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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中，一直受它的催眠。我知道它的作用，它听起来怎么样。它渗透你的灵魂，像忏悔者，像诱骗高手那样说“告诉我，告诉我。”弗兰妮，弗兰妮，弗兰①，他像吟，像唱，像呢喃。有时，博比甚至使得我相信是我自己有过错，是我正与医院里的每个医生在睡觉。他滑倒了是我的错；他碰破膝盖是我的错。他打我是我招惹的，是我招惹他对我拳脚相加，招惹他揍我。没命地揍。使劲地揍。
…
① 弗兰，即弗兰妮。
他第一次打我时，我十九岁。
现在，我又听到了他的声音，循循善诱，低沉而有力，再次让我觉得，一切又都是我错了。他在说，弗兰妮，弗兰妮，弗兰。他就这样开始。弗兰妮，弗兰妮，弗兰。第一次时，我还不是你的丈夫。你当时已满二十岁，因为那是在我们去锡蒂岛为你过生日后的周末。我没有打你。你知道我没有打你。瞧，弗兰，你就是这样，歪曲事实。总是歪曲事实。
我的心里听到他在说话。而且，我知道他说得对。第一次时他没打我。他只是使劲地握着我的上臂，握出刺花一样的指痕，像一个黑色的太阳，周围绕着四个月亮。
当时是夏天，我连续一周无法穿裙子，也不能在与我同住一个房间的妹妹格雷斯面前脱去外衣。我们房间对面是塔尔诺夫斯基①公寓的一侧，中间是通风道。他这么做，是因为我与迪伊？斯坦普尔的哥哥跳舞，而当他邀我跳舞时，我大笑起来。他紧紧抓住我，说这样我就逃不掉了，假如我逃脱，他就完了，他爱我爱得发狂。第二天晚上，他捋起我衬衣袖子，吻遍了每个指痕，而他的泪水则浸湿了每个痕迹，似乎要将黑色洗白，洗得与我身上其他地方的皮肤一样洁白如雪，仿佛他的眼泪具有教会神职人员赦免可宽恕之罪那样的力量，能将黑色洗净。“哦，天哪，”他低声说，“太对不起了。”我也哭了。那些日子里，我总是为他的痛苦而哭，而不是为我自己。
…
① 塔尔诺夫斯基（1488一1561），波兰著作家和军队总司令，曾保卫波兰免受摩尔多瓦和莫斯科大公国的侵犯。
博比？贝内代托的声音如此深沉和具有说服力，他的痛苦和忏悔是如此彻底和明显。而他的怒火又是如此势不可挡。像旋风，黑压压的，强大无比。它骤然爆发，席卷而来，掀翻房顶。我闻到了啤酒味，闻到了波旁威士忌，闻到了汗臭味，我也嗅到了自己的恐惧，它比前三者更强烈。
此时此刻，在费城第三十大街车站的巨大候车室里，我能嗅到自己的恐惧。候车室里有长条木凳，我与儿子罗伯特挤在木凳的一个角落里。我们对面歪倒着一个人，一身流浪汉的破烂衣服，浑身散发着啤酒和呕吐物的混合味。
我在医院候诊室见过许多这样的人，这些人为了能有一张床过夜及一盘免费早餐，能杜撰出脚痛、失明等各种疾病。
第三十大街车站的长凳坚实、朴素、实用，像圣斯坦尼斯拉斯教堂里的靠背长椅。圣波拉克教堂到博比的嘴里就成了圣斯坦尼，但他还是希望我们在那里举行婚礼，因为他是在那里接受了洗礼，他父亲也是在那里被颂为警中精英而受奖。我从没在哪儿久住，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教区，因此我同意了。我俩一同从我的花束中取出一朵玫瑰放在侧圣坛上，放在约瑟夫雕像前，纪念博比的父亲。这是我与博比唯一的一次一起纪念他的父亲。
