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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问过他，他也老实地告诉我：他在学习，在努力，想拿到一本律师资格执照！
寄生者群落
为了了解民工群体性生活的真实情况，记者游曼妮、王道斌、大钺、张玉琴等人，兵分多路，走访了５０多名分布于广州各个“城中村”的打工仔、打工妹、打工夫妻。和打工人群吃住一起，经过问卷调查、个案等情况，了解到：由于经济窘迫、生存条件简陋，许多外来人员无法满足基本生理需求，从而引发了打工群体的性彷徨、性压抑、性无知，甚至个别的性犯罪行为。
在被访的５０名外来工中，有２３人已经半年以上没有过性生活，２０个民工有３个月到半年没有性生活，还有５位未婚外来工说自己从来没有过过性生活。５０人中，仅有７人因与老婆孩子同在广州，过着正常的性生活。有４４％（２２人）应征者都说自己在征婚时受过骗、上过当。
在接受调查的５０人中，有２６人承认因长期没有性生活而在不同程度上感到心理压抑和不适，例如烦躁、郁闷、心神不宁、委靡不振，还有人经常出现性幻想。有９人认为，因为长时间没有过性生活，他们在身体上也感到不适——容易激动、脾气暴躁，１人坦陈出现了性功能障碍迹象，而且他们都感到特别容易疲劳。
● 附着在民工潮上的寄生群体
一个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甚至一个自然界的体系，都有着自组织的功能。
如果我们把整个１亿多的民工看作是一个民工系统，那么，随着打工潮的兴旺发达，这个系统必定也会自组织成复杂的系统。
在我们从南国到北疆的调查中，已经看到了这种自组织的雏形。凡是某地区打工人数多的地方，大都有民工家乡政府或劳动部门设立的办事处，既为联络，也为维权；而在较为稳定的民工都市“村落”中，也都自己组织起维护治安的管理站或民兵营等组织；至于“浙江村”、“维吾尔族村”与“河南村”等等新的群落，也是民工们自我聚集、自我组织的结果。
人的最原始的欲望是老祖宗所说的“食色性”的欲望。吃，在今天是最不成问题的，什么川菜、湘菜等菜系，已经打遍全国，而据吉林与河南的陪同采访的同志说，吉菜、豫菜现在正在争第八大菜系的地位。中国最不缺乏的就是饭馆——大酒店、小饭店满街都是，要吃什么就有什么。记得１９９７年我到俄罗斯去访问时，在莫斯科大街上走了５公里路，竟找不到一家饭馆。
接着便有一个问题来了，那就是“性”的问题。
假如说在一个有着几百万民工的城市里，其中只有混得好的人成了家或者带来了自己的老婆孩子，还有８０％～９０％的民工是光棍汉，那么，他们在这个城市里一年、两年地搞建设，为这个城市服务，难道他们会因此成了“太监”，不需要性的发泄吗？
当然不是，他们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们都有七情六欲，都有性的需求。于是，有这样一个群体便自发地“组织”起来了，那就是妓女的性服务系统。
对于这个敏感又有难于启齿的问题，历来专家们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消灭论”，因为他们是根据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根据中国三四十年来的现实推断的，他们认为应当坚决取缔卖淫和嫖娼，正是由于有了它，才引起了传统家庭的破裂，引起了艾滋病的流行。而另一种观点则是“承认现实”论或者叫“合法化”论，即给妓女们发合法的执照，并且定期检查、消毒，这比现在这样“半地下状态”要好。
不管理论家还是性学专家如何争论不休，今天在各个城市里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妓女已是不争的事实。记得１９９７年我带队同一批军队作家去西双版纳采风时，那里就妓女泛滥了。军分区政治部张笑尘主任告诉我，当年该地的妇女还组织过一次游行，打出的标语口号是：“还我丈夫！”
