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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杭州市有一个企业家叫陈立钻，他对我这样说：“理论家有这个理论那个理论，经济学家有这个规律那个规律，要我说，只有一个，那就是‘肚皮规律’。肚皮饿了要吃饭，哪里能吃得饱就上哪里去；哪里能吃得好就上哪里去。为什么城里那些捧‘铁饭碗’的工人觉悟得晚，不主动‘下海’去经商？他们的肚皮没饿，他们的碗里有饭嘛！为什么没有正当工作的人倒先做起小买卖来，为什么最贫穷山区的农民急着外出打工，他们肚皮饿嘛！肚皮越是饿的人就越着急，肚皮半饥半饱的人慢着急，肚皮饱着的人还不着急。这同过去旧社会里沿海一带的人下南洋是一个道理，那些人都是在家乡混不下去的人。”
“这明明是常理，许多理论家却不知道，或者不敢讲，而广大的老百姓弄不灵清。要是你两天吃不饱穿不暖了怎么办？你还有心思埋头写作吗，你的心思都在一个吃字上，你会一门心思去找饭吃。这是人的本能，也是所有动物的本能。吃的第一个层次是吃饱；第二个层次就要吃好；再发展到吃出健康和文化来；然后就上升到精神层面上去。你管也没有用，卡也没有用，生产力不是管出来的，是放出来的。你管理者硬要把农民捆在一亩三分地上，就是再精耕细作，农民也富不了。如果你放呢，把农民放出去，让他们自己去找饭吃，那就用不着粮票和布票了，放得越快富得越快。所以，管理最好是宜粗不宜细。”
这是我听到的农民企业家最入木三分的一席话。
● 从偷渡潮到民工潮
在不少电影、电视剧中，对于从内陆到香港的偷渡客有着太多的描写：从丛林中、从划桨的小船上，或者是从剪开的铁丝网边，那些偷渡者杂乱的脚印、紧张的眼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然后，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后面是内地公安人员打着手电的追击；前面是香港警员在海滩上的围捕。一场偷渡梦，最后在监狱中醒来。那些偶尔的成功者，或是蹲躅在灯光昏暗的街边，或是拥挤在郊区无人居住的破房里，在无望中决定着下一步路怎么走。那找不到工作的无奈与饥饿令人同情；那铤而走险的行径叫人生畏与厌恶；那流落风尘最终堕落的结果发人深省。当看到这样的电影镜头时，我们不禁会发问，既然偷渡的路是如此危险，结局是那样悲惨，偷渡者为什么还要像飞蛾扑火那样，以身试法呢？
这里，我们可以回答那些困惑者了。当一边的人有着８万港元的年收入，而另一边的人却只有５００块人民币之时，这１６０倍的经济位差会给人们的行为带来什么样的趋向呢？
答案就在我们的嘴边：即使有上断头台的危险，也阻止不住人们铤而走险！
于是，一串串“人往高处走”的脚印便组成了一串串膨胀的数字：
１９６２年，深圳逃港人数为１２１４４人；１９７８年，深圳逃港人数为１７４５６人……
从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７７年，宝安县参加外逃的人数是１１９２７４人次，平均每年５０００人次。
由于人口长年流失，宝安县成为广东省劳动力流失的主要县份之一，也造成了其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低于广东省的平均水平，它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只有２８０人。
然而，一旦这里建立了特区，情况便逐年得到了改观。原来离乡背井的穷乡镇、渔村变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
从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２年，开始形成了移民流的初潮，在这三年中，深圳人口的增长每年超过１０％。在这个初潮中，有这样四批人进入深圳：一是来自全国各地的１００家建筑公司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二是２万名开赴深圳深圳横岗镇的公司、工厂星罗棋布并就地转业的工程兵；三是由内地调入的数百名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四是近１０万名各种新兴企业招聘的外来工。再接下来——
１９８３年，有１５万人涌进深圳。以后每年都以超过前一年的速度递增。到了１９８７年，在册暂住人口达到５９．８４万，首次超过了户籍人口（５５．６万人）。
１９８９年，深圳暂住人口突破１００万；
１９９０年，深圳总人口超过２００万；
１９９３年，深圳暂住人口超过２００万；
