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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94年“公车上书”以来，北京就是中国学生运动的中心，中国一流大学如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都设在北京。1928年蒋介石北伐占领北京后，将北京改名北
平，但对那座“戊戌变法”的唯一硕果，先称京师大学堂后改名为北京大学的学府，
却未敢因势改名为“北平大学”，因为他怕因此惹出一场风波来。既然北平执全国
学生运动牛耳，陈立夫当然也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北平。
当时的北平，可以说是五大势力并存。国民党是事实上的统治者，但内部并不
统一，陈立夫想有所行动，得先看看张学良的脸色；共产党处于地下，只在知识文
化界有市场；失了势的北洋军阀人还在，心也未死，一直跃跃欲试；前清遗老遗少
们从盼博仪从天津租界返回改为盼从“满洲国”返回；少数汉奸觉得日本人来统治
最好。可事实上有竞争影响力的，却只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派，国民党掌握了军政
大权，共产党掌握了民众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
陈立夫不信他搞不过共产党。他颇为自信地向蒋介石说：“若说作文章、讲话、
搞学生运动，我们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吧广于是，他亲自从南京跑到北平，真的
在作文章、讲话和搞学生运动三个问题上开始下手。他召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
生讲话，大谈中国古代文化源流，并不时地引用“四书”、“五经”中的话；为了
表示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解深刻，他自撰了一本小册子《唯生论》，到处散发，
四处炫耀，以致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斥责他不懂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可由于陈
立夫以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莅临北平，北平各界还得给他面子。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等都到场陪座，平、津、冀、察、晋、绥、
辽。吉、黑、热等各省市党部委员也都同席。陈立夫颇有演讲才能，他的讲话博得
阵阵掌声。他转向张厉生叮咛，要张指使陈访先、陈石泉和胡梦华趁热打铁，分别
把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河北与北平分会及北平学生组织好好地组织起来，澄清华北文
化教育界的民主进步气氛，破坏、窒息革命进步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以实现蒋介
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陈立夫进而宣称，这一年他还要在武汉、南京、上海
等大都市及各省省会对10万大学生讲话，以便为他的“学生运动”打好基础，大张
旗鼓地进行活动。
在陈立夫的推动下，北平的反动学生运动立即开始了起来。
1933年夏末，CC分子胡梦华通过河北顺义人刘子麟的关系，认识了北大政治系
学生赵在田，又通过赵在田认识了北大经济系学生李宝深，北大政治系学生田文奎、
顾承锋，北大国学系学生许叙典，北大物理系学生伍腾阁。胡梦华在河北省党部委
员他的宿舍，分别约见了这些人，就建立学生组织问题和他们交换了意见。委托他
们在同系同班同学和同乡中扩大宣传，拉拢思想相近的人。随后，胡梦华又找到国
民党河北完县党部委员杨荫衡、束鹿县党部委员史国源等在北平大学法学院设法拉
人。这时胡梦华自己还办有一个刊物《人民评论》，该刊编辑四川合江人李白虹又
介绍了一批四川人，计有北大政治系学生宗成凯，北大历史系学生徐世勋、北大经
济系学生李守权等。胡梦华又约师大教育系学生朱芳春、张光涛二人谈话，主要谈
的是教育改革和教育和政治的关系，朱芳春、张光涛二人一致认为国民党花了大笔
钱办大学，聘请名流学者当教授，由他们宣传民主、革命，无异于自掘坟墓。
胡梦华最初认识的这些人，除了李白虹介绍的几个外，都是河北人，他的目标
先抓北大、师大、清华几所名牌学校的人为骨干，再通过他们去发展组织。清华远
在西郊，认识的人不多，他着眼的重点是北大政治系、经济系和师大教育系。不久，
他又结识了北大经济系四年级学生齐联科和北大经济系学生常荣德，这二人也是河
北人。
