番役喊声“走”，其余几名番役抬起张柱，扔到马背上，然后翻身上马，横冲直撞而去。
当番役们的马蹄声消失后，张母从昏迷中醒过来了。她望了一下自己的小院子，只见街门倾坏，杂物狼藉，一副被劫后的凄惨样子。她下意识地叫了一声“柱儿”，却没有听到回音，这时她才从迷朦中清醒过来——柱儿不是让东厂抓走了吗？想起平日母子相依为命，想起老实善良的柱儿对自己的百般体贴，想起今天早晨发生的桩桩奇事，她心中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孤独感，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她想挣扎着坐起来，可是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一点力气也没有，左肋下被番役踢过的部位一阵阵疼痛，她不禁痛楚地呻吟起来。
邻居们过来看望了，他们心里都好似揣着一个闷葫芦，对今天发生的事感到不解。从张柱平日的为人看，谁也不相信这个热情善良的青年会去杀人，可听了亲眼见到尸体的人绘声绘色的讲述，又谁也无法否认张柱与这桩杀人案有解不开的关系。他们现在来看望张母，完全是为了报答张家平日对自己的帮助和周济。张母饮泣着，脸上那种凄苦的表情，也感染了邻居，有人偷偷地陪着她掉起眼泪来。他们把张母扶起来，搀扶着走进屋去，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安慰起来。但是失子的惊痛，家破人亡的悲怆，以及为儿子担扰的心情，交织在张母的心中，什么样的安慰能够驱散得了呢？张母挣扎着走下地来，打开张柱平日使用的小柱，颤巍巍地取出了几件平日穿的衣服，又把一条薄被小心地叠好，打成了一个小包。她想起厨房里还有刚刚煮好的鸡蛋，就跌跌撞撞地走到厨房，把鸡蛋全都放在一个碗里，用一块炊布包好。她知道不管是谁，只要被抓到东厂，是不会轻易放出来的，而自己现在所能做的，只有给儿子送几件衣服和一点吃的了。她语无伦次地向邻居们致了谢，请大家回去，然后背起小包拄着一根竹杖，拖着疲倦的身躯去东厂看望儿子了。
但是张母来晚了，张柱被抓进东厂后，立即遭到了严刑审讯。被害人张孙氏的儿子张福，在张柱被抓回之前，已经先赶到了东厂，投上了指控张柱杀人的状纸。当时在东厂值班的是一位名叫李青的理刑百户——按照当时东厂的编制，东厂的最高官员由司礼监掌印太监担任，官衔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俗称“督主”或“厂公”，他的底下有一名掌刑千户和二名理刑百户，俗称“贴刑”，“贴刑”下还有掌班、领班、司房等官员，都是专司侦缉工作的。平日里“厂公”并不常到厂里来，一应人犯都是由“贴刑”进行审判。这“贴刑”心肠最狠，审理案件总是用酷刑逼供，恰恰李青又与原告张福有过一些交往。他接到张福的状子，正待发签拿人，番役们已将张柱擒来了。李青验看了杀人的物证——竹筐、镰刀、绳索，以及从张家中搜出的血衣、血靴，已完全认定张柱是凶手了。所以张柱一被押上堂，李青就立逼他招供杀人之罪。张柱平日虽然胆小，但却有股耿直劲儿，在公堂之上，把自己如何发现死尸，如何被吓得惊惶逃走，原原本本讲了一遍。李青哪里肯信，吩咐动用大刑，一个时辰之内连施两遍夹棍、一次烙铁，又搬出了最残酷的灌鼻、钉指等酷刑。可怜张柱带着病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当行刑人把一根根竹针从他手指甲拔出来时，他已经奄奄一息了。不过张柱还算真有骨气，一股犟劲儿上来，任你百般用刑，就是不肯招认。李青审理过的案子也不少了，还没有遇见过一个像张柱这样在如此充分的证据下至死不肯招认的人，也感到十分棘手。刑讯一阵后，他实在疲倦不堪了，就下令把张福的状纸，连同张柱杀人的物证一起转到了刑部。
