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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着后两种关系的贵人们扶摇直上，几乎把第一种关系排挤到难以存在的地步，这
多可怕！这多危险！”
平心而论，这个“CC”和“中统”头子所说的话，“长”则“长”矣，却还不
算太“臭”。他以蒋介石的党、政、特务要员的身份和经验，确能抓着些痒处。问
题只在于他尽管慷慨而言，大有“痛心疾首”之态，但若是查一下陈家兄弟和蒋介
石的关系，在那个“性”字上面，虽不如孔、宋的亲密，又何尝逃得出“美其名曰
亲友”的一关？其次，如果陈立夫以至于潘公展之流的“CC”头子，果真是只重
“政治关系”而不重“经济关系”，他们那许多财产，究竟从何而来？他们又凭什
么能在美国过其寓公生活？陈立夫这个“唯生主义”的“理论家”又何以维其“生”？
所以，无论是蒋介石这样的“帝王”，或陈立夫这样的“将相”，虽有大小之分，
但在实质上都是一丘之貉。
当时，陈立夫还说：“我们的政治关系，要不同于外国那种纯粹办事的文制度，
要把组织力量发展散布到任何一项事务工作里去，就是邮局、电报局和银行等等，
也应该在内。只有这样的人事关系才可靠。”这几句话，倒颇能表达“中统”的目
的，这个作为蒋介石鹰犬的特务机关，就是要把鹰爪和触须伸到任何地方、任何机
关，一面加强其反共反人民的工作，一面也企图从强固蒋介石的统治基础上，强固
其小集团的政治地位，并借此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尽管陈立夫口头上不满于“亲友关系”，但在“中统”的首要人物中，徐恩曾
就是他的表亲，叶秀峰就是他的同学。可见他与他的主要部属，就离不开“性”宇
和“同”字的关系。
“中统”主要分子的来源，简言之，大致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蒋介石浙江官僚系统中的嫡系。徐恩曾、叶秀峰。张道藩（参加“中统”
的一部分重要工作）、朱家骅（曾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地位兼“中统”局
长数年），就是这样的人，虽然他们有些不是浙江人，但属于这一官僚系统。
（二）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后收买的叛徒，“中统”所使用的叛徒在数
量上不比“军统”少，在使用的分量上还比“军统”重。如红九军的叛徒何畏（后
改名何云），红二十六军叛徒杜衡和陈建中等，都属于这一类。（陈后是台湾蒋经
国手下的特务头目之一）
（三）国民党中央党校（后改为中央政治学校，又再改为中央政治大学）毕业
生，经陈果夫、陈立夫选送到“中统”去的。其中被提拔到组长、处长级的如谢永
存和跟在陈立夫身边的温麟等人。
（四）由中央军校毕业生中吸收的分子。如王思诚、张志鹏、齐耀荣等都是。
（五）通过“CC”组织，在各大学毕业生中选用的，如项本善、张兆翔、牛传
钦等。
（六）从反动帮会流氓集团中物色的，如陈庆斋、庆深庵（即庆玄）等，以及
由国家主义派、改组派“行动”特务转入“中统”的。
（七）由“中统”自办的训练班培训出来的，如青干班。江北训练班、海外班、
侨训班等毕业生，在分配工作时有些就人了“中统”。
（八）由私人介绍，经试用合格，成为正式特务的，如童世纲、胡祥林（朱家
华介绍）、邓纫（刘建绪介绍）等。
现在就这些主要特务，个别地谈谈。
“中统”的大头目徐恩曾，交通大学（即原南洋大学）毕业，后来留学美国，
学过电机工程，所以他除了以党官的姿态出现之外，还以工程师的姿态出现，抗战
期间的“中国工程师学会”，他还是负责人之一。他平时也阅览英美出版的科技书
刊，自己也常常开汽车，还夸说自己开长途汽车比一般司机开得好，并且会修理。
所以不知内幕的人，还会以为他果真是个工程师，却不知道他是特务头子。
徐恩曾家里本来有老婆，但是在抗战前，便与留俄学生中的女叛徒费侠（湖北
黄破人）关系很密切。后来由徐恩曾的爪牙替他把条件讲好，他就抛弃了前妻，和
费侠同居。通过费侠，徐恩曾又拉了留俄学生中的西门宗华和托派的叶青之流，为
蒋介石政权效犬马之劳，叶青还自吹是“理论家”，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副部
长。
徐恩曾不善于说话，笔下也极为迟钝，字也写得很差，连一个签字，也只有熟
悉他笔迹的人才知道是他，否则绝对认不出是徐恩曾三个字。记得有一次，在中国
工程师学会的什么刊物上，刊了他的一篇文章，印出来的作者名字，竟变成“徐思
