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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信心，感到情况不妙……葛利高里竭尽全力，拼命砍去，同时使劲把刀往后一带。
“锅圈儿”教给葛利高里“巴克拉诺夫劈刺法”，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两次战争中，葛利高里已经“锻炼”成了高手，掌握马刀劈刺技术可不像扶犁把那样容易。他在劈刺技术上颇有独到之处。
为了能在一瞬间把马刀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所以他从来不在刀把上拴穗头、他知道在猛烈劈刺时，如果刀的斜度不准确，刀就会从手里飞出去，甚至手腕于会脱臼。他练出一手很少有人会的高招，只要轻轻一下，就能把敌人手里的武器打掉，或者是轻轻一触，就使敌人的胳膊麻木不举。葛利高里对用冷兵器厮杀的学问有很深的造诣。
砍葡萄藤的时候，如果快刀削去，斜砍断的藤条可以连颤动都不颤动就落下来，葡萄架的柱子晃都不晃。哥萨克的马刀砍下来的藤条尖头，能轻轻地扎进原株旁边的沙土里。有点像喀勒梅克人的、漂亮的谢米格拉佐夫就是这样轻轻地从马鞍子上滑下来，用手巴掌紧捂住被斜砍了一刀的胸部，落在直立起来的马下。全身散发出临死的凉气……
就在这时，葛利高里在马上挺直了身子，立在马镫上。第二个红军骑兵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马，没头没脑地朝他冲来、葛利高里隔着高仰起、流着汗沫的马头，还看不到那个骑兵，但能看见马刀和弯曲的斜背和乌亮的刀刃。葛利高里使出全身的劲儿勒了一下马缰绳，躲开劈来的一刀，——把右面的缰绳往手里收紧着，朝敌人弯下去的、刮得光光的红脖子砍去。
他头一个从混战的人群中冲杀出来。眼前是一片蚂蚁似的蠢动的骑兵。手巴掌上是一阵阵的神经质的刺痒。他把马刀插回刀鞘，拔出手枪，策马全速奔回。哥萨克们也跟着他狂奔而来。各连已经跑得七零八落。忽而这里，忽而那里，出现一顶顶趴在马脖子上的高简皮帽子和系着白箍、带护耳的大皮帽。一位熟识的下士，戴着一顶狐狸皮的三扇帽，穿着保护色的短皮袄，在葛利高里身旁跑着。他被砍掉一只耳朵，腮帮子一直伤到下巴，胸膛像只打烂的、装着熟透的樱桃的篮子，呲着牙，满口鲜血。
本来已经动摇，且有半数已飞驰回去的红军骑兵，又掉转马头杀了回来。哥萨克们的退却又使他们振作起来，追赶上来。一个落在后面的哥萨克被像秋风扫落叶似地打下马，被乱马踏进雪地里去。眼看就跑到村子了，花园里黑乎乎的树丛、山岗上的小教堂、宽阔的胡同，已经历历在目。离埋伏着一个连的村外树林只剩下不到一百沙绳远了……从马背上淌下汗珠和鲜血。葛利高里一面跑着，一面气愤地压着手枪扳机，把打不响的手枪塞回枪套去（子弹卡住了），厉声喊：“散开！！！”
哥萨克连队汇成的急流，像汹涌的河水撞到兀立中流的石崖上，平稳地分成两支流去，把追击的红军骑阵暴露出来埋伏在树林子里的那个连就从树丛中朝着红军骑阵一排齐射，接着第二排，第三排……喊声四起！有匹马连同骑在身上的红军战士，一头栽在地上一另一匹膝盖一弯，脑袋扎进雪里，一直扎到耳根。子弹又把三四名红军战士打下马来。直到其余的红军骑兵在狂奔中挤成一团，掉转马头，哥萨克们又对他们打了一排子弹，枪声才沉默了。葛利高里刚刚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连队！……”上千只马蹄已经踏着烂雪，急转弯，追了上去。但是哥萨克们追的劲头不大：战马已经疲惫不堪。追了有一俄里半，就回来了。他们剥下打死的红军士兵身上的衣服，卸下打死的战马身上的鞍子。独臂的阿廖什卡·沙米利找到了三名受伤的红军士兵、他叫他们脸朝篱笆站好，依次砍死。事后，哥萨克们挤在被砍死的红军士兵旁边呆了半天，抽着烟，仔细察看那几具尸体。三具尸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被从锁骨斜劈到腰。