当张母赶到东厂时，张柱已经被关进了刑部大狱，张母寻不着儿子，泪如雨下，为了打听到儿子的下落，又扶着竹杖追到了刑部。但刑部衙门深似海，那帮如狼似虎的衙役们见张母是个穷百姓，没有银钱孝敬，就一个个横眉立目，连搡带推地驱赶她。张母辛辛苦苦带来的衣服包和十几个熟鸡蛋，全被衙役们夺了过去，扬洒了个干净。善良软弱的张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得满含悲怆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刑部。
刑部堂官接到东厂的移文后，不敢怠慢，当天就把奄奄一息的张柱定了个斩罪。尽管没有口供，也没有犯人画押，但由于案子是由东厂发下来的，所以不必强求手续。张柱被当堂砸上了枷、镣，押进了死囚牢，只待禀明刑部掌印官员，用印后就可押赴刑场了。但是就在这桩冤案已经铸定了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案情有了转机。
夏日的黄昏似乎特别长，太阳已经坠下山了，夜幕却迟迟不肯来临。什刹海畔，晚霞璀璨，桔红色的霞光，把千顷碧波映得红浪粼粼，正是王孙公子们消凉遣闷的时候。张母却无心欣赏这美丽的湖光，自从由刑部回到家中，她就呆呆地坐在院中的一棵老槐树下，双目呆直，脑子里不知在想什么。几家邻居深深同情这个突遭横祸的老人，纷纷过来劝慰，还有人送来了晚饭，但张母似乎麻木了，连头也没有点过一下。邻居们叹息着走了，小院中只有张母像一座泥胎似地呆坐着。这时，大门忽然被撞开了，一位年青的女子头戴孝巾，身穿素服，跑进院来，“咕咚”一声跪在张母身边，哭着说：“张婶，是我们害了您，是我们断送了张柱哥哥呀！”张母确实有点迷茫了，今天发生的一连串事件，都是那么突然，那么令人意想不到。眼前这位双眼哭得通红的秀丽姑娘是谁呢？她穿了这么重的孝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张母揉了揉眼睛，仔细端详了好一阵，才看出她是住在胡同南头的张秀萍——早晨被人杀害的张孙氏的女儿。秀萍从张母迷茫的眼光中，看出了她的疑惑，哭声陡然停住了，她带着无限的歉意说：“杀我母亲的不是张柱哥哥，而是我的亲哥哥张福。”“啊！”张母睁大眼睛，紧紧盯着秀萍，这个可爱的姑娘秀丽的脸庞上挂着晶莹的泪珠，态度是那么诚挚。老人心中燃起了无限希望，但又怕自己听错了，问道：“你说什么？”秀萍说：“杀我母亲的是张福，柱子哥哥冤枉。”说罢一头扑到张母怀中放声痛哭起来。
张母恢复了冷静，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秀萍那纤瘦的肩膀，说：“孩子，别哭，慢慢地说给大婶听。”秀萍抽泣着，断断续续地讲明了事情的真相：原来秀萍的哥哥张福是个无赖之徒，最近又被几个赌徒勾引迷上了赌博，接连几天在赌场厮混，把带去的一点老本输得精光。昨天夜里，向母亲索要张家的传家之宝——镶珠碧玉佩，准备拿去做一个大赌本，捞回输掉的银钱。母亲知道真情后苦苦相劝，让他改掉赌博的习气，张福表现上应承，心里却另有主意。等到老母睡着后，偷偷打开母亲的妆奁盒，盗走了镶珠碧玉佩。母亲于睡梦中惊醒，见传家宝已被儿子盗走，万分气愤，就紧跟着追了出去，在胡同口追上了张福，死命往回拽他。那张福赌瘾正盛，一心要奔赌场捞本，猛然被人揪住，挣扎了几下也甩不开，一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掏出藏在腰里的匕首狠狠一刀刺去，正中张孙氏前胸，张福杀心不死，又在胸前连刺两刀，可怜张孙氏这位善良的妇女竟被亲生儿子刺死了。张福见刺死的竟是自己的母亲，才猛然惊悟，蹲下身去摇晃了两下，然而张孙氏已经不能复苏了。他慌忙抛下母亲的尸体一溜烟地逃走了。
