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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回到北平对于学生爱国运动的破坏工作，就更变本加厉了。
同年夏天，张厉生接受北平“诚社”总干事李白虹等的建议，经过国民党“忠
实同志会”中央干事会干事陈果夫的批准，在南京紫竹林为“诚社”分子举办了暑
期训练班，一面讲授蒋介石的言行、力行哲学等等，一面举行军事训练。训练期间，
全体分子集体加入国民党，完成了组织手续。“七·七”事变后，“诚社”分子纷
纷逃往南京，9月间，军委会成立战地服务团，张厉生就把他们编到团里去，仍然受
张厉生掌握。到1938年春，经过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临全代表大会，蒋介石已做了
总裁，且因为既说要“团结抗日”，也有必要改装一下门面，就宣布取消党内一切
小组织，另组三青团。于是“CC”里边的“忠实同志会”以至于“诚社”，等组织，
照样宣布解散。
除了张厉生所搞的“诚社”之外，如齐士英在东北所搞的“东北青年学社”徐
恩曾、萧铮、洪陆东等在南京所搞的“青年社”和“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陈伴
岭在河南所搞的“武德社”，陈伴岭、刘不同等所搞的“三民主义忠实同志会”，
王潜在山东所搞的“学行社”，潘公展、吴开先在上海所搞的“上海协会”，吴醒
亚在上海所搞的“寅社”等等都是“诚社”一类的货色。“一二·八”之后，吴醒
亚在上海当社会局长时，他手下的特务学生，甚至配有手枪，动辄威吓乃至逮捕同
学，推翻校长，驱逐教员。陇体要（云南人）则以其母校复旦大学为中心，以杨家
麟、方国定等为助手，也搞同类的活动。虽然参加“CC”的人，不一定参加“中统”，
但参加“中统”的人，定属于“CC”。因为“CC”利用“中统”控制一切，甚至说
“中统”是“CC”的核心，“CC”的灵魂。
2．徐恩曾“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徐恩曾说：我们干的事业是无名英雄的事业，不为发财，不为升官。但升官发
财的信念不是靠我们，我们如果和他们一样，谁来替我们做保卫政权的工作？刘不
同对此放一炮：“天下乌鸦一般黑，明明是乌鸦，插上花毛也不会是凤凰。我是当
婊子的，我不要起贞节牌坊！说我们不想要几个钱，那孔祥熙也可以称为孔夫子大
圣人了！”
一般人心目中的所谓“中统”，是1938年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调查统计局”，又称“中央调查统计局”。实则“CC”的特务活动，从“党务调查
科”时以后，便已由他们在各处进行。由于蒋介石政治、经济的依靠主要在江南，
所以“中统”方面的活动，也是先由南京、上海及浙江一带发展起来，然后伸展到
各处去的。
约在1929年之后，与各省市指定“肃反专员”的同时，有些省市即设立了“反
省院”或“感化院”，由“党务调查科”透选各省市党部委员中的亲信人员兼任院
长。这些人员，都是老牌特务分子，例如浙江的方青儒、山东的赵伟民、河南的黄
凯等等。就是这一类的人。那些“反省院t’或“感化院”，名义上属于法院，实际
上则是特务机关的特设监狱，法院无权过问。他们不过借司法机关为掩护，实行其
非法拘捕。审讯、监禁等罪恶活动罢了。被监禁于“反省院”和“感化院”的人，
都是已判了刑的政治犯及由“党务调查科”交押的人员。
在“中央调查统计局”成立之前，即1937年底到38年初，有很短的一个时间，
“中统”还有过一个名称，叫“大本营第六部第四组”，由徐恩曾任中将组长。19
38年春，“中统”迁到重庆后，先设在九道门兴华小学内，后迁两路口川东师范，
一直到抗战结束搬回南京为止。
“中统”的组织有下列各部分：
局长室：是总领全局工作的一个办公室，内有主任秘书和秘书多人。
人事科：主管全局人事，由局长室直接管辖。
专员室：由局长室直接指挥，担负设计和联络以及分派临时工作的责任。也有
个别专员分配在其他部门。专员的职级弹性较大，有仅次于局长的职级，也有相当
于组长或科长的职级，人数也没有一定，最多时曾有30多人。
