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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爱看的一部电影是《风之继承》——最早的版本，斯宾赛·特雷西、弗雷德里克·玛西和吉尼·凯利分别扮演克莱伦斯·达鲁、维廉姆·钱宁斯·布莱恩和H·L·麦克肯。还有几部模仿电影拍制的电视剧。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复制好的电影。为什么不能改编一部差的电影并改正其中的一些错误呢？我会很乐意看到一部像样的《沙丘》、《瓦尔舍斯基》，或者是《幻影威胁》——新版本。不过他们的确重新制作了《风之继承》，这一次是由詹森·罗伯茨，柯克·道格拉斯和老家伙达伦·麦克戈文主演的。《夜游者》中的卡尔·库恰克也考虑过参演这部片子。麦克戈文和库恰克演技都差不多，除了演吸血鬼以外。
我又走神了。上帝，我希望我能更专心一点。
我希望疼痛能够消失。
我希望——该死的，我多么希望——我的思维是连贯的，有条有理，是我真正想要思考的，而不只是疼痛和药物带来的胡思乱想。
当我第一次看《风之继承》，等到斯宾赛·特雷西摧毁了弗雷德里克·玛西，将这位原教旨主义者变成一个在证人席上胡言乱语的傻瓜这一场景出现时，我禁不住自鸣得意地大笑起来。活该，我想，真是活该。
我以前在多伦多大学教过书。我提到过这段经历，是吗？当达尔文首次提出他的理论时，科学家们认为化石记录可以揭露真相：我们可以看到从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渐进的变化，缓慢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积聚起来，直到一个新的物种出现。
但是真正化石记录与想像中的并不相同。自然界中的确存在转型中的物种：鱼石螈，它似乎是一种鱼类和两栖类之间的中间状态；尾羽龙，一个恐龙和鸟的混合物；甚至还有南方古猿，一种经典的猿人。
但是渐进的变化呢？微小变异随着时间流逝积聚起来？没有。鲨鱼四亿年来一直是鲨鱼；乌龟两亿年来一直是乌龟；蛇八千万年来一直是蛇。事实上，化石记录最缺乏的就是渐进序列，渐进的变化。我们拥有的最详细的脊椎动物系列是马的进化，正因为这个原因，几乎所有博物馆都像安大略皇家博物馆一样有一个马的进化系列化石展。
斯蒂文·杰·古德和纳欧斯·埃尔基提出了一种解释，阶段性均衡理论——我们在进化学中称之为punky—E。物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稳定的，然后突然地，当环境发生改变时，它们迅速进化成另外的形式。90％的我希望相信斯蒂芬和纳欧斯，但我剩余的10％却觉得他们的理论有点像文字游戏，就像古德的“无交界磁场”科学和宗教那种和稀泥的说法，在这儿则是用难以理解的话来解释为什么化石记录并不像达尔文所预测的那样，好像起个漂亮名字就可以解决问题似的。（古德并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人——“适者生存”不过是一种循环定义罢了，因为“适者”从来就没有明确定义，那些侥幸活下来的生物则被说成是“适者”。）
环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稳定的。二月份，多伦多的温度经常在华氏二十度左右，大街上的雪能没过大腿。空气太干燥了，皮肤起皮嘴唇干裂。如果不穿上厚重的毛衣和长皮大衣，戴上围巾和帽子，你会轻易地死于严寒。
六个月之后，在八月份，气温经常徘徊在华氏九十度左右，也有超过一百度的日子。空气中满载着潮气，单单站着不动就会使你满头大汗。阳光十分强烈，不戴遮阳帽的话，在太阳底下站上一会儿就能使你头晕。收音机中经常播报要求老人和心脏不好的人待在户内的消息。
阶段性均衡理论说．环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稳定的。而在现实中，在世界上的多数地方，环境甚至几个月内都会发生很大变化。
但是我仍然在捍卫，我们都是——所有教授进化论的人。我们把阶段性均衡理论加入自己的教案，并且在天真的学生问到缺失的环节时歉意地摇摇我们的头。
这己经不是我们第一次孤芳自赏了。在1953年，当哈诺德·乌瑞和斯坦利·米勒通过给原始汤——他们眼中的原始的地球大气——通电合成了氨基酸之时，进化论者傲慢地不屑一顾。为什么不呢？我们已经快要实现在瓶子中创造生命了，正在取得进化理论的全面胜利，证明生命确实是从简单的自然过程中产生的。只要我们配制了合适的原始汤，能自我复制的生物体随时都可能出现。