这些妓女有相当一部分是挣民工钱的人，因此可说是民工系统中的“寄生群体”。
女孩子进城来打工，除了知识、文化和体力，身体本身就是一种本钱。在那些把挣钱看得比贞操更加重要的女子中，非常漂亮的女子总是浮在生活的上层，她们被境外的老板、国内的亿万富翁和一些腐败的官员包成了“二奶”，住在豪华或者宽大的别墅里，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美色稍微欠缺一点的也进入了较高档的娱乐城，伴歌伴舞，成了三陪女；姿色再差一档的就开起了洗浴中心、按摩店和发廊，明为理发洗浴，暗做妓女。
这是一个极难说清楚数量的群体，有人估计，在１．２亿打工者的群体中，这部分人至少有１０００万，它的比例是１∶１２。
据《山西晚报》（２００４年）３月１日报道，山西省襄垣县夏店派出所附近百米范围内，有近２０家挂着红色彩灯的小歌厅靠色情服务招揽客人而名声在外。２月１３日２２时，记者从２０８国道边上的夏店派出所向右走５０米，一束红色彩灯照亮的门牌上写着“歌厅”，进门后，门厅两边有４个屋子，里面放着脏兮兮的床。
“你们是来‘办事’吗？屋里有小姐。”顺着老板的指向，只见小屋里坐着几位年轻的女子，其中一位上前搭腔：“要办事吗？”“办事？派出所就在旁边。”记者试探着问道。“他们肯定不来，没事。”那位搭腔小姐解释说。
来到对面的后街时，发现里面灯光要红火光亮得多。不足３００米的街景，仅挂着红灯的歌厅有１７家。
５天后，当记者电话联系襄垣县公安局长，探问情况时，局长的回话令人震惊：“夏店派出所要把那里的歌厅全查封。我骂所长，你凭啥封人家，人家有手续。”听记者讲述查访情况后，局长话锋一转：“我不知道县里哪儿有色情服务。夏店派出所离得再近，也不能天天盯在那里，啥事也别干。要说管，也该是文化部门的事，我们没法管。”
卖淫嫖娼从法律概念上去认识，在我国仍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随着中国人的愈来愈“开化”——网络色情的传播、一夜情宣扬，加上一些用身体写作的女性作家在书中赤裸裸的描述，以及把西方观念照抄、照搬进中国等等，人们的观念也在不断变更，对婚外性行为和卖淫嫖娼愈加宽容。这种正反馈使得连公安局的人员都觉得这些问题是可以似管似不管的了。多如牛毛的卖淫现象已经充斥在了中国普通老百姓乃至民工的日常生活之中。
说公安局不管是有些冤枉了它们，但是在管理上难度极大，这既是文化部门的事，也是工商部门的事，还是公安部门的事，三管三不管，似管又非管，最后是任其坐大。这些寄生者的滋生，既是这些寄生者生存的需要，也是民工性发泄的需要——正是需要才“呼唤”了这种出卖肉体的行业的迅猛发展。
是坚决加以制止，还是开放式管理，始终是拿在政府与公安机关人员手中的“烫山芋”。
● 另类按摩女
发廊中的按摩女其实不会按摩，她们装模作样地按摩并不懂得什么手法，也很敷衍潦草，但仍有不少“顾客”还要去这些地方光顾一番，其秘密就是一个性的需要。
不过，也有那么一种另类，介于“按摩”与卖淫之间，她们是罪还是非罪，只有法律专家才能界定。
在温州，我们采访了这样两个按摩女郎。
一、按摩女林小姐，２３岁，从农村来的，初中生。她到温州来打工还不到两年。家里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两个哥哥都已经结婚生子，弟弟也可以自给自足了。但哥哥与弟弟都没有能力赡养父母，要靠她寄钱回家去。
她已经交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比她大两岁，在意大利开了一家服装店，不过也只是刚刚起步，是勉强能在意大利呆得下去的小买卖。她已经同这位男友有过体肤之亲，在采访她之前，男友刚离开温州。
她还有一个情人，大约３０多岁。这个情人有妻子、儿女，一两星期他们见面一次，她和他一同上床。她的男友不知道她有情人，她情人的妻子也不知道丈夫有外遇。她的这个情人并非大款，是在按摩过程中相识的，不过也能给小林一些生活补贴，够小林在温州零花的了。
“你的男朋友会娶你吗？你们两个是否有了约定？”
“没有，反正看他的良心吧！”
