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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交易一做，李光昭成了香港商场上的知名人物，有人想做内务府的生意；有人想捐官；有人为打官司准备“京控”要找路子，都来拜托。李光昭来者不拒，无不拍胸保证，一定帮忙。于是有人为他惠客栈的帐，有人送“程仪”，真有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之乐。
那知乐极生悲，就在洋木将到香港的前一天，安奇喝酒大醉，在九龙到香港的渡船上，失足落海，等捞救上船，已经一命呜呼，债主闻讯齐集，分掉了那一船洋木。
李光昭得到信息，大惊失色，赶到安奇的洋行里去打听，得知大家分配洋木抵偿债务的经过，还想挽救，劝安奇的债主们，仍旧把洋木运到天津，照约行事，保证所得到的现款，比此刻瓜分木料来得划算。无奈合同的一方已经亡故，契约责任，自然归于消灭，倘或出了纠纷，打官司不能传安奇到案，必输无疑。所以任令李光昭说得舌敝唇焦，大家只是摇头不允。
这一下害得李光昭进退维谷，大为狼狈。绕室徘徊了一夜，终于恍然大悟，“安奇死了，还有别人。洋商不曾死绝，何妨照样再来一次！”他欣喜地自语着，“对！就是这么办。”
这一次找到的也是一个法商，名叫勃威利，洋行设在福州，因而谈妥了便到福州去签约。
勃威利专门经营木材，在中国的业务，委托福州美商旗昌洋行代理，所以这张合同，亦由旗昌洋行出面代订，勃威利连带签署负责。合同中载明订购洋木三船，共计三万五千英尺，连运费在内，每尺银圆一元五角五分，总计五万四千二百五十元，在三十天内运到天津，立即验收给价，每船每迟延一日，津贴泊船费用五十元。至于定金，照安奇的成例，只付了十块鹰洋。
办好手续，李光昭携带英文合约和木样，坐海轮北上，一到天津，先禀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根据内务府奏准的原案，请求饬令天津海关，免税放行，一面向内务府呈报，说是“亲自航海，运来大木，将抵天津大沽，请派员点收”，同时附呈木样。至于木植数量价格，李光昭因为京中官员不懂英尺大小，也不晓得洋木价格，索性滥报，说第一船洋木共有五万五千五百余洋尺，总值三十万两。
正好，两广总督瑞麟，亦专差解到一批洋木的木样，摆在内务府内，看着能否合用，如果合用，“即行购买运解”，内务府的官员，拿李光昭的木样，放在一起验看，认为统通合用，分呈奏报皇帝“请旨”。
对广东的处置，比较简单，只是说明情形，请旨饬令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迅速购办，解运进京。关于李光昭的那一部分，却有些疑问，因为有懂洋木行情的，说洋尺比中国的“三元尺”来得小，而五万五千多洋尺的木植，也不须三十万银子。因此，内务府大臣决定请旨“饬下直督，就近派员，按李光昭所禀根件数目尺寸，验收造册咨送臣衙门，一面由该督迅速设法，运赴圆明园工程处查收，再由臣等查验，是否与所报相符，核实估计价值，奏明请旨，格外恩施，以昭激励。”
这样做法，另有深意，首先是一笔运费，着落在李鸿章身上，不管他将来如何报销，内务府可以不必花钱。再是在李光昭身上留下一个伏笔，就凭“核实估计价值”这句话，就有许多好处。
皇帝自然“依议”。于是内务府抄录原奏及李光昭的原呈，办公文咨请直隶总督衙门照办。经此周折，已是一个月过去，勃威利运到天津的第一船洋木，已经在码头上停泊了二十天，而且洋商跟勃威利已经发生纠纷了。
在福州，李光昭可以吹得天花乱坠，一到天津，不见码头上有任何官员，来照料这批由大清皇帝派人代表立约订购的木料，押运的洋商，便起疑心。催着李光昭收货给价，李光昭只是支吾敷衍，几天以后，连他的人影子都见不到了，于是向美国驻天津领事署申诉，提出交涉。
就在这时候，神武门出了一个乱子，皇帝微服游幸，日暮归来，拉车的一匹马不知怎么受了惊吓，由神武门狂奔入宫，直到景运门，才经守卫宫门的护军拦住。这件事被当作新闻一传，皇帝的荒唐行径，连带地也播传人口了。李鸿藻忍无可忍，决定犯颜直谏，而造膝密陈，因为体制攸关，毕竟不能畅所欲言，所以亲自缮了一通密折，当面递给皇帝。
