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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人对基督教所作的解释——是对传教土的答复而不是对他的同胞的召唤。罗伊还向梵社（神社）即他创立的一个新的印度教改良派重新解释了印度教。梵社并不如通常所说的那样，是印度教的一个被基督教冲淡了的组织，而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学说与《奥义书》的哲学观点的一个综合物。罗伊首先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认为印度教直接建立在理性之上。这一原则被确立后，他开始削减当时的印度教习俗，自由地借用西方的东西。因而，他给他的追随者们留下了一个信条，这一信条使追随者们能面对西方面不失去自己的特点和自尊。
罗伊于1833年去世，在他死后的60年里，梵社仍然是努力净化印度教的中心。然后，创始力转到达耶难陀大师（1824…1883年）那里，他排斥当时的〃梵社〃，认为梵社过多地受到西方的影响，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印度教的文化和传统。达耶难陀创建了雅利安社。这名字强调了这一新组织代表印度的原则而不是代表〃外国的〃原则。雅利安社的纲领强调梵文教育和《吠陀》的权威。达耶难陀决不是一个反动分子，因为他利用《吠陀》作为他攻击不可接触的贱民的社会地位、童婚、性别不平等和偶像崇拜的根据。
印度复兴的另外两个杰出的领袖是罗摩克里希纳先生（1836…1886年）和辨喜大师（1863一1902年）。罗摩克里希纳是个道德高尚的神秘主义者，他的自然的纯洁和对神的无私的献身吸引了印度各地甚至国外的信徒。他的最著名的弟子是辨喜；1893年，辨喜在芝加哥第一届世界宗教会议上讲话时，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他在美国和欧洲讲演了四年之后，作为一个民族英雄回到印度。然后，他献身于其同胞的精神上的新生，使罗摩克里希纳教会致力于社会工作和宗教教育。39岁时，他因过分劳累而去世，但是，他在向世界宣讲印度教的原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已使他的同胞获得尊严感和自豪感。这样，印度教对西方的挑战所作出的响应是兜了一个圈子：从拒绝、模仿到批判地再评价和满怀信心地肯定。
五、印度的民族主义
拉姆·莫汉·罗伊不仅是印度宗教复兴的最早的领袖，也是印度政治觉醒即民族主义运动的最早的领袖。这在印度是一种新现象；以往，印度一向存在着文化统一和地区忠诚，但是，不存在全印度的爱国主义感情。民族主义能在英国统治下发展起来，有着几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在于英国人的〃优越感〃——英国人深信他们是种族的精华，由神注定要永久地统治印度。正如英国政治家约翰·斯特雷奇所说的：
尤其是在暴动之后，有关种族优势的重要学说开始愈来愈支配在印度的英国人的想象力。我自己的家史也许可具体地说明这方面的堕落。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我的两个旁系祖先柯克帕特里克上校和爱德华·斯特雷奇与19世纪后期的英国人非常冒犯地称之为土著妇女的女子结了婚。柯克帕特里克娶了出身于名门望族的一位孟加拉小姐，斯特雷奇娶了一位波斯公主；在每种情况下，照家史记载来看，他们这样做没有引起一点恶评，也完全没有毁坏他们的前途。我的叔祖父约翰爵士和理查德·斯特雷奇爵士是19世纪70年代的总督议会的成员，上述联姻在他们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啊。真正的人类社会的这种可怕的后退已大大地消除了——在某些方面不仅仅是消除——英国管理的巨大改进原可能为两大民族的关系带来的好处。
这种种族主义在起义以后特别强烈，在各个方面显示出来——在军队和官僚机构中，印度人不论其条件如何，不可能升迁到某些等级以上；在社会生活中，印度人被拒绝在某些旅馆、俱乐部和公园之外。在这些情况下，一种对立的文化、民族意识也许不可避免地会渐渐地发展起来。
英国人还由于他们强加于印度半岛的前所未有的统一而促进了民族主义。整个印度首次处于一种统治之下，英国统治下的和乎遍及整块陆地。英国人还用他们的铁路、电报和邮政设施锻造了一种有形的统一。在采用英语作为受教育者的共同语言之后出现的前所未有的语言的统一也同样重要。
