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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次土地普查也包括了官地、卫所、勋贵外戚的封地，但是更多还是各地士绅官僚的一直以来瞒报漏报的私地。
这次土地普查，远东公司可以说是倾注了全力，甚至是不计代价的投入，才最终完成了这个工作。这项工作极为繁琐，而且非常辛苦，各种工作堆积如山。
绝不是大明那些官老爷那样，坐在官府的户房里，看着被府衙胥吏做过手脚的籍册。而是要下到基层的城乡村镇，逐村逐村的亲自丈量耕地，完成一项纪录一项，然后马上封存建档，迅上交到各地的工作组。
所以此次土地普查工作，还是非常准确的，这也是各地传统封建力量极力阻扰的原因。即便是在大明，士绅免税的土地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举人、士人以及各级官僚的免税标准都不尽相同，大概是进士可以有两千亩免税，举人为四百亩免税，秀才为八十亩免税。
但是各地的士绅地主通过与当地官府的官僚胥吏相勾结，大肆瞒报漏报土地，达到名下土地免税的目的。很多举人拥良田万亩，早就过了免税的标准，但是依然不缴纳一分银子的税赋。
1581年，为了增加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明朝大学士张居正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但因为实施这一改革的前提是清查土地，即便当时张居正权倾朝野，但还是遭到各地士绅地主的极力阻挠，清查土地进行的并不彻底。
随着张居正的死去，从万历末年开始，大明朝廷官方籍册的耕地，就开始一减再减，到明末崇祯时期，张居正当年清查的朝廷官方籍册登记的耕地，已经减少到了相当低的程度。
明朝还有一个黄册制度，就是将各地人口、田地和资源情况统一登记、造册，作为缴纳赋税的凭据。但是各地士绅地主与官员勾结后，官员在这上面造假，用劣质纸张制造黄册，使得黄册在保存过程中由于纸张损坏而无端消失。
官员们干脆在黄册登记之初造假，把土豪地主登记为贫民，而把贫民登记为地主，结果赋税责任都落到贫民身上，造成大量贫民逃亡。贫民逃亡后，官员们干脆把去年的黄册再原样抄一遍，送上去凑数。
再加上大明各地的官僚经常以抗税为荣，而且各地官府从中作梗，在这样的纳税背景下，明朝的税收情况可想而知。
所以远东公司施行土地改革的基础，就是土地普查，若是没有一个准确的土地普查数字，想要在中原北方施行土地改革，那就是扯淡。
（。）8
第一千五百五十三章 哪有这样的好事儿（）
进入东汉后，中国进入了乡绅地主结合儒家理论作为领主的封建领主时代，东汉开始叫豪强，两晋隋唐以后叫士族。
他们依靠宗族的实力和儒家的理论建立独立的领地，在宗族的领地中使用私法私刑，把持朝政，把持地方政权，把持官员的推选，所以这是中国特有的“封建制度”。
中原华夏王朝，每朝开国之时，士绅免税确实有效的团结了一部分人。这种制度的优点是中央政府强大时稳定性好，士绅宗族让王朝的统治成本降低，但是士绅免税制度，却成了最大的弊端。
随着时间的迁移，不纳税的士绅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势必会疯狂的兼并土地，久而久之，大量在开国时期获得了土地的农民又变成了佃农，变成了无土之人，一个朝代也开始逐渐崩坏。
凭借免税制度，富裕起来的士绅集团成为朝堂的代表。透过科举制度进入朝廷，拉帮结派影响朝廷的政策。
所以士绅免税制度，也是中原士绅集团的根基。远东公司的土地改革和税务改革，对于士绅集团来说，就是动他们的命根子，他们当然要极力的阻扰。
而想要真正的进行这两项改革，土地普查工作就变得尤为重要。土地普查的胜利结束，也意味着远东公司在中原北方各地土地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接下来税务改革办公室，也要将工作重心向中原各地基层转移。税务改革办公室前期的工作，开展的非常顺利。毕竟远东公司在进入中原之前，就已经在大明各地布局，建立了完善的商业系统，辐射整个大明各地。
而且公司在大明的商业系统，是由远东公司情报部负责管理，大明各地的远东商行，其实就是的情报站，所以对大明各地的商业情况非常了解，甚至还和众多大明商户有些牵扯不清的关系。
而正是通过梁玉洁对远东商行的改组，才使得远东商行逐渐改变了情报为主，经营为辅的格局，使得远东商行慢慢成为公司主要的几个钱袋子之一。
尤其是在崇祯大旱期间，大量流民涌入辽东，流民在大明的大部分物资几乎都是远东商行，尽最大努力筹备的，极大的缓解了远东公司粮食、物资短缺的情况。