除了与这两位男性上过床之外，她再也没有与其他客人上过床。
她所在按摩店有６个室，每个室３个床位，共有１２位按摩小姐，她是其中一位。温州的按摩费比北京、上海等地都便宜，看来似乎是更面向民工这样的普通阶层——按摩一次３０元，泰式按摩一次５０元，“推油”一次５０元。
她希望每天的客人能多一点，让她能挣到更多的钱。她说：“昨天一天挣了１００元，有位客人做泰式按摩，还给了我小费。前天生意不好，大前天也只有两个客人。”
“你们挣到钱怎么处理，都给老板呢还是平分？”
“六四分，老板拿六，我们拿四。”
“什么叫‘推油’？”
“就是把油擦在‘命根子’上呀，推上几下，男人那玩意儿就射出来了。”
“泰式按摩和中式按摩有什么区别？”
“不用问呀，你做做就知道了？”
二、某发廊女李小姐，２８岁许，已有丈夫和儿子，丈夫开出租车，儿子已经８岁。
下面是记者与她的对话：
“您是哪里人？”
“永嘉县，家在农村。”
“父母年纪大了吧？”
“５０多岁。”
“还有兄弟姐妹吗？”
她伸出了一只手，“兄妹５人，３个弟弟，１个妹妹。”
“都过得好吧？”
“大弟已到意大利开餐馆，生意不错，他还在温州买了一套房子。”
“你现在是温州户口还是农村的？”
“温州户口，在温州买了一套房，不过是八九年前买的，那时便宜，十几万就买下来了，地段好，现在得几十万了。”
“你老公干什么？”
“开出租车，我过去也开出租车，两年前改的生意。开车太累，吃不消。”
“发廊的活是不是比开车轻松多了？”
“轻松是轻松点，也不好干，现在竞争激烈，挣不到钱。”
我知道温州发廊做按摩是每半个小时１０元钱，“打飞”才２０元钱，非常便宜。如果不是老板，只是个打工妹，那么还得给老板一半，像李小姐这样租房开发廊，每月租金得付７００元。
“你们按摩怎么只按那个地方？”
“那怎么啦？客人来了不就是想在那个地方按摩几下吗？”
“除了按摩那个地方，还做什么？”
“‘打飞’呀，‘推油’呀。”
“就是把那种东西弄出来？”
“弄出来不就舒服了吗？开始我也不习惯。有位客人说，你光按摩，不打飞、推油，如果老是坚持那样，就没有回头客了，老顾客也全跑了。后来，过了一个星期，我才下决心做那种事，第一次做后挺恶心的，回到家吃不下饭，晚上也没睡好觉，现在习惯了。”
“你丈夫知道吗？”
“他光知道我开店，不知道干那种事，要是告诉他，还不把我打个半死？”
“你丈夫还打你吗？”
“打，怎么不打。”
“你现在客人多吗？”
“现在有一批熟客了，经常来做。一般每天能挣几十元，最好的时候一天１００元，还雇了一个女孩子，这几天她回家去了。”
“要是客人给你多点钱，要你‘打炮’怎么办？”
“那不行，那多脏呀，还会得病。现在这样还可以，这叫卖艺不卖身，大家都干净。”
“客人不老实，要想做呢？”
“也有那么一些客人，动手动脚，挺讨厌的，那只好让他们摸一摸啦，但不做那样的事。他们也不敢胡来，你没看就那么一间房子，玻璃都不让贴纸——”
“谁不让贴？”
“派出所的人呗。你糊死了，他们来检查就给撕掉。”
“那就是监督你们呗，不让你们做坏事。要是遇上公安局来查，你们怕不怕？”
“不怕，一是那里面有熟人；二是他们一来，把客人裤子一拉上，什么都看不出来，派出所怎么抓？”
“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年轻人还是老头？外地做工的还是温州市人？”
“年轻人多，也有老年人，年轻人中一半是温州人，还有一半是打工的。有次来了个５０岁左右的外地人，我在他裤子外面摸了几下，他就泄了，弄得裤子上都是，他怪不好意思的，红着脸把钱一给就走了。”
“咦，你这里有三张按摩椅，要是来3个男人，能同时做？”
“那有什么，同时做不影响，反正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看别人还不如看自己。”
“要是同时来４个人呢？”
“那边不是还有一个坐椅嘛，坐椅上也能做，也可以介绍给旁边的店。”
“外地来打工的民工在温州做活不容易，一个月才挣六七百元，去掉吃饭，就剩下４００元钱，你‘打飞’一次要打掉他们二三十元，要是他每个星期都来，１００块给了你，是不是太贵了些？”
