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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3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7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划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8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
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图多帧，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虽然缺少了这文明的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
9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个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Splendour”，“melancholy”，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着《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16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睽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
“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那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
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
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顶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活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天的灵堂
文艺报
王家玲
在干涸、飞沙走石的高原戈壁旅行有些日子了，没有看到过芦苇。就深信在到处布满石子，缺少水泽的砂石地上是不会有连成一片片的苇子或苇荡的。
“这里有的，只是很少的一片，在昆仑雪山脚下。”向导说。于是，我们就向着那绿色的梦飞驰而去。
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不同于所走过的任何地方。除了满目银色冰雪屏障外，就是纵横交错、裸露着岩土的山脊梁。久居“屋脊”上的人特别嗜好绿色，绿圈在有着厚实墙的屋里，不受任何暴风雪的袭击。生活在“天”上的人要求不高，只要有绿的陪伴就不会寂寞，就估摸着离人寰不远。
我们来到这片开满白花花芦花的野地。
“旁边就是举世闻名的察尔汗大盐湖。”向导说。察尔汗是块不毛之地，留不住生灵，也没有绿荫，是天帝眼前撂荒的土地。
书上说它曾是一片内陆海洋，因无法和外界沟通，只好留在高原上自生自灭。
终于有一天，海死了，留下凝固而浓缩的躯体，在天帝脚下浩浩荡荡铺陈着亡者的灵场——没有生命，只有生命的结晶体——盐湖。