李鸿藻跟皇帝是师生的情谊，十三年来，除却母丧守制那三年，几于无日不见。所以皇帝的性情如何，只有他最了解。外和而内刚，好面子，重感情，秉性又极其机敏，谏劝之道，只有相机开陈，或者取瑟而歌，暗中譬喻。这年会试，李鸿藻以副主考入闱，第三场文题：“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以及试贴诗，”赋得无逸图，得勤字五言八韵“的题目，就出于他所拟，而意在讽劝。此刻所上的密折，措词仍是浅明而宛转。首先引用上年皇帝亲政，两宫太后在养心殿召见亲贵大臣，面谕辅助皇帝，知无不言的训谕，作为建言的根据，接着便”沥陈愚悃“，说的是：
“伏思皇上亲政以来，一年有余矣！刻下之要务，不可不亟讲求者，仍不外读书、勤政二端，敢为我皇上敬陈之：前数年皇上日御弘德殿读书，心志专一，经史记诵甚熟，读书看折，孜孜讨究，论诗楷法，亦日见精进；近则工夫间断，每月书房不过数次，且时刻匆促，更难有所裨益，不几有读书之名，而无读书之实乎？夫学问与政事相为表里，于学问多一分讲求，即于政事多一分识见，二者诚不可偏废也。伏愿我皇上懔遵皇太后懿旨，每日办事之后，仍到书房，计真讨论，取从前已读已讲之书，逐日温习，以思其理；未读未讲之书，从容考究，以扩其识，诗论必求其精通，字画必求其端整。沉心静气，涵养圣德，久而久之，自受益无穷矣。皇上亲政之初，凡仰蒙召对者，莫不谓天禀聪明，清问周至，钦佩同深，气象为之一振。迩来各部院值日诸臣，未蒙召见，人心又渐懈矣！咸丰年间，文宗显皇帝每日召见多至八九起，诚以中外利弊，非博采旁咨，无以得其详细也。若每见不过一二人，每人泛问三数语，则人才之贤否，政事之得失，何由得悉乎？夫臣下之趋向，视朝廷为转移，皇上办事早，则诸臣莫敢不早；皇上办事细，则诸臣莫敢不细！不如是则相率偷安，苟且塞责，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伏愿我皇上仰法祖宗定制，辨色视朝，虚心听言，实事求是；于披览章奏之际，必求明其所以然，则事理无不贯通矣。而又勤求法制，屏无益之游观；轸念时艰，省无名之兴作。”
通篇文章，要紧的就是最后这两句话，但摆在数百言论读书勤政之道以后，文字就显得不够力量。皇帝看完，不以为忤，却也没有摆在心上。
李鸿藻则是一心盼望着，皇帝会虚己以听，或者召见，或者见诸行动，有改悔的迹象，结果什么都没有！自然大感失望。他所听到的是许多流言，其中最离奇的一说是，皇帝曾出现在陕西巷，韩家潭一带，那里是有名的“八大胡同”，犹如唐朝长安的平康坊，“苏帮”的“清吟小班”集中之区，岂是万乘天子所能驻驾的地方？因此，李鸿藻说什么也不能相信。然而惊疑莫释，只好去请教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荣禄，跟李鸿藻是至交，他由工部侍郎调任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但始终是醇王手下的一员“大将”，负着保护京师的重任。
“有这回事。”荣禄对李鸿藻无所顾忌，直言相告，“不但到了八大胡同，还有下三滥的地方。”
李鸿藻大惊失色，话都说不俐落了：“那，那是什么地方？”
言语便给的荣禄，迟疑未答，因为一则李鸿藻不会知道那些地方，解释不明白，再则亦真不忍言！想了想，这样答道：“四哥，你就甭问了！”
李鸿藻心如刀绞，坐在那里，半晌作声不得，思潮激荡之下，挤出一句话来：“怎么跑到那些地方去了呢？”
“不能老逛八大胡同啊！”荣禄答道：“清吟小班是内务府那班阔大爷的天下，多在内廷当过差，全都认得，撞见了怎么办？”
“你遇见过没有？”
“没有。”荣禄答道：“我也不敢！四哥，你想，真要遇见了，我怎么办？只有暗中保护，不敢露一点儿痕迹。”
“唉！”李鸿藻长叹一声，不知不觉地滚出来两滴眼泪。
“园工非停不可了！”荣禄面色凝重地说，“日本人居心叵测，如果不免一战，军费就很为难，那经得住再兴大工？”
三六
人事如此，天象可虑。钦天监的官员发现西北出彗星，夜夜观察，经历十天不灭，迹象是“紫微藩卫为彗星所扫”。
彗星俗名“扫帚星”，见之不祥，何况亘历十日不灭，而且扫着作为“帝星”的紫微星的藩卫，则出警入跸，大为可虞。所以在弘德殿行走的徐桐和广寿，正好借此立言，说皇帝屡次巡幸圆明园，视察工程，是孝养心殷，非一般游观可比，但炎暑之际，风雨不时，海淀路远，十分劳累，万一马惊兽逸，有失敬身之道。皇帝负宗庙社稷之重，承两宫太后之欢，不宜再有临幸巡视园工的举动。
