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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年７月，第一台保龄球样机研制成功。１９９８年，希玛设备正式走向市场。但是中国人用中国货，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因此销售形势极不乐观。由于前期投资太多，公司资金出现短缺。这时春节就快要到了，虽然大家都想要钱过年，却没有一个人向何帮喜讨要工资。何帮喜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以自己的皇冠车做抵押到处借钱，终于在春节前几天，筹到了一笔钱发给员工，而他自己只留下２０００元钱过年。
１９９９年，公司步入高速发展轨道，何帮喜确定了“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的三高标准，致力于推动保龄球的国产化。正是如此，“希玛”获得了国家专利有２０多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２０００年，“希玛”被评为“美中著名品牌”，希玛公司自行研制开发的车式水平电子回球系统保龄设备，完全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被评为国家“十五”计划重点新产品。
如今，“希玛保龄”已经形成成套全自动保龄设备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条龙的高新技术企业，占地面积５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４．５万平方米，总资产为１．２亿元，年产保龄设备８００～１２００条球道，而且远销美国、俄罗斯、印度、苏丹、哥伦比亚等国，成为国产保龄球的最大出口商。
何帮喜的工厂当然开设在北京，但他怀着对故乡的情怀，于２００２年在巢湖二坝经济开发区投资兴建成规模的专业保龄球道板生产基地——希玛南方工业园，就是他对家乡的回报。该基地占地２００余亩，主要生产具有国际标准的高质量的保龄球道板、抗倍特板、弯曲板、理化板等高档装饰材料。同时集团还配套地成立了北京希玛欧美佳教学实验设备有限公司。随着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该基地正式建成投产，希玛保龄成了世界保龄行业惟一一家集保龄设备和专业球道板合为一体的大型体育产业集团。
哎，巢湖、无为哟，我当年的一个记忆最难忘怀。那是１９６６年，我在山东日照的守备二师防化连任化验员，连里叫我出一趟差，去调查一个姓王的战士的家庭情况，因为这位战士是入党对象，但他的父亲好像在抗日战争时代当过日伪政权的甲长。其时，巢湖整个城市只有一条街，农村的贫穷更是随处可见，当我到这位战士的家中时，看到的景象竟叫我鼻子发酸，他们全家只有一张竹板床，上面有一床既当垫又当盖的破棉絮，战士的两个小弟弟都没有衣服穿，光着全身。我趁人不在悄悄掀开米缸一看，里面空无粒米，只有孩子摘下的几个酸杏。战士的父亲为了招待我，到外面邻居家借了一把稻草，烧一碗开水给我喝，当我端起那只大碗的时候，却喝不下去了，因为碗边上有一大块孩子的鼻涕嘎巴。我掏出了５元钱和２０斤粮票，塞给战士的父亲，像逃跑似地冲到了屋外。
这还是你吗？巢湖，你已经建成了一个漂亮的中等城市，而无为，建筑的气派，城民生活的改善，也今非昔比，我那时的酸楚感觉，早已化成欣慰的快意了。
３８年啊，弹指一挥间！
● 在希望的田野上
１９６３年出生、１９８２年高中毕业的李良松，在１９８７年时开起了手扶拖拉机。19９０年他卖掉了手扶拖拉机，开始开货车。他到的是东莞，在长平、大朗一带替老板开车，每月１５００元钱，虽然包吃包住，但那也不是人干的活。拉石头拉泥，什么都拉，一天下来满身的尘土。后来干脆回到家乡来，但是在家乡又混不下去，再去广东。他曾三下广东，印象都不好。那是源于一次他与老婆一同去闯世界，晚上１０点多钟，刚刚找房住下，治安人员就来查户口，把门敲得山响，连蚊帐都被扯了下来，一个个如凶神恶煞。“干吗那么凶？”“拿证件！”幸好他带着身份证，但是老婆受不了惊吓，一叠连声地说：“回去，回家去！再也不来了。”
