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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借了他的存款1000多两银子作为本钱，做了一笔洋钿生意。这生意做的人很多，
只是大家在秘密的做，我却托庄上公开的做。不上三个星期，给我赚了600几十两银
子。第二年个人的经济问题，得到这一笔意外收入，总算是解决了。”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以前，孙中山的历次革命均不成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即是缺乏经费。为了筹集资金，孙中山先生常常奔波于海外，从华侨中广泛募捐，
和外国政府、商界频频接触。在辛亥革命中，孙中山从海外归来，虽慷慨陈辞：
“此次归国，身无分文，唯革命精神耳！”但历次革命的教训告诉他，革命虽需精
神，但无钱亦行不通。
时上海刚刚兴起交易所行当，孙中山先生认为交易所买空卖空，本钱不大，获
利甚丰，是革命党人筹措经费最好的办法。在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下，由江浙大财阀
虞洽卿出面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参加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有许多是国民党人。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也
因为经济桔据，为谋生财之道，参加进来了。据曾任上海物品交易所理事的魏伯颜
回忆，交易所正式营业时，理事长为虞洽卿，常务理事6人，理事17人，监察人是周
骏彦，此人曾为蒋介石的老师。
陈果夫在晋安钱庄做事，与上海交易所本无干系。但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也卷
进了交易所的事务中。
陈果夫后来回忆说：
“在民国9年的秋天，总理命令本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蒋先生把
这件事告知了我，并且要我研究这问题，我因特地到日本人办的上海取引所去参观
了两次。不久，蒋先生就要我和朱守梅（孔扬）兄及周枕琴（骏彦）先生、赵林士
先生等商量，组织第54号经纪人号，名茂新，做棉花、证券两种生意。因为我比较
内行，推我做经理，守梅兄做协理。我就写信到秦皇岛去，邀希曾弟回上海，做代
理人。我们这一个号子布置妥当，恰巧交易所筹备就绪，于是一面开幕，一面开张，
我的商业经验又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茂新”开市第一天，很不顺利。由于用错了代理人，第一天茂新即亏本1700
多元。这下可把陈果夫急坏了。因为茂新号只有朱守梅的2000元股本和陈果夫从晋
安钱庄借用的1000两银子，现在一下子就赔了1000多，那以后生意还怎么做呢？
经过郑重的考虑，陈果夫重新安排了人，决定以后小心行事，不贪多，只是稳
扎稳打，一步一步地来。这样，“茂新”号才慢慢立稳了脚跟。
为了更好地做好生意，陈果夫辞去了晋安钱庄的职务，全心全意地投入交易所
生意，并规定了“茂新”号的四条原则：一，不作弊；二，不随便拉客人；三，不
劝客人做多；四，认真。要求职员认真执行。
为调动职员的积极性，陈果夫重新调整职员的生活费。同时向股东会提出，将
红利的分派额酌情予以增加。如此一来，职员便比较能定下心来工作，而不再为自
己斤斤计较了。
“茂新”在陈果夫的经营下，日渐兴隆。股本由原来的3000多元增加到30000元
以上。每天的开支不到30元，而收入即使在最差的时候也有30元以上，最好的时候
则有2000余元，生意真可谓茂盛之极。
过了不久，陈果夫又和朱守梅集合很多朋友，组织一家“鼎新”号子，自己兼
任协助，排在第四号，专门经营棉纱。金银生意。这一来，一门之内，可做花纱、
金银、证券等大生意，营业更加畅旺了。这一期间，陈果夫经纪号子大约做了几万
万元的交易，佣金收入总在20万元以上。
交易所是个投机的行当，买空卖空，充满了冒险与残酷。而陈果夫在这个投机
行当里居然如鱼得水，生意越做越大，真可谓投机有门。经营证券交易所的成功。
不仅使陈果夫个人能支持在上海高昂的生活费用，也不仅能支持在天津北洋大学读
书的陈立夫，而且多次也资助了孙中山的护法革命运动。
经济上投机成功，也为陈果夫以后在政治上成功搭了桥，铺了路。陈果夫卷入
交易所事务是由于蒋介石的关系，而他交易所的搭档朱守梅，是蒋介石奉化的同学。
陈果夫、朱守梅二人办交易所实际上是在蒋介石支持下办起来的，也就是蒋介石交
易所的代理人。
陈果夫与蒋介石两人在此之前已认识近10年，但感情并不深厚，两人的深交是
