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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为主任季员。
1945年10月，陈果夫当选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后，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建议成立
中央合作金库。于是，国民政府采纳了陈果夫搁浅了5年的提案，决定建立中央合作
金库。
1946年8月，蒋介石终于作出决定，以“合作事业有利于实行三民主义”，有助
于“绥靖区的恢复”为由，拨款100亿元，批准成立中央合作金库，由陈果夫担任中
央合作金库的理事长，寿免成任总经理。
1946年11月1日，中央合作金库在南京正式开业，不久即加入四行联合办事处。
在开业典礼上，陈果夫向大会致词：“合作制度，是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两端
中间的一条中庸大道，它调合着公利与私利，公有和私有，公营和私营，而且具有
计划统制之长，而无其短，所以是实行三民主义社会经济的康庄大道。”
按照蒋介石与陈果夫的设计，中央合作金库的首要任务，就是在绥靖区内以经
济力量来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行动。
他们打算以中央合作金库为龙头，然后逐步将这一事业推向全国，在5年的时间
里，将成立各级全作金库16000多个，建立35万个合作社。
中央合作金库在南京成立总库后，即先在上海成立分库和信托部，然后再在其
它金融中心成立分支库，尽可能在全国建立起金融网。这个金融网在全国办理汇兑，
吸收存款，并办理绥靖区以外较安全地区的合作贷款。
陈果夫为什么对合作金库如此感兴趣呢？按说蒋介石、陈果夫手里已经有了一
个万能的农民银行，这个银行已经将多行多业的业务抓得紧紧的，对蒋介石军队的
支持干得好好的，现在成立合作金库，不是多此一举吗？
实际上，陈果夫与陈立夫办中央合作金库自有一番周到的考虑。
首先，二陈早就想在金融界压倒孔、宋。当时全国的金融机关中央级有6个，二
陈已控制了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的总经理由陈果夫的亲信赵棣华担任，中央信
托局的局长也换上了CC派人物，现在又成立了一个中央合作金库，那么，二陈的发
展趋势可台超过孔。宋，仟然成了蒋介石控制金融的红人。
其次，农民银行当然是一个职能较大的金融机构，然而当初给它挂了一个“农”
字的头衔，这就有诸多不方便的地方。
农行的业务尽管不止于“农”，这本无大事，可总有那么一些不怕死的“刁民”，
抓住农行超轨业务，使得陈果夫的脸皮难以放下。
建立一个合作金库，就方便多了，合作是没有界限的，农业可以合作，工业可
以合作，金融、商贸、保险、加工、交通运输等，哪个行业都可以合作，就是说，
只要是赚钱的，合作金库无任何限制。
此时，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社会秩序混乱，陈果夫不敢明目张胆地利用农民
银行来做违法的事，便利用中央合作金库大肆套购物资，搞投机倒把活动。
后为，合作金库还与农民银行共同分担了国民党军队代购粮饷的任务，这就把
合作贷款变成向农民购粮的条件，受剥夺的仍然是农民。
1948年，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两周年的时候，曾经召开过由总库、分库、分支库
高级干部参加的业务会议。
会议检查两年来的工作，一致认为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以来只办了两件事，一是
大量吸收农村存款，使之集中到合作金库来，二是为国民政府收购军粮，以维持前
方的战事。
至于原来标榜的向农民贷款，支持农村的合作事业，基本上没怎么做。事实上
业务部门两年间所办的贷款里面，合作贷款只占很小的比例，可以说完全是空谈。
正是由于一方面截留国库所拨专款，一方面又大量吸收农村存款，所以中央合
作金库成立不久，就显示出它的经济实力和有利可图。
这就引起国民党内各派系对此眼红。蒋经国极力想挤进合作金库，便向陈果夫
推荐他的信徒黄密任上海分库的经理，陈果夫一看来者不善，不但坚决回绝了蒋经
国的推荐，而且亲自任命CC骨干张道藩的亲戚徐义衡任经理。
为了在蒋介石面前有个交代，便将黄密委任为上海信托部的经理，并时刻置于
CC派的严密监督和控制之下。