秀萍是个很勤快的姑娘，她织得一手好锦，每天晚上都要忙到深夜。昨天夜里，她赶织一幅“喜鹊登梅”图，三更后才歇息。青年女子干了一天活已十分疲倦，所以睡得很熟，对家中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凌晨被邻居的议论声惊醒，爬起来后又不见子母亲，心中不觉惊慌起来，赶到现场才知母亲已被人杀死。哥哥不成器，平日里只有自己和母亲相依为命，如今母亲陡遭横祸，怎不令人悲痛欲绝？幸亏地保是个热心人，帮助张罗着将母亲收殓了，停在家中。秀萍守灵饮泣，滴水不进。中午时分哥哥张福回来了，脸上带着不可捉摸的神色，见了母亲灵柩并不悲恸，只看了一眼就匆匆忙忙地回到自己房中去了。秀萍心中疑惑，跟了过去，却见房门已被哥哥插上，只得隔窗偷窥，她发现哥哥从床下拖出一个布包袱，打开后取出一身满是血污的衣服，慌慌，忙忙用剪子剪开，撕成一条一条的，又推到了床下。秀萍心中砰砰乱跳，没敢声张，悄悄地回到母亲灵前。过了不大会儿，张福又匆匆忙忙地出去了。待张福走后，秀萍溜进他的房间，拉出布包袱，看了看被剪成一条条的血衣，发现这正是他昨天晚上穿的那件蓝色长衫，只是已经没有袖子，显然是被张福拿走销毁去了。这时她才想起了昨天夜里母亲劝哥哥的情景，也想起了哥哥曾向母亲讨要镶珠碧玉佩。她赶紧打开母亲的妆奁盒，发现这件传家之宝已不翼而飞，于是她完全明白了，是张福盗宝杀了母亲，张柱仅仅是做了替死鬼。怪不得张福中午回家时神色是那样的不可捉摸，也怪不得他对母亲的死如此无动于衷。想到这里，秀萍坐不住了，一种深深的歉疚使她不得不赶到张柱家来，向被冤枉者讲明真相。
听了秀萍的叙述，张母心中得到了一点安慰，她从心眼里感激秀萍，也深深同情这位年青女子的坎坷命运。她疼爱地把秀萍揽进自己怀里，一对同样苦命的女人相依着痛哭起来。天色已经很晚了，一弯如钩的月亮，不知何时爬上了中天，天空中万里无云，星斗繁密，院子中时有一两只萤火虫拖着一点蓝白色的光芒，在夜空中飞行。张母移开秀萍那温柔的纤手，站起身来，秀萍问：“大婶，您到哪儿去？”张母说：“厨房里还有一点剩饭，我给你热热，整整一天了，你还没吃东西呢。”一股暖流从秀萍心房中流过，她想起了母亲，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不是和自己的母亲一样吗？秀萍赶紧扶住老人说：“不，还是我给您弄点吃吧！”老人凄切地摇了摇头说：“不，我想……就这样陪伴儿子……一起去了。”秀萍再也忍不住了，她激动地说：“您不能死，柱子哥也不能死，该死的是我哥哥张福，我明天就去刑部衙门为张柱哥鸣冤。”……张秀萍没有食言。她在离开张母之后，就连夜赶到了刑部，壮着胆子击响了堂鼓。值星官吏慌忙升堂，审问之后才知秀萍是举发自己的亲哥哥。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刑部官员经过会勘后，决定委派刑部郎中魏应召重新审理此案。
刑部郎中魏应召，是嘉靖初期的进士，在刑部衙门任职已经过二十年了。二十年间，他目睹了刑部的种种黑暗，也亲身经历了给东厂和锦衣卫做仆奴的生活。但是，一点忠直之气却没有从他的良心中泯灭，他曾与同僚说过：“刑部官员的一枝朱笔，关系着无数黎民百姓的身家性命，断案要凭良心。”因此在刑部衙门中，他的官职虽然不高，却颇有点威望。今天早晨，他突然接到一纸通知，重新审理张柱杀人一案。对于这个案子，他前几天就听说了，“什刹海边一中年妇女被杀”的新闻这几天在街巷中广为流传，做为刑部官员他不可能一无所闻，但为什么要重新审理？他却摸不着头脑。在他看来，无非是张柱家花钱走了门路，企图捞个从轻发落的结局而已。但当他看完了全部案卷后，却深深感到原审判决实在过于轻率了，根据多年断案的经验，他看出原审官在断案上至少有三点疏忽：第一，案卷中有张柱杀人的凶器——镰刀一把，但仔细勘察，镰刀上并没有一丝血迹，而在刀背上还可以找到一两丝干枯的水草，显然这柄镰刀是割水草用的。如果凶犯曾用它杀人，那么血迹肯定会把水草染污，而镰刀上水草的颜色还是绿色的，由此看来这把镰刀根本不是杀人凶器。第二，从张柱家中搜出的血衣和血靴也有破绽。血衣虽然被水浸泡过，但仍能看出主要血迹在袖口附近，而大襟上却没有血迹。从袖口的血迹看，又好象是蹭上去的。