在郴州，他卖过面包。早上４点就起床，每天挣５元钱，后来就杀狗、宰鸡卖，他老婆每天卖瓜子，一角一包，两人这样混了半年，到１９９２年，有了两万多块钱的积蓄。按他的意思，他想买辆二手车，还是拉货，可是老丈人死活不同意。老丈人是特级驾驶员，说他的后代不能再开车，那是玩命的活。于是他只得开一个大米厂，那是19９３年，到了19９４年，他又开了一个做炮筒的厂，就是做放炮仗外面的壳壳，拉到广东去卖，生意也不好。不过米厂还坚持着。这样，手头开始有了些钱了。
松艳生态农业发展园老板李良松什么事都干过，却一事无成，他开始再想点子。这时候，他看中了那一片荒了的山林。人们都出去打工了，田地没有人种，何况是荒山？开始有人承包荒山种茶叶，没种好，茶场变了茅草场，他就来承包。一下子包了２００～３００亩，每亩６５００元一年。
李良松是什么技术准备都没有就起家的，所以异常艰难，例如他想种蜜橘，就去买树苗，本来树苗是间隔３×４米一株，园艺场为了多卖给他，就说１．５×２米一株，结果多花了不少冤枉钱；19９９年苗树开始挂果了，却来了一场霜降，把果树全部冻坏了。
他投资了几十万块钱，光人员工资就得６万元，这次失败对他打击不小，他望着蔫了的果树，却连声说道：“打得好，打得好，老子再干！”为什么说打得好呢？原来他到这时才弄清楚：他买的是很一般的品种树苗，一斤才能卖５角钱，他想正好，不遇霜降还舍不得处理呢？现在正好换上高档品种。于是他跑遍了四川、广西，多看多比较，最后决定在原来的树上嫁接优质脐橙的节穗。
１９９９年下半年至２００２年，经过请技术员指导并让员工们学习嫁接技术，他终于走上了轨道，２３０亩脐橙在３年后全部结果，第一年产了５～６万斤，每斤卖出了２．５元的好价钱。
在湖南省国际第五届农博会上，“托山脐橙”获得了金奖，这下名声鹊起，他赶快注册商标。
外出打工的民工回乡创业开办的松艳生态农业发展园李良松告诉我：“我坚持使用农家肥，有机农家肥经过沼气发酵，再用井水稀释后灌溉，所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绿色食品，经得起各方面的检查，销路特好。去年再开农博会，我的脐橙卖到１２８元一件（２０斤），每斤是６块多钱。郴州的家运多超市拉了几箱，卖９８元一件，很快光了，又接着来拉。不过，现在还是经济紧张时期，过几年你再来看吧，那时候情况就更好了。”
李良松的松艳生态农业发展园位于坦坪镇的山坡上，现在是个多种经营的综合企业，年产水果１０万斤、瘦肉生猪１万头、鱼５０００斤，加工厂还能加工１０００吨大米。他因此被县里评为致富能手，县级劳模、县政协委员。他自己说：“我哪是什么‘能手’，是臭手，完全是在不断失败中滚出来的。”
坦坪乡也是个民工外出打工人数众多的乡，但这个乡较小，总共只有２．５万人口。现在，在这个乡的所有荒山上，都已经不再是茅草丛生了，像李良松那样的企业家已逐渐让穷山变富、秃山变绿，因为这些山上，已经生长着１３００亩的烤烟、５００多亩的黄花梨、２０００多亩的辣椒和３００多亩的脐橙，并且还有不少的在外打工的赚了钱的民工想“杀”回到家乡来。所以，今天，在这希望的田野上，真正播种出了希望，不，不仅是希望，而是希望结出的硕果。
在平江县三市镇保丰岭村，有一家相当红火的塑料彩印企业——志成农产品包装公司。公司的董事长是一位刚过而立之年的毛梗秋。这个人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如今却管理着一个资产超过１０００万的高科技企业。这样的资产在珠江三角洲或长江三角洲算不得什么，但是贫穷的山区，却被人看成了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企业了。
毛梗秋初中毕业后在山上种了一年的田，后来到了县城去当了石膏板厂的工人。他爱琢磨，帮助石膏厂试制成功了两种新材料。厂领导于是对他刮目相看，派他到深圳去开办分厂。那是１９８９年，他才１９岁。
正当他踌躇满志，想要干一番事业的时候，总厂改制，分厂租赁给了私人，毛梗秋丢了工作，成了无业游民。他被抛在深圳街头四处游荡、四处求职，一个月过去了仍无所事事，口袋里只剩下４块钱了，这是他第一次饱尝了孤苦无靠的失落。