英国的教育制度把西方的文学和政治思想的整个主要部分引入印度，也促进了印度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原则、个人自由和民族自决的原则，不可避免地变得对外来的英国统治不利起来。印度的领袖们不仅运用西方的政治原则，而且运用西方的政治技术。报纸、讲台上演说、编写小册子、群众集会、规模巨大的宿愿——所有这些都被用作适合于民族主义磨坊的制粉用谷物。一个民族主义领袖写道：〃在政治方面，印度的民族主义已由于欧洲民族主义的力量而得到鼓舞和加强。……新印度所信奉的民族主义伟大人物的一览表中包括如下名字：伯尔达布、罗姆达斯、古鲁·戈文德·辛格、西瓦吉、提普·苏丹和占西的拉尼；在这些名字的旁边，是华盛顿、加富尔、马志尼、俾斯麦、科苏特、埃米特和巴涅尔。〃西方的独立运动和印度的独立运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以下的《美国独立宣言》和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成员在〃独立日〃（1950年1月26日）所发的誓言的节录中，可找到这方面的明显例子：
美国独立宣言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末，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
国民大会党誓言
我们认为，拥有自由、享有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占有生活必需品，以致可以有充分机会发展——这，是其他任何民族的不可转让的权利，也是印度人民的不可转让的权利。我们还认为，如果任何一个政府使一个民族丧失这些权利，并压迫他们，那末，这个民族就有改变它或废除它的进一步的权利。
拉姆·莫汉·罗伊以他的政治、社会改革运动为印度的民族主义打下了基础。他曾设宴庆祝巴黎的1830年革命，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政治、社会改革的强烈兴趣。基本上，正是因为他发起了反对寡妇殉葬的运动，英国政府才禁止殉节风俗。罗伊还为行政改革和司法改革而工作，帮助创办了英语学校和报纸。后来许多杰出的印度民族主义领袖就是在与罗伊有联系的著名的加尔各答印度教学院首次接触到新的学说。
在印度早期的民族主义领袖当中，有三个人尤其值得注意。第一个是印度商人达达布黑·挪罗齐（1825…1917年），他在伦敦住过多年，事实上，1892年时，还经自由党提名当选为下议院议员。挪罗齐强调了印度的财富外流到英国这一情况，设法任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去调查英属印度的财政管理。另一个杰出的领袖是血G。拉那德（1842…1901年），他因为担任法官而被取消进入政界的资格，所以，他倾全力于社会、经济改革。在仔细研究了印度的问题之后，他下结论说，最大的需要是在英国的赞助下达到迅速的工业化，他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拉那德的信徒是G·K·戈卡莱（1866…1915年），他也主要对经济问题感兴趣。作为立法会议的成员，他提出了〃没有代表席位就不纳税〃的口号，他每年关于帝国预算的演说迫使当局多次减税和进行财政改革。
所有这些人在他们接受英国的统治、仅仅试图获得某些让步的意义上说，都是〃温和派〃。因此，他们进行合作，支持于1885年建立的印度国民大会党。这一团体所提出的目标是要为〃印度仍然完全不适于任何形式的代议制机构这一主张〃提供〃一个无可辩驳的回答〃。但是，这种对议会制政体的渴望决不是与对英国的真心实意的忠诚不相容的。曾三次担任国大党主席的挪罗齐在一次主席致辞中宣布：
喂，那么，我们这次开会的宗旨是什么呢？……我简单地提个问题：这个大会是进行煽动、促成反对英国政府的叛乱的场所（众人喊道：〃不对，不对。〃），还是英国政府的稳定的基础中的另一块铺石呢（众人喊道：〃是的，是的。〃）？只能有一个回答，你们已经给了。……让我们家男子汉一样直言不讳，宣布我们忠于脊骨（欢呼声），宣布我们了解英国的统治所带给我们的好处，宣布我们充分地意识到英国所给予我们的教育——新的光明，它已源源不断地涌向我们，使我们从黑暗转入光明，并教给我们以新的一课：国王为人民而存在，不是人民为国王而存在。这新的一课，我们是仅仅靠自由的英国文明之光、在亚洲专利主人的黑暗中学到的（响亮的欢呼声）。