１９９４年，深圳总人口突破３００万；
１９９９年，深圳总人口突破４００万，其中暂住人口接近３００万人。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６日，全国公布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深圳的情况令人大吃一惊：总人口已达到７００．８４万人，其中户籍人口是１２１．４８万，暂住人口达到５７９．３６万人。
而今天，到了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深圳的户籍人口达到二百七八十万人，而暂住人口则超过７００万。深圳已成为超千万人的大都市。在深圳行走的每４个人中，有３个是外来人。
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与之相邻的东莞市。
东莞有一个小镇，叫“寮步”，顾名思义，是在一条河的边上搭起几座茅寮，铺上几块石阶，供卸货的人休息或转成陆运，最初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码头。就是到了今天，这个镇的常住人口也不过６．３万。可是，外来人口的增长却令人吃惊：
１９９３年，外来人口为３１７４９人；
１９９４年，外来人口为３８１８０人；
１９９５年，外来人口为４３５６０人；
１９９６年，外来人口为４３６００人；
１９９７年，外来人口为４０５２０人；
１９９８年，外来人口为４２０１２人；
１９９９年，外来人口为５３４６７人；
２０００年，外来人口为５３９５０人；
２００１年，外来人口为１７１２８９人；
２００２年，外来人口为１６５７３２人。
与深圳的结论一样，在东莞这个小镇，每４个人中，也有３个是外来人。
东莞市街头的招工宣传栏只要有机会去一趟深圳，或是东莞，你不会看不到这样的现象，在火车站、汽车站，从一趟趟车里走下来的，有许多就是那些衣服穿得并不入时的农民工，他们的头发有些蓬乱，皮肤有些黝黑，眼睛里带着些许迷茫些许兴奋些许期待，肩扛手提着大型的编织袋、铺盖卷，随着其他的人群开始进入城市。他们像渠水、像雨，落到流到了哪个城市，便慢慢渗透了进去。然后，在建筑的工地，在大的工厂与小的作坊，在酒店和饭馆，在娱乐场所和小小的发廊，都可以随时看到他们。还有一些是没有融入的，三三两两还站在路旁、职业介绍所等待着他们的工作，也等待着他们的希望。每一座沿海城市稍微富裕的地方，都将成为他们的梦开始的地方。
这些外来工的流向开始是奔向珠江三角洲，继后又发展到长江三角洲，再扩大到整个沿海城市，于是，一股前所未有的民工潮在中国这块广阔的土地上涌动了起来，奔流了起来，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建设力量。
我们十分吃惊于这种变化，它远比沧海桑田、斗转星移的变迁来得更叫人不可思议，也更加壮伟。
因为这种从偷渡外逃到大量涌入的变化，既有着具象性的意义，也有着现实意义。它的确说明，中国的某些地方富起来了，经济发展起来了，我们内地人不再需要通过外逃来寻找致富途径，国内自有他们挥斥方遒的空间。
●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２００４年的春天随着民工潮的提前到来也过早来到了。虽然在全国各地，春节一般都是７天长假，有的地方还要到正月十五才上班。但据记者报道，从初四、初五起，外地返京的民工就开始升温。仅从年初四中午１２时到初五中午１２时，北京站和北京西站到站人数就超过了１５万人次。据有关方面估计，２００４年初次到北京来打工的人数至少有几十万。
在今天，打工的人数愈来愈多，而工作岗位却是有限的，因此他们都想抢占先机，提前几天来占一个位置。
记者汪震龙如此写道：“在北京做了4年家政服务员的何姐应客户的要求提前3天进京。她告诉记者，来北京打工的这几年受到了不少北京客户的照顾，他们既然有需求，自己二话没说就赶赴北京来了。
“与何姐这样在京长期打工者不同。昨天走出北京站的还有不少是第一次来京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几名从河南来京的女孩子对记者说，她们是在同乡那里听说北京特别缺小时工，就趁着返京高峰到来之前提前赶来了，比别人早到几天，找工作的机会也就大一些。
“北京巾帼家政服务公司的王女士告诉记者，随着北京人对家政服务需求越来越多，这几年许多家政服务员回家过年的时间也一年比一年缩短，从昨天（初五）开始，该公司就有一些家政服务员开始到客户家里上班去了。”
比别人早半拍、快半拍，无疑就有了更多的机会。