自经营交易所开始。在这个投机取巧的风险活动中，充满着赌博、欺骗、诱惑、冒
险、凶残。陈果夫、蒋介石两人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苦心经营，在饱尝了经营中
的酸甜甘辣之后结成了知己。
1921年6月，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因病逝世。11月，蒋介石葬其母于溪口镇北约
三华里的白岩山。蒋母下葬之时，孙中山为蒋介石的母亲写来祭文，陈果夫作为孙
中山的代表专程赴奉化，宣读了祭文。
当时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在上海求学，所需零用钱均来自陈果夫。蒋介石在
给蒋经国的信中嘱咐道：
“每月可于果夫哥哥处，挪零用银三元，如果想买各种书籍，并与果夫兄商定
为要。”
“你有空暇的时候，可以托果夫哥哥拣选几本小说看看。”
蒋介石能将爱子托付给陈果夫照顾，这种亲密关系早已超过国民党中的一般同
志关系，为他人无法比拟的。而这种亲密关系是建立在两人在经济上为投机伙伴的
基础上。
随着交易所的兴盛，蒋介石获利颇多，先后娶了姚。冶诚、陈清如两房测室，
又在上海、奉化两地购置寓所，还扩建祖宅，举办私立小学等等。蒋介石家境并不
富裕，他之所以有如此多金钱，自然是他这时期在上海搞交易投机生意赚来的。
而作为蒋介石经济投机伙伴的陈果夫也是生意越来越红火，股市价已由最初的
30元涨到150多元，到年底竟至200元，陈果夫的投机生意已到了顶点。
俗话说得好，物极必衰。陈果夫的投机美梦做得并不长。1922年初，交易所风
云突变，陈果夫他们所有的盈余全都倒了，几乎连本钱也赔了进去。据陈果夫的回
忆，在交易所即将倒闭之时，“茂新”办理交割，把收入股票出售得之款，与代商
人买人股票应付出之款，两相抵过，还要付给交易所60万元左右，也就是说，陈果
夫在这场投机生意中最终还是赔了60万元左右。
如此一来，投机发财是再也不能了。
事后，陈果夫感叹道：“那真好比一场春梦！”
第三章 初露锋芒
1．替蒋招兵买马
黄埔军校草创之时，蒋介石耍了手腕当上了校长，而后便致信在上海交易所做
生意的陈果夫，帮他代办制服和军用品。不久又让陈果夫帮助买一些马匹。为替蒋
介石效力，陈果夫在上海为蒋介石网罗人才，招募新兵，很受蒋校长的青睐。
孙中山对陈炯明所抱的希望是非常大的，在“援闽粤军”最困难的时候，他几
乎是发动整个国民党的力量，支持“援闽粤军”维持和壮大起来。这些努力，获得
了一定的成功，“援闽粤军”由8000人发展到2万余人，并于1920年8月在福建漳州
誓师，打回了广东。1921年，这支队伍攻入广西，旧桂系陆荣廷势力垮台，陆荣廷
被迫出洋。
孙中山自1918年5月护法运动失败，一直住在上海。桂系被逐出广州后，1920年
11月25日，孙中山重返广州，立即组织召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大总统。1921年5月
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随后任命陈炯明为内务部长兼陆军部长，伍廷芳
为外交部长兼财政部长，汤廷光为海军部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马君武为总统府
秘书长。
旧桂系垮台后，孙中山决定乘胜北进。1921年10月8日，孙中山催促非常国会通
过了北伐案，并在桂林设北伐军大本营，命令粤、赣、滇、黔各军准备分路出师北
伐。
孙中山的北伐计划马上就陷入了困境。原来，当孙中山在桂林设北伐军大本营
时，已和湖南军阀赵恒惕商定，北伐军借道湖南，直接进攻直系控制的湖北。这种
远离后方，不顾后果的作战计划，也亏得孙中山能想得出来。这个计划马上遭到陈
炯明的反对。由于北方直系势力正如日中天，赵恒惕害怕孙中山北伐不成反给湖南
引来兵火，又看实力在握的陈炯明反对贸然北伐，赵恒惕改变了允许北伐军假道湖
南的初衷，不允许孙中山通过。同时，陈炯明还断绝了北伐军的粮弹供应，刺杀了
粤军中支持孙中山北伐的粤军实力人物粤军参谋长邓铿，指使粤军不参加北伐。这
使孙中山假道湖南北伐的计划，一下子便胎死腹中。不得已，孙中山于1922年3月2
6日在桂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北伐军移师广东，改在韶关设大本营，由江西出师北
伐。为表示对北伐的坚决反对态度，陈炯明向孙中山电请辞去本兼各职，向孙中山
要挟。为减少北伐的阻力，孙中山于4月20日下令免去陈炯明的广东省长、粤军总司
令和内政部长三项任职，专任没有实权的陆军部长。陈炯明向孙中山辞职，其本意
为向孙中山要挟，迫使孙中山出面挽留。想不到孙中山趁势赶陈炯明下台，孙陈矛
盾一下便激化起来。为避免予盾立即激化，陈炯明表面服从，离开广州，返回其老
家惠州，但暗地里在粤军中加紧了活动。
