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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分配 近年来，关于工业革命期间所产生的财富的分配问题，权威们的看法大相径庭。一部分人相信，所有的阶级都在大小不等的程度上得益，其他的人则坚持认为，少数人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而多数人却在遭受无情的剥削，其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无疑，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存在着大量的剥削和社会分裂。佃农被逐出家园，织布工和其他手工业者由于新的机制商品的不可抵抗的竞争而被扫除。这些人同别的和他们一样的人一起，面临着迁居城市、寻找工作、适应不熟悉的环境及陌生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严峻考验。他们没有土地、住宅、工具和资本，完全依靠他们的雇主。总之，他们成为纯粹的雇佣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什么可提供。
当他们找到工作时，他们发现工作时间很长，16小时工作日决不是罕见的。当工人们最后争取到分两班轮换的12小时工作制时，他们把这一改变看作是一件幸事。如果仅仅是工作时间漫长，原本可以忍受，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并不比实行家庭包工制时在家里工作的时间更长久。但是，在变得习惯于工厂的纪律和管理机器的单调方面，遇上了真正的困苦。工人们随着工厂汽笛的鸣声而上、下班。他们必须跟上机器的运转，并始终处于老是在场的监工的严格监督下。工作是单调乏昧的——拉控制杆、刷去污物、接上断线。雇主自然把他们的工资帐单看作是一笔应该尽可能降低的开支。因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纺织工业中的，更喜欢雇佣妇女和孩子，因为妇女和孩子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而且更服从命令。对妇女和童工劳动的剥削达到了很大的规模，以致议会的许多委员会在进行调查时发现了种种令人震惊的情况。1842年，有位名叫萨拉·古德的8岁的女孩向阿什利勋爵的矿山委员会提供了如下证言；
我是高沃煤矿的矿坑通风口值班工人。工作并不累人，但我必须在没亮光的情况下值班，我很害怕。我早晨4点钟，有时3点半就起来，5点半以前出门。我从来不入睡。有时，心情愉快时，我就唱歌，但不是在黑暗中；在黑暗中，我不敢唱。我不喜欢待在矿坑里。有时清晨上班时，我非常瞌睡。我上主日学校，朗读〃阅读使人充实〃。（她认识字母，能够读少量单词。）他们教我祈祷。（她背诵主祷文，背得不很流畅，她还喋喋不休地讲以下这些话：〃愿上帝保佑我父母、姐妹、兄弟、伯父母、堂兄妹和其他所有的人，愿上帝保佑我，使我成为一个好仆人。阿们。〃）我已多次听说过关于耶稣的传说。我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要来到人世间，真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死，但是，他已得到了可以供脑袋枕着休息的石头。我希望上学，不想待在煤矿里。
正是象这样一类情况，驱使确西·比希·雪莱写下他那革命的诗《给英国人民的歌》：
英国人民呵，何必为地主而耕？
他们一直把你们当作贱种！
何必为你们的昏暴的君王
辛勤地纺织他豪富的衣裳？
你们撒的种子，别人全收成；
你们找到的财富，别人留存；
你们织的衣袍，别人穿戴；
你们铸的武器，别人取过来。
播种吧——但别让暴君搜刮；
寻找財富吧——别让骗子起家；
纺织吧——可别为懒人织绵衣；
铸武器吧——保护你们自己。
不过，工业革命对工人阶级的影响这一问题还有着另一方面。首先，议会的一些委员会仅仅调查了如采矿和纺织之类的工业；那些工业的情况是最糟的。证人们向委员会所提供的令人震惊的证言确以事实为根据，但是，那些事实并不适用于整个英国工业。而且，对于19世纪初叶工人们的困境，必须从当时的而不是从现在的标准来看。实情是，这些工人原先所在的村庄在许多方面同城市一样肮脏和显得荒谬可笑。老鼠和虱子大批出没于稻草褥子，风嘘嘘吹过薄薄的茅草屋顶和蹩脚地涂着灰泥的墙。乡下做散工的人所得的报酬非常低，以致他们不断地涌入新的工业城市。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也渡海去新工厂做工。此外，在工业革命的这些较早的日子里，英国人口剧增——这一事实与通常的、未得到缓和的、造成衰弱的苦难情景是不相符的。完全有可能，这些早期工厂的多数工人比其祖先享有较高的实际收入。有位英国权威在1955年撰文总结道，〃无论情况对于当时的劳动者来说变得较好还是较坏，诚实的观察者们的意见是无法保持一致的。〃
