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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咔嚓——”老师将电闸拉下，于是整个宿舍一片漆黑。这是老师们采取的强制措施，为的是让考生们能够休息好，以便明天精力充沛地上战场。所有的笔和手电之类的照明用具及学习用具也一律被暂时收缴。
“喂，你睡得着吗？”考生A悄悄掀起蚊帐问B。
“废话，能睡着吗？”B说。
“那你在于啥？”问。
B扬扬一只手指：“看这儿……”
A说看不到。
B示意他悄悄走过去看。
A凑近一摸，不由大惊出声：“哇，你怎么啦？流那么多血！哪儿刮伤了？要叫老师吗？”
B“嘘”地用嘴巴示意A别出声：“这是考前的最后一件必须做的事，老考生们说……”说完他把手中的一块什么东西藏在了枕头底下，令A道：“回去睡吧。”
第二天一早，考生们以最快的动作完成了洗漱，当A和大家一起走出房间时，他的两眼仿佛一下凝固了，他被走廊两侧墙上贴满的一块块大小不一的布条、纸条惊呆了：原来同学们都以各种不同的文字写下了“上战场”的血书。再看看那血书的内容，A同学被震撼得浑身发颤——
“誓死一战！”
“我以我血为证：拼命冲刺到底！”
“搏不死则活，活不成则死！”
“为了父母！为了老师！更为自己：拼杀吧！”
血书之多连成了一片“血墙”。看上去十分庄严，也十分恐怖。
现在已经进入上海某大学的A同学告诉我，他本来或许第一年可以考上大学的，但正是7号这天起床后看到同学们写下的这一张张血书刺激了他的神经，那一年他走进考场，手中拿的虽然是考卷，但眼里呈现的却一直是那一份份血淋淋的誓词……三天考试，他的眼前无时不在晃动着同学们那誓死一搏的血书。因为他没有写，所以他觉得自愧对高考的决心不如大家那么大，有种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大家的强烈内疚。这一年他失败了。
后来老师和他自己都认为失败就失败在他没有写血书上。有老师告诉他，有一年一位平时成绩平平的学生就因为在考前拿出了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之心，结果超常发挥，考上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老师从此便常常用这个学生的事例激励考生，于是，这个中学每年高考时，总会在临考前出现众多学生挥写血书的惊心动魄的场面。
“写了血书就真的管用？就一定能考好？”我问现在的A。
A说他也说不清，不过同学们都这么做了，他不做就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和内疚，他本人两次高考的结果正说明这一点。
我无法相信A的这种说法，但我又找不出另一种解释。我所采访的一些学校，特别是农村中学，几乎都有考生在临考前写血书的情况。写过血书并走过了“独木桥”的同学们说，这种办法有一定效应，因为人在临战时需要一种置自己于死地而后生的精神准备，这种精神准备越充足，就越可能获胜。而一位写了血书又没考上的学生则说，他第一次写了“落榜可耻”四个字，但出考场后他就意识到自己不会被录取，为此他拿起自己写的血书蒙在脸上哭了整整一天。他说从此他就觉得“落榜可耻”四个字就像烙在脸上，使他不敢在老师面前抬头，也不敢在父母面前抬头，更不敢在镜子面前照自己。他说那张无形的血书永远像一块蒙耻的布条笼罩在他的心头，他再也不敢重新参加高考了。后来家长带他到了精神病医院治疗了很长时间，才重新恢复了自信心，第三年他再次走进高考考场时，什么都没有写，只是心里默默地念着一句话：我要用自己的行动抹去心灵流血的昨天！后来他真的考上了，而且是一所不错的工商管理大学。