因为对各地的商贾巨富的情况非常了解，而且情报部在公司入主中原之前，也做了大量有针对性的准备工作，使得税务改革办公室的初期工作，开展的极为顺利。
大明各地的豪商巨贾，身后站的都是士绅官僚和皇族贵戚，他们利用种种特权而经商开店，占用通衢要市而设肆、开设官店以邀集商贾囤积货物、借用行政特权挟带商船私货，而且不用缴纳商税。
大明朝堂的官僚普遍经营商业，民间商贩如果要想有从事商业，并在商场上立足，就必须投靠这些权豪势要借官府之名色。
而一般小商贩和更多的普通百姓，则因为此类加倍的盘剥而濒于破产，使得“村镇负担者俱困”、“倍尅于齐民”。而这也是这个时代权力集团经营商业的通则。
大明一朝，除了皇帝、贵戚经商，明朝制度规定四品以上官员禁止做买卖，不许与民争利，但这一条始终行不通。
事实上是官愈大，作买卖愈多愈大。比如辅徐阶大规模经营商业的同时，还通过手中的权力直接控制和侵渔地方和中央财政税收，家中“多蓄织妇，岁计所织，与市为贾”。
朝廷要员这种以自己手中的政治和财政等大权作为家族经商牟利靠山，非常典型地说明了“权力经济”体制与近现代商品经济体制的悖逆。
“官愈大，作买卖愈多愈大”的权力法则，也使得明代后期展极盛的士绅经商浪潮，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来于此矣。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常⒊《伞⑹屑薏皇糁郎穑嘌匾晕Ｊ乱樱�
士绅阶层对于天下几乎一切重要市场资源的垄断，已经展到“相沿以为常事”的骇人程度。商人为了利益最大化，所以通常“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积极参与政治”，这也是这个时代商人阶层，安身立命和争取商业经营空间的主要出路。
与西方中世纪后期城市经济兴起时商人阶层对独立政治地位的追求相反，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财的门径。
商人们不仅靠贿赂官吏而使自己得到逃税减税，更一进步通过科举制度渗透到政府当中，极力争取对自己家族和阶层有利的政策，阻止对自己阶层不利的政策，乃至搞臭阻碍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官员、宦官，甚至皇帝都不能幸免。
大明历代皇帝都穷得要死，只要皇帝一要求加收商税，朝廷百官和各地的士绅官僚，必会群情激昂“为民请命”，什么藏富于民啦，不与民争利啦，并引经据典的大肆批驳。
其实说到底，就是不想缴税。他们口中的民，是他们自己，不是农民，不是工人，更不是说大明是穷死的，这个一点也不夸张。如果大明有钱，就不会逼边军造反，就不会无钱粮就济饥民，就不会不停地加农税逼农民造反。
明末崇祯大旱期间，北方赤地千里，饿殍遍地，可东林党的老家却纸醉金迷，最无耻的是，东林党最后大部分都投降满清了，一个个争当带路党，反正历史都是他们来写，是凡极力主张收商税的皇帝都成了暴君独夫。
远东公司当然不会继续施行士绅阶层免税政策，尤其是中原各地的商税，也是未来远东公司重点解决的问题。
通过现代社会的经验，结合这个时代的实际情况和历史背景，制定合理有效的税务改革。税收是国家的命脉，政府为商户创造一个和谐的商业环境，商人们赚取惊人的利润，却不想缴纳税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8
第一千五百五十四章 集体告病还乡（）
远东如此坚决的进行土地普查，也让中原各地很多理智的士绅官僚清楚的意识到，中原已经变天了，不论他们如何抵制也无济于事。
以往在大明的时候，他们还能绑架民意对抗皇权，在地方煽动、鼓噪当地不明真相的底层百姓闹事，在朝堂利用百官集体皇帝发难，达到他们的目的。
整个士绅官僚集团，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一个难以撼动的体系，他们控制着大明的基层，官绅和官商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大明的元气就这样，被他们吞噬一空。
如今是远东的天下，士绅阶层一旦失去皇权的护佑，一旦失去基层的权力，他们连屁都不是。
远东公司发动的严打行动，严厉的打击了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土豪劣绅，并对各地的黑恶势力、城狐社鼠和嘎杂流痞进行了血腥的清洗。