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工业革命在18纪世后期和19世纪初叶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的影响，但我们完全确信，在19世纪后半世纪中，生活水平大大上升。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和巨大的海外投资所带来的利润一起，渐渐地甚至使西欧的下层阶级也得到了利益。〃饥饿的四十年代〃中，失业造成了大量的苦难，但那时以后，西欧的工人享有普遍的繁荣和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表5的数字表明，1850至1913年间，英国和法国的实际工资几乎增加了1倍。
大不列颠法国
1850年5759。5
1860年6468
1870年7069
1880年8174。5
1890年9089。5
1900年100100
当然，国民收入的显著增长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阶级都同样地得益。普遍的繁荣所带来的收益确缓缓地淌下来一些，但其大部分在顶层被吸收。例如，在大不列颠，1911至1913年间，25岁以上的人中占4。93％的人拥有60％以上的财富。同样，在普鲁土，1911年时，3425人的平均财富为5321400马克，而另外1608050人的平均财富却为23295马克。这种差异意味着相应的生活方式的不一致。虽然穷人不再挨饿，但他们确住在拥挤的房屋里，靠吃单调的食物过活，而且被限制在教堂或酒店里寻求娱乐和休息。相形之下，中产阶级实得起较好的住房和食物，能上戏院和参加音乐会，能使自己的子女受到充分的教育。在社会顶层，富人享有市内住宅和乡间宅第，拥有艺术收藏品，能参加被广泛宣扬的娱乐活动和去国外旅行；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是社会底层的群众所不能理解的。英国后来的首相本杰明·迪斯累里曾在其小说《西比尔》中强调了这些阶级的生活是多么不同、多么互不相关：
两个民族；它们之间没有往来、没有同感；它们好象不同地带的居住者即不同行星上的居民，不了解彼此的习惯、思想和感情；它们在不同的繁育情况下形成，吃不同的食物，按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不受同样的法律支配……富人和穷人。
这种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阶级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政治的格局。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考察欧洲政治的详细情况，但是，这里应该指出，对经济或阶级的考察说明了为什么富裕阶级大体上更喜欢维持现状，为什么中产阶级仅仅需要充分的政治改革，以使他们能参加政治生活，为什么工人阶级需要彻底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以便在获取工业革命的成果方面得到较公平的分配。更明确地说，富裕阶级倾向于保守；中产阶级倾向于自由主义；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应该补充说明，这种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主要属于和平的或修正主义的种类范围：虽然工人们对阶级不平等不满，但他们也赞赏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七、工业革命对非欧洲世界的影响
较早的帝国的欧化 1763年以前的那一时期中，欧洲诸强国仅在亚洲和非洲拥有少数立足点，它们主要的占有地是在南北美洲。1763年以后，它们从政治上控制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和几乎整个的非洲。不过，在南北美洲，它们所能做到的比这要多得多。它们利用美洲的人口比较稀少，真正地使北美洲和南美洲欧化了。这一点在亚洲和非洲是办不到的，因为那里土著居民为数太多，而且已有高度的发展。但是，在南北美洲，尤其是在澳大利亚，欧洲人从各个方面——种族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方面——整个地移植了他们的文明。
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这一欧化的主要原因。我们已经看到，生产率的增长和医学的进步导致19世纪欧洲人口的急剧增加。由此引起的人口压力是通过海外迁移找到出路。铁路和汽船有效地把大批大批的人运过海洋和大陆，而种种迫害进一步促进了迁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5年中，150万犹太人从俄国逃往美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主要例子。这种种因素相结合，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迁移。每过去10年，人口迁移的潮流便有巨大的增长。19世纪20年代中，总共才14．5万人离开欧洲，19世纪50年代中，有大约26O万人离开欧洲，而在1900至1910年间，移民人数高达900万，也就是每年有近一百万移民。表6和表7说明了欧洲移民的来源和目的地。