孙中山迫陈炯明下台，本以为他自己在粤军中有足够的威望，陈炯明不能也不
敢反抗。所以于1922年5月6日，亲赴韶关督师，并于5月8日发布北伐总攻击令，任
命李烈钧为北伐军总司令，许崇智为前敌总指辉，分兵三路向江西进攻。5月末6月
初，北伐军接连攻克龙南、元镇、赣州、吉安，江西军阀陈光远弃职逃走。
陈炯明毫无反抗地服从孙中山，本是另有所图。当看到支持孙中山的部队远离
广州，牵制于江西战场，立即下令自己的亲信叶举等率粤军50营全部开进广州，控
制广州城，6月16日凌晨，陈炯明派兵4000人转攻总统府，炮击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
宅粤秀楼。并悬赏20万元，杀死孙中山，孙中山被迫突围，17日登上“永丰”舰。
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政变成功，使正在江西前线作战的北伐军一下处在前后受敌
的困境。7月下旬，被迫分途向江西、湖南边境撤退，企图回师广州。但此时北伐军
第一师宣布支持陈炯明，海军中的三大巡洋舰也背叛了孙中山。孙中山在风雨飘摇
中于8月9日离开了广州水面。
陈炯明跟随孙中山十几年，在军事上一直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之一。孙中山无
论如何也想不到，陈炯明不仅背叛了他，而且还想置他于死地。陈炯明的叛变，也
使孙中山数年辛苦经营和满怀的希望一扫而空，被迫重新回到上海租界，去过类似
寓公但又不是寓公的生活。对于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认为是“祸患生于肘腋，干戈
起于肺腑”，因而烦恼已极。1922年9月18日，他在上海发表的《致本党同志述陈变
始末及今后方针书》中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人死，
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当蒋介石在“援闽粤军”
中时，就对陈炯明非常不满。原因很简单，就是陈炯明不想让蒋介石在粤军中也占
有一席之地。所以每当局势紧张时，陈炯明一再给蒋介石发电，要他回去“共赴时
难”，有他的活干；而当紧张局势过去时，陈炯明要么让蒋介石成为无所事事的闲
人，要么唆使蒋介石的部下和同僚，赶蒋介石走。蒋介石在粤军中前后总共4年，当
他1922年4月23日最后一次辞去第二军参谋长时，还是光杆一人。
陈炯明自从率“援闽粤军”打回广东后，孙中山对陈炯明宠信异常，视之为民
元前的黄兴和民国二年后的陈其美。所以，陈炯明除了继任粤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
长外，回到广东后，又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长，陆军部长和内务部长。在国民党
中，俨然一人之下，众人之上。
陈炯明权力欲旺盛由来已久。辛亥革命广东独立后，公推胡汉民为都督，陈炯
明对此大为不满。1920年陈炯明打回广东并进占了广西后，身兼粤军总司令、广东
省长、陆军部长和内务部长四职，权倾一时，但陈炯明并未以此为满足。
陈炯明和孙中山矛盾激化，是由于对北伐的看法不一致。陈炯明并不反对北伐，
但他认为，两广刚刚平定，内部尚不稳定，目前应该“保境息民”，待条件成熟，
力量准备充足，再北伐不迟。而孙中山则想乘定两广之余威，一鼓作气。从当时的
形势看，陈炯明的看法实际上更为现实，所以也得到了当时在广东的一些知名人物
包括陈独秀的支持，这使陈炯明在和孙中山对抗时更加自信。
1921年9月13日，蒋介石由上海到达广州，随后到广西南宁会见陈炯明，和他讨
论粤军参加北伐的问题，发现陈炯明对孙中山的北伐计划颇具异议。由于此时陈炯
明很受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从南宁回到广州向孙中山报告了陈炯明的情况后，觉
得自己夹在孙陈两个巨头之间，处境尴尬，蒋介石不能不向孙中山如实汇报自己对
陈炯明的看法，而汇报了又不见得取信于孙中山。于是，一走了之，先避居香港，
随后干脆来个眼不见心不烦，回了老家溪口，免得两头不讨好。
在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等人的多次电催下，1922年1月18日，蒋介
石回到桂林北伐军大本营。他立即发现，他担负的仍是费力不讨好的差使，孙中山
除了让他忍辱负重而外，他仍无所作为。所以他向廖仲恺提出要回后方办兵站，廖
仲恺不允。1922年4月20日，孙中山下令免去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和内务部
长职，同时派蒋介石去广州向陈炯明解释，待蒋介石到广州时，陈炯明已避往惠州。