“看，我把三个变成六个啦，”阿廖什卡眨着眼睛，抖动着脸颊，吹嘘说。
大家都奴颜婢膝地请他抽烟，都带着明显的尊敬表情看着阿廖什卡那不大的。也不过像个葫芦瓜那么大的拳头，看着他那把棉袄撑得鼓鼓囊囊的大胸脯。
披上军大衣。大汗淋漓的战马站在篱笆旁边打哆嗦。哥萨克们在紧马肚带。胡同里，大家在井边排队打水。很多人牵着疲惫不堪、拖着腿走的战马在遛。
葛利高里带着普罗霍尔和另外五个哥萨克走在前头。他好像从眼睛上摘下了眼罩似的。又跟冲锋之前一样，他又看见了普照大地。融化着草堆边的残雪的太阳，听见了遍村都是春天麻雀的喳喳叫声，闻到了一阵阵的已经飘到门口、淡淡的春天气息。生命重又回到他身上来了，并没有因为不久前的流血显得暗淡衰萎，反而由于可怜、虚幻的喜悦显得更富于诱惑力了。在已经融化了的黑土地上，残雪总是显得更诱人、更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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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的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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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暴动像洪水一样，波涛汹涌，泛滥开去，淹没了整个顿河地区以及顿河两岸方圆四百俄里的广大草原。二万五千名哥萨克又骑上了战马。顿河上游的各村提供了一万名步兵。
战争达到了空前未有的规模。反革命的顿河军在顿涅茨河沿岸建立了战线，以掩护新切尔卡斯克，准备进行有决定性的战役。暴动扰乱了与白军对抗的红军第八军和第九军的后方，使本来就难于实现的控制顿河地区的任务变得无限复杂化了。
四月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清楚地面临着巨大的威胁，这是叛军与自卫军战线的联合。
无论如何要抢在叛军从后方把红军阵地吃光并与反革命的顿河军会师以前，把暴乱镇压下去。开始凋集战斗力强的部队去镇压暴动：由一些水兵团——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海军，一些可靠的步兵团、铁甲车队和特别勇猛的骑兵部队组成一支清剿部队、把博古卡尔野战师的五个团全部从前线撤下来，他们拥有八千多人，几个炮兵连和五百挺机枪；四月里，卡赞和坦波夫的学生军已经英勇地战斗在卡赞斯克地区的叛军阵地上，过了一些日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官学校的队伍也开来了，拉脱维亚的步兵也在舒米林斯克附近与叛军厮杀起来。