1885年以前，大部分移民来自北欧和西欧；那时以后，多数移民来自南欧和东欧。一般说来，英国移民前往英帝国的自治领和美国；意大利人前往美国和拉丁美洲；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前往拉丁美洲；德国人前往美国，其中还有小部分人前往阿根廷和巴西。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这种极其巨大的迁移的意义在于：除很大一部分人涌入亚洲俄国地区和一小部分人慢慢流入南非外，迁移的目标是完全对着美洲和大洋洲的。结果，北美洲和澳大利亚在种族方面几乎完全欧化。虽然南美洲的印第安居民设法活下去，但幸存下来的只是少数。换句话说，1763年之前这一时期中的殖民地分枝，在19世纪期间已成为与旧欧洲相并排的若干新欧洲。
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不但在种族上，而且在经济上被欧化。1763年以前，这些大陆上的欧洲殖民地主要限制在沿海一带。但在后一世纪中，大陆的内地被横越。工业革命通过提供必需的机械和技术，使由陆路侵入成为可能。如果没有从海岸导向内地的道路、没有连接河道的运河、没有横跨大陆的铁路和电报、没有往返于大河和沿海航道上的汽船、没有能割除大草原草皮的农业机械、没有征服诸土著民族的连发枪，荒野原是不可能被征服的。这
表7 欧洲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目的地时间范围
美国1821…1932年34200000
亚洲俄国地区1800…1939年12000000
阿根廷1856…1932年6400000
加拿大1821…1932年5200000
巴西1821…1932年4400000
澳大利亚1861…1932年2900000
英属西印度群岛1836…1932年1600000
古巴1901…1932年900000
南非1881…1932年900000
乌拉圭1836…1932年700000
新西兰1851…1932年600000
那些征服大陆的广阔区域用的机械装置对拉丁美洲人和澳大利亚人来说，如同对于美洲边疆居民一样，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有个阿根廷人曾在1878年撰文评论道：〃'印第安'野蛮人的军事力量被完全摧毁，因为雷明顿已使他们认识到，一支军队能越过整个南美大草原，使地面上盖满敢于反对它的人们的尸体。〃
新大陆在殖民和经济方面的发展，也自然地导致欧洲文化的移植。诚然，文化在移植过程中发生变化。文化不仅被采纳，也被改变。如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与大不列颠并不完全相同，拉丁美洲也不是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个精确的复制品。然而，事实依旧是，语言基本上是相同的，虽然美国俚语使英国人着迷、陈旧的法属加拿大方言使法国人好奇。宗教也是同样的，尽管存在着营火复兴会和摩门教信徒。文学、学校、报纸、政体——所有这一切都有着可以追溯到荚国、西班牙、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根源。
当然，在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也存在着某些并非起源于欧洲的文化。美洲的黑人保留了有着其非洲背景的某种残余物。幸存的诸土著民族，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促成了一种混合文化人们也不应忘记荒原的影响；它给欧洲移民及其风俗留下了难以去除的印记。所有这种种力量说明了为什么纽约、墨尔本和多论多迥然不同于伦敦，为什么布宜诺斯艾利斯、巴西利亚和墨西哥城迥然不同于马德里。
不过，从全球观点看，相似之处显得多于不同之处。阿拉伯诸民族在从它们地处中东的家乡向西扩张期间，曾越过北非扩张到大西洋岸。今天，摩洛哥的文化不同于阿拉伯半岛的文化之处，远远多于美国文化不同于英国文化之处或者巴西文化不同于葡萄牙文化之处。然而，摩洛哥现被看作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无疑地，它自己也这样认为。在同样意义上，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如今是欧洲世界的一部分。