我们仍然不知道氨基酸是如何发展成能自我复制的生物的。当我们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细胞时，我们看到了达尔文做梦也想不到的东西。纤毛自身的功能是如此复杂，似乎不太可能沿着进化论所允许的一步接着一步进化而来。它那复杂的功能和结构似乎是一下子被创造出来的。
还有，以同样的自大态度，我们也没有理会生物化学的证据。我记得老琼斯曾经给我看过他那本《多疑的询问者》中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马丁·加德纳简直想把麦克尔·贝黑撕成碎片。麦克尔·贝黑是莱赫大学的教授，《达尔文的黑匣子：生物化学对进化论的挑战》一书的作者，他这本书提出了非常有力的创世论的证据。加德纳说贝黑这个名字听上去像是开玩笑似的“嘻嘿”，因此他的话也就不必认真对待。而且，仅仅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纤毛的进化的系列步骤，或者是形成血栓的过程，或者是人眼复杂功能的进化过程，或者是ATP驱动的细胞新陈代谢过程——并不意味着这一系列步骤不存在。
而且，我们一直在说宇宙就是应该有丰富的生命，地球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一颗十分普通的行星，就像地球上到处存在的泥土一样普通。
但是，在1988年，发现了首个太阳系外的行星，它围绕着恒星HD114762公转。当然，在那时我们并不认为它是颗行星，以为它只是一颗棕矮星。毕竟，它的质量是木星的九倍，围绕HD114762的轨道半径比水星围绕太阳的轨道半径还要小。但是在1995年，另一颗太阳系外的行星又被发现了，它的质量至少是木星的一半，并且它围绕恒星51Pegasi的轨道半径也相应的比水星的要小。随后又发现了更多类似行星，但它们都来自与我们的太阳系很不同的恒星系。
在我们的太阳系中，那些气体巨人——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都在离中央恒星很远的地方公转，近日轨道上的都是些小个子的岩石行星。我们的行星系看上去根本就不普通，几乎像是个怪物。但是我们这个行星系的布局对于产生并维系生命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我们那颗巨大月亮——几乎是个姐妹行星，由一颗小行星在远古时代撞击当时还是液态的地球形成的——引力效应，地球就会以一种不稳定的姿态摇摆运行，我们的大气也会稠密到足以把人压扁，就像金星上的一样。而且，如果没有木星巡逻在近日和远日轨道之间，用它的巨大引力将彗星和小行星吸引开，那么我们的世界就会经常被这些玩意儿击中。在六千五百万年之前，一次流星的撞击很明显地将地球上的生命几乎一扫而光；我们决不可能承受更多的轰炸。
霍勒斯那儿的恒星系与我们的明显相似，吕特人的也一样。但尽管如此，类似于我们太阳系的恒星系是非常稀有的。我们这类系统只是个例外，而不是什么惯例。细胞也并不简单，它们其实是异常复杂的。至于令人着迷且又头痛的化石记录则显示进化是大步跳跃的，而不是细微变化积累起来的。
我从成年后就一直是个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学者。我当然不希望临死之前改变自己的主意。
但是——
但是，就像霍勒斯所相信的，或许生命还有更多的未解之谜。
我知道进化的确发生了；我知道这是个事实。我见到过化石，见到过DNA研究者说我们和大猩猩在遗传物质上有98。6％是相同的，因而我们肯定共同拥有一个近代的祖先。
跳跃式前进……
通过……或许有可能……通过量子跳跃。
牛顿在十七世纪提出的物理学原理大部分是正确的；它们可以被用来较为可靠地预测很多事情。我们没有抛弃它们，在二十世纪又将它们融入到一个新的，更广泛的物理学原理中——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进化论是一个十九世纪的概念，它是达尔文1859年在他的一本书中提出的，书的全名为《物种起源：自然选择或是物竞天择》。但是我们知道得越多，自然选择本身单独作为一个产生新物种的机制就越发显得不够充分。哪怕我们最成功的，有主观意识的人工选择的尝试，也不能完成制造新物种的任务——所有的狗仍属于犬科。