火车站巨大的拱顶有四层楼高，拱顶下是我、罗伯特和一只装了我们全部家当的小旅行袋。全部家当就是牙刷、替换衣服、几盒游戏盘和一本书，一本爱情小说，愚蠢，浅薄，然而，我过够了天天接触的真实生活，它们足以使我终身难忘了。车站镀着金边，富丽堂皇，我以前心目中的法庭就是这般模样。那天我去了法庭，当时我丈夫出庭作了证。
姓名。
罗伯特？安东尼？贝内代托。
职业？
我是纽约市警官。
州最高法院的法庭一点也不像三十大街车站。它的屋顶低，黑乎乎的，镶着深色木头，吞噬了从低矮窗口进来的光线？窗口面向警察局广场。那个法庭似乎更像娱乐室。
费城火车站看上去一直是我想像中的法庭模样，或是人们在梦中自当法官或被告时所梦见的法庭模样。罗伯特盯着屋顶。屋顶很高，因此我们散坐在下面显得很小，显得微不足道。巨大的拱顶一端有一尊黑色天使雕像，手扶一个已死的或垂死的人。我想那是一尊战争纪念像。正常情况下，我会走到雕像前，读一下天使光脚趾下的基石上雕刻的文字。如果要说什么叫非正常情况，那天就是。室内开着空调，我穿着七月的衣服，冷得浑身发抖，室温低至四月里一般，而我内心则冷如一月。
雕像比我们在布鲁克林湾附近街区的小屋高，比我婆婆家的房子高，也比我最后一次与父母同住时的房子高。
那时的房子在本森赫斯特，又小又拥挤，我就是在那儿穿上了婚纱，磨损的地板翘出钉子，挂破了拖裙边。车站的雄伟气势使我感到自己很渺小，渺小得几乎隐没了。也就很安全。我的眼睛不时从街道一头的双层玻璃门转向另一头的双层玻璃门。等待着，注视着。等待博比从门里进来，攥紧的拳头插在裤袋里，黑沉着脸。他生气时就这副模样。他经常不高兴，经常黑沉着脸。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博比进门。等待着，注视着，揣摩他的心情，调节我的情绪。
一股汗水顺着脊梁流到我的内裤腰部。裤裆里棉布湿乎乎的，是炎热与恐惧。我经历过无数次恐惧，我以为我很清楚恐惧是怎样一种感觉，但这次情形不同，其差别就像水与冰。冰在我肚里、在我胸口、在双乳下、在双眼间，犹如在烈日炎炎时匆匆一口喝干一杯冰柠檬水。罗伯特与朋友们遇到这种情况吋？称其为“大脑冷冻”，他们会抱着头在厨房里转圈：
“在咖啡亭旁的长凳上等着，”那个人说。他像个训练有素的私人司机，在送我们从纽约到费城的整个路上都一言不发。我们在火车站前爬出那辆旧的普利茅斯产沃莱尔车时，他趴在前座上，透过下客门抬头看我。他浑身散发出英国皮衣味。我们年轻时，博比穿过这种皮衣，当时我们还没有结婚。博比第一次穿英国皮衣的时候我刚十九岁。也许是二十岁，我想没错，我头里响起博比的声音，我想，第一次时我刚二十岁。也许当时他在考验我，看我有多大承受力。也许他每次都在考验我，直至他认为我能承受一切为止。承受一切。
不知那个开沃莱尔车的人是谁，在他启程回出发地时，罗伯特仰头问我：“什么？他说什么？我们现在去哪儿？我们去哪儿？”
那是咖啡亭，这是长凳，我们，我和我十岁的儿子到了这里，等待着一一等待什么呢？逃跑，远走高飞，从此消失，让博比永远找不到我们。我想，罗伯特那天上午见到我便明白了一切。当时，我正对着药柜镜子剪头发，悄声地打电话，解开绷带，将它们扔进垃圾筒，将所有的近期照片装进一只信封，写上我妹妹格雷斯的地址，这样博比寻找我们时就没有合适的照片给别人辨认了。“我们去哪里？”罗伯特问我。“外出。”我这么回答。如果罗伯特是个平常的十岁大的男孩，他就会缠着我，又哭又闹，问个没完没了，非到我生气地叫他闭嘴为止。可是，他根本不是个平常的孩子。
