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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工潮:打工族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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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2004年春节期间的网络消息《我来说两句》)


●  泥泞回乡路
  对于民工来说,每年的春节都是又渴盼又无奈。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深植于他们的脑海中,“有钱无钱,回家过年”,每个中国人总希望在春节期间一家团圆,和和睦睦、其乐融融地过上几天快乐的日子。看望一下爸爸妈妈、妻儿子女,给他们一些打工挣来的血汗钱,然后再怀着好心情到外地去挣第二年的工钱。这种数百数千年来的习俗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反正它早已烙在了中国人的“基因”之中,永远也难改掉。
  有人把这种既盼望又无奈的春运称之为“穿越地狱的旅行”。
  2004年的春节将至,《珠海特区报》的记者尚涛想出了一个点子,跟踪民工回家一次,体验这回家的路究竟有多难。这个点子获得了社长张波的支持。
  让我们跳跃式地摘录一些他们的专题报道,把那惊心动魄的场面复现给读者。
  买票人多,分成小区 《珠海特区报》2004年1月13日刊登的《去广州买火车票真难》一文,报道了在珠海打工3年没回过家的张强到广州买票未果的消息,归心似箭的他因为排队累了,倒地睡了平价食品,让人感动自己没请到假,又委托女友小王15日一大早二次上广州买票。记者闻讯后,随同小王到广州买票,这次的结果如何?请看记者采写的报道。
  一、买票:
  昨天上午8时30分,香洲长途汽车总站,记者跟随小王买了一张60元的票上了大巴,12时半,吃过午饭,小王开始到车站买票。
  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小王“学乖”了,她下决心不再对“黄牛党”说NO了。
  所以,小王没有像男友张强那样老实地去排队,而是径直去寻“黄牛党”。
  很快,一个操河南、山东一带口音的“小胡子”凑上来:“要票吗?”
  “要。”
  “去哪儿?”
  “18号去信阳的。要三张座位票。”
  “有!你等着,5分钟就取来!”
  5分钟后,小胡子从人群中再次出现,就变戏法似的从身上摸出3张票。
  我们拿过来一看,票是崭新的,不知道是真是假。但似乎挑不出明显瑕疵。
  小王犹犹豫豫准备摸钱包了。这时,突然围上来一个汉子,问记者,“你是兰州的吧?”记者吃了一惊,说,是呀。
  汉子把记者拉到一边,神秘地说:“听口音你就是老乡——别在火车站买48小时以后的票,一定是假的!火车站只预售48小时以内的票!”
  说得倒是有理,孰真孰假,一下子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老乡”坦言:他手头也没有票。不过他可以领小王到一个叫做“售票大厦”的地方去买,那里才卖到48小时之外的票。他补充说“锦汉车站”也卖,但那里开了60多个窗口,人太多。
  为了进一步取信我们,“老乡”甚至把他的身份证掏了出来,硬塞给我们看:记者匆匆瞥了一眼,“老乡”的确是兰州人,叫付某某。
  我们跟随他来到距流花车站不远的地方,“售票大厦”的规模其实不大,不及广州火车站广场的十分之一。这里已经有近百人排队。
  “老乡”自告奋勇帮我们去排队,“至于酬劳,意思一下就行了,老乡嘛!”“老乡”似乎很义气。
  他在栏杆围成的队伍里排队,我们在外围等,可是,等他花费一个半小时排到窗口时,窗口里说,信阳的票只有年三十晚上才有。
  “老乡”到底是吃这碗饭的,门路广阔,左右逢源。他问记者,“去武昌的要不要?”我们说也行。
  他随即领我们来到“售票大厦”旁的一个士多店。果然,在这个仅卖干面包和纯净水的士多店,我们找到了三张回家的“救命票”。
  三张面值是123元的票,小店的老板娘要多加400元才能成交。我们下决心买下了它,而且多付给了那位“老乡”100元。但不知道这票是否是真的。
  张强及女友从珠海到广州等车,一场大雨让火车站变得更加污浊,汹涌的人流、杂乱的行李、焦急惶恐而疲惫的面孔随处可见。记者和他俩随着人流候车、上车(这才知道他们的票是真的),度过了回家路上的第一个不眠之夜。