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的开端了，为什么就不能将达尔文的理论并入一个更全面的理论中，就像牛顿的理论那样呢？
该死！
真该死！
我憎恨疼痛慢慢侵袭的感觉——就像一把刀在切割我的身体。
我把手伸向凌乱的床头柜。我的止痛片在哪儿？在哪儿？
第二十七章
矮矮的、健壮的、长着一头银发的朗达·韦尔是多伦多警察局的警官。她的电话在星期天下午一点十一分响了起来。她拿起听筒道：“这是韦尔警官。”
“你好。”一个刺耳的、愤怒的男人声音在电话的另一头说道，“我希望这次找对了人。我的电话已经被转了好几次了。”
“你有什么要帮忙的？”朗达问道。
“我叫康斯坦丁·凯利佩德斯。”那声音说道，“我是艾托比克湖岸汽车旅馆的周末值班经理。我的清洁工刚刚在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把枪。”
“什么样的枪？”
“一把手枪。她还发现了一个枪匣子，就是你们常常用的那种。你们怎么叫来着？——一种攻击性武器。”
“客人已经结账走了？”
“客人们，两个人。没有。他们的房间一直订到星期三早晨。”
“他们的姓名？”
“一个叫J·D·艾维尔，另一个叫C·弗西。他们的车牌是阿肯色州的。”
“你记没记下车牌号码？”
“没有，但他们自己在登记簿上写下了。”他把一串号码读给朗达。
“清洁工已经打扫完房间了吗？”
“没有。在发现枪之后，我就让她停止打扫了。”
“太好了。”朗达说，“你的地址？”
他告诉了她。
“我大约在”——她看了一眼手表，默算一下。星期六下午的交通应该比较通畅——“二十分钟后到你那儿。如果艾维尔和弗西回来了，尽可能缠住他们，但不要冒险，明白吗？”
“是的。”
“我这就出发。”
湖岸旅馆当然如它的名字所显示的位于湖边。朗达·韦尔和她的搭档汉克·李在旅馆入口前停好他们那辆没有标志的车。汉克从他们的车开始往左检查其他车的车牌，朗达则往右。六辆车来自美国——两辆来自密歇根，两辆来自纽约，剩下的分别来自明尼苏达和伊利诺伊——但没有一辆是从阿肯色来的。天上下起了小雨。雨肯定会变大的，空气中充满了清新的气味。
康斯坦丁·凯利佩德斯原来是个满脸胡子茬的大肚子希腊人。他领着朗达和汉克走向一排单元房，经过一扇又一扇门，最后来到一扇开着的门跟前。在那儿他们看到了那个来自印度东部的清洁女工，他把她一块儿带进118房间。凯利佩德斯拿出他的备用钥匙，朗达伸手要了过来。她自己用钥匙带动门把手把门打开了，以防破坏可能留在把手上的指纹。这是个小而简陋的房间，墙上歪歪扭扭贴着两幅画片，蓝色的墙纸在接口处已经开裂。房间里有两张双人床，其中一张旁边还放着氧气瓶，好像是为某种睡眠呼吸暂停症病人准备的。两张床都乱糟糟的，显然女清洁工发现枪时还没来得及整理床铺。
“枪在哪里？”朗达问道。
那个年轻女人用手指了指。枪就躺在一个衣箱旁的地板上。“我得挪那个箱子，”她说话带点口音，“它挡住了插座，我要接上吸尘器。它可能一直没关上，枪一下子就掉了出来。在箱子后面有个木头匣子。”她指着说。
“一把格鲁克9毫米手枪。”汉克瞥了一眼那把枪之后说。朗达看着那个匣子。它镶嵌着黑色的胶条，刚好合适装一把因特科Tec—9卡宾枪，一种火力强劲的武器——简直就是一挺轻机枪，长短相当于人的前臂。在加拿大持有武器是非法的，更令人不安的是他们留下了手枪而选择了Tec—9，这种武器的子弹夹盛弹三十二发，连美国都属被禁武器。朗达把手背在身后，开始慢慢搜查整个房间。房间里有两个烟灰缸，这是个吸烟房。里面还有个可以连接调制解调器的数据接口，但周围没看到笔记本电脑。她走进厕所。里面有两把刮胡刀和一瓶剃须液，还有两把牙刷，其中一把磨损得很厉害。
退回到房间之后，她注意到床头柜上放着一本黑色封面的《圣经》。
“理由充分？”朗达对她的搭档说。
“我觉得是。”汉克说。
凯利佩德斯看着他们，“什么意思？”
“我们是指，”朗达说．“表面上的证据已足够表明发生了犯罪行为或是将要发生，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彻底搜查整个房间。你可以留下来看着我们——事实上，我们希望你留下来。”警察局已经不止一次被人告上法庭，说是搜查之后不见了贵重物品。
凯利佩德斯点了点头，扭头对女清洁工说：“回去工作。”她急忙出了门。