就在这时候，李光昭与洋商发生了纠纷。当福州旗昌洋行的代表，自从押运木料到达天津，找不到李光昭，便向美国领事署提出申诉。副领事毕德格，将旗昌洋行的信，交了给天津海关道孙士达，其中详细说明了合约内容，三船木料，总值不过银洋五万四千余元，已到的一船，连同迟延贴补的费用，应付一万五千元。
这一下李光昭的西洋镜，完全拆穿。李鸿章听取了孙士达的报告，勃然大怒，但一时还不预备抓他办罪，只叫孙士达通知李光昭，赶紧跟洋商将帐目结算清楚。
洋商找不到李光昭，孙士达也找不到，转托天津道丁寿昌派人四处查访，才在一处客栈里把他寻着，当面交付了海关道的公事。
李光昭已经悄悄到京里去了一趟，目的是找成麟去借钱，照他的想法，一万五千银元，折算不过一万一千银子，成麟无论如何，可以筹措得到。那知成麟不但不肯替他想办法，而且还追着他要年前所借的五百两银子。李光昭一看路数不对，连夜溜回天津，四处跟人套交情，拿着内务府的公事和洋商的合同，想找到一个肯垫款的人，交款取货，然后再跟内务府去打交道。如果没有确切的结果，不能先拨几万银子出来，他打算私下卖掉这一批木料，溜之大吉。
李光昭最大的本事，就是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而况有公文、有合同、还有停泊在新关的货色，自更易于措词，居然有个长芦盐商，愿意借钱给他，不要利息，只要将来内务府奏请奖励时，为他加上一个名字。有此成议，李光昭有恃无恐，想好一套说法，从从容容地去见孙士达。
“老兄太不成话了！”孙士达一见面便开了教训，“既称报效，何以欠了人家的货价不给？赶快去了结！别丢人现眼了。”
“回大人的话，”李光昭不慌不忙地答道：“货价我早已预备妥当，随时可付。只是不能付！为什么呢？因为木植的尺寸，与原议不符。钦命要件，不敢草率从事。我请大人照会美国领事，转饬旗昌洋行，交出原订的尺寸底单，一看就可以明白。”
“底单？”孙士达也是办洋务的，知道与洋商贸易的规矩，想了想问：“底单彼此各执一份，你的呢？”
“我的在这里。”李光昭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纸，恭恭敬敬地双手呈上。
“是个抄件？”
“是。”李光昭答道：“原本是洋文，我特为译了出来，大人看了，才会明白。”
“喔！”孙士达问道，“你会洋文？”
“是！我能说能写。”
孙士达听他这一说，倒不敢小觑他，点点头作了个嘉许的表示。
于是李光昭把握机会，要求孙士达跟美国领事提出交涉，说木料延误已久，必须严饬洋商，限期照原订底单的尺寸，赶运到京，以便解到圆明园应用。
孙士达接受了他的要求，跟美国领事署交涉，要他们转饬旗昌洋行交出底单。押运的洋商，不曾料到有此变故，自然不会把合同带在身上，这一来便变成李光昭有理了。美国领事署仔细研究案情，发觉贸易的主体是在法国木商勃威利身上，旗昌洋行不会受多大的损失。既然如此，犯不着为法国的利益跟中国起交涉，因而采取了一个很明快的措施，一面叫洋商向法国领事署去申诉；一面通知孙士达，此案美方已经不管，归法国领事处理。
开是法国领事狄隆，照会天津海关道，说明案情，要求“设法拘留”李光昭，理由是怕他逃走。孙士达很帮李光昭的忙，不但拒绝法领事的要求，而且将李光昭所送的“底单”抄了一份，随着复照一起送达，希望“公平成交”。
狄隆办事，不象美国领事署那样和平，立刻提出一件措词强硬的照会，说是“此案本拟秉公会审，兹关道据李光昭一面之词，胸有成见，只可另行控办。”孙士达还在回护李光昭，据理辩驳，但总督衙门的洋务文案，知道了这件事，颇生忧虑，因为照狄隆的照会来看，是预备向总理衙门提出交涉。是非曲直，姑且不论，为了一个商人，万把两银子货款的地方事件，搞成两国政府之间的纠纷，这办的是什么洋务？
因此，总督衙门通知孙士达，不必打笔墨官司，约集法国领事会商，和平了结。孙士达遵照命令，带着译员与法国领事署的代表，面对面坐下来谈判。无奈双方各执一词，一面说木料尺寸短小，一面说木料尺寸与合同所订相符，但合同在福州，一时无从摊开在桌子上公评，就无论如何也谈不出一个结果了。