在有了上述人员基础以后，到1933年冬初，胡梦华便授意他们利用同乡、同学
等各种关系，四处活动，到处拉人，在北京大学政治系、经济系、国学系、历史系，
北平大学法学院法律系、经济系，师范大学教育系、历史系和北平大学艺术学院、
农学院以及中国大学、辅仁大学、朝阳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拉拢了一大批人。胡
梦华对这些人进行了初步的组织部署，在各大学指定召集一人或二人，其下按系编
为小组，小组包括五至十五人，由其成员共推组长一人，为召集人。北大小组最多，
召集人为赵在田、李宝谦、田文奎；平大法学院召集人为杨荫衡、史国源；师大召
集人为张光涛、朱芳春；清华召集人为张秉刚；中国大学召集人为左子奇；辅仁大
学召集人为柴景仁、马文升；朝阳大学由北平大学的杨荫衡、史国源二人兼管，燕
京大学由清华的张秉刚兼管。
1934年春，张厉生约见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书记长邵汉元和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
院教授施奎龄，同时胡梦华也在座，张厉生当场把加入了CC学生小组织的河北省立
法商学院的八名学生介绍给了胡梦华，他们是谢天培、曹传善、魏普泽、贾锡恩、
庞宇振、康玉书、王增、罗统三。这样，胡梦华便成了国民党北平和天津各高校学
生组织的统一领导人。
为了避免政治性太强，引起学生反感，张厉生和胡梦华一直没敢在他们组织的
学生中提出“拥蒋”之类的敏感的政治主张，反而处处以学术的姿态出现。张厉生
说：“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这个外围学生团体，将以政治学术团体讲学的姿态出
现，以矫正当前学生运动引导一般学生不读书、不研究，而偏向于游行示威、请愿、
卧轨等风气，但仍需要参加者体会其政治实质。‘修辞立其诚’，我已报请南京中
央干事会，以‘诚社’命名该组织”。
1934年秋，在北平王府大街励志社内，“诚社”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参加者共
有三四百人，推举张厉生为“诚社”总书记，胡梦华为副书记，李白虹为“诚社”
北平干事会干事长，赵在田、张光涛等为副干事长。会后，张厉生将成立大会的照
片寄给了陈立夫。
上海CC头子吴醒亚是湖北黄破人。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非常国会，出任护
法军政府大元帅，曾任大本营秘书处科员，说起来称得上“老革命”了。以后，他
担任过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安徽省民政厅长、安徽省代主席和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由于CC派浙江系的潘公展和江苏系的吴开先互不相融，在上海互相拆台，
二陈请准蒋介石，派他来到上海，出任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吴醒亚不仅在党内
够资格，和上海的地方势力帮会也颇有交情，和帮会头子杨虎、杜月笙等人是平起
平坐，称兄道弟的“爷们”。加上吴醒亚见多识广，久历宦海，所以颇有一套为人
处世的办法。
自从1932年“…·二八”淞沪抗战以后，由于出现过学生代表群集上海，捣毁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一类的事，上海国民党当局也想方设法控制学生运动。上海市教
育局局长潘公展的手下抢占了一些学校校长位置，从正面控制学生；陇体要则以复
旦大学为中心，走的是内部引导路线，最能体现上海特色的还要算吴醒亚，他把国
民党精神和上海帮会行动结合起来，组织了一个名叫“寅社”的学生组织。这些参
加了“寅社”的学生，实行军事管理，配备有手枪，对同学、教师以至校长，只要
认为反蒋，动辄威吓及至驱逐、逮捕。吴醒亚手下的陆京士，组织了一帮工人，由
青红帮流氓领导，号称“工人行动大队”，除了在工人中活动外，也参加对学生运
动的破坏。
在武汉，负责青年学生运动的是CC派的“十人团”。1930年，国民党中央组织
部要求迅速把各县党务整理完，以便选举省党部的执监委员。由国民党湖北省、汉
口市党务工作人员训练所（即“党训所”）毕业的刘鸣皋、张导民、陶尧阶、崔从
濒、王延烈、周宗颐等6人，由于同在党部党务整理委员会工作，在得到这一消息后，
立即提出“党训所”同学团结起来，作好准备，竞选本届湖北省执监委的口号。另
外又邀请了在武汉工作的袁雍、钱云阶、王维时、王道义等四人，以换兰谱的方式
结为拜把兄弟，共同发起组织“党训学术励进社”，以“研究学术，联络感情；政
治上互相提携，经济上互相帮助”的名义，结成了政治小团体“十人团”。1933年，
陈立夫亲邀“十人团”“团长”刘鸣皋到南京，把“十人团”连窝端人了CC派。而