“那有什么呀，他们愿意呗，帮他们解决困难呗，他们要干那种事，就只能少抽几包烟了。”
在与李小姐的谈话中，她还说了一些有趣的事。她告诉记者，像她这样做，是不会富的，她老公拿２０００多元，她最多也只能挣到２０００多元，加起来４０００多元，不到５０００元，在温州也只能过个温饱生活，她愿意穿好的，爱买服装，花销大。但是在温州，有的是有钱的女人，她们大都是丈夫开厂，或者自己开厂，或者做房产生意，一年好几百万，谁能花得掉。她们的丈夫有了钱就在外面寻欢作乐，她们也正年轻气盛，或是已经和丈夫离了婚，或是两人分开过互不干扰。当我问道“这些女人一般有多大年纪？”“在３０到４０岁之间。”“她们是不是找男妓？”“也不算是男妓，叫小白脸吧，一般是从东北来的年轻小伙子，年龄大约在２６～２８岁左右，关键就是要性功能强，她们把小伙子包起来，替她们开车、当保镖，实际上让他们吃软饭，陪她们泡卡拉ＯＫ厅、搓麻将、吃宴会，变着法儿享受呗，有了钱怎么享受都行，反正这年代挺自由的。”
嫖娼犹如吸烟，对人有百害，所以人类一直把它看作是丑事、坏事，想要大力禁绝而后快。但是吸烟也有它的好处。我国的一位大科学家曾经说过：美国科学家发现，凡是吸烟的人很少得老年痴呆症。但是由于美国政府主张戒烟，这项研究得不到政府和财团的赞助，缺少经费支持而很难继续下去。同样，发廊、妓女的大量出现，引发了性混乱、性病和家庭危机，却也有一利。大量的独身民工（包括城市的社会青年）由于有了性服务而减少了若干犯罪——如强奸、奸杀，对社会起了一点“安抚剂”的作用。
请读者原谅，这只是笔者的看法，相信社会学家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也可能得不到研究经费的支持。
● 到处乱飞的“野鸡”们
色情发廊，起码还有那么一个小小出租屋作为定点之处。比这还要不如的是，竟还有连“点”都没有的“飞妓”们，则更是沿海城市的“特别风景”。
珠三角与长三角的沿海城市的边边上，都有那么一些不高不低的小山丘，例如珠海的风波山、温州的华盖山等等。
我的助手李家运在《珠海特区报》一位资深的老主任潘海的陪同下，夜晚深入到半暗半明的野山上，采访了一位山中卖淫的女青年。下面是他写下的故事：
坐在我对面的杨芳（化名），是我和珠海特区报社机动部主任潘海花了200元钱从珠海市香山公园（又名风波山）的山上用车接下来的，让人怎么也想不到的是，杨芳今天在风波山上的卖淫目的却是那样简单，就是在打工之余利用业余时间挣点零花钱。
出生于湖南省张家界大雍县农村的杨芳，现年２８岁，初中文化。打工于珠海某鞋厂。杨芳家有一对年迈的父母，三个哥哥结婚后都分家单过了，目前他们带着妻子、小孩均在广州某砖厂打工。杨芳１９９９年就来到珠海。前两年，鞋厂效益好时还能拿到每月６００元，她就给父母寄回２００元，再积攒点准备自己结婚好用。可是在２００３年６月的时候，一个小伙子的出现改变了她的命运。经同厂姐妹介绍，她与一个刚转到鞋厂来打工的重庆男孩认识了。交往不久便确立了恋爱关系，双方商定于２００３年春节回湖南杨芳家结婚。杨芳也在电话里把这个喜讯告诉了自己的父母，还让在广州打工的哥哥们专程来珠海相妹夫。可是，就在２００３年的１２月，正当杨芳准备和未婚夫购票回家的前一个星期，未婚夫却突然从工厂里失踪了，最要命的是杨芳这些年辛辛苦苦省下来的５０００元也被重庆的打工仔骗走。由于鞋厂效益不好，突然宣布半休半工，虽然上班的杨芳也只能在厂里领到２００多元的工资，她还得继续给家里珠海风波山上的卖淫女子寄钱，以免父母担心，身无分文的她就连吃饭都解决不了。让杨芳感到奇怪的是，同宿舍的姐妹却照样吃好的穿好的，好像日子过得比过去还滋润。后来，她从一个要好的姐妹那里，知道没上班的姐妹们早就在外面干兼职去了。有的在外面给人守店铺，有的去歌舞厅坐台，还有的人则出卖色相招徕“客人”。她躺在床上想了好几天，毫无特长的她决定靠卖淫来挣钱。杨芳早就听说香山公园的山上有人卖淫，于是，有一天晚上她鼓足勇气上了香山。
据杨芳说，在香山公园里专门从事卖淫的，除了像她这样的年轻女孩子外还有一些结了婚的中年妇女，这些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