予”，其书法之“精彩”可以想见。从此他也将错就错，凡是公开发表东西，就用
“徐思予”作笔名。许多人看了这个名字，还不知道就是“中统”的特务头子。
“中统”也和“军统”一样，对下行文下令，只用代名。抗战初期，“中统”
局本部用“程恭”为代名，后来又改为“盛励”。“程恭”与“成功”谐音，
“盛励”亦即是“胜利”。这些代名都由徐恩曾用毛笔写好，刻成签章，在文件上
盖用。
徐恩曾不像戴笠那样，经常要把自己打扮得威凌一切，而是有意装出一种儒雅
书生的气派，以示斯文。他对人低声说话，而且常常满面笑容很少发脾气骂人，甚
至重话都不大讲，在行动举止上也很少张牙舞爪的样子。因此可以说，从表面到骨
子里，都是一个极“阴”的人，他对付人，也爱用阴狠的手段，使你事前不易发觉。
记得有一次，他把邹韬奋找去谈话，座中除他们二人外，还有一个潘公展（“CC”
高级分子，当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徐恩曾和邹韬奋是交通大学的老同学，
本来就是认识的，因此他用上海语音很重的普通话对邹韬奋说：“老旁友（老朋友）！
你有你的政治见解，我完全同情你的苦闷，在这个年头，谁满意现状哩？我知道你
不是共产党，我只希望你帮个小忙，你可以做到，就是希望你不要替共产党说话。
这个要求总不算过分吧？”，你看，既说“希望”，又请“帮忙”，最后还来个
“要求”一个特务头子这样地对待一个进步文化人，岂不“客气”之至？
当时邹韬奋以锐利的眼光透过深度近高眼镜望着徐恩曾，坚决爽利地回道：
“办不到！我不是共产党但我愿意投共产党的票，愿意说赞成他们的话，照法律应
该有这个自由。我今天承你和潘部长在这里约见我，我没有别的希望，也只希望你
们帮点小忙，做到或做不到在你们，我希望你们允许我有这个自由。”他以希望对
希望，回了徐潘两人一枪。
徐恩曾知道无法使邹屈服，不待潘公展插嘴，马上装出一副笑嘻嘻的样子说：
“我一定拥护你有自由，不骂国民党的自由，好不好？老旁友（老朋友）！在此地
吃吃便饭吧，快中午了。”
邹韬奋并没有领这个情，立即起身告辞。待邹韬奋走后，徐恩曾即对潘公展说：
“这种书呆子不要正面打击他，你们只公开敷衍他好了，等我来收拾他！”这种面
较心毒、笑里藏刀的手段，就是徐恩曾的特色之一。
徐恩曾对于叛徒，在表面上也总是以“客气”相待。比方何畏叛离出来时，徐
即把他安顿在“中统”局本部顶里面饭厅后边的房子里，除生活日用一切供应之外，
还把何畏的妻儿一起接来与何畏同住。徐恩曾本人还不时到何处看看，问长问短，
装作关心。但与此同时，徐恩曾又关照杨为（也是一个叛徒）同何接近，谈理论，
研究问题，表面上也一点不防备他们，但暗地里又叫第二组组长王思诚派人专门注
意何畏。杨为的言动，并要每天用书面向局长室报告。他对何畏的暗中监视，足足
持续了两年之久。这种手段，当然也不止对何畏一个用过。
徐恩曾这个“中统”头目，也喜欢人称他为“先生”，因此特务们当面都不称
他为局长，而只是“徐先生”长，“徐先生”短。说也奇怪，自从有了“蒋先生”
之后，跟着又有“胡先生”、“戴先生”、“徐先生”……，这可能是一种由自卑
和自尊心理杂交而生的心理。
徐恩曾为人鄙吝，爱钱如命。他垮台以前，在据称属于“中统”这个“组织”
的许多企业中，曾耍过各色各样的滑头。在不少民营工厂及汽车轮船运输公司
中，也有他的干股。就为财利问题，再加上和“军统”之间的明争暗斗，发展到最
后，终于弄出了中印缅国境交通线上的走私案件，被戴笠抓到把柄，向蒋介石告了
一状，以致垮台。垮台之后，他索性大搞生意，曾做过贸易和运输生意，也办过农
场，搞过打捞公司，在生财之道上，真是无所不为。
在徐恩曾时代，有很长的一段时期，局长室的主任秘书孟九，他是徐恩曾的主
要帮凶。孟九在“中统”始终搞内勤工作，老是坐在办公室批阅文件或同内部各头
目接谈，很少对外活动。在孟九调出去之后，接替他的是朱家华系人物刘次肖，他
是一个山东籍的老幕僚，在抗战中期已接近60岁。虽然其时“中统”是由朱家晔以
中央党部秘书长而兼当局长，但它毕竟是“CC”所创的“事业”，所以朱系人物很
少实权。
第一组的组长，先是梁辅承，后是张国栋。梁辅承原来是改组派分子，在抗战
初期至抗战中期，都很得徐恩曾的赏识，一时成为“中统”的红人。因为他不是
“调查科”出身，也不是“CC”班底人物，而是半途参加的，所以被“中统”的老
特务视为外人，而梁辅承本人却处处自以为是徐恩曾的亲信，因此相互之间，矛盾
日深，后来终被排挤出去了，而由张国栋接替。
张国栋是广西人，曾留学日本，原系第一组第二科科长。此人个子矮小，行动
神态也像个日本人，连他老婆也像个日本人（一说是台湾人），他们夫妇谈话时也