“这里是什么地方？”我们一边小心翼翼拨开被烈日烤得分外尖脆的苇叶，一边向前走去。
“是墓地。噢，是海死了以后很久的事了。”
惊懔了一下，倏地停住脚步，一只脚陷在沙土里——是一个完全被芦苇覆盖着的坟包。前瞻后顾，原来已走在坟冢林立的地方。一个个坟包被密密匝匝的苇丛掩饰着，不容易看到。
果然是一片芦苇海，一个聚集了无数亡灵的地方。
“现在还不是最好看的时候。再过些时日，芦花铺天盖地开成一片，高原风吹来，它们就哗哗作响，人们都说那是在唱挽歌。”
我无心去想象向导所描绘的灿烂景象，只觉眼前的一切已足够壮观。
“有这样得天独厚的归宿，亡者该心安了。”
想到动情之处，就伸手去抚摸那枝冠上的芦花。没想到，沉甸甸的芦花在我触到它那一瞬间，只轻轻一跳，就弹向了一边。
“是亡者魂灵吧？”“有人说，芦苇海会讲故事。每到芦花开放，日头西沉的时候经过这里，那作响的芦花分明在说话呢。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议论得可欢呢，偶尔还能听到咳嗽声……”我很喜欢这位说个不停的向导。只要须臾工夫，他就会把看到的、听说的，甚至是即兴想象的都告诉你。
我很欣赏他讲的关于芦苇海说话的故事，就有意甩下他们，兀自弯进芦苇深处，为了听到更多的故事。
“四川生人”、“江苏生人”、“甘肃生人”。
我默念着每座坟墓前木牌上已模糊不清的字迹，想象着他们会告诉我些什么。
芦花在我头上跳动着，尖利的苇叶甚至刺痛了我，但我仍顽强地站在苇丛中祷告他们讲给我听……说是一位年轻的战士外出巡线时遇上了大风雪，电杆和电线被狂风搅得一塌胡涂。一筹莫展时突然想到用喷灯把雪堆融化，用冰柱把电杆和大地牢牢“焊”在一起。本来是一个创举，但是悲剧也会发生——向冰雪，扑向电杆，把生命和维护的电杆永远凝固在一起。
是个幼童的故事。伴他在此地长眠的是一株嫩弱的新苇，小小芦花才齐肩高，挺乖挺稚气地依偎着我，像依偎着母亲。
他说，很想看到父亲。妈妈说，爸爸在天上，跟星星在一起。于是就更想父亲，想和父亲的星星在一起。
他说，到高原的第一个夜晚，叔叔阿姨说些什么不太听得懂。只知道让他们不要忙着上去，上去有危险……离朝思暮想的父亲，离父亲的星星只有一步之遥，谁能阻挡得了他们日夜兼程往“天上”赶。
他说，终于在星星歇脚的地方看到了父亲。父亲指给他看星星，指给他看月亮，就这样看着，说着，数着，笑着，在父亲的怀中永远睡去了，再也未醒。
父母亲轮流抱了他三天三夜，想用体温，想用自己的气息唤他回来……以后，就在他们父子说笑的地方栽了一棵小树，母亲说，这就是我的孩子。整日呵护着他——风雪来了怕冻着，烈日当头怕晒着，从此，全家三口再也没离开高原。
如今，那棵树已长得很高很大，成为高原一处绝美的风景。
温柔懂事的小芦花替我拭着满目泪花，抚平纷乱的鬓发，抖动着全身，轻轻说：去吧，去吧。
我一边应允着这个可爱的小精灵，一边深一脚浅一脚退出了芦苇海。
人们已聚集在车旁，望着刚从苇丛中钻出的我，责怪我不该离开他们。这里是墓地。
向导说：秋天，成片的芦花谢去，苇枝变得焦黄脆硬，枝头就会擎起一个个直楞楞的芦棒，像无数吊唁者高举火烛密密麻麻站满天涯，一直站到来年苇生新芽。
如果还能表达，我愿将眷念留下，种在每一棵芦苇之下，与芦苇柔韧悠长的生命缠绵在一起，夏日愿作素白的芦花，秋日结出烛样的芦棒，让生命燃烧起来，搅动寂静的天国，让灵光萦绕于天庭门前，惊动厮守于此的神。终于明白，对生命来讲，没有什么禁区，一种生命的完结将意味着另一种生命的诞生！地上是这样，天上也是这样。察尔汗是这样，昆仑雪山下的芦苇海也是这样。
□
天赋的才能
刘墉
才几个月大的婴儿，就已经会聆听音乐，哼出不成调的歌。
才学走路的幼儿，就已经会手舞足蹈，应着节拍起舞。
才知抓笔的孩子，就已经会涂涂抹抹，画些不成形的东西。