这使我们想起了“民工潮”始发时期外出打工的那一些人，他们是如何得风气之先想到要走出那块贫瘠土地的，他们的命运有了什么样的改变。
那应当是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２年，我们可以称作为移民浪潮的前奏期。
在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黄布镇，有一个名叫宦境村的地方。宦境的名字很怪，听老一辈的人说，这里原名叫“番径”，是少数土著人居住的偏远山区。抗日战争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黄布镇宦境村，新楼是外出打工者盖的房子期间，成为一块革命根据地，东江纵队经常出没于此。解放后还活着的老革命成了高级干部，于是才将这地方更名为“宦境”，表示这里是出官宦人才的风水宝地。
这个村子里原有５０００多人，在民工潮到来的前奏期，一下子走出去３０００多人，他们主要是到深圳去打工，还有的人跑向了广州和上海。
２０年过去了，这些“先驱者”的现状到底怎么样了呢？
笔者随着朋友曾庆刚先生，乘着他的奔驰车，到那个山村里去深入了一回。
这是一个非常闭塞的村庄，四面都被小山围绕，土地既少且贫，每人只有三分地。山村里新楼与旧房间杂，据介绍，那些盖新楼的户主都是在外面挣了钱后盖的，而那些旧房的主人则一般是守家不出的农民。不过，这里守家不出的农民实在太少了，在整个村子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６１３８９９部队”，“６１”是儿童；“３８”是妇女；“９９”是老人。这是外出打工农村的普遍现象。
黄姓村长告诉笔者，这个村主要有两姓，一姓曾，一姓黄，当初出去的３０００人，现在成为千万富翁的有２００余人，成为亿万富翁的也有十余近二十人。这个村里出去的人，一般都做家具买卖，广东人称之为家私。他还为我说出了几个名字，他说道：“有个曾升华，在深圳开出租汽车公司，公司有小车３００多辆；还有一个曾其中，做家私生意，已拥有十几家商场，什么国泰商场、顺高商场等。黄文辉、黄廷阳、黄仕涛、曾海艺、曾建国等都是开家私商场的，什么光辉家私商场、松宝家私商场、先岭家私城，都是他们开的。可能还有不少人，我们不清楚了，有些人怕露富呀，就瞒着乡里不说。”
一个非常有趣的对照是，这个村子在改革开放前些年，陆续逃到香港去的有１５００人，在香港形成了三个村落，村长就是曾姓和黄姓人，这些人也不同程度地富起来了。
我看不出村子有任何奇特之处，但相信迷信的黄村长说，这是因为他们村子的风水好，所以以前出官，现在出富商。黄村长说道：“围着我们这个村子的是两条龙，两龙对接的地方还有一只乌龟，现在我们在接口处又修了水库，挖了一个大塘。你想，龙与龟都需要水，有了水还能不飞腾吗？”
宦境村住的都是客家人，曾、黄两姓来到宦境已有５００多年的历史了，前４８０余年都没有“发”过，惟独这些年“发”了起来，这难道不是今天的政策今天的时代给了宦境村如此良好的机遇吗？不过，这些话我没有对黄村长说。
时代与政策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些人却及时利用而走向成功，另一些人却还躺在国有企业捧着“铁饭碗”睡懒觉，因此坐失良机。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那些“早行人”，他们得以成功的初始原因是什么？
在杭州，有一位天皇药业有限公司的老总，叫陈立钻。这样讲也许有很多人不知道他，但是要提起立钻牌“铁皮枫斗晶”，相信知道其名的就大有人在了。
陈立钻生于１９５５年阴历２月２４日，是天台县城关镇一个农家的孩子。上过两年高中，１６岁他就当了“赤脚医生”，开始了他“江湖”的历练。先是跑到山上的水库工地打了两年的山洞，以后，又到小五金厂、工艺厂、橡胶厂里去打工。那时还不叫打工，他是当采购员和销售员，跑过上海，去过东北，推销他们天台县的产品。到了20世纪８０年代初，当人们把“万元户”的称谓加到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身上时，他的口袋里已经有了四五万元的积蓄了。
这时候，他有了一个违反常规的选择，他不是拿着这笔钱到大城市里去做生意，而是拿回家来种草药。
让别人看来是违反常规的做法，对陈立钻说来却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他是“赤脚医生”，对草药的性能熟悉，而且他深知天台山是块风水宝地：济公李修缘就出生于此，并且，东汉时刘晨、阮肇入山采药而遇仙的故事，也发生于此。
无疑地，先前的磨练给了他莫大的好处，他竟在山里种了８年草药，相当于中国打了一场抗日战争的持久战。