用日语。这个“中统”高级特务，对徐恩曾则绝对服从，做反动工作则拼命卖力，
因此“中统”站得既稳且久。徐恩曾垮台之后，“CC”中枢还调他到内政部当司长。
第一组的主要头目还有项本善，安徽人，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在校时已
是“CC”分子。这个特务平时不多讲话，开会研究问题时，则说得出一套对特务有
用的办法来。所以也成为徐恩曾最亲信分子之一，地位仅次于张国栋。他主管“中
统”全国情报系统达5年之久。到1940年夏天，主动辞去，徐恩曾一再留他，他也不
愿再留，最后终于闹翻。
项之离开“中统”，是被陈诚挖走的。因其时陈诚把三青团中央团部抓到手，
一心想建立自己的全套体系，也准备搞一个“调查处”，弄出一套特务组织来，他
急于凑一个班底，就由项的同班同学郭骥（又名郭外川）把项接了过去。其时陈诚
是战区司令长官，常住湖北，有一次项坐汽车去看陈诚，在途中翻车毙命。
在第一组搞情报的主要特务，除了张、项之外，还有广东人陈积中，是项的助
手。在第一组主持资料工作的，则是女特务陈文昭，她是一个叛徒。第一组全部资
料编目和增删工作，都归她布置。
第二组组长王思诚，是四Jll江津人，黄埔军校出身，与消孟九同时参加中央党
部“调查科”是“中统”老特务之一。他所主持的第二组，与第一组都是“中统”
的重要部分，其罪恶活动，与张国栋、淄孟九等相较，毫不“减色”。
第三组组长先是高春，后是谢永存。高春在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由“CC”送
往意大利留学，学过法西斯特务工作的一套，被认为是“中统”的“少壮派”分子
之一。。他和项本善一样，都被徐恩曾视为后起之“秀”。
就认为后起之“秀”的高春，和项本善一样，后来也不安于“中统”，通过陈
果夫的关系，‘调到“CC”别的范围去了。高春走了之后，由谢永存接充第三组组
长。谢永存是国民党中央学校毕业生，存徐恩曾“第一处”处长的时代，已在该处
的训练科（科长王立亭）工作。谢永存在第三组所搞的，主要是特务训练和外围组
织的工作，附带也搞“经济调查”，范围相当宽。
由第三组经济科扩充而成的经济调查处，处长是李超英。此人籍贯浙江，曾留
学英国，属朱家骅系统。
交通处的处长，一直是由满脸横肉的徐白光担任，他是广东梅县人，和孟九、
王思诚一样，在“中统”的职级，仅次于徐恩曾。交通处主管“中统”全国性的特
务很多，尤其是外围和雇用的爪牙更多。“中统”的交通组织，利用反动帮会、盗
贼集团、码头地痞、封建把头、汉奸流氓等等，建立所谓“黑线交通”，只求达到
目的，不问是否犯罪。这个交通处，又和坐守在蒋政府交通部的“中统”大特务季
源博密切联系着，以公开的交通配合秘密的交通，交通部的西南公路系统和铁路系
统的黄色工会，大部分均由季源博掌握。
与各组、处平行的部门，有一个研究室，负责的是江苏人杨为。杨为在“中统”
的本职是专员，并兼研究室主任。他是曾在莫斯科留学的叛徒，被徐恩曾看作
“精通”马列主义的“专家”，并认为他对共产党的组织有“研究”。
人事科的负责人是翼某，江苏人。这个科只管有关人事的登记、册卷档案和证
件收发等事务性工作。至于人事权，则属于局长室。“纪律制裁”权也在局长室，
遇有特种“违纪”案件，也由局长室临时指定专人负责审理。
3．军统起源
“复兴社”成立之时，蒋介石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看：“驱除倭寇，复兴中
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以这“十六字真言”作为宗旨。后来，蒋介石召集复
兴社人员开会，又拿出一张字条来，写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
十二个字。
1937年上半年，蒋介石把他的大小特务组织拢集起来，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陈体分任正副局长。该局分三个处，第一处处长
是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是戴笠，第三处处长是丁默屯，后来又换了金斌。三个处之
上有一个局本部。当时，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非国。第一处在城南瞻园路，
第二处在鸡鹅巷，第三处在山西路。第三处没有搞多久，后来就改为特检处了。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又把第一处和第二处的特务分开，分别成立“中央委员会