我不是心理学家，不能解释这类现象，但在考场前看到的同学们一副副或大义凛然，或誓死如归，或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我总会有所思索。不少学生告诉我，他们班在进入高三时就有人开始写下血书了，而且有人不止写过一次。我见过一位同学，她拿出三块用手绢写的血书，内容分别是：“十名是耻”、“目标重点”、“一次成功”。她向我解释，第一次写血书是因为她从高二升到高三后，前十几次班级考试排名总停留在十名水平。老师讲过，像他们这样的农村中学，成绩不在年级前五六名，是难以“跳出农门”的，更何况她是班级十名水平。她为此第一次写了血书，这份血书伴了她三个月零五天。后来她的成绩排名在班级前二名，年级前六名。这就意味着按学校往年高考升学率来说她的半只脚已经进大学的门了。但这时的她又把自己的目标定在了考重点大学，于是又有了第二份血书。她写第一份血书时，同学们谁也不知道，老师也不知道，只有她自己知道，因为她把血书放在枕头底下，但她每天睡觉之前都要看一遍。后来，等到高三第二学期开学后，她在成绩一直稳居在班级前一二名时，她的第二份血书已经从枕头底下移到了宿舍墙上，并十分醒目地高高地挂在那儿。“目标重点”，是她在这最后的半年里最重要和最明确的奋斗理想。在7月6日晚临睡觉之前，她揭下那高高挂在墙上的“目标重点”的血书，然后像举行一个庄严仪式似的，特意找出一块崭新的丝绸手绢，轻轻地摊在桌面上，之后她站立好身子，面朝自己的家乡，闭上双眼，两手合十放在胸前，默默地说了一句话：可怜的爸妈，女儿这辈子要彻底跳出农门了，愿上帝保佑！随后她毫不犹豫地拿起一把新买的水果刀，用力划破左手的食指，鲜红的血顿时流淌出来，她伸出右手食指蘸过血后，在雪白的手绢上写下了“一次成功”四个大字。第二天她进考场时，口袋里惟一带的东西就是这份血书……
“奇怪的是，这天我进考场后竟然没有一点杂念，像是口袋里这份血书真的在保佑我。三天考试下来，我没有感到一点吃力，顺利过关。”这位如今已经是某大学硕士生的女同学很不可思议地告诉我，她说当她后来进了大学向同宿舍的同学谈起自己的血书时，六个女同学中竟有四个也都写过血书，而且一致认为它还“很灵”。另外两个是城市学生，她们虽然没有“血淋淋”的经历，但却也写过类似的“战书”。1999年北京高考结束时，电视上播放了北京理工大学附中某班全体考生写满了“战书”的一块大黑板。考前，老师把大黑板放在考场的门口醒目处，每天班主任在自己的考生进出考场时都让学生念一遍上面由自己写的“战书”，以此鼓舞士气，据说效果甚佳，全班高考录取率超过其他班。
“血书”，或者其它形式的“战书”，它在高考临场扮演着一个神灵的角色。至于到底灵不灵，老师和考生们宁信其灵而不愿轻易予以否定。
这是我在高考现场目击的独特一景。
目击之五：作弊应急
什么时代的考场上都会有尴尬的场面。高考是决定人生命运的大决战，这种时候的尴尬就更多了。想尽办法作弊，是几乎年年都会碰到的最紧张又是最难堪的一景。
参观南京的“江南贡院”后，我才知道，旧式科举考试的严格程度实际上比现在对高考考生的要求要高得多。早在清朝初期的顺治二年（1645年）政府就规定：“生儒入场，细加搜检。如有怀挟片纸只字者，先于一体枷间一个月，问罪发落。如有人代试者，代与受代之人一体枷号问罪。搜检役者知情容隐者同罪。”康熙五十三年又规定考生入场“皆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只带篮筐、小凳、食物、笔砚等项”。可无论怎么规定，考生挟带作弊之风仍不断。南京“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中收藏有十七张清代考生作弊挟带，这些小纸条相当薄，十几张叠在一起，还没有一张普通宣纸那么厚。每面直径四厘米左右的纸片上用毛笔抄录的《论语》中重要篇章，能有四五百字之多，字虽小得如同蚂蚁头大，却能看得清晰，且书法精湛。南京陈列馆曾请过专家作过试验，现在竟然没有哪一种毛笔能写得出如此小字，可见旧式科举考试中挟带作弊者之功夫和心计。据南京江南贡院工作人员介绍，以前早有人传说，科举考试中有种专门进行作弊用的“坊刻小本”，已经在民间流传近百年，但“坊刻小本”到底是什么样，谁也没有见过。1997年11月，江南贡院通过艰苦寻觅，才终于找到了一本科举考试场上作弊用的“奇书”。发现这本“奇书”的是一位曾经参加过清朝江南乡试士子的后裔，他是在清理祖上遗留物时，从一双清代千层粉底“文士靴”后跟里面发现的。当时，这位先生看到这双年代已久远的黑色缎面绣花靴上灰尘很多，便用拂尘轻轻一拍，不料从足有一寸多厚的后跟中，突然滑出一只仅火柴盒那么大的小抽屉，那稀世小抽屉里则密藏着一件稀世孤本《增广四书备旨》。“此书为线装本，枯黄色封面，左下角微有破损。