  经过了20多个小时的波折,A338次车终于在20日的凌晨抵达武昌。可是,武昌不是他们的终点站,他们还得从湖北到河南,所以张强还得在武昌再买到信阳的票。
  二、倒车:
  到了武昌火车站后,张强发现当晚所有的票均已售完,而汽车也只有到第二天早上8点之后才有班车,迫不得已,张强买下了次日早上9点22分的1332次火车票,并不得不在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住上一夜。
  由于晚餐没有吃饱,张强和女友在车站旁的一家快餐馆买了一笼包子,但很快发现所谓的小笼包子根本没有馅,就是几个小馒头!第二天,张强起床有点晚了,在急匆匆地进站前,他换了一家快餐站去买早餐,但到火车上发现,包子还是没馅!原来,在武昌火车站卖包子的都是奸商。
  经过一番紧张的拥挤,张强和女友终于通过安检赶到站台。可是几乎每个车门口都堆满了行李。站满了人,根本上不了车。最后他们只好向列车员求助,终于在列车开动前5分钟,从餐车车厢挤上了火车。
  车厢里的情形让人傻了眼:凡是能够容纳的空间都塞满了人——坐着的、躺着的、站着的!连车厢座位下狭缝中也有人硬生生地钻了进去,整个车厢就像是一个大蒸笼,太多的人呼出的热气,让人像三伏天一样大汗淋漓。
  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车厢的天花板上经常滴下大颗大颗的水珠,时不时地砸在乘客们的头上。有的还打在旅客正在吃着“康师傅”的面碗里,好像北方的公共澡堂。有的旅客把衣服顶在头上吃饭,以防止水珠滴到食物上。坐在车窗边的一位乘客因为受不了打开一扇车窗,凛冽的寒风嗖地一下子灌进了车厢,让人打了个冷战:“这么冷!还是关上吧”。
  上车后,张强在车厢里挤来挤去,迟迟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最后他只得站在两节车厢的接头处。这里空气新鲜一些,可是得忍受一个挨一个过路人的摩擦和碰撞。
  在列车上,一个三人座位挤四五个人的事随处可见,最多竟挤了6个人!4个人坐在座位上,另外两个人脱了鞋站在椅子上,屁股坐在椅子靠背的横梁上。两个男女在座位上偎依在一起睡着了,许多人都以为他们是情侣,后来才知道他们并不相识,只是因为太挤太累,只得靠在一起睡觉。
  整个车厢充满着脚丫子的味道,桌上则散乱地摆满了杂志和油腻腻的食物。地上坐满了没有座位的人,连座位下也躺着人,被坐车的人戏称为“二等卧铺”。所谓“二等卧铺”,就是躺在座位的底下,过路人的脚不时地跨过这些人的头走动。可是这种“卧铺”竟然成了许多人重点争夺的地盘。
  在这种环境下,张强的女友开始头晕,连午饭也没有胃口,可能是因为空气太污浊不流动,她紧紧地靠着张强,脸色越来越差。因为没有地方放行李,张强没有卸下背上的背囊,扶着女友,在列车的晃动中站着苦挨时间。
  终于,在接近中午一点的时候,张强拖着沉重的行李和步伐,趟出了信阳火车站大门,然后匆匆地赶到信阳长途汽车站,买了两张到孙铁铺镇的车票。
  别以为到了信阳就好了,就到家了,不,他们还有一段更艰难的路要走,记者报道说,回家的最后6里路,却花了他们16个小时——
  20日晚上,6时17分,张强和女友在孙铁铺镇下了汽车。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靠县道小镇,路边拉客的只有用三轮手扶改装的小棚车。
  张强一下车,马上就有三四辆三轮车司机挨了上来。
  “到北向店乡。”
  出乎意料,几个三轮机动车主态度马上就冷了下来:“那里现在去不了。”
  原来,就在张强抵达的前一天,这里下了一场不小的雨夹雪,通往北向店乡的道路一半是土路,非常泥泞难走,三轮车重心不稳,很容易出事故,车主都不愿意去。最后,张强总算出10元钱雇了一辆三轮机动车。
  一路上,车子颠簸得非常厉害。到了距离北向店乡3公里的卧龙台镇,道路完全是雨后的土路,到了一个泥潭前,开车的说啥也不往前走了。这时候,天已经快黑透了,张强只得在卧龙台镇上一个简陋肮脏的乡村小店住下来。
  第二天一早,张强在镇上花了15元找了一辆四轮的大拖拉机,因为四轮车比三轮车重心稳,底盘高,可以冲过积雨的泥潭。可是,即使是四轮拖拉机,也不能把张强送到村子里。到离家一里路的时候,路越来越窄,大拖拉机无法继续走了,张强只好下车,肩扛手提,步行回家。
  张强终于到家了,这是一条充满污浊空气和泥泞的道路,几乎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更多的艰辛,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金钱。记者替张强和他的女朋友算了一笔账。