陈果夫常年有病，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对合作金库大事小事，都想过问，不容
他人染指，但又苦于力不从心。因此，他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并得到同意，于1947年
成立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由于陈立夫没有出任主任委员，这样一来，陈果夫反倒
作茧自缚，有什么事得通过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不像以前那样独断专行了。
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不到三年，便随着他们反革命内战的失败而彻底完蛋，在其
存在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并不是陈果夫所标榜的那样，改造社会，使能达成公平管
理的境地，人人都能享受美满生活，使社会经济问题整个解决。而实际上大发横财
的是陈氏兄弟，并成为孔。宋在金融财问争夺权力的工具。
仅仅建立起银行金融系统，还不能与孔、宋家族相匹配，陈果夫当然不满足于
此，他要充分运用他的职权，进行更大的活动。
陈果夫主掌中国农民银行后，便以其金融上的优势，开始角逐工商界，他采取
接收、投资、人股等各种手段，把一个个工商企业夺过来，由CC派所控制，而且冠
以“党营事业”的美名。
所谓“党营事业”，是借口国民党党员的一切活动经费过去是可以列人预算，
由国库开支。“行宪”后，这项开支被取消，为了保证有一个“党有”的经济基础，
国民党以团体的名义开始经营工商企业，这些由国民党直接经营管理的工商企业便
叫“党营企业”。
由于陈果夫奏称“党营企业”，只为解决国民党的活动经费，所以得到了蒋介
石的支持。
实际上，早在陈果夫任职农民银行之前，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做出决
定，认为“宪政即将实施“，国民党将作为一个政党出现，而不是党政一家的机构，
即党政分开了，因此必须自筹党费。
大会通过了一个筹措党费决议案，其中心议题是建立党营事业，以其收入提供
党的活动经费。按照这个决议案，对中央财务委员会进行改组。
1945年11月12日，陈果夫成为改组后的中财委主任委员。为国民党自筹党费，
这就成了陈果夫堂而皇之的金字招牌。陈果夫打着这个金字招牌，干开了他的“被
人称道”的党营事业。
抗战胜利后，一大批敌伪财产需要清理接收，而当时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社
会秩序混乱不堪，系统紊乱，权责不分，有利要争，遇事相倭，形成无组织状态，
因此，“接收”被当时人称为“劫收”。一些贪财枉法之人乘火打劫，大发接收财，
国民党的官僚、党棍、军官、警察等党政军警各部门的大小官员都纷纷投入这场大
洗劫中，老百姓讥讽为“五子登科（即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难怪有
人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二陈兄弟正是把握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以国民党党政高级委员的身
份，也参加了这场抢劫财富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大接收中，由于陈果夫的积极活动，蒋介石特别允许在接收敌伪产业中划出
一部分为“党营事业。”。
1946年3月，国民党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二陈提出了“党营事业的建立和管理计
划方案”，由于蒋介石先前已经同意了，虽然党内多派意见分歧，结果方案还是获
得通过，决定接收敌伪工商业时，拨出5000亿元为“党营事业基金”，并且由二陈
组织该基金的专门管理机构，这样，二陈便可名正言顺地接收了。
可接收的财富实在太多了，陈果夫不失时机，瞒住了那些大有发展前途的日伪
大中型企业。以他的派头，一哄二诈三压，一个个的日伪企业就变成了陈果夫的党
营企业。
陈果夫是在金融方面首先接收了日伪台湾银行，不仅得到了该银行的一般资产
和房屋，还得到了存在银行的日伪从中国民众身上搜刮去的大量金银财富。
随后，二陈开始接收日伪工商企业。陈果夫看中了山东青岛的几家大工厂，便
指示手下的CC系人物组织了一个所谓的“齐鲁企业公司”，接着便向敌伪产业管理