里面七十页正文纸张洁白细腻，薄如蝉翼。书长六点五厘米，宽四点五厘米，厚五厘米，其版面仅为普通古版线装书的十四分之一。书虽小，内容却包括《大学》、《中庸》、《论语》三部书的全部内容和宋代大儒的详尽注释。书中每页千余个老仿宋体字，虽然字字如蚂蚁头，然而一笔一划清晰无比，绝无模糊不清的文字，其印刷技术之高着实令人拍案叫绝。”（见《江南贡院》第七十六页）此书一发现，立即引起国内外新闻和印刷界的广泛关注。吉尼斯世界记录调查后，也确认此为中国现存的十万余种古版书籍中版面面积最小、文字最小和至今惟一发现的清代石印科考作弊奇书。乾隆甲子科年（1744年），有人传言到皇宫内，说肴这种奇书流入科举考场之中，朝廷大怒，皇帝下令来搜，结果那年的乡试中第一场就搜出二十一人怀挟纸片等作弊之物，第二场又查出二十一人，另外两千多人因怕搜查而临场逃之天天了。乾隆听说后更是大怒，下令以后考试者必须脱下衣服，一件件“浸水”搜查，笔具之类的东西，也要在水里浸过三日才能允许带入考场。但仍然有高手照样作弊。
考试作弊是历朝历代考场上最激烈、动魄的一景。
现时的高考也同样，从来没有哪一年听说过没有出现作弊大案的。有考试就有作弊者，这几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定律。比起科举考试来，现在的高考作弊恐怕远远超过其水平，首先是现在不可能采用乾隆下令的脱衣搜身那样的检查，那会侵犯考生人权，谁也不答应，谁也不敢这么干。这就使得“挟带”有了可乘之机。但这是最原始也是最容易被发现的作弊手段了，可监考的老师告诉我，每年的考场上总能抓住几个采用这类低级手段的作弊者。当然即使同为原始的“挟带”，今天与过去相比也先进了许多。有监考老师发现，某学生的“挟条”是用复印机特殊处理的，他事先把公式和语文试卷可能要出的古文，全都用复印机缩小在巴掌大的纸片上，字虽小，可看起来十分清晰。几十个数理化公式一微缩，也就手指大小。“亡命者”敢于为此冒风险，“难办的是一些女生”。当了十来年监考的某校王老师说，他在1988年就遇到这样一件事：在监考时，他发现有个女生老掀裙子，这个动作是很容易被联想到作弊的，当时现场监考的共三个人，两男一女。那女考生很有心计，女老师在的时候她不掀裙角，一等女老师出门解手什么的时候，就猛掀裙子。王老师和另一个男老师想上前阻止，可一到女考生坐位前，他们就觉得无从下手，因为一旦人家反咬你一口便够受的。他们赶紧请回那女老师，后来女老师就上前把那女学生“请”出来，让她自己掀开裙子。
“掀就掀！”女考生一点也不紧张地有意当着其他男老师的面把裙子掀得特别的高，连里面的小三角花裤都能看得到，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这个机智的女考生其实打了个时间差。
老师们尴尬地相互看看，不知如何收场。而就在这时，那女学生捂住脸大哭大闹起来，边哭边骂监考老师“欺负”她，说什么也不进考场了。这一闹惊动了整个考场，也把考场外的包括那位女考生的家长招来了。好家伙，校长和门口的保安人员一齐上阵维持秩序。因为家长们都向着那考生，说你们这些监考的，不能没有凭证就冤枉人呀！王老师他们有苦说不出，只好忍下这口气，结果是学校校长出面向那考生和考生家长赔了不是，才算平息了此事。“你说我冤不冤？事后学校还把我们几个批评了一通。从那年起，我尽量不跟女考生较劲。不过，有时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就得罪人。弄不好还会丢小命哩！”王老师说，他们学校就有个监考老师，不知是得罪了哪个作弊的考生，有一次她下班回家，半道上走着走着，被人用车“哐当”猛地撞倒在马路边上，当场晕了过去，整整住了三个月医院，她的胳膊才痊愈。这位女老师在倒下时，听到有人狠狠地朝她说了这么一句，“看你在考场上神气！”王老师说，他们学校地处小县城，相互之间都很熟悉。那些记恨的考生认为，是你监考老师跟他过不去才使他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却不从自己方面找原因，这使得很多老师宁愿不要几百元的监考补助，也不想因为一次监考造成个人和家庭的意外伤害，故尽量把监考的担子推掉。“但再推也总得有人去干，所以我们进了考场心里也发毛。见了作弊者不揭穿，对其他考生是很不公平的，可要揭穿一起作弊，你自己就得增加一份心理负担。作弊其实是最叫人痛恨的事！”王老师说。