  1。原来123元的票,按照正常价格是246元,现在黑市票变成了546元(扣除记者的票,给他们加了300块黑市票费)。
 2。在武昌住店,张强一夜花费50元(还有卧龙台镇住店未计算)。
  3。从信阳到北向店乡,花在汽车、三轮车上和住店的费用大约60元。
  也就是说,张强和女友单程路费花了1000元(还有珠海到广州的大巴车费、武昌到信阳的车费等等),人均500元,住不到10天,他们又同样艰难地走上返程,还得花去那么一些钱。所以,他们每个人来回的费用至少1000元。而在平时,火车票、汽车票、旅馆都不涨价,那么每个人只需要250元就可以到家了(来回500元)。春运期间,一个民工要多花费一倍的费用。
  假设一个民工一年中能够节余4000元钱,那么,这些多花费的冤枉钱就是他1~2个多月苦干实干的积蓄。故而,铁路、公路、旅馆,交通运输行业有那么一句流行话:“春运一个月,赚够半年粮。”而这半年粮的四至五成就是从拿着最低工资、生活最贫穷的民工头上赚到的。
  而民工呢,也可以用唐朝苦吟诗人的一句诗来形容——“谁谓天地宽,出门便有碍”,千古感叹,染苦了下层民众的生活,出门与回家,他们都太不容易。“修一修民工回家这条路吧,让我们更好走一些。”这恐怕是每一个民工心底的呼声。
  张强的家里并未团圆,他还有一个哥哥,与嫂子也在珠海打工,夫妻两人在餐馆工作,每年年节就更忙了,每次请假,老板都不准,再加上其他原因,5年都没有回过家。


●  老牛拉快车又如何
  应当感谢《珠海特区报》尚涛这样的年轻记者,跟着民工们跑了一路,尝了一把“梨子”的滋味。在全国,有许许多多的电视台和报纸都做过类似的连续报道,这些报道都得出同一个结论:民工回家的路真难,太难了!
  让我们再看一看北京的《京华时报》记者陪着北京民工买票的一些情形吧!
  安徽民工杨新立——
  杨新立10日下午5时从北京郊区顺义的一家台球厅出来,进城买回家的火车票。
  从顺义到北京西站平时也要3个小时。现在要过年了,又是周末,肯定堵车。结果,到了晚上8时半,他总算到了西客站。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一条条长龙排满西站。一见这阵势,杨新立有点发呆。“先去问问,”记者提醒他。
  节还没过完,许多人已踏上打工之路在广场东侧一个临时售票窗口,杨新立刚伸出脑袋凑向前,一只手就按住他的脖子把他拽出来。“后面排队去。”一位民警指着他。“我只问问不‘加塞’。”杨新立显得很委屈。“告诉你,后边排队去,到窗口再问。”民警拖开了他。
  看看后面足有30米长的队伍,杨新立手足无措,醒过神来,赶紧乖乖到后边排队。“初中毕业在家待了3年就上北京打工,第一年没回去,第二年在火车上站了快20小时,出来腿都不是自己的了,今年最好能坐着回去。”杨新立说出了自己的愿望。
  三名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妇女还没找到工作天很冷,杨新立没穿羽绒服,抱着身子夹在队伍中。晚上9时40分,终于排到了窗口。“13日1427去安庆硬座一张。”杨新立边说边掏钱。“全是站票,全是站票”,售票员重复着这四个字。杨新立张嘴发呆。“要不要?要不要?”售票员催促。“他来自湖北,胸前写着“厨师”两字还不快买,要不连站票都没有了。”记者也催促他。杨新立却出人意料,收起钱走开了:“站了一年了,我要坐着回家。”(注:杨新立平时在台球厅摆球、端茶送水,坐下一会儿的时间很少,每天要站十二三个小时。)
  河南民工李健——
  11日上午9时,北京站,来自河南商丘的民工李健告诉记者,10日排了一天队,没买到票,今天起了个大早,6点钟就来到北京站。当时天空飘着小雪,雪越下越大,只穿两件薄毛衣的他冻得直打哆嗦。
  李健在几个窗口转了一下,最后来到车站广场露天售票窗口排队,记者问他,有室内售票厅,为什么顶着风雪到露天窗口买票。李健说,室内暖和,肯定站队人多,要排老半天。
  来自山东的小伙子在崇文门找工作记者陪着李健排在41号窗口。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看着慢慢向前移动的长队,李健一会儿跺跺脚,一会儿搓搓脸,“这么冷的天气,真受不了。要是家里种田能挣钱,也不来北京受这份罪。年年春节买票回家,就像上战场,紧张得不行。”
  好不容易排到窗口,李健告诉售票员,想买张14日到河南商丘的票,售票员说,没有啦,看到后面的人往前挤,好不容易排到窗口的李健急忙又问:“那15日呢?”