除此之外，远东公司还对各地基层官府的胥吏衙役进行的打击，这些人敲骨吸髓，竭尽贪婪，相当于朝廷“养百万虎狼于民间”，令底层百姓困苦不堪。
上述几类人，也是士绅官僚阶层在地方的左膀右臂，他们勾结胥吏，指使收买黑恶势力，疯狂欺凌百姓，令底层穷苦百姓敢怒不敢言。
可如今各地士绅地主没有衙门的官僚胥吏撑腰，没有黑恶势力的青皮无赖充当打手，也没有朝堂百官为他们摇旗呐喊，仅凭一帮书生文人、地主商户，无论怎么闹腾，也掀不起什么浪花。
所以远东公司在施行两项改革的过程中，即便中原北方各地的士绅地主极力阻扰，可依然没什么卵用。
为了对抗远东公司的两项改革，北京的百官，包括内阁的几位阁老，以及各地的官府衙门的官僚，纷纷告病致仕还乡，以此来要挟远东公司。
他们以为这样一来，中原各地的行政管理势必陷入瘫痪，可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远东公司非但没有挽留他们，而且他们刚刚离开官衙，就有人补上了他们的原来的位置。
这些大明的各级官僚，还以为可以像当初在大明的时候，朝廷百官和地方市民闹上一场，就可以逼迫大明皇帝妥协让步，只是他们低估了远东公司的决心。
而且远东公司组建之日起，就开始不断的培养自己的基层管理力量。虽然当时远东自己的教育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基层管理干部多数来自于底层的贫苦农民，普遍存在着文化基础很差，个人能力一般的缺点。
但就是这些大字不识一个的底层农民，通过公司多年的精心培养，并且在基层都有着多年的实践管理经验，十几年下来也都逐步的成长了起来。
目前远东公司各个控制区的基层管理干部和政工干部，都是由这些人来担任，是他们撑起了远东公司基层管理的骨架和脊梁。
远东公司早在入主中原之前，为了能绝对掌握中原北方各地的基层管理，做了足足两年的准备，对各级基层管理干部进行了多次的培训和考核。
还根据他们自身的特点，以及培训和考核的情况，在进入中原之前，就有针对性的做了部署。也就是说，他们在进入中原之前，就已经有了具体的安排和去处。
随着远东公司占据了中原以后，这些基层管理干部也分别被安置在各个地区，并组建了一个新的地方管理机构，只是还没有挂牌而已。
当初远东公司为了稳定中原北方的局势，并没有对各地士绅官僚采取过激强硬的政策。对北京中央政府和各地官府的官员，基本采用留任的政策。
而且也没有触及士绅官僚的核心利益，那就是土地和税收的政策，采取为水煮青蛙的策略，首先稳住了士绅阶层，然后深入基层开展群众工作，并发动严打行动扫清社会的渣滓。
经过公司一年多的努力，各方面工作时机也终于成熟，远东这才猛的露出了獠牙，对中原北方的传统封建势力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这次北京和各地府衙的官僚为了抵制公司的两项改革，集体告病还乡，以为能令远东公司在中原的行政系统陷入瘫痪，想以此要挟公司妥协。
没想到远东公司早就已经配置了好了新的一套基层管理系统，而且马上就开始了运作，不但各级基层单位人员精减了许多，而且效率提高了很大的一截。
和这个时代的官僚胥吏相比，远东是基层管理干部无论是学识、能力，还是自身条件都要相差甚远。
但是远东公司的基层管理干部，却没有这个时代官僚胥吏的恶习，更为可贵的是，他们普遍具有踏实肯干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远东公司的基层干部，大都由被鞑子迫害的辽民，走投无路的流民等组成，知道民间的疾苦，也珍惜现在的生活，经过公司多年的培养和思想教育的洗脑，对远东公司都是极为忠诚。
他们不是大明那些天天坐在衙门里的官老爷，也不是只知道欺压迫害百姓的胥吏，而是几乎天天都在四处奔波，起早贪黑的忙碌，随时能卷起裤腿下到田间地头，随时能拿起锄头耕田种地的基层管理干部。
尤其是在遭遇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远东公司的基层管理干部和基干民兵，都要冲到最前面，深受基层群众的拥护。
所以这些各地的士绅官僚，以为装模作样的闹一闹，远东公司就会对他们进行挽留，谁知远东公司根本就没搭理他们，而是任其离去。
这也让大部分官员都万分后悔，很多人改变了主意，想继续留在原来的岗位上，但是只有少数人被留任，其余大部分均被告知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让他们回家等待。