蒋介石看到孙陈矛盾已不可调和，于是4月22日晚在三水谒见孙中山，要求孙中山采
取果断措施，调动力量，进攻石龙、惠州，解除陈炯明部武装，以消除陈炯明对北
伐作战的威胁。
从当时的局势和孙陈的关系看，蒋介石的主张是非常高明的。但是，由于孙中
山过于相信陈炯明，并没有采取行动。蒋介石看到事已至此，自己无力扭转大局，
便于4月23日他和孙中山同返广州时，提出辞去第二军参谋长职务，并于当晚登上轮
船返回上海。孙中山闻讯，亲赴蒋介石住所挽留，蒋介石不听。
由于和陈炯明长期共事，蒋介石对陈炯明“外宽内忌，难与共事”的性格是相
当了解的。1921年3月5日，蒋介石写信对孙中山说，“先生之于竞存（陈炯明字竞
存）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越范围。若望其见危授命，尊党攘敌，则非其人，请先
生善诱之而已。”陈炯明暗杀邓铿后，蒋介石认为陈炯明是在清洗内部，一旦陈炯
明能够完全掌握粤军，必不听命。因此，“欲北伐成功，必先讨伐陈炯明”。1922
年4月23日，蒋介石离开广东后，于5月25日致电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
人，对陈炯明部由桂林返回广州表示担心，强调要“先巩固后方，再图北伐”。6月
1日，蒋介石又写信给许崇智，声称“非从速回兵解决广州根本，决无安全和平之道”。
并说：“吾果能先发制人，则无论其集中东江或盘踞省城，不难一网打尽，否则犹
豫不决，迁延隐忍，必致有束手无策，噬脐莫及。”
6月1日，当孙中山带部分卫队返回广州时，也发现了陈炯明有兵变迹象，但他
除发电给远在溪口的蒋介石要求其前往广州外，并没采取有力的防范措施。蒋介石
知道孙中山拿不出得力的措施，所以不管孙中山如何电催，既不拒绝，也不复电，
静观时变。直到陈炯明发动兵变，炮击孙中山的总统府，孙中山逃上永丰舰，他才
急从上海赴广州，在白鹅潭上指挥海军和陈炯明对峙了50余天。陈炯明的叛变，使
蒋介石得到了一次“临危赴难”的表现机会，更加受到孙中山的信赖。
在孙中山几十年革命生涯中，最令他苦恼的是两件事。一是没有一个团结、奋
进、有战斗力的党；二是没有一支忠于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每次大的失败之后，
他都试图解决这两个难题。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几乎陷于绝境。不久，他利用滇桂联军和退往福建的
许崇智部将陈炯明重新赶出了广州。但是，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和一个有活力的
党，仍无从下手。最后，他接受了苏联代表的建议，改组国民党；又按照“治军必
先治校”的原则，仿照苏联军校的管理办法，决定建立自己的军校。
孙中山决心建立军官学校始于1921年，在1921年12月，孙中山和苏联代表马林
的谈判中，已经商定。但这时孙中山正沉浸于取得对旧桂系陆荣廷战争胜利的欢乐
之中，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还没公开反对他，他自己也正忙于筹划北伐，筹办军校的
事，也就是说说而已，并没有放上议事日程。
1923年春孙中山再返广州，重组大元帅府后，由于自己手中没有力量，仍是
“空头大元帅”，开始着手建立军校的准备工作。8月，派出由蒋介石为团长，由沈
定一、王登云和张太雷四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党务和军事，
参观苏军装备和红军各种军事学校。接着，国民党又通过了一个“建立陆军讲武堂”
的提案，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定后，命名为“国民党军官学校”，拟由孙中
山任校长，由廖仲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筹划开办和选定教职人员。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真正能对孙中山有影响的人仅只蒋介石一人。而孙中山
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的目的，也是让他回来筹办军校。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返回
广州。24日，孙中山下令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7人，即王柏龄、邓演
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和宋荣昌，由蒋介石任筹备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