  “还没开始卖。”满怀希望的李健再次失望了。
  李健只好再到别的窗口碰碰运气。记者问他,这样没有目的地排下去有希望吗?“不知道什么时候卖15日的票,我这样排下去,说不定开始卖的时候我正在队里,就有希望买到,不排队一点希望都没有。10日就是这样不断地排队,排了一整天。”
  雪还在下,风越刮越大。缩着脖子的李健又来到露天广场的又一个露天窗口,排在长长的购票队伍后,开始了新一轮希望渺茫的等候。
  湖北黄冈民工夏春和满脸无奈地对记者说:“我想打个电话就知道哪一趟车次有票,票价多少钱?也邪门了,铁道部门公布的热线从来没有打通过,只好一次一次往火车站跑。”
  一位从北京前往广州的旅客向新华社反映,他于7日开始买12日以后的车票,排了一天一夜的队等到了8日零时,却被告知已经没票,“心都快碎了”。前往哈尔滨的民工刘成吉卡住时间点到了车站,得到票已售完的回答。“可转过头来,就有人向你兜售高价车票,有关部门真应该管一管。”铁路部门规定列车票提前4天出售,临时客车票提前8天出售,可是旅客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是,预售票开卖之时往往就是车票告罄之际。
  在1.3亿的春运出行人数中,第一位的就是民工,他们约占人数的四至五成,而且通常是住在离车站很远的郊区,他们既没有电脑可以上网,也无法打通车站热线可以问询,因此他们总是盲目地往返于住地与车站之间,两眼一抹黑像没头苍蝇似地瞎碰瞎撞,为了买一张有座位的车票,他们甚至往返三至四次,结果等到的还是失望。
  不错,铁路部门为此也叫苦不迭,在那样的高潮期间,铁路员工几乎都得不到休息,30天?40天?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精疲力竭,力竭精疲,还落不到好。并且,每到春运高潮来临之前,铁路部门都像有“大敌来临”的感觉,做足了计划,打足了提前量,仍然是那样狼狈不堪。
  对于这种“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觉,我也深有体会,那是1998年春节前,因为母亲病重,我要赶到苏州去,就到处去买车票,结果买到了一辆加车的车票,不但正常24小时的路程走了36个多小时,而且是一辆“文化革命时代”用过的那种车,没有暖气,厕所根本就不能用,因为它都已经被尿冰冻住,不小心还得摔一个跟斗。没有开水,没有服务员前来清扫。整个晚上都在冻、脏、臭、挤、吵中度过,折腾到家里后,就得了一场重感冒。
  凭良心讲,中国的铁路在不断改进,迄今为止,已经努力地做到了五次大提速,拼上老命为完成这高负荷运转而硬挺着,但是,还是满足不了运输的需要。据说,春节期间的铁路运输,负载量已达到了200%,一个厕所里竟能挤进11个人,而长途汽车、轮渡的超载率往往更加惊人,由于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黑车”盛行,而黑车的超载引发的事故又不断,人为地造成了许多的灾难。
  近年来,随着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不绝增加,春运期间的运输人次也逐年大幅度地增加。光春运这40余天的旅客铁路发送量就达到1.3亿人次。据交通部门的统计,2000年有16.16亿人次;2001年有16.60亿人次;2002年有17.40亿人次;到了2003年则增加到18.19亿人次。在2004年这年春运中,运客量是18.9亿人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或几个地区)都没有如此集中、如此巨量的乘车往返记录,要是上吉尼斯世界记录,这绝对是无可比拟的独一份。
  在18.9亿人次中,铁路运输达到13.7亿人次,比前一年增加2%;公路运输达5.17亿人次,比前一年增加3%;水运2600万人次,与上一年持平;民航1050万人次,比上年增加9.6%。
  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民工们“钟情”的还是火车和汽车。试想,他们一年中只挣到那么一点的钱,春节比平时还得多花一倍,他们哪里还敢去坐飞机呢?
  从纵向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铁路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特别是“九五”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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