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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钻不属于纯粹的企业家或者商人，他是兼中草药种植家、中药研究家合一的人物，但是有一个特点是共同的，他开“钻”得很早，也很早找到了“金矿”。这不仅是指他发家之时的前期准备，还指他是开发生物学药品的先行者。
像陈立钻这样的企业，在浙江省只能算是中等。大的有“农夫山泉”、“娃哈哈”、“利群”、“雅戈尔”、“大红鹰”、“红蜻蜓”、“雕牌”、“正泰”、“奥康”等等，浙江产品的广告几乎包揽了电视台的一半，整日里在我们的耳际与眼光中“爆炸”。我认识的一位新朋友孙星炎先生，就是“农夫山泉”的大股东。这位５０多岁的中年人个子不高，却透出江浙、上海一带人的睿智与精明。在上山下乡那个年代，曾到黑龙江插队７年。在别人还浑浑噩噩混日子的时候，他早就在悄悄地学习英语和机电知识。于是他最早考进大学、较早赴日本留学。在他请我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浦东开发区办公大楼里面的自动化控制设备，就是他公司安装、调试的。这时候，正巧有一个美国朋友给他来电话，对着手机，他纯正熟练的英语让我嫉妒了起来。从他的身上，我不仅领略到了浙江企业家的一流头脑和一流的做生意本领，而且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强者早半拍，强者快半拍。
● 早飞的丑小鸭成天鹅
一个农民工，他跑出来打工，就会一下子成为老板，一下子成为亿万富翁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相信许多人会抱着怀疑的态度。因此，在采访的时候，我特别注意那些已经成为企业家的人，在他们的身上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发财“基因”。
这一注意使我体会到，凡是这些发财致富的人，并不是地地道道的从山村出来的两眼一抹黑的“泥腿子”。而是早就混迹于经济市场上的弄潮儿，他们或是长年当过“盲流”，或是早年就当过工厂的采购员和销售员，抑或是在外面当过兵，见识了外面世界很精彩的军官、士兵。这种长期的“热身赛”既对他们的意志是一种极好的磨练，也使他们完成了如何走向市场的经验积累。所以，一旦国家的政策趋向于开放，一旦农村可以进行劳务转移的时候，他们就显得从容不迫，成竹在胸。
安徽巢湖市无为县，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安徽小保姆”县，那个表现安徽保姆在北京打工的电影《黄山来的姑娘》，就是以无为县的保姆为原型的。
无为保姆起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新四军七师的根据地在无为的红庙，解放后，这个师有一批老干部在北京安顿了下来。他们想起了当年闹革命时群众对他们的支援、掩护，这种鱼水之情使他们念念不忘要报答老区的乡亲们，起先他们是让自己熟识老乡家的孩子到北京来；既当保姆，又当“女儿”，既帮他们干家务活，又让她们上学读书。当一个老战友来看望另一个老战友的时候，发现这个家既干净又整洁，又看到那个“小保姆”烧水端茶十分利落，不禁称赞几句。老战友便热心地说：“我也替你找一个吧。”如此一来，无为县小保姆就开始“占领”北京市场了。虽然是那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还没有“市场”这一说。
县宣传部赛勤玲部长不无骄傲地告诉笔者：“那时候，中南海里，中央军委、国务院有许多保姆都是我们无为人。只要县里去一位副县长这样的七品八品官，就有高级小车来接，还住高档宾馆。我们无为人聪明、机灵，还讲诚信。说到诚信，这在旧社会也是如此，大约是遗传吧，要是家里来了一个陌生人，无为人也是倾其所有满招待。”她顿一顿又说道：“不过，现在无为县的保姆很少很少了——”
“为什么？”我问。
“我不是说到无为人很精明吗？她们起先当保姆，后来赚到了票子，闯出了路子，又换了脑子之后，就不甘心当保姆了。她们就在北京开起了店，做起了买卖，成了老板。在中国１００强里，就有我们无为两个企业家。”
我想去采访一个较为典型的无为保姆，谁知宣传部的新闻干事张勇立即拿出他的两篇报道来，对我说：“你先看看吧，‘小保姆’邓立翠就是一个，她曾出席过全国第九次妇女代表大会。如今是安徽省最大的孵鹅企业的总经理。”
张勇是这样描写她的：