这第一代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是大不列颠的赞赏者和合作的提倡者。但是，1890年以后，这些〃温和派〃受到由〃印度革命之父〃巴尔·甘加德哈·提拉克（1856…1920年）领导的极端派的挑战。提拉克是一个斗志昂扬的战斗者，试图把民族主义事业从上层阶级的运动改变为人民群众的运动。这一点解释了他对印度教的许多社会习俗的武断的支持，他甚至于组织了一个母牛保护会和支持童婚。但同时，他为工人的法定最低限度工资、工会组织的自由、平民军队的创立、普选权以及没有性别差别的自由的义务教育而奋斗。提拉克是个才华横溢的演说家和报刊编辑，使他的报纸《狮报》成为宣传和教育的强有力的机构。他以诸如〃教育、鼓动、组织〃、〃好战，不要行乞〃以及〃自由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我将得到它〃之类的口号在全国赢得追随者。
19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饥荒和瘟疫促使不满情绪增长；这一点帮助了提拉克的改革运动。1905年的俄国革命和同年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也激起印度的战斗精神。后一个事件特别振奋人心，被看作是对西方占优势这一断言的一个实际的、明显的驳斥。此时，印度政府于19O5年通过了一条法令，把孟加拉划分成两个省：拥有1800万穆斯林和1200万印度教徒的新的东孟加拉与拥有4200万印度教徒和1200万穆斯林的剩余的孟加拉。政府的公开声称的目的是要改善行政管理，因为原先的省太大了，恒河以东的地区已被忽视。但是，对印度民族主义者来说，这似乎是，英国人通过把孟加拉划分成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分别占优势的两部分，正在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这一问题使全国的民族主义者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团结起来。他们以口号〃自治〃即英帝国范围以内的自治和〃抵制外货运动〃即联合抵制英货来十分有效地与政府作斗争。大批的学生担任商店的纠察，妇女们首次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出现在纠察的行列里。由于孟加拉问题所激起的强烈感情，激进派能控制印度国大党1906年的大会，能获得赞成〃自治〃和〃抵制外货运动〃的多数投票。有些民族主义者更进一步，学习爱尔兰和俄国的地下组织的榜样和方法，采取恐怖主义行动。仅仅孟加拉，1906至1917年间，就发生168起暴行，夺去了61人的生命。
这一民族主义运动虽然很普遍，但主要是印度教的。在赛义德·艾哈迈德歼爵士的领导下，穆斯林多半置身于印度国大党之外。他们预见到，如果国大党的实现代议制政体的要求得到满足，穆斯林就会作为永久的少数派而遭受恶果。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不断增长的力量和战斗精神也使穆斯林惊恐，尤其是从一些最热情的印度教爱国者称穆斯林为〃外国人〃以后。为了自卫，穆斯林组织了穆斯林联盟，它同印度国大党一样，每年举行大会。英国人自然欢迎和支持穆斯林联盟作为反对国大党的一个平衡力。但是，穆斯林联盟的存在基本上不是由于英国人的诡计，而是由于许多民族主义领袖如提拉克把他们的运动建立在复兴印度教的基础上的错误。例如，母牛保护会的组成无疑帮助了民族主义运动，但它使穆斯林印度人疏远，因为穆斯林印度人自然对他们在一个由印度教控制的印度中的前途感到忧惧。
其时，恐怖主义传播开来，甚至〃温和派〃也愈益不满起来，这种情况使英国政府确信作某种让步是必需的。因此，1909年，印度事务大臣莫利勋爵和总督明托勋爵提出了所谓的莫利…明托改革方案。这些方案规定，在很高的财产资格、收入资格或教育资格的基础上挑选出来的为数极少的一群印度选民应该选举省总督的立法会议的多数成员，并应该选举印度总督的立法会议的少数成员。在立法会议中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保留着一定比例的代表席位，穆斯林的代表席位受到相当大的重压。例如，要成为一个有选举权的人，穆斯林在年收入达3，000卢比时须交纳所得税，而非穆斯林在年收入达300，000卢比时才交纳所得税。此外，甚至在民选议员占多数的地方，如在省议会中，英国政府能够并准备着制服任何反对。因而，这些改革的目的决不是引进责任政府制。相反，它们的意图是允许存在代议制政府的一个成分，而把全部权力和最后决定留在英国人手中。莫利本人在上议院的辩论中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
如果能够说改革的这一重要章节是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一种议会体制在印度的建立，那么至少我，会与这件事毫无关系。