局提出要购买全国最大的青岛橡胶厂及青岛啤酒厂等一批大型工厂，敌伪产业管理
局哪敢说个不字，既不评估资产，也不经核算，随便开出了200亿元的低价。
陈果夫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家大工厂，竟只要如此低的价格，并急忙向四联
总处借来360亿元，交出200亿元，还多余160亿元。
青岛橡胶厂等工厂到手后，即将堆在仓库的成品出售，仅此一项，就还清了四
联总处的全部借款。
这亲，二陈兄弟一文没出，不仅得到了这些大工厂，反倒落了160亿元的现款，
这可说是千古没有的事。
陈果夫不仅善于“劫收”日伪企业，更懂得如何经营这一企业。
1947年8月，陈果夫亲临青岛，视察齐鲁公司。当时青岛烤烟厂刚由农民银行购
得。他在视察了这些企业后，又对经营人员进行仔细询问，了解各企业内部现状及
经营情况，并指示他们，要站稳脚跟，同时又要大力发展。
力求发展，则必须采取多种经营方式。齐鲁公司果然不负众望。3个月后，齐鲁
公司就以崂山矿泉水制作的青岛啤酒，涌向上海并迅速占领市场。
与此同时，卡车轮胎、三角带、橡皮管、红白橡皮板，多种胶鞋，以及文明、
中山、学士、自由等套鞋，各类长统靴等，也迅速充斥上海市场。
除了接收日伪财产外，陈果夫开展“党营事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利用
其金融优势，投资工商业，通过投资，逐渐控制这些企业，最后全部拉过来，成为
陈氏企业。据粗略统计，截止1947年，陈果夫的农民银行共投资77个单位，投资额
达170多亿元。
投资金额较大的有太一实业公司，庐山电力挑车公司，中国农业机械公司，通
济贸易公司，中国造纸厂，中国汽车制造公司，重庆电力公司，川康实业公司，中
国麻业公司，甘肃矿业公司，江西兴业公司，上海中兴制药厂，中原煤矿公司，贵
州煤矿公司，昆明电力制钢厂，中国植物油料厂，中国轧钢厂，上海水泥公司等。
投资单位及农产品加工运输、农业机械、制茶、棉织。麻织、毛纺、造纸、酿
榨、制药等，还有对文化、公用事业的投资。
1946年，按陈果夫的指示，原来属国民党中央管理的新闻、文化、广播等事业
单位，纷纷改为企业化形式，从由中央国库开支变成企业经营单位。还筹备了中国
农业教育电影公司，由陈立夫任董事长。
1947年，陈果夫在无锡创立中国塑像公司，并自任董事长。按他的设想，将古
今名人肖像塑成泥像，成套分装，其中并附名人传记，既可起教育作用，又是国内
外市场上的畅销货。
陈果夫对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系统的控制，最初是从反共的目的出发，经营包含
经济原因，因此，比之其他人，陈氏兄弟控制文化系统是不遗余力的，这就使他们
最终独占文化新闻事业。
二陈掌管的“党营”文化事业单位有：中央广播公司。农业教育电影公司、中
国新闻事业公司、中国文化服务社。正中书局、大东书局、《金融日报》、《商报》、
《民力报》。《大刚报》、《东南日报》、《中央日报》、《东方日报》等。
后来，陈果夫还通过银行投资，成立了一些新的文化企业，如自由论坛报公司、
中国文物公司、《中美日报》等。
二陈的这些所谓党营事业，由于有行政权力的支持和强大的金融优势，他们垄
断原材料，垄断商品市场，欺行霸市，投机倒把，大发横财。
他们利用金融优势，大搞垄断，不仅垄断原材料，而且垄断原材料的收购，并
囤积居奇，获取暴利。如所谓的中国农业机械公司竟利用农行投资和借款，囤积生
铁及粮食等，从中渔利。又如中国农业供销公司，他们专门收购以棉花为主的农产
品，以前都是由私人棉商在各地收购，在主要产棉区，都有一些棉花私人收购公司，
但陈果夫的农业供销公司成立后，转以大量国家资金加入竞争，殊使棉业人员为之
心灰意冷。当时有人评论，其后果将引起百千万棉业从业人员之失业，及其原有资
金不获正当出路，势将趋于投机囤积之一途。由此不难看出，陈果夫的农业供销公
司运转发财的后面，是无数私人企业和棉商亏本破产业的辛酸血泪。
陈果夫挤垮私人企业，实行垄断的另一优势就是行政权力了。由于他们以党办
企业，打出的招牌自然是“党”和“国家”，所以，这是其他私人企业及商人望而
生畏，莫敢与之争锋。如陈果夫的中和盐业公司，经当时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同意，
由其公司及下属盐号经营，几乎独占了食盐运销业务，并在天津、汉口、长沙、南
昌、广州等地大量增设分公司，在大中城市及乡镇设立零售业，其势力遍及国统区
各大中小城镇。
这样，在政府的撑腰下，陈果夫的中和盐业公司不仅挤垮了大部分私人盐号，
而且在官僚资本盐业企业中首屈一指。