哥萨克由于缺乏战斗装备急得喘不过气来。起初是没有足够的步枪。子弹也打光了。要靠流血牺牲去夺取枪支、子弹。要靠冲锋或者夜袭夺取。他们也正是这样于的。四月里，叛军已经有了足够的步枪，六个炮兵连和将近一百五十挺机枪。
在暴动刚开始的时候，维申斯克的军火库里存有五百万个空子弹壳。区苏维埃动员了手艺最好的铁匠、钳工和制枪匠。在维申斯克建立了一个制造枪弹的作坊，但是没有铅，无法铸造弹头。于是区苏维埃号召各村收集铅和铜。把蒸汽磨坊的全部存铅和锡都证用了。派出骑马的信使带着简短的号召书到各村去散发：你们的丈夫、儿子和弟兄已经没有子弹射击啦——他们只能用从该死的敌人手至夺来的子弹射击。
请你们把家里的一切可以用来铸造子弹的东西部捐献出来吧！请你们把风磨上的铅丝筛子卸下来捐献了吧。
过了一个星期，全区里已经没有一座风磨上还装着有铅丝的筛子了。
“你们的丈夫。儿子和弟兄已经没有子弹射击啦……”于是婆娘们就把一切合用和不合用的东西都送到村苏维埃去了，曾经在那里打过仗的各村的孩子们从墙上往下抠霰弹，翻开土地，寻找炮弹片。然而就连这项工作，大家的思想也并不一致；一些贫苦妇女由于不愿意毁掉自己家里仅有的几件器具，被戴上“同情红军”的帽子逮捕起来，押到区里去。在鞑靼村，一些富裕的老头子，竟为两句不慎讲的闲话：“叫财主去毁坏风磨吧，他们大概认为红军比破产还可怕，”就把从部队里回来休假的“生铁头”谢苗打得头破血流。
收集的铅都在维申斯克的作坊里熔化了，但是铸出来的子弹因为没有镍皮，还是要熔化……土法制造的枪弹，在射击以后，铅块从枪膛里飞出去，发出奇怪的呜呜咕咕的叫声，也只能打一百或一百二十沙绳远。然而被这种错弹打伤了是非常可怕的。红军战士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有时候在跟哥萨克侦察兵在近距离相遇时，就大声喊话：“用你们的甲虫射击呀……快投降吧，反正我们要把你们都打垮！”
三万五千名叛军编成了五个师，另编了一个第六独立旅。第三师由叶戈罗夫指挥，在梅什科夫斯克——谢特拉科夫地区作战。第四师驻守在卡赞斯克——顿涅茨科耶——舒米林斯克地区。指挥这一师的是孔德拉特·梅德韦杰夫准尉；这个人从外表看，神色忧郁，可是打起仗来却勇猛异常，简直像个魔鬼。由乌沙科夫指挥的第五师战斗在斯拉谢夫斯克——布坎诺夫斯克一线。梅尔库洛夫指挥的第二师在叶兰斯克一带的村庄——从霍皮奥尔河日到戈尔巴托夫方面作战。第六独立旅也在这一带活动，这个旅组织严密，几乎没有受过损失，因为指挥这个旅的是马克萨耶夫的哥萨克博加特廖夫准尉，此人处事周密、谨慎，从不冒险，决不拿人去做无谓的牺牲一麦列霍夫·葛利高里把他指挥的第一师布置在奇尔河沿岸、他驻守的这个地区是整个战线的前卫地带，从前线上抽调下来的红军部队不断从南面向他压来，但是他不仅顶住了敌人的进攻，而且还能援助兵力较弱的第二师，调出一部分步兵和骑兵连队去救援。
暴动没有能发展到霍皮奥尔和梅德维季河口地区各集镇。那里也出现过骚动，从那里来过一些急使，请求部队向布祖卢克和霍皮奥尔河上游推进，以便发动那里的哥萨克起来暴动，但是叛军司令部不打算冲到顿河上游地区的边界以外去，他们知道霍皮奥尔河地区的基本群众倾向于苏维埃政权，而且是不愿意拿起枪来暴动的。就是那些急使也不敢保证一定会成功，他们坦白地说，各村对红军不满的人并不太多，说那些残留在霍皮奥尔河地区偏僻村庄里的军官也都藏匿起来了，要想组织起大规模同情暴动的队伍是不可能的，因为上过前线的哥萨克们或者待在家里，或者是跟红军走了，而老头子们则像牛犊子似的被关进了牛棚，这些人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先前的威望。