第一组：主管情报、资料、档案、文犊及总务。“中统”的组等于国民党其他
机关的处，所以第一组下面就有情报科。秘书科、资料室、档案室及总务科等等。
译电室有一个时期也属于第一组，后来改为直属局长室。
第二组：主管党务。实际上以反共工作为重点，其他进步团体组织，也是这个
组的工作对象。此外，有关反动帮会、宗教团体、盗匪扒窃集团以及对日伪的工作，
也属于这个组。组下分第一、二、三、四等四个科。
第三组：主管训练、组织和对外工作（与其他机关关系和外事），初设四个科，
后来把管经济的一个科扩大为经济调查处，就剩三个科。
经济调查处：是由第三组经济调查科扩大而成，专稿日伪经济调查和解放区经
济调查工作。该处成立以后，另设处址于重庆观音岩市立医院附近，单独使用一所
大楼房。
交通处：主管全国“中统”电台、电讯器材、通讯，沦陷区交通以及对解放区
的特务秘密交通。
研究室：专搞反共反人民的阴谋策略，和对共产主义理论策略和史料进行所谓
研究工作。
统计处：这个部门是抗战中期筹组了很久的一个单位，目的在于扩大挡案工作，
和蒋介石侍从室第三处（由陈果夫主持）相呼应，将国民党党内党外（特别是与蒋
介石对立的）的重点人物的有关资料，编成编目纪录卡片，随时供蒋介石查询了解。
在方法上，完全抄袭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登记制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只有一个
空架子，特别是在徐恩曾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而垮台之后，这个处就名存实亡了。
实验区：即所谓“重庆实验区”。“实验”这两个字，用在这个特务机关的名
字之下，其内容可以想见。当时，“中统”是要以局本部所在地的地方特务组织作
为“实验”，弄出一套可以“示范”的东西来，向全国各省市调查室推广。这个直
属于局本部的地方特务单位，地位相当于省调查室，基本上同省调查室的组织一样，
但是人员比省调查室为多，并且更着重于“行动”工作。所谓“行动”工作，就是
绑架、逮捕。拘押刑讯，纠合流氓捣乱等勾当。重庆地区的这些“行动”，都由
“中统”局本部指使“实验区”。“实验区”在重庆市区。郊区、南岸、江北和重
庆附近的几处大乡镇，都设有秘密机关。
除了省市调查室之外，还有一些由局本部这一条指挥线牵着的其他组织，如
（一）交通部调查统计室（季源溥负现）：（二）财政部盐务调查工作组（顾建中
负责）；（三）海外部工作组（先是陈宗周，后是谭永昌负责）；（四）司法训练
工作组（洪兰友负责）；（五）内政部县长训练班工作组（李永懋负责）；（六）
外交部公务员联谊会（张道行负责）；（七）中国文化服务社工作组（刘百闵负责）；
（八）教育部工作组（温麟负责）。此外，随着“CC”势力的伸展，后来财政部统
税署等机构，也有类似的组织。
“中统”组织庞大，人数众多，主要不是积于上层而是向基层扩展。除了军、
警、宪这些军事部门基本上没有“中统”的“蚯蚓（他们自己用这个名词称呼打入
各个部门的不露身份的特务）之外，在别的国民党机关范围里，由中央的院。部、
会，至各省、市、县政府，都有他们的踪迹。以1941年“中统”人事科的统计数字
为据，其人数如下：
局本部488人重庆实验区137人
各省市9655人各部单位2000人
民众团体300人外围骨干960人
上述人数共为13000多名。其中“各省市”数字，包括县级人员在内；“各部单
位”数字，包括银行、金融财贸机关在内：“民众团体”数字，包括黄色工会、帮
会道门等在内。
“中统”组织中的人事制度与人事管理情况，不同于国民党的一般党务机关，
也不同于“军统”。它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时期，全部人
员是照军事机关编制的，徐恩曾是少将处长，以下是校、尉之类的职级。直到“军
委会第六部第四组”时期，还有军事编制，到了重庆之后，有一段时间，即不是文
机关，也不是武机关，因此既不按一般行政机关支薪，亦不按军事职级发，而发
“生活费”。
后来，蒋介石以手令指定“中统”的编制完全照中央党部的编制，于是“中统”
的局长相当于“中央”党部各部的部长，以下有处长、科长、总干事、干事、
助理干事、录事等等。每月的“生活费”就照这些职级发给。