除垄断外，二陈的党营企业还大搞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如他们经营的大同盐
号在售盐时，均在盐内加15％的泥沙，再如他们直接管理的宏丰公司以官价向炼油
厂购买汽油15000加仑，到手后，以黑市价格出售，仅此一项获利1000万元。
对于土地的深深眷恋，来自对陈果夫幼时的传统教育。在众多的古书中，他记
得最熟的是《大学》中“有土斯有财”的一句。对这句话，他深信无疑，屡试不爽。
抗战胜利后，陈果夫料到，八年抗战，土地荒芜，战后将出现无主荒地。充分
有效地利用战争造成的特殊机遇，可发一批战后财。为此，他上书国民政府，草拟
“实行移垦政策刍议”和“全国实施垦殖计划”，强调战后垦植事业的重要性，指
出，大量荒地，必须收归国有，或采取德国实施的移民法，或采取苏俄之大规模国
营农场及集体农场制度，以尽快恢复生产。
对于陈果夫的意见，蒋介石极为重视。抗战刚刚结束，内战又起，蒋介石企图
以经济手段辅助其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于是，向农民银行亲下手今，要陈果夫设法
开发全国荒地，以增加生产。
陈果夫拿这支令箭，立即商诸农林部、地政部，这两部虽为国家主管土地的最
高机关，但也奈何银行不得，只有唯命是从。
这样，中国农民银行、农林部、地政部联合组成了土地开发公司，“公推”陈
果夫为董事长。党营事业终于集合了工农商文各界，陈果夫这位中央财务委员会的
主任委员，借助“筹措党费”的名义，果然八面来风，财运亨通。
陈氏家族从农民银行起步，由金融事业起家，然后在工、农、商、文各界插手，
进而发展党营事业、私营事业。合作事业，陈氏家族终于出人头地，跻身于蒋、宋、
孔之列，使中国出现了四大家族。
在中国人眼里，四是一个圆满的数字，天有四时，地有四象，国有四维，礼有
四德，甚至从西天传来的佛教中，也有四谛。陈氏家族登峰造极的出现，妙就妙在
终于使官僚资本功德圆满了。
二陈很聪明，与宋子文、孔祥熙相比，他们与蒋介石少了姻亲这条天然纽带，
于是，他们牢固建立稳固的根基，先抓党权，而后集聚资财，重要的是，在抓党权
的过程中，陈氏兄弟聚集了各路“英雄好汉”，二陈的这些CC人物，都对陈氏家族
忠心耿耿，有了这些铁血人物，何愁事业不成，财富不增，这是陈氏家族有“幸”，
并成为金融巨子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陈氏家族一跃成为金融巨子，中饱私囊，是在抗战胜利后的四
年，便在工业、农林、商贸、文化、金融各界均有染指，并领一时风骚，其经济实
力当然不在蒋、宋、孔几家之下。
4．居然还有“清白人”
二陈在几年之内，便济身于四大家族的行列，但就个人掌管的财产来讲，他们
与四大家族的名号颇不相符。
孔祥熙贪赃枉法，巧取豪夺，被称为“中国的头号富翁”，宋蔼龄被称为“中
国的钱袋”。
在重庆，人们流行这样四句话：“孔祥熙不祥，徐堪不堪，陈行不行，子良不
良。”在上海，《大美晚报》登载了1939年8月6日香港电：“上周平淮会停止援助
法币前，渝某重要部长夫人电沪等外籍经纪人，嘱购入英金4万镑之巨额外汇。”这
里所说的“某重要部长夫人”就是宋蔼龄。
1947年秋天，孔祥熙以“忽接家人自美来电，谓夫人染患恶病，情况严重”为
由，匆匆忙忙离开上海，飞往美国。
美国总统杜鲁门对其助手们说：“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纽约，列
入中国个人的银行户头。”时隔不久，杜鲁门的助手就告诉他，这个估计太保守了，
美国银行界人士说，宋家和孔家确实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
美国联邦调查局首先仔细观察了关于宋家的战时档案，他们发现，宋子文“开
始担任公职的财产比较有限，到1943年1月，积累了7000多万美元，宋子文在纽约大
通国民银行或花旗银行拥有7000万美元，宋蔼龄在其中一家银行拥有8000万美元，
宋美龄在这两家银行或其中一家银行存了1．5亿美元。
美国《镜报》编辑布朗发表一篇文章，说孔祥熙与宋子文两人在美国的私人财
产达8．5亿美元之巨。
孔祥熙、宋子文是名符其实的金融巨子，靠发国难财成了中国的亿万富翁。而
二陈虽在抗战以后也插手经济，并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他们却是个人囊中羞涩。
二陈掌握的金融、企业、事业虽规模宏大，但和孔祥熙、宋子文不同的是，这
些机构中，他们的个人股份非常之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