在同时，陶尧阶、艾毓英、杨锦县等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青运干事会干事，负责
引导当地的青年学生运动。只是湖北并未发生大的学潮，所以三人也就未做出什么
大的成绩。
南京的反动学生组织是1934年秋组织起来的。1934年9月，在陈立夫的直接指使
下，徐恩曾、张道藩、叶秀峰、骆美美、洪兰友等五个组成了一个“学运指导小组”。
9月14日，“学运指导小组”召集各大学校的CC派分子共167人，在四象桥中国文化
建设协会，成立了一个名为“三民主义革命大同盟”的组织。据说“同盟”的成立
仪式严肃而且有些神秘。由叶秀峰、张道藩亲自率领大家举手宣誓：“绝对服从蒋
委员长训示”，“如背誓言，甘愿受最严厉的处罚”。监誓人由徐恩曾担任。
“同盟”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参加者一切行动听组织指挥，绝对保守秘密，内
部情况不许外泄，接受任务不许推脱，不许擅自脱离组织等。至于“同盟”的活动，
当时规定每半个月开一次例会，地点在临时指定的秘密机关，内容由同盟办公室主
任项本善指定。主要有：“汇报校内各种团体、组织的活动情况，院会、系会、演
说会、辩论会、同乡会等统统在内；讨论如何支配、掌握这些组织和团体；接受调
查任务等，要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有亲共反蒋表现的人。”徐恩曾是特务出身，对调
查刺探一类的事情是行家里手，因而还教给他们一套调查刺探的手段，“要伪装，
不要暴露真面目，在左倾同学面前装左，在右倾同学面前装右；要千方百计往同学
们的团体中钻，钻进去就要争取当领导。”
在组织北平各大学暑期南下考察团的同时，张厉生又和胡梦华策动了1934年北
平各大学毕业生“职业运动同盟”，利用毕业生急于求职的心理，诱使大学生加入。
由于“诚社”分子的组织和宣传，各大学毕业生参加“职业运动同盟”的有400多人，
几乎是毕业生的全部。胡梦华选朝阳大学的胡松叔、中国大学的崔蔚云、北京大学
的齐联科、北平大学的谭庶潜等四人为领导人。“职业运动同盟”成立后，胡梦华
鼓励毕业生到南京请愿，要求南京政府教育部解决大学生毕业就业问题，并对教育
进行彻底改革。南京政府教育总长王世杰，次长段锡朋在得知此事后，被迫设法应
付学生请愿代表，在教育部总务司下设“学术咨询处”，登记找工作的大专学校毕
业生，向有关机关推荐。胡梦华此举，虽然是给教育部出了个难题，但对学生来说，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他在北平学生中得到了更多的拥护。
组织南京学生考察团的是徐恩曾、卢斌、项本善和李永懋等人，参观旅途费用，
全部公费。参观团以卢斌为团长，项本善为秘书长，下分三个小组。第一组为中央
大学学生；第二组为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第三组为中学生，共计56
人。他们从1934年7月21日出发，8月29日返回，共历40天，参观的主要内容也是江
西“剿共”区内各项事宜。
1936年以后，国民党在全国大修国防工事，还组织学生参观了一些地区的国防
工事的修筑情况。
陈立夫的分化、控制、收买、欺骗四管齐下的手法，对扼制当时的学生运动走
向反蒋确实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35年12月，北平学生发动了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一二·九”运动，
学潮的主持者是北平市学联。这时，北平落后学生组织“诚社”等在向张厉生、胡
梦华汇报的同时，操纵落后学生另成立北平市新学联与原北平市学联对抗。“诚社”
分子是北平市新学联的主体之一，“一二·九运动”发生后，“诚社”北平干事会
的李白虹、张光涛等立即向张厉生发函发电，要求派人到北平指导，并希望对组织
落后学生组织和操纵学生运动都颇有一套的胡梦华走一趟，张厉生找胡梦华商量，
问他怎么办。胡梦华说：“这是教揉升木的结果，他们自动干起来，应予支持。”
张厉生问谁去北平指导合适，胡梦华表示因受《何梅协定》限制国民党党部在北平
活动一款的影响，他去北平也不能公开露面，因此表示消极。张厉生就派原北京大
学“诚社”分子，后跟张厉生到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助理干事的赵在田前往。
赵在田到北平后，学生运动愈演愈烈，进步和落后学生的冲突也愈益严重，北平各
校的“诚社”分子都卷入了学潮，尤以北大、北师大和清华为最。赵在田在北平，
有些问题可直接处理，不能拿主张的就函报张厉生、胡梦华，由胡梦华研究拟具处
理意见，交张厉生看过后，再以米汤密写函复赵在田。
“一二·九”运动结束后，北平“诚社”分子李白虹、张光涛、韩克敬先后由
北平到南京汇报了破坏“一二·九”运动的过程。他们说破坏“一二·九”运动是
由北平“诚社”和“北平中华复兴社”共同策划的。“北平中华复兴社”的头目是