在论及这一类的体制时，有三种人我们必须加以考察。极端派怀有某一天他们将把我们赶出印度的无法实现的梦想。……第二种人不抱有这类希望，但期望获得殖民地种类和殖民地式样的自主或自治。而第三种人所要求的仅仅是获准享有我们管理下的合作。
我认为，改革的作用在于改革以来、现在和将来都会使希望获得殖民地自治的第二种人投入到满足于获准享有正当的、完全的合作的第三种人中间去。
这一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已恢复对国大党的控制的温和的民族主义者通过了一项表示〃对改革计划深深地、普遍地满意〃的决议。1911年，他们得到进一步的安抚，因为这年英国人又作了另外几个让步，包括取消分裂孟加拉的不得人心的法令、释放某些政治犯以及提供大笔教育专款。因而，虽然个别的恐怖主义行动仍偶尔发生，但印度在1910至1914年间是比较平静的。
在整个这一时期中，民族主义运动基本上仅限于知识分子中间。诚然，国大党在它于1885年建立之后的25年中已有了显著发展。它的全体成员来自英属印度各地而不是如在原先情况下来自孟加拉和西海岸少数城市。不过，事实仍旧是，它几乎只是律师、记者、教师和商人的中产阶级运动。这些人更熟悉的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赫伯特·斯宾塞和查尔斯·达尔文，而不是他们在乡村的大批大批的同胞的痛苦、不满和愿望。很自然，在民族主义领袖和未受教育的农民之间没有什么友好关系。这一鸿沟继续存在到战后时期才由莫汉达斯·甘地越过。甘地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意识到其人民的实质上的宗教观点，他宣传的不是抽象的政治观念，而是他已给了它们以政治含意的宗教概念（见第二十一章第五节）。
六、结论
西方对印度的影响全然不同于它对俄国或中东的影响。在俄国的情况下，西方施加了决定性的文化和经济的影响，但是，俄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仍然是强大的、独立的。另一方面，近东在经济和军事上受到西方的支配，不过，由于战略上的原因，奥斯曼帝国设法将它的独立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相反，印度在遇世纪后期和19世纪期间被英国彻底地征服。英国的统治在孟加拉维持了差不多二个世纪，在旁遮普维持了一个多世纪。因而，西方对印度的影响比对其他地区的影响更直接、更全面。印度人没有挑拣欧洲文明中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那些成分的特权。他们不喜欢的某些东西被强加于他们，而他们赞赏的、希望采纳的另外一些东西则被拒绝给予他们。
在西方的军事技术方面可找到一个例子；印度人同俄国人、土耳其人、中国人及日本人一样，很想学习和利用西方的军事技术。事实上，印度王公聘用欧洲冒险家训练他们的军队，因此，从前混乱的封建队列让位于有纪律的部队。例如，旁遮普的锡克教徒建立了一支同央国人的军队一样训练有素并在火炮使用方面占优势的军队。最后，英国人取胜，不是由于纯粹的军事因素，而是由于他们的更大的经济资源、由于他们的与印度统治者中间的分裂形成鲜明对照的团结。一旦英国人取胜，印度人就不再能跟上西方的军事技术。英国人不允许印度人在军队方面上升到某一等级之上，完全不准印度人拥有炮兵部队和空军部队。因而，在这一军事领域以与其他非欧洲民族恰好相同的方法起程的印度人不得不由于西方的征服而遵循一种不同的模式。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在其他领域——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情况也是如此；结果，印度比亚洲其他任何主要地区更无选择地承受西方的影响。
第十六章 中国和日本
了解日本在迅速西方化方面取得成功的真正秘密的历史学家，也掌握着远东近代历史的线索。
费正清
远东是欧亚大陆上最后受到欧洲扩张影响的主要地区。中国和日本之所以在俄国、近东和印度之后才受到这一影响，是由于各种因素。首要的也是最明显的事实是，远东明确地说是欧亚大陆上距欧洲最远的部分。中国和日本并不象俄国和奥斯曼帝国那样与欧洲相邻；它们较之印度在更东和更北面。或许远东这两个国家政治上的团结比地理上的孤立更为重要。欧洲入侵者不能在中国和日本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在印度却非常有效。在中国和日本，没有可唆使其反对北京和东京中央政府的独立的地方统治者。而且，由于这两个政府推行强硬的闭关自守政策，这里也没有潜在的第五纵队可让欧洲人利用。日本大批基督教皈依者在17世纪中已被无情地消灭，中日两国与外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