朗达拿出一块手绢，把它支在两根手指之间，拉开其中一张床头柜的抽屉。抽屉里还有一本《圣经》，红色封面，典型的基顿版。她走向另一张床头柜，从口袋里拿出一根笔，用它挑开床头柜上那本《圣经》的黑色封面。这一本不是基顿版，封面内侧还用红墨水写着“C·弗西”。她看了一眼轻机枪的匣子后说：“我们的圣经小子们应该多读读熔剑为犁那一段。”
汉克哼哼两声算是回答。他正用自己的笔挑开梳妆台上的乱纸。“看这个。”他突然说道。
朗达走了过来。汉克发现了一张摊开的多伦多地图。他小心翼翼捏着地图的边，把它翻了个个儿，指着那块合起来之后会是封面的地方。封面上有一张“巴恩斯和诺贝尔”——一家美国连锁书店，在加拿大有分店——的价格标签。弗西和艾维尔可能是在阿肯色买的这张地图。汉克慎重地把它翻了个面。这是一张有各种图形和标记的彩色地图。朗达盯着看了一会儿，发现标着基普林和奥纳的地方被人用圆珠笔画了个圈。那儿离他们现在待的地方还不到两公里。
“凯利佩德斯先生。”朗达叫道，示意他过来。“这儿离你们很近。能告诉我基普林和奥纳的十字路口那儿有什么东西？”
他挠着腮边的胡子茬。“一家牛奶店，一个小饭馆，一个干洗店。哦，我想起来了——还有一家前不久被炸过的诊所。”
朗达和汉克交换了个眼色。“你确定吗？”朗达问道。
“当然。”凯利佩德斯说。
“上帝，”汉克说，显然他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上帝。”
他们又急忙查看起地图，看看是否能找到其他记号。地图上还有三个记号，其中一个是用铅笔画的圈，位置在布罗街用红色长方形代表的建筑旁。朗达不用问就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旁边的斜体字清楚地表明它是安大略皇家博物馆。
被标上记号的还有天空圆顶——那个体育馆是蓝爵士队的主场——和加拿大广播公司演播中心，它位于天空圆顶以北几个街区。
“都是些旅游景点。”朗达说。
“但是他们拿着半自动武器。”汉克说。
“蓝爵士今天有比赛吗？”
“有。和密尔瓦基队。”
“在加拿大广播公司有什么？”
“星期天？我知道早晨他们在大厅有个直播。不太清楚下午有什么活动。”汉克看着地图，“还有，他们也可能去这些记号以外的地方。毕竟他们没有带上地图。”
“尽管如此……”
汉克不需要听到朗达说出后果。“是啊。”
“我们把赌注押在博物馆上——他们那儿有个外星人。”朗达说。
“他不是真的在那儿”汉克说，“只是个从母船上传过来的幻影。”
朗达哼了一声，表示她知道。她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我会向加拿大广播公司和天空圆顶派出两个小队，要求派几个警察来这儿，以防弗西和艾维尔万一回来。”
下午三点半左右，苏珊开车送我到了道斯维尔地铁站。天上云层很厚，阴沉沉的，一场暴雨就要来了。里奇今天下午和胡一家待在一起——我的儿子已经习惯越南菜了。
星期天地铁的班次较少。为了节省时间，我没有从北约克中心上车，而是从位于市中心的斯班迪纳线的北端道斯维尔站搭乘地铁。我吻了吻我的妻子，她吻了我很长时间。我冲她笑笑，她也给我一个笑脸。
随后，我拿起纸袋，里面装着苏珊给我准备的三明治，走进地铁站，上了自动扶梯，逐渐深入地下。
朗达·韦尔和汉克·李从凯利佩德斯那儿掌握了弗西和艾维尔的大致长相。凯利佩德斯分不清他们两个，但说他们中的一个有二十多岁，金发，身材消瘦，大约五英尺八英寸高，尖嘴，剃了个小平头；另一个三十多岁，比他的同伴高出二到四英寸，长脸，棕色头发。两个人都是美国南部口音。其中一个人带着一挺Tec—9轻机枪，可能就藏在他的外衣底下。虽然星期天博物馆游客很多——它是离婚后的父亲最喜欢带孩子去的地方——但是朗达和汉克仍然有很大的机会发现他们。
他们把车停在位于天文馆南面的布拉·拉斯金法律图书馆的小型停车场内，随后走向博物馆，穿过大门向拉尔布走去。
朗达出示她的证件并描绘了她和汉克要找的人。
“他们来过这儿，”拉尔布说，“就在几天以前。两个南方口音的美国人。我记得他们，因为他们中的一个把布尔吉斯页岩叫作‘假页岩’。我回家后和我妻子还说起这件事呢，她觉得挺好笑。”
朗达叹了口气。“看起来他们不太可能再来了。但这是我们仅有的线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想四处看看。”“当然。”拉尔布说。他用对讲机通知了其他保安，让他们也注意有没有那两人的踪迹。
朗达再次拿出手机。“我是韦尔。”她说，“嫌犯上星期来过博物馆。我们还要在这儿待上一会儿，看看他们会不会再来，但我会把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