在我们俩的记忆中，他内心一直揣着一个秘密，始终深藏不露。他一定听到过巴掌的啪啪声、拳头的嘭嘭声，还有当我在给自己包扎、用药棉擦洗伤口、重新修整自己时所发出的小鸟鸣叫般的低泣声。事后，他见到过我青一块、紫一块的样子；他抱紧我碰到我的痛处时听到过我的急促呼吸声。
但他掉过头，只当没听到。他知道，我们两人都希望他这样，我丈夫有他的理由，我有我的理由。
就说最后一次吧。他放学回家，我从厨房柜子旁转过身，手里拿着一盘给他的苹果片、一杯牛奶，我的脸浮肿得不成样子，像是罩了一层夜幕降临前的五色残阳。嘴唇裂了，一笑肉就抽搐，难看得像小丑。他没法扭开头，躲上楼，装做没看见。“妈，哦，妈，”他说，眼睛睁得圆圆的。没等他说下去，我就应道：“别担心，我能应付一切。”
“妈，”他又叫了一声。接着，他也许想起了什么，想起了他的秘密，想起了听到可怕的声响及叫声的一个个早晨。
想起他父亲坐在桌旁拿着“巡警慈善协会”杯喝咖啡，想起我从外面跑回家，上楼冲淋浴，想起每个人都装作似乎一切正常。于是，他眼睛里发狂的火焰短暂地闪烁了一会儿便熄灭了。然后他会说：“意外事故？”
我年复一年都这么掩饰。是意外事故。我出了意外事故。所谓意外事故，那就是我在酒吧里遇见了博比？贝内代托，又疯狂地爱上了他。自那以后，我又陷得一年比一年深。如果你认识我，你会注意到情况并非这样，只不过事实上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种情况。外表上看，我很不错，有工作，有房子，有孩子，有丈夫，有笑容。没人看到我挨打。挨打确实是一种耻辱，它变成了仇恨。不只恨博比，也恨我自己，恨那个畏畏缩缩的我，居然连咖啡台上的遥控器也不敢拿，惟恐这又成他大发脾气的导火索。我记得，几年前的《每日新闻》里登有这样一则故事：有幢大楼的管理员用铁链将一个女人锁在大楼地下室里，然后什么时候愿意怎么她，就走下水泥台阶怎么她。我也一半生活在地牢里，时时留神台阶上的脚步声：我不需用铁链：我没有逃跑，因为我认为情况会好转，至少不会更糟。我没有逃跑，因为我希望我的独生子有个父亲，我有个家。我长期以来一直没有逃跑，因为我爱博比？贝内代托，没有人像他那样对待我。
我想他清楚这一点。我使自己成了他所作所为的同谋，使罗伯特成了我的同谋。直到最后一次，我才知道我必须离开，才知道如果我告诉儿子，是我自己在黑暗中走进餐厅摔断了鼻梁，撞得眼睛青肿、嘴唇破裂，那一切将无可挽回。
隐秘正在泯灭他的童真，泯灭我身上仅存的女性情感。我必须拯救孩子，也拯救我自己。
“我们去哪里，妈？”在车站，他带着哭腔问。听到他没将自己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一声不吭，而是像其他长途旅行的孩子一样正常，我既想笑，又想哭。其实他很清楚，我们在逃离他的父亲，要逃得远远的。我真想说，罗伯特，宝贝儿，心肝，我在救你出地牢，带你到不再需要有隐秘的地方去；也不能完全这么说。那时又会有不同的隐秘了。
在美国，有人什么都愿做，给你刷房子、染脚指甲，为你挑衣服、看孩子。甚至在曼哈顿最好的私立学校里，如果你孩子有头虱，可以雇人抓蚤。有人能帮你逃离你丈夫，给你安排一处新房、一份新的工作、一种新生活、甚至新姓名。