邓立翠是无为县仓头镇人，兄妹３人，她排行老二。她的父亲腿有残疾，家里所有农活全靠母亲一人支撑。可想而知，在那个只靠土中觅食的年代，生活是何等艰苦，一家人常常连饭都吃不饱。兄妹３人一年到头也难得做上一套新衣服。大多数时候都是花一两角钱从旧货市场买旧衣服穿。迫于生计，哥哥很小就开始帮妈妈干活了。由于家中仅有的几个钱都给邓立翠交了学费，妹妹就上不起学了。兄妹３人，邓立翠是惟一读过书的幸运儿。
勉强读完初中，家中再也无钱供她上学了，就在这时，她无意中得到一个消息，改变了她的命运。１９８０年冬天，邓立翠一位要好同学的妈妈到北京当保姆去了，一个月工钱２０元。２０元，对于当时的邓立翠来说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全家人辛辛苦苦地干一年，到头来也挣不到这么多钱。邓立翠非常羡慕，觉得这钱来得真是太容易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人家能当保姆，为什么我就不能呢？正失学在家的邓立翠失眠了。她很清楚，能挣点钱回家，是她对全家人的最好报答，也是对哥哥、妹妹没有读书的最好补偿。于是，她决定和其他５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出门当保姆。
让一个才１６岁的女孩子外出当保姆，父母当然不放心。但除此以外也没有更好的出路。加上她的软磨硬泡，最终父母还是同意她出去。家里四处借钱为她凑齐了盘缠，在亲人的千叮咛万嘱咐和依依不舍中，邓立翠来到了北京。
邓立翠干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石景山一个普通工人家里当保姆，月工资１２元。她不敢说出自己真实年龄。就说自己已经１９岁了。由于她有文化，悟性高，学什么都很快，所以主人非常满意。她先后在四五个家庭里当过保姆。但是她有块“心病”，很厌烦别人叫她“小保姆”。虽然她觉得当小保姆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但是她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在一辈子当一个保姆的水准上。
她最终离开了北京。３年后，她最后做活的那家人家帮助了她，被招到上海崇明一家畜牧场当工人。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技术，很快成了畜牧场的养殖能手。她曾创下一个人喂养３７０头牛的记录，还和她爱人李志春一起，用４０天的时间完成了上海畜牧局交给的“胺草饲料试验”，获得了“稻胺化养牛”成功奖，他们的事迹上了《新民晚报》。
学会了技术，为什么不回家乡一显身手呢？１９８７年，邓立翠夫妻俩辞去了畜牧场的工作，回到了家乡。
现在，邓立翠的“三缘养殖实业有限公司”年产“无为大白鹅”苗鹅２００万羽，销往全国十几个省市，产值１０００多万元，社会效益６０００多万元，带动了３万户农民从事白鹅的养殖，扶持贫困户和下岗职工近千人。并迅速成为巢湖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安徽省最大的孵鹅企业。
一只丑小鸭，一旦离开了那个贫穷的故乡之后，转眼间就变成了白天鹅，她飞回来不是寻找王子，而是为故乡产下金蛋，孵化富裕。邓立翠，向我们诉说的是一个现代的“童话”。
人类的行为学家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形成了某种思维类型和文化类型之后，也便形成了一条固有的“行为轨道”，“赤脚医生”出身的陈立钻要图发展，首先想到的是中草药的种植和研制；邓立翠要创建自己的事业，也自然而然地会利用她学到的养殖技术。但是，一切的发展都不会是空中楼阁、水上浮萍，你的前期准备有多少，你成功的概率也便会有多少，你获得的回报也就会有多少。
● 父母在，要远游
我的故乡浙江省湖州市，下属三个县，分别为长兴、安吉、德清。这个德清县，就是当年的武康，也是唐朝中期诗人孟郊的家乡。
孟郊留传下来的诗有４００多首，惟独那首《游子吟》，老少咸宜、人人会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读了真让人有些戚戚然。料想这位苦吟诗人当年也是个家境贫寒的饱学少年，要到长安那么远的地方去赶考，又见慈母在夜晚的灯下为他赶制新衣，才有感而发，写得如此真挚动人。今天，在德清县，就有一个“春晖广场”，让大家去回味母爱与家乡的爱。不过今人的观念早已改变，那种孔子的“父母在，不远游”的思想已经涤荡无存。湖州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富饶地区，他们一般不会到浙江的其他地方去打工，要去，就到能够挣到大钱的国外去。