北大历史系教授陶希圣、北师大物理系主任教授杨立奎、师大英文系讲师兼私立志
成中学校长吴保三等人。据说先是由吴保三找北平“诚社”的领导者师大的李光涛
和李白虹等联系，经过策划，决定分别策动北平各校两社成员煽动所在学校学生反
对“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北平市学联，推举代表召开全市学生大会，由师大北
平“诚社”骨干韩克敬充当大会主席，宣布北平市新学联成立，解散旧学联。“一
二·九”运动结束后，“诚社”分子又挑动各校落后学生反对进步学生，直至寻衅
斗殴，聚众打人。
“一二·九”运动当时之所以未发展成反蒋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这时的对日
关系颇大。自从1935年以后，蒋介石对日态度渐趋强硬，事实上对日本已经很少让
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表面上是蒋介石对日的重大让步，但事实上是日本
人受了蒋介石的玩弄。日本人本以为宋哲元、张自忠都是亲日派，会和他们合作，
但宋哲元、张自忠只是虚与委蛇，骨子里都坚决反日。蒋介石对宋哲元、张自忠二
人的认识比日本人深刻得多。
由于蒋介石对日态度的转变，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后，他在学生心目中
的地位事实上有所提高。对此，南京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次长段锡朋认识得比较
清楚。因此，他二人建议蒋介石趁热打铁，亲自出面，召集高等教育界及有关省市
教育厅局长，到南京“聆训”。而与此同时，在北平等地直接做学生工作的张厉生、
刘健群等，建议蒋介石，召集各大学校长、著名教授和学生代表讲话，亲口表明意
图，以争取学生的理解和支持。蒋介石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1936年1月15日，“聆训”会议在南京励志社举行，与会者有各省市教育厅长、
全国各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授和学生代表200多人，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和军
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担任会议主席，他在致开幕词时说：“现在学生反日，却
不知国民党是一惯反日的。日本田中有亡华的大陆政策满蒙政策。国民党先总
理（指孙中山）早有遗策……与之针锋相对。这就是中国不忘甲午战争失败之
耻，一定要收复台湾等地。在先总理耳提面命之下，本人没有一天不记着这个遗策，
计划求其实现，以告慰先总理在天之灵。现在拙于国力，不得不暂时忍辱负重。”
最后他声称：“令人焦思苦虑的，不仅是要保障冀、察，收复东北，而且要收复台
湾，但细于国力，今非其时。”因此，他要求出席会议的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
授和学生代表及有关省市教育厅局长，回去对学生要切实晓喻，要深刻体会他的忍
辱负重，暂采妥协政策的苦衷。
蒋介石致开幕词后，出席会议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上海暨
南大学校长黎照寰等先后发言，对蒋介石的讲话子以颂扬捧扬。会议由教育部长王
世杰担任秘书长，并于蒋介石不在会时主持会议。第二、三两天各地大专院校校长、
院长、教授和学生代表继续发言。
蒋介石召集各省市教育厅局长、各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授和学生代表“聆
训”，其目的在于根本消除学生运动或至少让学生运动不致走向反蒋，这就要有具
体措施，应想出一个有效的办法。有人认为多年来大专院校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没有出路，毕业即失业，使得青年学生彷徨苦闷，对现实不满，因而容易情绪激动
起来闹事，要想减少学生闹学潮的可能性，得先解决学生产生不满情绪的原因，解
决就业问题。蒋介石觉得有理，因此决定由行政院附设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
业训导班，由各地专科以上学校保送该校1936年毕业生中各科系的前三名到该班受
训六个月后，由行政院分发就业。
在蒋介石“聆训”的同时，北平“诚社”和北平各中华复兴社联合煽动北平大
中院校落后学生组织“献剑团”，到南京给蒋介石献剑。参加“献剑团”的共30人，
其中中华复兴社分子占20名，“诚社”分子占10名，参团人员统一服装，往返路费
由公款负担。献剑时所用之剑及献剑词都由中华复兴社准备。该团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