乌克兰人聚居的南部各乡，红军把青年人动员了起来，加入了博古恰尔野战师，跟叛军打仗的劲头儿很足。暴动被封锁在顿河上游地区范围内，所有的人，上自叛军司令部，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想要长期保卫家乡是不可能的，——早早晚晚，红军一定要从顿涅茨回师反击，消灭他们。
三月十八日，库季诺夫把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召到维申斯克去开会、葛利高里把师的指挥工作委托给自己的副手里亚布奇科夫，一清早就带着传今兵到区上去了。
葛利高里来到司令部的时候，库季诺夫在萨福诺夫的陪同下，正跟阿列克谢耶夫斯克镇的一位急使在谈判，库季诺夫驼着背，坐在写字台边，用干瘦、黝黑的手指玩弄着高加索式的皮带头，没有抬起由于连夜不眠而肿胀的、红红的眼睛，向坐在他对面的哥萨克问：“可是你们自己呢？你们自己怎么想呢？”
“这个嘛，我们当然……我们自己也很不顺手……谁能知道，别人心里怎么想的，打算干什么呢。可是，你知道，这儿的老百姓是个什么样子吗？他们都胆怯得很。他们想于，可是又害怕……”
“想干‘！’害怕‘！”库季诺夫气得脸色灰白，大声喊叫，在圈椅里扭来扭去，好像椅座烫他的屁股。“你们都像些美貌的大姑娘！又想，又怕疼，又怕妈妈不答应。好啦，滚回你的阿列克谢耶夫斯克去吧，告诉你们那些老头子，就说如果你们自个不于起来，我们连一个排也不会派到你们地区去。就让红军把你们一个一个地都绞死吧！”
哥萨克紫胀的手，艰难地把毛光闪亮的狐皮帽子推到后脑勺上。汗珠顺着额角的皱纹，就像春水顺着小沟一样，滚滚流下，淡白的短睫毛不停地眨着，眼睛却在遗憾地笑着。
“当然，只有魔鬼才会把你们赶到我们那儿去。但是问题是怎么打响第一炮。这第一炮是最重要的……”
葛利高里留心听着他们的谈话，退到一边去，——一个穿着短皮上衣、个子不高。留着黑胡子的人，没有敲门就从走廊里闭了进来。他和库季诺夫点头问候之后，用白净的手掌托着脸颊，在桌边坐下。葛利高里认识司令部的所有参谋人员，但是这个人却是头一次看见，就仔细地看了看，面部轮廓纤细，脸色黝黑，但是并非风吹日晒的黑色，柔嫩的白毛，完全是知识分子的风度，——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他不是本地人。
库季诺夫用眼睛看着陌生人，对葛利高里说：“你们认识一下吧，麦列霍夫。这位是格奥尔吉泽同志。他……”他迟疑了一下，玩弄着腰带上发黑的银饰，站起身来，朝着阿列克谢耶夫斯克镇的急使说：“好啦，老乡，你走吧。我们现在要办公事啦一回家去，把我的话转告给该告诉的人。”
那个哥萨克从椅于上站起来。他头上戴的火红的。闪着黑茸毛的狐皮三扇帽几乎顶到天花板了。哥萨克的大宽肩膀遮蔽了透进来的光亮，屋子里马上显得又小又挤。
“你是来请救兵的吗？”葛利高里问，手掌上一直还留着跟这个高加索人握手的不愉快感觉。
“对，对！是来请救兵的。你瞧，结果弄成这样……”哥萨克很高兴地转身朝着葛利高里说，想得到他的支持。被火红的皮帽一衬，他那彤红的脸显得那么神色慌张，汗流满面，连大胡子和上唇上耷拉着的红胡须都好像洒满了小水珠。
“你们也不喜欢苏维埃政权吗？”葛利高里装作没看见库季诺夫不耐烦的样子，继续询问。
“老弟，这个政权现在还算好，”大块头的哥萨克审慎地低声说，“不过我们担心以后会变坏。”
“你们那儿有过枪毙人的事儿吗？”
“没有，上帝保佑！没有听说过这种事。唉，这么说吧，抢马、抢粮食，这是常事。还有，当然也逮捕过一些说反对他们话的老百姓。总而言之，一片恐怖。”