如今土地普查的圆满结束，各地士绅地主实际拥有的耕地已经全部被远东公司掌握，并记录在案，从明年开始公司将按照新税法改革的实施办法，正式施行士民一体纳粮的土地税收政策。届时传承千年的士绅免税政策，也将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而新的税务改革，对各地商户的商税征收办法，从下月就开始征收。从此中原的商税制度，也将翻开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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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五百五十五章 政宣工作（）
随着北方大部分地区的一场大雪，1649年的冬天终于来了。？？即便是长江北岸的很多地区，也都飘起了雪花。
远东公司土地改革委员会，已经在入冬之前圆满的完成了土地普查任务，税务改革办公室的工作，也基本完成了第一阶段工作。
其实今年的工作，只是两项改革的准备和部署，明年才是真正实施阶段，也就是见真章的时候，届时才能体现出这两次改革的价值。
所以公司董事局的各位常委和委员，以及公司各部门的员工，都6续离开了各地基层，返回了原来的工作岗位。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休息，可远东公司宣教部的工作却刚刚开始。此次公司开展的这两项声势浩大的改革，在中原各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为了保证公司两项改革的顺利进行，宣教部开动了庞大的政治宣传机器，在中原北方各个地区大肆宣传。
主要宣传的内容是土地改革和税务改革的重要性，通过政治宣讲、报纸画报、标语漫画、露天电影和文艺演出等各种媒介，进行全方位的密集轰炸，在中原各地掀起了一轮**。
远东公司宣教部的目标是，就算最基层村镇的普通底层农民，也能基本了解土地改革和税务改革的必要性，尤其是封建社会传统政策，也就是士绅免税政策的危害。
让所有百姓认识到中原传统封建势力是如何压迫剥削底层的百姓，并列举了很多实例，通过各种资讯传播媒介，向中原各地的广大底层百姓进行宣传。
远东公司入主中原以后，宣传工作向来是重中之重。所以远东公司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一直在不遗余力的进行各种方式的政宣工作。
中原历代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延续了数千年，这种集权并非指皇权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而是指核心权力的集中，对于广阔疆域内的广大乡村，权力的介入是相当有限的。
传统士绅阶层在乡村社会承担的责任，主要包括地方公共设施的修建，地方福利事务包括成立济贫、义葬、育婴堂等组织并承担经费和管理费，作为仲裁人调解乡里纠纷，维护传统纲常伦纪，积极传授和阐明儒学伦理，兴办书院，捐资维修文庙和先贤祠，资助学生等。
士绅阶层在作为地方自治的领袖的同时，有充当了统治者的教化工具，官学和科举制度旨在迫使绅士以及谋取绅士地位的人沉湎于科举生涯，将他们的思想导入以纲常名教为重点的官方思想渠道中去，再由接受灌输的绅士将这些儒学原则印入民众头脑中。
而且这样的传统教化工作，已经持续了千百年，已经深深的印到了底层百姓的脑子里，甚至铭刻在他们的血脉里、骨子里。
远东公司想要打破数千年来禁锢在中国人心里的那个封建枷锁，拔除根植在老百姓心中的旧有封建思维，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好在明末这段时期，基层乡村社会已经近乎破败，各地土豪劣绅、恶霸地主遍地，乡村地痞无赖横行，城镇黑恶势力泛滥。
士绅地主与当地府衙的官僚胥吏相互勾结，疯狂的兼并土地，并采用欺报瞒报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偷税漏税，还把很多税赋、徭役转嫁到底层农民的身上。
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社会结构也在生变化，这一时期士绅与商民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士绅阶层的影响扩至经济领域。
大明的士绅官僚、藩王宗室、勋贵外戚和土豪军头，利用手中的权力把持着明朝的大部分土地，并控制着大明的商业经济，可以说从上到下已经彻底的烂掉了。
特别是崇祯大旱期间，中原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