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想起了一个曾打过交道的汕头老板吴列丛。他向吴老板诉说了自己的处境，吴老板对他的人品有所了解，同意出资和他在汕头办厂。
合作几月，收获颇丰，他又“不安分”起来，征得吴老板同意，把工厂交给他姐夫管理，自己二下深圳，去办了第二家石膏板厂。后来他又办了一个模具厂，在不断的“折腾”中，他有了一个公司两个分厂，资本超过了５００万元。
１９９９年底，他来到了当时三市镇党委书记毛帅南家里，当毛书记跟他谈到三市在外企业有１０００多家，但在本地却没有一家像样的企业。人家讲三市好，三市富，但镇财政是个穷摊子，征求他意见是否能回家办厂并许诺给他大力扶持时，他没有推辞。
毛梗秋是个说干就干、有魄力的年轻人，他与本镇另一个个体老板周迈德上北京、下广东，跑汕头考察了一番后，决定回镇办一个塑料彩印厂。
塑料彩印是一个技术含量相当高的行业，主机都是微电脑全程控制。设想公布之后，妻子表示沉默，亲戚朋友极力反对，父母也表示异议。大家认为，毛梗秋在外已有好几个厂，每年有上百万的纯利润，丢弃内行钻外行，半路出来搞塑料彩印，风险太大，搞不好一夜间由百万富翁变成穷光蛋。
亲朋的反对，家人的异议，没有动摇他的信心。因为这是他在大量考证之后得出的结果。当时平江有大部分塑料包装袋从汕头调进，价格特别高，每年三市豆制品加工需要包装袋６５０吨，价值２２００万元以上，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说干就干，他们兵分两路，一路南下湘潭、广州、汕头、浙江等地再次调查，考察论证，购进机械设备、引进技术人员，另一路在家选厂址。三市镇政府竭力予以支持，将建筑面积达１万多平方米的破产企业石膏矿厂厂部廉价转让给毛梗秋。２０００年元月，总投资５００万元的志成农产品包装有限公司正式组建成功。公司占地２万平方米，拥有机械设备２６台，流水作业线４条，员工２５５人。２００１年，实现销售收入１０００多万元，利税近２００万元，发放工资４０多万元。（摘自《平江时报》刘磊明李积良）
毛梗秋不仅是一个回乡创业的实践者，而且是一个鼓动者。他在２０００年就向镇党委和镇政府建议，要求借鉴广州番禺“放水养鱼”的经验，吸引三市在外的个体老板回流创业。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县委、县政府打算召开在外经商个体老板茶话会，他撂下手里的工作，驱车前往长沙、湘潭、株洲等地上门邀请，电话打遍了全国３０多个大中城市，花了他整整２０天的时间，一万多元的费用，联络到了５０多个老板。
个体老板周长江长期在外地从事食品生产，毛梗秋多次上门，多次向周长江打电话，要求周长江回来办厂。后来周长江带回资金，开办了长江食品厂，开发麻辣豆制牛排、麻辣熟食和罐头食品等，２００１年产值达到５００多万元，２００２年达到了１０００万元。
个体私营老板曾勤根原在长沙开办曾民食品厂，有工人２００多名，年产值过１０００万元。毛梗秋第一次上门邀请他回乡办厂，曾勤根说平江环境并不宽松，暂时不想回去。毛梗秋没有放弃努力，1次、2次、3次，他一共跑了８次——八顾茅庐，曾勤根被他的诚心所感动，调回资金到三市开办了曾氏食品厂，专门做熟食生意。
毛梗秋很像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苏秦和张仪，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在两年间劝说了８位老板把厂子搬回了平江县城、三市镇区，不仅为地方创造了可观的财政收入，而且安置了本地上千人的就业。而他从家乡带到外面去就业的，少说也有６００人。
说他造福桑梓，利泽民工，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能力虽然不大的毛梗秋，却做到了满负荷的发挥。