“如果我们维申斯克的部队开到那儿去，你们能发动起来吗？能把大伙都发动起来吗？”
哥萨克那被太阳光染成金色的小眼睛狡狯地眯缝起来，避开葛利高里的视线，皮帽子这时也滑到了因皱眉思索而隆起了一道道皱纹的额角上。
“把大伙都……这很难说，不过家业厚实的哥萨克当然是会起来干的。”
“那些穷苦的、没有家业的人呢！”
在此以前，一直盯着这个哥萨克眼睛的葛利高里，现在遇到了他那孩子似的惊愕的、正视着他的目光。
“嗯！……那帮游手好闲的家伙还会不喜欢吗？这个政权使他们如鱼得水，高兴得像过节一样！”
“你这个混账东西！”库季诺夫已经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大声喊，他坐的圈椅也拉着长声吱扭吱扭地叫起来。“你干吗要来怂恿我们去呀？难道你们那儿都是财主吗？如果一个村子只有两三户人家起来干，那叫什么暴动呀？赶快从这儿滚出去！滚，听见没有？！红公鸡还没有啄你们的屁股呢，等它啄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就是没有我们帮助也会拿起枪来打的！你们这些狗崽子，躲在别人背后平平安安地耕地耕惯啦！你们还是躺在炉炕上用热稗子悟着去享福……好啦，滚，滚！我一看见你他妈的就恶心！”
葛利高里皱起眉头，扭过脸去。库季诺夫脸上的红斑越来越红。格奥尔吉泽在拧着小胡子，翕动着弯弯的、像刀削似的鹰钩鼻子。
“既然是这样，那就请你多多原谅。不过，老爷，请你不要叫嚷，不要吓唬人，事情可以好好商量嘛。我已经把我们的老头子们的请求转达给你们，把你们的答复带给他们，有什么可叫嚷的呀！信仰正教的人要被人咒骂到什么时候呀？白军咒骂，红党也咒骂，现在你也咒骂起来啦，哪个政权都要显显自己的威风，还要粗鲁地跟我们开开玩笑……唉、我们农民的日子大惨啦，简直像被癫狗舔过一样！……”
哥萨克愤怒地把皮帽子往脑袋上一扣，像一块大石头似的滚到走廊里去，轻轻地关上门；但是到了走廊里却把愤怒全都发泄出来，砰地一声使劲把外面的门关上，震得墙上的石灰屑纷纷落到地上和窗台上，足足持续了有五分钟之久。
“你瞧瞧吧，老百姓变成什么样子啦！”库季诺夫玩弄着皮带，变得越来越和蔼，高兴地笑着说。“一九一七年的春天，我到车站去，正是春耕时节，复活节前后。自由自在的哥萨克们在翻耕田地，他们简直自由得发昏啦，竟把所有的道路都翻耕啦，——就像他们的土地还太少似的！在托金村外，我招呼了一个耕地的人到我的马车前。问他：‘你这家伙怎么把道路都给耕啦？’小伙子有点儿害怕了，连忙说：‘我再也不耕啦，真对不起，我可以把道路垫平。’我又用这种方法吓唬过两三个人。车一赶出格拉切夫——道路又都耕啦，有个庄稼人正扶犁耕呢。我大声喊：‘喂，过来！”他走了过来。’你有什么权利把道路耕啦？‘这家伙瞅了我一眼，是个很英俊的年轻哥萨克，两眼炯炯有神，然后一声没吭，掉头就往牛那里跑去。跑到牛跟前，从牛轭里抽出一根铁棍，又跑到我面前来。抓住车沿，跳到踏板上，说：’你他妈的是什么东西，你们吸我们的血要吸到什么时候？怎么样，我一下子把你的天灵盖敲碎，愿意吗？‘他用铁棍朝我直比划。我说：’你怎么啦，伊万，我是跟你闹着玩的呀！‘而他却说：’我现在可不是什么伊万啦，而是伊万·奥西佩奇，你这么无礼，我要给你一耳光了！‘你相信吧，我好容易才脱了身。这家伙也是这样：先是哼哼卿卿，磕头央告，可是最后，却真相毕露。老百姓的自豪感显露出来啦。“
“是他们的蛮劲横劲儿苏醒啦，而且形之于外，并不是什么自豪感。蛮横无礼已经合法化啦，”那位高加索中校泰然地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