而凶手杀人一般是尖刀刺入后，被对方伤口喷出血溅脏衣物，按照常理血迹应在胸前及大襟上。再看那双沾过血的靴子，靴底上满是血污，而靴面上却没有血，显然是张柱双脚踩在血泊中染上的。这又与杀人的常理不符，一般行凶杀人，都是把人杀死后就仓惶逃出，不可能等死者血流如注淌满地面时再去踏上两脚才走。这样看来，所谓血衣血靴都不足为证。第三，张柱如果真的杀了人，怎么会把写着“四冰果”的大筐扔在现场？这不明明是自我暴露吗？再蠢笨的杀人犯，也不会干出这件傻事来，何况他与被杀的张孙氏从来没有仇怨，怎么会突然下此毒手？仅凭这几条已经看出证据不实，而案卷中还有被害人张孙氏的亲女儿张秀萍的鸣冤状，指控杀人者是被害人的儿子张福。这份鸣冤状写得条理清楚，脉络分明，而且是亲妹妹告亲哥哥，也不能不引起重视。依魏应召的书吏之见，应该立即搜查张福的家，取出藏匿在床下的血衣。魏应召只是付之一笑。他知道，张福如果真是凶手，是决不会把血衣久藏在床下的，搜查张福只能是打草惊蛇。为了搞清案子的来龙去脉，他决定先不去接触人犯，而微服查访一下西斜街的居民，再做决断。
夏日的中午，阳光像一根根炙热的金针，把路上的行人们刺得纷纷躲进树荫。大街小巷中，除了有急事的人匆匆走过以外，行人寥寥。什刹海沿岸的西斜街上，本来有不少做小买卖的，此刻也都被暑气驱赶得回家午休去了。就在这时，一位操山西口音的治病郎中，却在一棵大树下挂起了牌子招揽生意。这位郎中十分奇怪，看病不用诊脉，只是用手摸摸患者的耳朵，就能说出病因。这还不算，他还有一手绝活，就是通过诊病能知道病人三年中的凶吉，而且十分准确。所以尽管暑热难挨，他还是被一群人围了起来，求药的求药，问病的问病，应接不暇。这位郎中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百问不厌，态度又十分随和，谈起话来家长里短，不管和谁都能说得到一块儿。整整一个下午，大树下面始终没有断过病人。郎中似乎很注意猎奇，闲聊，中无意地扯到前几天附近发生的那桩凶杀案，他对那个名叫张柱的凶手很感兴趣，几次询问张柱平日的为人。当大家告诉他张柱平日安分守己，并且对人十分热情时，他总是摇摇头，表示不大相信。最后有一位认真的病人，竟专程跑到张柱家附近拉来了张柱的左邻右舍，证明自己的话不假。被拉来的几位老街坊异口同声地夸奖张柱为人善良，谁也不相信这个老实疙瘩会杀人。他们说，张柱每天都是五更前就去什刹海采水鲜，出事那天他好像比平常走得晚了一点，走后不久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了。住在隔壁的鞋匠李真说：“张柱跑回家时，我正在院内嗽口，听见了张柱的叫门声，还听张柱说了一句‘吓死我了’就没有动静了，当时我以为张柱掉到河里了，心中并没在意，可现在想起来很可能是张柱黑暗中踢着了女尸，被吓得跑回家了。”有一位叫王云的街坊说：“别的我不敢说，要说张柱能下手杀人，到死我也不相信。”郎中笑着说：“你这话也就是在这里说说，真让你上衙门去，你还敢说吗？”王云拍着胸脯说：“甭说上衙门，就是见了皇帝老子我也敢说。”郎中又问大伙，如果张柱没杀人，那真正的凶手又是谁呢？病人中有一个外号叫“二诸葛”的老人说：“被杀的张孙氏也是个好人，自二十多岁守寡，苦熬岁月的，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女儿秀萍模样俊，人品好，常帮左邻右舍绣点花、织点锦，甭管自己家里多穷，从没向人家伸手要过钱，谁不夸奖？她们娘俩不会有仇人，就是她那个儿子张福不争气，整天游手好闲，还给东厂当过一阵密探，坑害了不少人。张孙氏被杀定准与张福有关，弄不好还是张福亲手杀的呢！”郎中不相信地问：“亲儿子无缘无故地谁能杀娘老子？”二诸葛说：“张福不务正业，要靠妹妹和老娘养活，平常他娘没少说他，他也暗地里把老娘叫‘老不死的’，可见母子俩平日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