人似乎天生就是音乐家、舞蹈家和画家，但是，为什么他们成年以后，大部分都不再像儿时那么放情地歌舞和绘画了呢？因为他们渐渐学会了害羞，怕自己没有嘹亮的歌喉、曼妙的身段和绘画的细胞。
因为他们愈来愈忙碌，忙得没有时间欣赏音乐、没有余情应节起舞、没有闲暇挥笔作画。
就这样年复一年，他们遗忘了天赋的才能，也失去了许多的快乐。
天使心
海外星云
黄秋芳
教书有许多芬芳的报酬，给付“薪资”的老板是孩子。他们24小时营业，全年无休，而且年纪愈小的愈慷慨，随时随地不计工作现况，任意“支付”。
很喜欢这些孩子。
再 见上课整天后，把自己锁在洗手间里充分放松。然后有刚上学的低年级孩子拼命敲着门大喊：“老师，老师老师，老师……”急切地打开门后，看到他乖巧地睁大眼睛报告：“老师，再见！”只剩我，来不及反应地目送他的背影。
听 话孩子忘了带铅笔盒来上课，焦急的妈妈特地在上课时送来。我摸摸孩子的头，轻声交代：“跟妈妈说再见！”立刻，全班几十个学生整齐划一地大声喊：“妈妈再见！”吃惊的妈妈一愣，一时竟不能做任何反应。
具 体和孩子说明看得到的是“具体”，看不到的是“抽象”。看得到的“眼泪”是具体，看不到的“悲伤”是抽象。看不到的“心”是抽象的，看得到的“心脏”是具体的。
“那么，我们可以在哪里看到心脏呢？”我期待着孩子用嫩嫩的声音来告诉我：医院、X光片、电视或卡通影片上。没想到，孩子直觉地答：“猪肉摊。”
你曾经在猪肉摊上仔细地看过心脏吗？糊 涂穿着凉鞋上课的崇恺，把同学那双和他同样厂牌的球鞋穿回去。放学后，有一双凉鞋找不到主人；有一个找不到球鞋的孩子却哭啼着打起赤脚回家。
崇恺没事似地过了一星期，忽然大惊小怪地发现两双并排的一模一样的鞋子，他急着扯开嗓门问妈妈：“怎么又买了一双同样的球鞋？还去买人家旧的？”如果你是崇恺的妈妈，你该怎么办？不 懂孩子上台鞠了躬，温柔地报告：“老师、同学，大家好，今天我所要讲的故事是，金斧头和银斧头。”
好多同学都急着问：“什么？鸡骨头和鱼骨头？”谁 散“散”是一个很难解释的形容词。
我一直认为，我的学生奕勋最“散”。有一天，他那漂亮的妈妈买了双黑鞋子给他，他整个下午都吵着要咖啡色的鞋子。结果，妈妈说：“没关系没关系，回去用咖啡色的彩色笔涂一涂就好了。”
奕勋大概不是最“散”的，我后来想，还有他妈妈。
天 窗得钲来上课时意外地发现教室里的夹报资料和他家里那一份一模一样。他很好奇地问：“这我家也有！老师，这里怎么会有？”我故意逗他：“开飞机去空投的呀！打开飞机窗户，一路往下丢，大概被你们家人捡回去的。”
没想到他真的相信。他想了想，认真地点了点头：“对，我爸的车子开天窗，一定是从天窗里掉进来的。”
假 钱学期结束时发给表现优秀的孩子一些礼券。
第一名的孩子500元，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巨额财富。他们在教室里开心地假想500元可以买什么、做什么，然后打开信封看到礼券，一下子脸色褪白、眼睛满溢着急切：“什么，老师给我们假钱？”男 友很喜欢刘德华，办公桌上有一张他的照片。
奕钧刚来上课的时候因为家教严，总共只认识苏有朋（妈妈常常告诉钧钧，苏”“考上了台大）。他开心地捧着刘德华的照片，惊叹着：“哇，老师有男朋友了，好帅唷！”“哎呀，那是刘德华。”孩子们纷纷摇头，觉得他很好笑。
“什么？”奕钧惊异地瞪大眼睛：“你们连老师男朋友的名字都知道了？”心 声写作文其实很简单，常常告诉孩子：“作文就是自己的心声。所有不敢讲、不好讲、讲也讲不清楚的话，其实都可以写进作文里，只要把心里想的事写出来，就可以是好作文了。”
后来我改到一篇作文：“我真的想要尿尿，快尿出来了，哎呀，我心里想的事就是，憋不住了，憋不住了。”
听那立体的乡愁
这一代的事
董桥