考场作弊是历年高考中的顽症，而且现在的形式与方法之多，远远超过了监考老师的能力与经验。先不说老师与考生之间的相互勾结着的作弊，也不说某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本地的升学率而进行的集体犯罪性作弊，单说考生自已的个人行为，现今的作弊技术和手段之高之先进，也已令人叹为观止了。
BP机刚在大陆出现时，有人就用场外的电话给场内的考生BP机上传达信息或答案。后来有了手机，有人就用内外两部手机进行直接“对话”，其准确率远高于BP机。再后来听说有人用遥控装置，把一种微型无绳接收器放在耳孔内、衣袖口进行内外“考答”。这样的考试极其轻松，考生只要轻轻对着藏在隐秘处的小话筒读题，无绳传感器便将考题传到场外的接应者那儿，场外的人迅速通过翻书或查电脑把考题答案告诉场内，这个过程之快捷和它比电扇声音还要小得多的传感效果，可以在监考老师的眼皮底下做得天衣无缝，一丝不露。当然，上面的这几种利用先进的高新技术作弊，后来都被发现了，但没有发现的又有多少呢？天知道。
有一次我到某大学采访，几位“过来人”给我讲起了他们的“高招儿”，我在现场目击后，简直目瞪口呆。
张和李现在同一所大学里读书，他们给我“演示”了两套作弊招术：
一是利用手势。张和李从小是好朋友，彼此间一抬足，一举手，尽在不言之中就能相互间明明白白。他们表现了如某题错与对的手势：张在为难时，他便详装思考，将一只小手指竖起。一边的李便知道张需要他“通报”。下一步便是张把某题有难告诉对方，用的依然是手势。李一看张的手势便知道其困在何处，于是就能准确无误地发出信号：错为手指在空中一个打×，对便是用手势做一个勾的动作。他们俩人在做这些动作时只须用零点几秒的速度就能完成。张李说，这套“手势”他们用过很多年了，几乎可以打遍“校考”、“市考”、“省考”、“国考”等各种考试。
另一套作弊方法是以桌面上的四个螺丝钉为代号进行“操作”。一般课桌上都有左右上下四个螺丝帽，张李早先就以这四个螺丝帽编好了一套完整的文理“密码”。比如现在计算机统计题分中文理科都有不少是选择题，张、李他们对付这类题是最拿手的：第一道若是对，便在右上方那颗螺丝帽上点一下，假如是错，就做一个划“横线”的动作。当然根据题的难易程度，左右上下螺丝帽合理搭配运用也就是了。
“你们俩人当时高考是不是在一个考场？”我问他俩。
张、李笑了：“我们运气好，总在一起。”
“那你们运用过上面的战术？”
张、李狡猾地一笑：“谁知道！”
我跟着他们笑了。又问：“听说现在大学里作弊现象也特多。你们的合作仍在继续？”
“必要时有可能。”说完，他们又大笑起来。“喂，大作家，我们可什么都没给你说过呀！特别是我们绝不出卖专利，你可千万不要将我们的专利传出去啊！”他们在我临走时不放心地叮咛道。
我也诡秘地朝他们笑笑，心想，你们的把戏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样至少可以防止再有人敢仿效。其实我也知道张、李的手段仅仅是无数作弊“技术”中的一两种而已，还有很多很多没有被发现的。
每年高考现场，监考老师都能在考场中捉住一些作弊新招，而同样，也有不少是老师发现不了的。被发现和目击到的，永远是有限的部分。
目击之六：焚书坑包
对学生来说，什么事最解恨？十有八九会说考完一次大考后最解恨。自然，像决定一生命运的高考，对多数学生来说，那无疑是最解恨的时刻。在高考现场，当三天的大考最后一声铃声响起时，当考生们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在跨出考场后，那种久积而又从未释放的情绪与情感，会如埋在堤煦深处的岩浆突然爆发一般涌出来。
我观察了1999年高考结束时的北京某一考场实景：有人开怀大笑地喊着：“别了死亡，我活过来啦！”有人搂住迎过来的母亲或父亲，失声痛哭起来：“我好苦，现在总算出头了！”有人则低着头，沉默不语地悄然躲开喧哗的人群，独自擦着溢出的泪；也有人又蹦又跳地将手中的笔和纸抛向天空……最让我惊诧的是，我看到有人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