他们搞得很神秘，还说必须那么做才能保证你的安全。他们的头是个女的，名叫帕蒂？班克罗夫特。她常在电视上说：“我们连自己的名称也没有。”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虽然博比早已出门了，我仍觉得，跟她打电话时应悄悄地说，这是为了给她和我自己保密。帕蒂。班克罗夫特说过，有人会来帮你，你只要知道这个就行了。
我低头看罗伯特，他弓身坐在长凳上，身子几乎一折为二，在玩随身带着的小电子游戏机。穿亮绿色衣服的日本武士向前冲，一脚踢向戴黑色面具的人，黑面人像锯断的树那样向后倒下。武士鞠了个躬。屏幕一角的得分在增加？罗伯特的呼吸像是刚跑过步，我捋捋他的黑发。他的头发剪得很长，而他的头却是窄窄的、尖尖的。他烦我这么做，头向一旁稍稍一侧，身子又倾向前去对付日本武士，短兵相接，将他们击倒。他是玩这些游戏的高手，他喜欢沉浸在这些尖细的电子声和闪亮的画面里。我妹妹格雷斯说，现在的孩子都这样。可我不得其解。我朝车站望去，看到一个穿套衫的小女孩，蹒跚着面带微笑对一个个陌生人摇手，她母亲跟在她身后五六步远处。罗伯特即使在小时候，也从没这样。格雷斯说，孩子生来就存在个性差异，罗伯特正如，他的名字那样严肃老成。可我不得其解。罗伯特三岁吋，有时会坐着，呆呆地看着前方，身体稍稍前后摇摆。我担心他患了孤僻症。当然，医生说他没有。“天哪，什么空穴来风！”博比曾这么说，伸手将孩子拎起，根本没注意那副小肩膀在抖动，像准备飞翔、准备逃亡的鸟的翅膀一样。
“我们要出远门。”那天早晨我告诉罗伯特。
“去哪里？”他说。
“你会吃惊的。”
“爸爸去吗？”
如果我们运气不错的话，他不去，我心中有个声音在这么说，但嘴上却大声说：“他得上班。”
罗伯特的脸上一片死灰色。这种死灰色时常出现，在经过一个糟糕的夜晚后的第二天早晨尤其可能出现，而头天晚上我与博比的声音一定很响。“难道因为这个你就要戴眼镜？”他说。
“是的。”
“样子很滑稽。”
在车站，他的眼睛离开游戏机，抬头盯着我看，似乎竭力在想我是谁，因为我剪着陌生的发型，戴着眼镜，穿着飘逸的长裙。日本武士全死了。他贏了。他的眼睛很明亮。
“告诉我，我们去哪里？”他又说了一遍。
“过一会儿。会告诉你的。”我说道，好像我知道似的。
“可以买口香糖吗？”
“现在不行。”
车站四周全是小商店、咖啡亭、廉价的首饰、快餐、报纸、书籍，像教堂里摆开了叫喊的杂货铺。车站播音员的声音有点英国口音。车站与机场不同，色彩过于庄严，过道过于简陋，灯光过于明亮。帕蒂？班克罗夫特两周前首次与我打电话时就说不要坐飞机。坐飞机容易被查出行踪。由她帮助逃跑的女人从不乘坐飞机：她们不是飞禽，是爬行动物，是求助者，是受难者。火车，公交车，轿车。还有就是保密。
帕蒂？班克罗夫特到过我工作的医院，那是我初次见她。她当时说，她在全国有好几百志愿者，他们只熟悉彼此在电话上的声音，他们的共同点是出于各自的原因想帮助那些遭男人殴打的女人逃跑，为这些女人在新地方安排新生活，帮助她们隐姓埋名，在美国没有明显差别的广阔天地里重新开始生活。
“那些被妻子殴打的男人怎么办？”那天曾有一个年轻的医生这样问。
“别逗人发笑了。”帕蒂？班克罗夫特懒洋洋地说，她不愿理睬这样的问话。