长兴县民工输出的方向是日本，不过它不叫民工，而称为研修生，比一般的劳务输出要高一个层次。这是得到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认可，由日方社团、企业组织，为中国培养技术人才，回国后可以学以致用的一种合作方式。长兴县１９９３年开始起步，至今已历１１年的时间，全县输出约有８００余人，形成了一个远去东瀛的小气候。
周健琴，是个腼腆、善良、勤奋而聪敏的长兴姑娘，在村里开一家服装店，生意清淡，过着清贫的生活。１９９８年，他的舅舅“先斩后奏”，替她在县外贸局报名赴日研修。她是被动地走上这一条道路的。
说实在的，这些农村姑娘出这样的远门，要不是政府性的行为，她们想都不敢想，怕受骗上当的戒备心理，是中国农民最传统的心理负担之一。
１９９８年，周健琴、李惠鹤、丁金妹等一行６人来到了日本的四国香川县Ｙ．Ｋ．Ｓ株式会社研修服装加工，由于周健琴以前就掌握了一定的服装加工技术，加上她的刻苦努力，很快得到了该会社社长的器重。
在与楠井芳社长的一次闲谈中，社长问周健琴：“你回家后打算干什么？是继续搞服装还是改行？”周健琴顺口说道：“还想做服装，但我本钱不够，如果楠社长到我们长兴去办厂，我就继续帮你干。”
赴日研修生报名站对周健琴而言，讲过了也就算了，要一个日本老板到她的家乡去办厂，哪能像她说话这般随意。岂知，这个楠井芳女士还真的听进去了。
２０００年下半年，楠井芳趁着到苏州分公司出差的机会，走访了长兴６位研修生的家。集天目山余脉的雄峻和太湖碧波之柔和于一身的长兴，引起了日本客人极大的兴趣。楠井芳决定在长兴开办她的分厂，她看中的当然还不仅仅是这里的投资政策、投资环境和这里天生就是丝绸的产地，还有那６个她培养考察过的研修生，这些人不仅学习了日本的技术、日本的管理，还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是她信得过的。
于是，２００２年６月，投资１０００多万元人民币、占地１６亩的日商独资企业长兴惠凯丝服装有限公司在长兴白岘乡动工了。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６日，该公司投入试生产。而周健琴，也实践诺言，成了该厂的生产课长，那个随同周健琴去日本的李惠鹤，成了该厂的总务课长。
现在，这家企业已经招收了１００多个民工，还准备再上两条生产线，到时候还会增招８０个工人，其时，年出口创汇就可达到２００万美元。
在日本车间工作的浙江省长兴县的研修生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外经贸科的科长刘桂英，由于她把这盘“蛋糕”做大，功不可没；也由于政府与企业脱离，她开始着手成立一家经贸公司。刘经理告诉笔者：“开始这项工作做得很艰难，人们不相信也不愿离开家，东动员西动员，好歹凑了１０个人，临了有一个女孩子被她妈拉下了车，只去了９人。现在了不得了。除了周健琴，还有罗叶平，他已经成了湖州市政协委员。陶爱辉，１９９９年到日本研修服装，２００１年回来后与姐妹们共同创业，在五山岗村塘互坪和邻近的长桥租用了２７０亩水面，投资近３０万元，开发了优质珍珠养殖。目前第一批珍珠已出售，获净利１２万元。富了生活也富了头脑的陶爱辉尝到了甜头，现在把她丈夫也闹出去了……”刘桂英愈说愈兴奋，她还告诉笔者：“他（她）们不仅带回了钱，有了创业的资本，主要是各个方面的修炼成熟了。那个叫张莉的小姑娘，出去前什么都不会干，从小娇生惯养。研修３年，回来后非常老练能干，在日本交了一个同是中国研修生的男朋友，两人一起创业，在宜兴搞了一个股份制公司，是一个高科技公司，她是研发部经理，这种产品能够出口日本。还有曾庆伟和王锦春在日本茨城县农协研修了１年，学习了日本的温室暖棚栽培技术和农业管理经验。回国后，两人都开始用温室技术搞日本美隆甜瓜、优质无籽西瓜及优质蔬菜的育苗种植和开发。现在，曾庆伟和新台农业公司生产的甜瓜、西瓜在江、浙、沪一带已经颇有名气，很多大超市都为其产品开设了专柜。不久前，他又与一位台商合作，租赁了６５０亩土地，由他提供技术培训和种子、肥料、农资器材，让当地农民负责种植，公司销售产品，带动大家一齐富起来。两个长兴县去日本的研修生现在，长兴在日本已经小有名气，当然他们不说长兴，只说在上海附近，有一个小镇，那里的中国人都会说日本话。就这一点，日本人非常感兴趣，常常到咱们这里来旅游、考察，还愿意到这里来投资办厂。”