调查统计局”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就是“中统”和“军统”的由来。
蒋介石指定：“中统”方面，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为局长，而以原任和
第一处处长徐恩曾为副局长。“军统”局局长，则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任，
而原任第二处处长戴笠为副局长。实际上，这两个局都由副局长抓实权，所以徐恩
曾、戴笠两人，就成了这两个特务机关的头子。
早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蒋介石的特务活动，事实上已经存在，
只是没有正式的大规模的组织罢了。在那时期，陈立夫在蒋介石身边当秘书，已招
揽了一些流氓和革命叛徒，进行着破坏活动。后来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正式成立
了一个调查科，其班底也就是陈立夫原有的人马。另一方面，在1931年期间，蒋介
石在他的“南昌剿匪总部”中，又成立了谍报科，科长是邓文仪。“中央组织部调
查科”就是“中统”的一部分家底。因为原来邓文仪手下的那批角色，蒋介石后来
也指令拨与戴笠了。
提起蒋介石的暗杀组织，首先想到的是“蓝衣社”，亦即“复兴社”；而近代
的特务组织，本来是伴随着法西俾政治而来的产物，“复兴社”又是蒋介石的第一
个法西斯组织。
所谓“蓝衣社”，“十三太保”，都是从“复兴社”这个组织而来。当时，在
该社组织中，有一个特务处，负责人也就是后来“军统”的头子戴笠，而戴笠所搞
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也就是在“复兴社”时期举办的。
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一味坚持不抵抗的卖国政策，而国内的广大
人民，则因外侮愈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的热潮。特别是工、农、学生中
的爱国分子，在进步力量推动下，更加积极。国民党的省市党部，一再为要求抗日
的群众所包围。这种情势，使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捷外”消极，“安内”积极
的蒋介石大为震惊。同年10月底到11月初，爱国学生涌到南京去，向国民党中央党
部及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抗战。最初，蒋介石还想利用蔡元培那块招牌，出去
应付一下，但不济事。结果连蒋介石本人，也被请愿的学生包围在他的国民政府内，
不能脱身，迫得没有办法了，只好亲自出去对学生讲话。他情急计生，乃装腔作势
地说要抗日，并说可以马上发枪给学生，要学生去受军训。接着又把南京孝陵卫马
牧集的营房腾出来，给学生作集训之用，叫学生到那里去报到。这样一来，总算对
付过去了。但是这种做法，只不过是蒋介石的权宜欺骗之计，并非出自真心。
蒋介石有一个特点，就是碰到某些严重问题时，往往不直接命令他的唆罗照他
的意思去办，却用冷酷的骂人方式，逼使对方去揣度他的心思，再想出办法来迎合
他的意图。因此，就在群众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一次以骂人始亦以骂人终
的集会就在南京举行了。
那是1931年11月初的事，蒋介石约了贺衷寒、康泽、挂永清、萧赞育、周复、
滕杰、郑介民、邱开基、戴笠等10多人，全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还有邓文仪，因
为那时邓文仪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蒋介石开会时，都由他记录，也是参加者之一。
开会时，首先由蒋介石讲话。他装出很难过的样子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压迫
我们，共产党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
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