那天，她将自己的名片给了我，以防我在急救室里遇上不只是需要缝伤口和冰块，还需要逃跑、需要销声匿迹、需要永远离开家庭以挽救自己的女人。“护士是我最得力的一类介绍人。”她说。她握着我的手，神情严肃地看着我的眼睛。这是一张纯粹的名片，上而只有姓名和电话号码。没有头衔和地址，就几个孤零零的黑字。我将名片放在医院的存物柜里。我曾无数次拿起这张名片，但直到六个月以后，我才拨了上面的电话号码。她马上想起了我。“请把病人情况告诉我。”帕蒂？班克罗夫特说。“是我自己。”我的声音顿住了，带着羞愧的细语与悄悄声，“是我自己。”
“上哪儿？”我曾在电话上问过她。两天后，有人开着沃莱尔到上曼哈顿地铁站接走了我们，而两周前博比又最后一次殴打了我。我的声音听上去陌生又僵硬。鼻子和下巴已差不多愈合，所以，只要嘴部动作不大，我感到的疼痛只不过是脸部中央有轻微的抽搐痛。
“到了目的地你就知道了。”帕蒂？班克罗夫特说。
“不知道去哪里我就不走。”我说。
“那你就只好维持现状，原地不动了。”她说，“我们这样做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我的手悄悄伸上去，捂了捂鼻梁，似乎在测试自己的决心。我感到磨牙处、后脑勺、整个脊梁都在疼痛。我感觉两腿间的血还在慢慢地流，就如我曾强迫自己忘却的东西又在涌现。“一周左右后出血就会停止。”
诊所里的人说。多带些干净内裤吧，我心想。无论生活有多少可怕，归根结底也就是这些了。一把牙刷。电池。干净的内裤。这些小东西使你无法思考重大问题。遮瑕膏。
泰诺①。自开始计划逃跑，我的脸色就有点黄中泛绿。博比大多夜里上班，我们很少碰面。
“你走后再被你丈夫找到，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帕蒂？班克罗夫特问道。
“他会杀了我的。”我回答。
“如果你按我们说的去做，他就找不到你。”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车站有线广播在嘟嘟嘟、呜呜呜地叫。“妈，我想喝杯可乐。”罗伯特用孩子们提出请求时使用的慢吞吞的口气说道，好像大人喜欢他们这么说话似的。他把两手和游戏机放在膝部，斜仰着头，看着屋顶。
“现在不行。”我说道。
…
① 泰诺。一种治感冒的药片。
一群穿公务装的人在通向铁轨的一个楼梯口排队。其中两人在用手机打电话。一个手拉漂亮拉杆拖轮皮箱的女人离开队列，朝咖啡亭走来，鞋跟在石头地板上发出敲击声。“Cafeau 1ait①，请。”那个女人对站在柜台后的女售货员说。
她看了看手表，然后转过身，对我笑笑，低头看看地面，又抬起头。“你丢了车票。”她说道。她将她弯腰从地上拾起的一个信封递给我。
“哦，不，我一一”
“你把票丢了。”她又说了一遍，笑了笑，语气很肯定，我能摸到信封的一角，一个尖头碰到了我湿乎乎的手心。
“高速列车！”站在楼梯口的一个穿制服的人在喊。于是，女人拿起咖啡，转过箱子，头也不回地朝楼梯走去。我沉重地跌坐在长凳上，打开信封。
“天哪！”罗伯特嘀咕了一声。又弯腰开始玩他的游戏机。
“什么？”
“没什么。”他说。
…
① 法语，意思是“来杯牛奶咖啡”。
信封里有两张下午四点到巴尔的摩的高速列车车票。
我看了看巨大的电子钟和墙上的时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