四川是一个大省，土地面积在全国排名第五位，人口居第三位，有８５５０万人。人多土地少，每人平均不足一亩，因此外出打工者必然很多。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劳务输出就有１００万人，１９９６年达到３６０万人，当年寄回家中的钱有１３２亿元。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民工潮开始转化成创业潮。１９９９年，劳务输出达４３０万人，从邮局寄回家中的钱是１７０亿元，从农行汇回的有２７亿元，并且还有１万多人输出到新加坡、伊拉克和俄罗斯等国，在民工的流动路程愈来愈远的时候，开始有４３万人把外面打工学到的技术、挣到的钱和学到的经营理念带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开始创办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吸收了本省１００万劳动力的就业。这不但使打工仔完成了由民工潮向创业潮的转化，而且也使四川农村和小城镇的面貌发生了巨变。各地的“打工仔开发区”、“打工者园区”、“打工仔一条街”、“回乡创业示范区”拔地而起，一大批“创字号”工厂、公司在全省各地呱呱落地，许多农民不仅解决了温饱，而且实现了小康的梦想。
民工潮，的确是一股扑向海边的巨潮，“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不，那卷起的千堆雪不是浪花，而是“白银”，然后，拍岸的浪潮折回来了，虽然是缓慢的，恰是绵长的，卷回到了原来起潮的地方，卷回到了家乡。从中国的中部、西部、西南部、西北部、北部扑向海边城市的民工潮。待到它回头时，就变成了一般创业潮。这股反向运动的潮水，正在浸润着中国的中部、西部、西南部、西北部和北部。然后，它使黄土、黄沙变绿，绿地长树，树木结果，也使老人们欢笑，孩子们歌唱——使中国逐渐走向了富裕的均衡。
一个民工是渺小的，亿万个民工组成的潮水是伟大的，这股潮水在中国的大地上回荡，为着涤荡这土地上“久已干枯”的贫穷。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悲哀。
母亲和宏儿都睡着了。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摘自鲁迅《故乡》）
● 景非昨，人依旧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上中学的时候，读到鲁迅先生《故乡》这最后的几段文字，总觉得有一种凄楚的气息从字里行间透出，心情也便罩上了阴霾。
一个从小活泼的孩子，鲁迅的玩伴，长大后竟成了唯唯诺诺、迟迟顿顿、痴痴呆呆、麻麻木木的人，与鲁迅过去之间的亲密关系荡然无存，这怎不让鲁迅加倍的惆怅呢？
所以鲁迅先生说：“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鲁迅希望有一种新的生活，这种生活其实是让像闰土式农民脱离麻木，变得活泼而开朗。
鲁迅先生描写的那个地方，其实也是我的家乡。他住绍兴，我在湖州，差不多同样的生活形状，同样的人物模型。鲁迅小说中的人物模型，我小时候也多有所见，更有同感，改变中国农民那种对待生活的漠然、迟顿，也是我的渴望。
先生那篇文章写于１９２１年，迄今已经８０余年了，几乎可以说过去了一个世纪，一个世纪的差异不可谓不大，然则，我却在民工们的身上，看到了某些似曾相识的气质——他们祖辈的影子，这使我又困惑又悲凉。
温州市木材集团公司，我们采访了贵州天柱县桂脚村来的民工杨熙模，他现年３７岁，初中毕业，与爱人一齐到温州来打工，有一个４岁的女儿放在家中。兄弟５人，他排行老二，有两个弟弟也都在温州捞生活，杨熙略在瓯海区一个镇的无纺布工厂里搞纺织，还有一个杨熙炳的原来和他在一个公司，最近丢了工作，没有事做。
听他介绍，他每天工作１２个小时，平时没有休息日。月工资８００元钱，房租每人８０元。为什么说每人８０元呢？当我到了他所住的房间时才知道，在一间１０平方米的房间里住着两户人家，两张床，两对夫妻，由于１２小时一班，正好调配开，所以在他夫妻俩住的时候，那一对夫妻正在上班。
生活费是每月１６０元，两菜一汤，食堂做什么吃什么，基本以吃素为主，肉是很少很少的。由于他爱人也在温州，职工食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