我问道：“难道他们研修一两年就能学好日语？”“不错，他们知道机会难得，人人都很刻苦。３年回来，一般都能达到日语的三级水平，很多人都达到了二级（相当于英语６级），还有比较优秀的人能达到日语的一级（相当于英语８级），他们的日语就讲得非常溜了。你想，我们一个县，就有那么七八百人会讲日本话，日本客人无论走到哪里，那里就自然有人出来自动做翻译，他们看了会有什么感觉，这里简直成了他们第二故乡了。”
中国的农民工仿佛是一排浪潮，第二线省份的湖南、湖北、安徽、河南人走向了沿海的省份和城市，再内地的西部省份的民工们则进入中部地区或沿海区。而沿海省区的农民们，如福建、浙江、山东（青岛、烟台）、辽宁（大连）等地的人，则表现出空前的大胆，他们像是被后浪所推似地，渡过大海大洋，到世界各地去打工了。
不得不承认，由于许多中介公司其实是被我们称为“黑中介”的，大量的民工则完全缺乏政治、文化、地理等常识，受骗上当的悲剧连续不断。据英国《卫报》的报道，英国西部的莫克姆海湾刚刚出事，死了２０个中国的拾贝人。这个悲剧让那些痛失亲人的亲人们眼泪还未干，被英国老板招募的１８０名中国民工又在他们死去的同乡的脚印上走了过去。
而那个绑架、凶杀和汽车炸弹不断的伊拉克，也有那么7名中国人稀里糊涂地闯进火线，说是到那里去打工，结果也被绑架。幸好伊拉克人对中国还算友好，不久就将他们放了。询问那些惊魂未定的民工和家属，他们几乎一致地回答：“我们不知道那里还在打仗！”
人就是这样，当那些偏远山区的农民，决心要离开熟悉的小山村的时候，或者说当沿海地区的农民，乘上了海船驰向国外的时候，他今后的命运是一个极大的谜，谁知道他前头照耀着的是一颗灿烂的星辰还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呢？
我们能够给予的，只有一个“一路多保重”的真诚却很软弱的祝福！
不仅仅为了财富
当我来到河南新乡之时，正巧那个晚上召开了一个林姓人氏的座谈会。新乡古名牧野，是殷纣王时代的忠臣比干剖腹挖心死谏之地。据传，比干死后，殷纣王要灭其九族，派人来抓比干全家，身怀六甲的妻子躲进了树林，追兵包围他们之后，问其姓，比干的妻子灵机一动，就说她姓“林”。
后来，周朝建立，周天子就正式赐比干的后人林姓，所以，今天姓林的人都承认他们属于比干的后代。
到得南阳、邓州，更觉得河南无比“厚重”。这里可以称作为“四圣”的故乡：智圣是诸葛亮；医圣是张仲景；科圣是张衡；商圣就是那个吴王兵败后把天下第一美女“顺手牵娘”的范蠡。
不过，邓州人今天的骄傲还不是指这样一些老古人物。
１９６０年，邓州市５６０名青年应征入伍到原沈阳军区工程兵１０团，偶然却有幸地与雷锋同在一个团队生活，他们亲眼目睹了雷锋的先进事迹，亲身感受了雷锋精神。这些人继后有的成了雷锋生前团的团长、政治处主任，有的成了营长、教导员和连排干部。
这些人绝大部分转业回到了邓州，继续以雷锋的战友而自傲、自勉，在邓州成立了“学雷锋指导小组”３０个，“学雷锋先进集体”１３６个，为社会做了大量好事，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为“编外雷锋团”。２００３年，邓州编外雷锋团被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确定为全国、全军学雷锋的先进典型。
最近，有两个年轻人被这些老兵们翻来复去地慎重研究并批准，吸收到这个团队中来了，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叫孙天丛，一个叫孙天帅。这是两个最普通的打工仔。他们何以有此殊荣？皆因为堂兄孙天帅天生一副傲骨，坚决不向外国老板下跪求饶；而堂弟孙天丛天生一颗善心，在北京曾经两度救人后悄然离去，不留姓名。
不错，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会有，飞出几只坏鸟来是不稀罕的，河南也一样。但是河南也有像比干那样的祖先和像孙天丛、孙天帅这样的后生。
● 大潮中的漂亮女人们
彭湃谈到后来，话题转向他认得的女人们。不，应当说是漂亮的女人们。
“我们贵州安顺地区来了一个女孩子，人长得漂亮，也进了我所在的那家帝豪公司，做三陪小姐。有一天晚上，一位香港的客人给了她２０万元，没有同她睡觉就打发她走了。因为是老乡，她来问我：‘彭哥，会不会有事？’我说：‘应该没问题，先拿着吧。’半年没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