因为他种植的草药非同一般，是一种叫“铁皮石斛”的东西。据古籍《道藏》中记载，千年石斛精，千年山参精，千年首乌精，以及海底珍珠、茯苓、冬虫夏草等为道家的九大仙草。其中铁皮石斛排在首位。而在这九大仙草中，惟独这个铁皮石斛，是补阴的良药。民间传说，这千年的石斛精、千年的山参精都能够像白娘子那样变化成人形，谁遇到了谁就有福气。在旧社会里，能吃得起这种名贵药的，只有黄金荣、杜月笙和梅兰芳这样的有钱人。
也许自然界就存在着这样一个规律，愈是珍贵的草药愈难生长。铁皮石斛生长的条件极其苛刻，晒到太阳必死，种在土里必死，它一般生长在悬崖峭壁的背阴处，承雨露雾气而生，采月华精神而挺。如果有一个山里人能在峭壁上采到一棵这样的石斛，他一年的生计就不必犯愁了。
由于这种草药自然繁殖率极低，所以到解放后，就极少了，而到了２０世纪的８０年代，自然界再也看不到野生铁皮石斛了。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右二），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左一），原航天部部长林宗棠（右一）和浙江天皇公司总经理陈立钻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农业专家们，早在１９３２年就开始试着人工栽培，至今未获成功；而在我国，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从最高研究机构到各省市农业院校，都曾投入过大量精力和财力，试图将它培植成功，而失败的比例是百分之百。
这个陈立钻，硬是将这种草药栽培成功了。他遇到的失败，他亏空的钱财，都难于一一算计，他告诉我最简单的情况是，由于太艰苦，跟随他在山里一齐劳动的十余个民工，没有一个坚持下来，而他那条忠诚的看家狗，也耐不了艰苦与寂寞，离他而去。
由于他种出了这样一种珍贵的草药，便趁机到杭州去发展，成立了天皇野生植物实业公司，成了一名小老板。
一种由铁皮石斛为主要原料的“铁皮枫斗晶”应运而生，而且很快打开了销路，成为浙江省最名贵的保健品，继后又被开发为正式药品。数学家陈景润、文学泰斗巴金，以及中科院百多名老院士，都吃过这个药。它还被邓楠介绍给了父亲邓小平，陈立钻曾经去过小平同志的家，指导过小平同志服用这种中药制剂——这，是陈立钻一生引以为傲的事情了。
现在，这家公司到底怎么样了呢？２００４年的４月，我再次访问了更名为“浙江天皇药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先生。
陈立钻告诉我，他的企业共分两摊，一摊是天台山种植与研究基地，在那里他吸纳了农民工２００多人，如果加上季节工，约有３００多人；在杭州这一摊，是作家巴金向浙江天皇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立钻谈铁皮枫斗晶治疗他多年的帕金森氏综合症的显著疗效，还将他的最新著作《巴金家书》签名送给陈总，以表谢忱销售公司，也有上百人。他去年的销售额为２．７个亿，天台、杭州两地交税是４０００万元，他现在种植的铁皮石斛，已经扩大到２０００亩地了。
当我问到他给这些农民工多少工资的时候，他回答道，天台山那一边，能够达到年５０００美元；杭州这里，能达到１万美元。这是因为杭州公司里招的大都是毕业于医科大学和财经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而天台那里则是从农村招来的普通工人。他说：“我发的工资在杭州市来说是上等的了，比起深圳那些效益好的企业，一点不差。”
令我惊奇的是不仅仅是他自己致富后带动了天台经济的发展，带起了一批农民共同致富，而是他正在从事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在天台山，陈立钻已经投资了３０００万元，和美国哈佛大学合作搞生物基因药物的开发，取名“浙江赛尔生物医药品研究有限公司”。这个公司成立有一年之久了，从事的是生物技术、生物基因药、干细胞工程等世界最前沿的生物技术研究。比如，如果癌细胞已转移到了骨头上，就可以用生物技术和药物将它阻断。这个研究进行得很快，他说下半年就可以进入临床研究。在杭州，他也悄悄搞了个实验室，是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在不久的将来（这个词是陈立钻说的，大约是时间保密的意思），有三个一类的国家新药能够生产出来。
陈立钻不属于纯粹的企业家或者商人，他是兼中草药种植家、中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