因为“中统”的人多，相当于科长以上的老特务无法安置，故在“中央”党部
的编制之外，“中统”自设了“调查员”的名义，他们所支的“生活费”有多有少，
有些分配于各组、处、科的“调查员”所拿的“生活费”比科长还多。有些“调查
员”是常年派在外面省市的，其职级也有相当于组长、处长的，如当时的广西调查
室主任蒋静一、粤汉湘桂督导徐政等，都是老特务，但在局本部的名义还是“调查
员”。“中统”的特务活动经费也很大，除正规编制开支之外，其超额数字，由国
民党中央委员会“特别费”项下支付。
“中统”为了疏散拥挤在局里的许多特务，同时也为了深入和控制更多的机关
部门，为“CC”集团攫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经“CC”高级会议考虑后，决定
把一批人分布到公开机关里去安身。如叫大特务顾建中打入盐务部门，季源溥打入
交通部门，孟九、王思诚打入粮食部门。又如由洪兰友所搞的司法官训练所，把特
务改装为检察官，再派到司法机关去。还有，李士珍搞的短期警官训练班，刘百闵
手下的文化服务社各省市分社，朱元懋控制的正中书局各地分店，都容纳了一批人。
又如陈立夫当教育部长时，也有一批“中统”特务到高等学校去当“训导”，或到
国立中学去搞“教育”工作。通过陈果夫的关系，在中国农民银行里也安插了一批
人。
在抗战胜利后的劫收中，“CC”集团也抢到了许多东西和地盘，且包括不少特
别容易获利的企业在内，如（一）华北企业公司，内有天津的卷烟业、面粉业、酿
酒业等，由骆美美负责；（二）东北企业公司，由齐上英负责。（三）青岛企业公
司，有啤酒公司、冰厂等，由李先良负责；（四）上海方面抢得特别多，包括有面
粉业、卷烟业、酿造业、地产业、印刷业等等，由吴倚沧负责。《申报》和《新闻
报》这两家大报，也到了“CC”的手中。此外如湖北应城的石膏公司、南京新街口
的华华商场、上海的华华公司等等，都是“CC”的“事业”。
在银行方面，除了中国农民银行由陈果夫任董事长之外，抗战结束后，赵棣华
又进了交通银行任总经理，吴倚沧任中央信托局总经理。“CC”在财政金融方面及
工商企业方面的势力范围，都愈来愈庞大，在所有这些部门，当然也可以容纳一些
“中统”人员。
凡是“中统”分子，不论派到哪个部门去，特务工作是不会中断的，他们有的
与当地“中统”调查室保持联系，有的则直接向局本部联系；“中统”组织也相应
地向他们发指示。他们不同于普通的“CC”分子，因为他们还有“娘家”。有的在
外面搞了许久之后，“中统”又把他们调回来。比方派到正中书局搞了相当长时间
的朱元懋，到了叶秀峰接管“中统”之后，又把他调回局本部去当秘书。“中统”
局本部的特务，随身携带的证件有两种，一种叫“调查证”，一种叫“职员证”。
领用“调查证”的，多半是常有外勤工作或对外联系较多的人。但同时也有一种不
成文的习惯，那就是较高级的特务都领“调查证”，一般的特务则只领“职员证”。
“职员证”只证明持证的是甚么人；“调查证”则除载明姓名、年龄、职别等等之
外，在另一页上还载有“希军警宪机关予以工作上之协助”及“准随身携带自卫手
枪一支、子弹一百发”等条文，这就是从事罪恶活动的特许证。
“中统”特务除了有“调查证”或“职员证”外，一般都有证章。证章又分为
两种：一种是国民党部的圆形证章，这和其他各部的一样，上面都有“中央党部”
四个字；另一种则是“中统”局本部的出人证，只有钮扣子这么大，常常更换，
有时一年更换两次，那上面没有机关名称，只有一个或两个英文字母或阿拉伯数字，
等于一种暗号。至于在外边活动特务，则很少挂什么证章；但是如果为了特务活动
而有需要时，“中统”机关可以给以任何机关的证章，用毕缴回。这固然很便于纵
容特务去胡作非为，而有时出了甚么毛病，还可以嫁祸于人，自己抵赖。
“中统”的特务要放到别的公开机关做事时，最初有一件伤脑筋的事，那是因
为蒋政府本来有一套所谓铨叙制度，大大小小的官都要有甚么证书之类的东西，以
凭任高职。特务们在“中统”混了多年，根本就没有这套东西，事实上也不可能出
具证件，证明某人有多少年特务经验，或做过任何职级的特务；所以要做公开的官，
就有点麻烦了。后来，徐恩曾得到蒋介石的准许，把“中统”的人一起报到“中央”
党部，用“从事党务工作”的年资，参加中央党部工作人员的甄审，然后每人发一
张“甄审证书”，有的是“同委任”，有的是“同荐任”，有的是“同简任”，每