新帝国主义征服新帝国 工业革命不仅是美洲和澳大利亚被欧化的主要原因，也是欧洲庞大的殖民地结构在亚洲和非洲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这种帝国的营建在1763年出现巨大的殖民拓居地之后的数十年间稳步地进行着。确实，19世纪初叶，在英、法两国的某些集团中存在着不少反帝国主义的情绪。自由贸易的拥护者认为殖民地仅具有极小的经济价值，而英国与13个殖民地打交道的经历似乎也为他们的意见提供了证据。然而，事实依旧是，英、法两国在那数十年间继续获得属地。例如，英国于1815年获得开普殖民地和锡兰，于1840年获得新西兰，于1842年获得香港，于1843年获得纳塔尔。同样，法国在1830至1847年间征服阿尔及利亚，在1858至1867年间征服交趾支那，此外，1862年时，还试图在墨西哥得到一块立足地，没有成功。不过，这些获得物与1870年以后营建帝国的巨大浪潮相比，是微不足道的；1870年以后，〃新帝国主义〃使地球的很大一部分表面成为欧洲少数强国的附属物。
殖民地可以作为数量日渐增多的制成品的市场；从获取殖民地的不断增长的欲望中，可以看出新帝国主义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密切联系。19世纪期间开始工业化的几个欧洲国家和海外国家很快就在互相争夺市场，并在这过程中，提高各自的关税，以抵制别国的产品。不久，有人主张，每个工业化国家都应当拥有能够为其制造商提供〃不受外国竞争影响的市场〃的殖民地。1898年，共和党参议员艾伯特·J·贝弗里奇就这种看法向波士顿的一群商人作了颇有代表性的说明：
美国的工厂正在制造比美国人民所能利用的更多的东西；美国的土地正在生产比美国人民所能消费的更多的东西。命运已经为我们制订了我们的政策；世界的贸易应该而且必须是属于我们的。因此，我们将如同母国（英国）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去得到世界的贸易。我们将在全世界建立贸易站作为美国产品的分配点。我们将派我们的商船队驶过诲洋。我们将建立起一支真正伟大的海军。自治的、挂起我们的旗帜并与我们通商的巨大的殖民地将在我们的贸易站周围成长。
工业革命还产生了剩余资本，剩余资本又致使各强国寻找殖民地作为其投资的去处。资本在国内积累得愈多，利润降得愈低，对国外更有利可图的投资市场的需要也就愈大。实际上，各强国，尤其是英国、法国和德国，对外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例如英国，到1914年，已在国外投资了40亿英镑，等于其国民财富总数的四分之一。那时，法国也已在国外投资了450亿法郎，约合其国民财富的六分之一。德国虽然是后起者，一直将其大部分资本用于国内工业发展，但也在海外投资了220亿至250亿马克，约合其国民财富的十五分之一。因而，到1914年，欧洲已成为世界的银行家。在19世纪上半世纪，这些海外投资的大部分是在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在白人的世界。但是，在19世纪下半世纪，这些海外投资多半是在亚洲和非洲的非白人的、相对不稳固的国家。提供资本的成千上万个私人小储蓄者和一些大的金融组织自然为其资本的安全而忧虑。他们宁愿在其投资所在的地区出现〃文明的〃行政管理，而且这种管理最好是由他们各自的政府来进行。如此，投入剩余资本的需要促进了新帝国主义。
工业革命还引起对供给机器用的原料的需要。这些原料——黄麻、橡胶、石油和各种金属——的大部分来自世界〃未开化的〃地区。在多数情况下，要充分地生产这些物品，就需要有大量的资本支出。这种投资如我们已知道的那样，通常导致政治控制的强加。
新帝国主义的源起并不完全是经济性的；它也并不仅仅与工业革命有关。当时，还有其他种种因素在起作用。一个因素是，希望得到象在马耳他和新加坡那样的海军战略基地以加强国家安全。另一因素是，需要获得另外的人力来源，就如法国人在北非所做的那样。再一因素是传教士的影响，他们在19世纪中特别活跃。这些传教士一直试图使土著皈依，他们有时受到土著的虐待，甚至被杀死。虽然传教士本身为了自己的事业起见，也许乐于容忍这样的危险，以为是可接受的，但是，舆论时常要求反击。因此，政府知道，可利用这类事件作为进行军事干涉的借口。最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的学说的流行，自然导致种族优势的观念和白人有〃责任〃统治世界上诸〃劣等的〃有色民族的观念。杰出的帝国创立者塞西尔·罗得斯在这一问题上是十分坦率的。他说：〃我坚持认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种族；在这世界上，我们居住的地方愈多，对人类就愈有利。如果有上帝的话，我想，它希望我做的是，在非洲英国人的地图上，尽可能多地绘上红色。〃
这些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心理上的因素的最后结果，是导致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攫取，这种土地攫取甚至是成吉思汗的征服无法与之相比的。在1871至1900年的30年间，英国使其帝国的土地增加425万平方哩、人口增加6，600万，法国使其土地增加350万平方哩、人口增加260O万，俄国在亚洲增加了500万平方哩土地和650万人口，德国增加了5O万平方哩土地和1300万人口。甚至小小的比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