这些情形皇帝都还不知道。李鸿章虽对李光昭异常不满，但其中关碍着“钦命”和内务府的人，能够让他付了价款，运木进京，是为上策，所以对孙士达回护李光昭，亦就听他去办，能将真相瞒得一天是一天。这样到了七月初，终于不能再瞒了。
不能瞒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李光昭的行径，虽还未上达天听，却已成了宫廷以外的一件大新闻。由此又引起修园的奏谏，除了两江总督李宗羲明请停园工，暗劝绝微行的一疏以外，南书房翰林李文田，还为此跟宝洌鹆搜杂锍逋弧�
李文田原来放了江西学政，三年任满，本来要“告终养”，回广东顺德原籍侍奉老母，就因为京里有大兴土木之举，特地入京复命，仍旧派在南书房行走。有一天遇见宝洌В钗奶镌鸨杆荒芗笆笨锞龋︿＇从那方面来说，都是李文田的前辈，受此指责，脸上自然挂不住，便这样答道：“你在南书房，亦可以讲话。何必责备军机？”
“对！”李文田也顶了过去：“此来正是如此，无劳相勉！”
这样不欢而散以后，李文田第二天就上了一道奏折，以彗星的“天灾”，说到“人害”，对内务府以及近臣太监，有极严厉的攻击，引《大学》中的话，“聚敛之臣，不如盗臣”，指“左右近习与夫内务府大小臣工，皆聚敛之臣而盗臣者也”；说“皇上以天下为家，今欲削皇上之家，以肥其家”；其“自为之计，于皇上何益？”
这样引经据典写下来，结论自然是归于请停园工。皇帝看了，学明神宗的办法，既不接纳，亦不加罪，将原折丢开了事。李文田却还师法古人“焚谏草”之义，有人问到，只说“折底烧掉了”。但同在南书房的潘祖荫是知道的，由他传了出去，颇有人见贤思齐，预备跟着上折，犯颜直谏。京中的清议，李鸿章非常注意，知道了这种情形，认为拿李光昭一案掀出来，可为桴鼓之应，大家合力做一篇热闹文章，说不定能把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兴致硬压了下去。
再有一个原因是，新任通永道英良请训出京时，皇帝面谕，转知李鸿章将李光昭所报效的木植，赶紧启运进京。当初奉旨验收，因为李光昭未付货价，验无从验，收无从收，成为悬案，此时奉旨催促，如果再无一个了结，如何说得过去？
因此，李鸿章便嘱咐文案，办了一个相当详细的奏折，将李光昭与洋商的纠纷，及与美、法领事署交涉的经过，撮要叙明，加上这么一段议论：“李光昭在内务府呈称，购运洋木报效值银三十万两，木价即浮开太多，银两亦分毫未付，所谓报效者何在？”
※ ※※
就这么一句一针见血的指责，惹得皇帝震怒，召见春佑开缺以后，已升为内务府大臣的原任堂郎中贵宝，拍案痛斥。同时下了两道上谕，一道谕内阁，是“明发上谕”，说李光昭“胆大妄为，欺罔朝廷，不法已极，着先行革职，交李鸿章严行审究，照例惩办。所有李光昭报效木植之案，着即注销。”
另外一道谕军机大臣的，是转发李鸿章的“廷寄”，因为原奏中说李光昭“在外招摇，出言不慎”，虽是轻描淡写的话，却看得出来大有文章，拿什么人来“招摇”？可能是皇帝和皇太后，这于朝廷体面，更有关系，因而以近乎颁发密旨的手续，“着李鸿章确切根究，按律严办，不得稍涉轻纵。”
但就是前一道“明发上谕”，已经贻笑大方，只是议论不一，有的说，皇帝到底少不更事，似此破绽百出，形同儿戏的“报效”，居然亦会相信。于是已因微服私行，涉足平康而受伤害的“天威”，益发大损。有的则责备军机大臣，象这样的案子，竟任令其演变至今，几乎引起涉外纠纷，不知衮衮诸公，所司何事？当然，这些讥评，都是出以异常沉痛的心情，认为长此以往，十几年艰难力战，费了多少民脂民膏所换来的平洪杨、平捻、平回乱三大武功，都要毁在当今皇帝手里了。
于是醇王第一个忍不住，先征询他那一班的御前大臣的意见。御前大臣一共五个，都是顶儿尖儿的亲贵重臣，带班的是惇王，接下来的是醇王、伯彦讷谟诂、景寿和郡王衔的贝勒奕劻。
“五哥，”醇王激动地说：“咱们可不能不说话了。照这样子，咱们将来都是大清朝的罪人！”
“难！”惇王大摇头道，“说得轻了，不管用；说得重了，又怕皇上挂不住。”
“良药苦口利于病，非重不可！”醇王向伯彦讷谟诂和景寿问：“你们俩怎么说？”
这两个人的性情不同，一个沉默寡言，向来喜怒不形于颜色，一个有不耐久坐的毛病，不断绕屋徘徊，一静一动，大异其趣，而此时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