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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忙的小海港，干活的都是民工 国土资源部在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４日公布的《２００３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表明，２００３年全国耕地净减少３８０６．１万亩，耕地面积共减少了总量的百分之二，由２００２年末的１８．８９亿亩，下降到２００３年末的１８．５１亿亩。这里面有退耕还林的原因，也有各级政府任意占用土地的原因。
国土资源部的工作人员表示，２００３年度全国建设原因共占用耕地３４３．７万亩，灾毁耕地７５．６万亩，生态退耕３３５６万亩。生态退耕是土地减少的主要因素。而冶金、有色金属、化工、机械、纺织、轻工等行业全年投资增长在５０％以上，也带动建设占地相应增长，使建设占用耕地比上年有所增加。另据国务院审批的重点项目占用耕地也有所增长，包括三峡库区淹没用地在内共有７９万亩，比上年增加４０万亩。
国土资源部的工作人员同时指出，在建设占地问题中，占优补劣问题明显。２００３年全国因建设原因占用耕地面积中，７１％的具有灌溉设施，而且多数是居民点周边的良田，但补充的耕地，质量较差，综合地力明显低于占用的耕地，补充耕地中有灌溉设施的只占５１％。
中国一年损失的耕地就达到了全部耕地的２％，在这个惊人的比例之后，我们就可以说，如果这样持续下去，不但现在中国的粮食就不够吃，而且在２０～３０年之后，中国大部分农民将无地可种。
东莞长途汽车客运站的民工一家在我国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粮食生产能力达到１万亿斤的水平，这些年随着近年来的持续减产，２００３年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９０００亿斤之内。小麦、玉米、稻米等三大主要粮食品种在２００３年也均出现减产，总产量比历史最高水平的１９９８年减产１４００亿斤。
尽管这其中有着民工外出打工和部分土地撂荒的原因、大量的耕地退耕的原因，但违法占用农民耕地是原因之一。这里，真用得着彭德怀元帅骂李德的那一句话了——“崽卖爷田心不痛”。那些能拿到钱财的政府官员是不会理解农民的失地之痛、失地之苦的。本来民工在城市里如果生计无着，还可以回到耕地上来，再过几年之后，他们将无处可去，有家难回，社会的问题，日趋严重。
不错，让民工出来打工，是一件大好事，在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日益重视下，加上今天农业税的取消，中国农民的日益富裕就在眼前，但是我们却看到一种潜在的危机。如果任由那些低素质的政府官员胡来，加上官商勾结、官黑联网，农民的怨气就会长期积累，直至铤而走险。两股力量的“拉锯战”愈来愈激烈的证据之一是，原来中国的贫困人口在逐年减少，现在却反而增加了８０万人。
一旦中国这个社会系统进入了混沌状态，中央政府的任何大力调控将失去效用。有鉴于此，必须在今天刚进入混沌边缘的时机里，加强中央政府的调控力度，把一切野蛮的、无视政策法规的、短视的即只顾急功近利的行为，统统阻止住。给中国农民、中国民工一条真正能达到小康幸福生活的畅通道路。
农民与民工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那个环境有着什么样的标志呢？一句话，那是农民真正能够把“官老爷”当成“公仆”来使唤的环境。
２００４年国庆节定稿于北京大慧寺
后记
２００４年春节之后，在民工返城浪潮刚近尾声之际，我就接受出版社的采访任务，开始了向南的行程。首先到达广东省，然后返程北上，由湖南、安徽，转到江苏、上海、浙江。４月底返回北京稍加休整，接着去了辽宁、黑龙江、吉林省，然后再到河南，最后返回北京，边写作边采访。走时还冬衣裹身，回京后已是赤日炎炎、轻衣短衫。闻不尽的油菜飘香，看不够的小麦卷浪，我走了一个两万五千里征程，不过是坐着火车、汽车进行的“长征”。
再没有时间和条件到西北去了，却也走了１１个省、直辖市。这部分地区是民工输出或输入最多的地区，基本上可以代表中国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概况，因此，将这部书冠于《中国民工潮》，也是说得过去的。
我是靠着军队省军区系统的支持走完这段路程的，沿途得到了这些地方部队机关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引路、保障、联络和介绍，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因此他们是我最先要感谢的对象：
广州军区宣传部、广东省军区、东莞军分区、深圳军分区、珠海军分区、中山军分区。
湖南省军区、郴州军分区（嘉禾县武装部）、岳阳军分区（平江县武装部）。
南京军区宣传部、安徽省军区（高炮团）、南京军分区（建邺区武装部）、苏州军分区、上海警备区、温州军分区（洞头县武装部）。
沈阳军区宣传部、黑龙江省军区、吉林省森林武警总队。
济南军区宣传部、河南省军区、新乡军分区（长垣县武装部）、南阳军分区（邓州市武装部）。
我采访的大都是各地的劳动部门、建设部门、教育部门、法院系统、职业病防治部门，他们对我的热情接待至今记忆犹新。
给我印象极佳的是我的同行，即使我没有带介绍信，但只要说起我是文字记者，或者是一位作家，他们统统给了我好客的接待，并无偿地提供他们手头的资料和掌握到的线索，让我避开远路抄了近道。我到达东莞去拜访《东莞日报》的同仁，那位叶社长说，我们开辟了《打工天地》的栏目，可以免费赠送给你一年的报纸，但你得辛苦地搬运一趟了。开始我还不以为然，后来才知道那１２个月的装订本竟有十几公斤重；在深圳的报业集团，他们的资料室竟能把几百万字的民工资料全部给我录了光碟，当有人说，这些资料的资料费得１０００多元，那位新闻研究中心的胡志民副主任就说：“他们哪有那么多钱，送给他就是了！”而到了珠海市后，正巧碰到我的战友张波在那里任报业集团的党组书记兼社长，他自始至终都派他的记者陪同我们采访，这下子使本来两眼一抹黑的我变得事事洞明，省下了不少力气。
因此，我得感谢那些始终支持我，同时也同情着报道着农民工兄弟生活境遇的报界同仁们，它们是：
《东莞日报》、《东莞文艺》、《深圳特区报》、《深圳青年》、《珠海特区报》、《中山日报》、《源流》、《新晚报》、《辽沈晚报》、《城市晚报》、《长河报》、《南阳日报》等等。
以及还有对我帮助较大的政府部门和协助我采访的新老朋友们，他们是：王郁昭、陆子修、刘开明、李骏、苏玉光、何继青、节延华、郑志军、王爱军、邱仕坤、张火强、张光辉、李岩、李霄山、李亚萍、张波、潘海、尚涛、江跃兵、黄春华、罗玉林、肖索夫、邹曲安、李德群、赛勤玲、陈关生、丁广阳、刘福享、方四新、周欣、文良地、时永生、陈楚人、曹建国、戴律国、刘世军、潘松华、余庆、王建微、焦凡宏、李军、张树刚、翟跃、董传军、朱培伦、秦中军、于文庆、刘恒盈等。
李家运、向刚儿、陈海强3位部队的青年军人，都曾做过我的助手，一起陪同我长途跋涉，其中李家运同志时间最长，从北京、广州一起走到温州，同行两个月之久，对这本书的完成帮助甚大，因此也要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最后，在《解放军报》工作的我的战友们，曾凡华、吴顺祥、饶洪桥、张锋等同志，给了我自始至终的关心和帮助。没有这种帮助，这部书稿是很难独立完成的。
在这部书稿付梓之时，希望也印入我对那些新朋老友的感激之情。
200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