种还分若干级，特务拿了这张东西，再送到铨叙部去经过一番官样手续，算是变做
政府的“官员”，问题也就解决了。因此，如果谁以为某某人是蒋介石某某机关的
甚么官，而不是正牌特务，那就会看错了。
还有一种以“学者”身份取得做官凭据的特务，如果只看他的铨叙证件，也会
上当。比方徐恩曾的亲戚穆某，东抄西凑的弄了一本所谓“著作”送去审查，竟搞
到一个“荐任一级”。其实他并不是甚么学者，只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统”特务。
特务中有些老粗看了眼红，就发牢骚说：“多写几个字就官高些，我们不写的就得
不到！”弄得徐恩曾要在纪念周上就铨叙的事欺骗一番，借以压制不平之气。徐恩
曾说：“我们干的事业是无名英雄的事业，不为发财，不为升官。但升官发财的信
念不是靠我们！我们如果和他们一样，谁来替我们做保卫政权的工作？总裁说过：
我们的主要力量，一是军事，二是政治，三是经济。我们负担的是政治工作的核心
工作，谁看不起这工作，就是看不起自己。谁还要争官位，就不配在我们这个团体
呆下去。”这样的话只能骗骗小孩子，连徐恩曾自己在内，他们谁个不争权夺利，
抢地位，刮钱财？当时，还未脱离“CC”且在“中统”当专员的刘不同，就对徐恩
曾的话放过一炮，他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明明是乌鸦，插上花毛也不会是凤凰。
我是当婊子的，我不要起贞节牌坊！说我们不想要几个钱，那孔祥熙也可以称为孔
夫子大圣人了。”刘不同素以泼骂出名，他在躲警报时，站在防空洞，照例要放些
炮，常引起小特务的共鸣。因此徐恩曾根讨厌他，在徐恩曾垮台之前，便把他搞出
去了。
关于蒋政权内争权压利的事实，连“中统”创办人陈立夫自己也承认。有一次
在他的防空洞沿躲警报，就发表过一番“名言说论”。当时，他左右“敬聆雅教”
的，有“CC”大将徐恩曾、张道藩、余井塘等人。
陈立夫说：“我们可以大致分析一下我们党政军各级机关的人事。看起来，好
像是复杂的，其实并不太复杂，而是很简单。”简单到如何呢？陈立夫说：“关系
不外是三种。”
陈立夫说：“一是政治关系，二是经济关系，三是亲友关系。政治关系是上等
关系，政治关系就是组织关系，志同道合的人结合在一起，打算搞同样的事业，而
且实行了干同样事业；以组织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生长一切应有之物，这是从事
政治工作的常规作法。有政治组织才有力量，用这个力量才可以产生政治要求所需
的结果。北洋军阀不懂这个道理，他们不及我们，所以他们完蛋了。共产党把这个
关系当作唯一的关系，所以他们打不散，弄不倒，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许多人不重
视这个首要的关系，另作打算，找到另外两种关系，侵犯了这个最要紧的政治关系，
是我们的致命伤。第二种关系，美其名日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上下串通、营私舞弊、
共同贪污的发财关系。如果军需同部队长没有这种关系，军需干不好，干不久，否
则部队长是我们所谓聪明才智明人要骂的大傻瓜。如果长官和总务关系好，除开钱
以外，很难有别的主要内容。在发国难财的时期，这个关系压倒了一切其他关系。
第三种关系，美其名曰亲友关系，其实是裙带关系。老婆娘家的人，不止于是小舅
子，小舅子的小舅子，姨太太的亲戚，凡是性关系扯得上的人，都应列人这关系。
我们各机关里如果进行一次这种关系的调查，我敢说恐怕要占半数以上。这种关系
不是我们发明的，中国自古就有，不过有时厉害，有时遇着高明的帝王将相就压抑
一下，可是不能消灭。凡是一个政府要倒霉的时候，必须是这种关系猖撅的时候。
除开裙带关系，属于这一种关系的还有同乡、同学、同宗、同族、同甚么的许多同，
于是就靠着这个同字，一同升官、一同发财。我们要打破它，甚么办法都无效，只
有用法子代替它，就是用第一种关系代替它，当然也代替了第二种关系。可是今日
挟着后两种关系的贵人们扶摇直上，几乎把第一种关系排挤到难以存在的地步，这
多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