法国鸿儒罗兰·巴尔特谈写作环境和书斋文具，说他不作兴在旅馆客房里写文章，原因不关气氛，不关装潢，但嫌它格局铺设不得其体，并戏言云：“人家称我是结构主义者，信口雌黄！”他惯常上午九点半钟到一点钟在卧房伏案工作；卧房里还有一台钢琴供他天天中午两点半弹奏。再有就是一堆画具，星期天没事总会画几笔。书桌要木头做的；书桌边还要另设一张桌子摆放文房杂物；打字机、索引架各得其所。巴尔特爱笔成痴，喜欢买各种笔，写一篇文章总爱新笔旧笔换来换去地写。他连鹅毛笔都用，可是绝对不用圆珠笔，说是这种笔只配偶尔记记零星杂感，勾画不出惬意飞动的文思。他始终最爱用细致的自来水笔，觉得一管在握，锋棱崭然，毫发无憾，意到笔到！写作原是家庭手工业，今昔中外作坊环境流露作家生平趣尚不说，纸笔之类的生产工具作家大半都相当考究。明代屠隆官拜礼部主事，遭小人构陷，归隐之后家境虽然贫寒，居然念念不忘经营书斋情调，种兰养鳞之外，洗砚池边更沃以饭渖，引出绿褥似的青苔；墙下又葬了薜荔，经常洒些鱼腥水，日子久了，藤萝蔓生，月色下浑如水府，别饶佳趣。至于斋中几榻、琴剑、书画、鼎研之属，更是制作不俗，铺设得体，入目心神为之一爽。这些“清规”，正是罗兰·巴尔特所说作家的写作“礼仪”，仿佛中世纪教会寺院抄写经书的人要默坐一整天才可以动笔一样神圣；巴尔特甚至向往中国古人重视书道、临池专心如僧侣摒除杂念的毅力。这样的流风，到了机械文明硬体发展撩人魂魄的今天，自然需要重新认识、另作安顿了。
“我不断在认真改造自己去适应时代潮流”，罗兰·巴尔特说。他买了一架电动打字机，天天花半个小时练习打字，希望“打”出更有“打字机风味的文稿”。
他说他的写作过程通常分成手写和打字两个阶段：先是把“情志”笔之于书，求其心手之相合，变成手写原稿；然后是把手稿誊清成印刷体的打字原稿准备付梓销售。巴尔特事忙，偶然不得不劳烦别人用打字机代誊手稿，却觉得这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异化现象：打字员受雇主牵制迹近奴隶之受束缚，而写作的天地其实是最讲求自由抒发情志的天地！于是，惟一办法就是巴尔特自己练习打字，希望从此可以不必手写草稿而是直接用打字机打出文章，巴尔特毕竟到死都舍不得全盘放弃“笔”耕的乐趣，宁愿自叹落伍也不轻心冷落案头那些笔。
中国旧式读书人之重书道，固然是以书判取士的形势所迫，可也有不少是性之所近；这里头当有思古幽情在作祟。湖北杨守敬以书名天下，家中收藏古人书画很多，可惜身后家人不知宝爱，纷纷给日本人重价买走，只剩一些友朋书札充塞一楼，其中梁鼎芬的短简云：“羊头已烂，不携小真书手卷来，不得吃也。”周弃子看了不禁感叹“承平文宴，铺风流，神往前贤，心伤世变，不止妙墨劫灰之可为太息也”！中国书道之衰微的确影响文人的兴味和文章的风韵；现在中文有了打字机，慢慢一定普遍于案牍之实际应用，中国作家迟早都要深刻领略“社会关系的异化现象”。但是，只要作家“情志”未死，写作“礼仪”不衰，尽量在手写原稿和打字原稿上追求一丝美感，那么，中国文人的手稿上起码应有应规入矩的馆阁体钢笔字可看，虽然无复魏晋飘逸之风，六朝碑版之意，到底自成锋棱，心手相合，文章连带也透出些远古的幽思来。
机械文明用硬体部件镶起崭新的按钮文化；消费市场以精密的资讯系统撒开软体产品的发展网路；传播知识的途径和推广智慧的管道像蔓生的藤萝越缠越密越远；物质的实利主义给现代生活垫上青苔那么舒服的绿褥，可是，枕在这一床柔波上的梦，到底该是缤纷激光的幻象还是苍翠田园的倒影，却正是现代人无从自释的困惑。生活情趣和文化艺术于是开始在高雅和通俗的死胡同里兜圈子，始终摆脱不掉消费社会带给他们的压力。美国诗人Frank不再太息：“太多诗人都像中年母亲逼孩子吃太多熟肉和土豆。我才不管他们吃不吃。强迫人家多吃会把人弄瘦。谁都不必吸取自己不需要的经验；他们不需要诗歌就让他们去吧。我其实也喜欢看电影。”用不惯打字机的人还是可以用圆珠笔、钢笔甚至毛笔；激光毕竟没有射断历史的细流。钢琴家荷洛维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