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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许因为管内装有黏性的东西，不由使我联想到一盏油灯，而很难把它比作一支葬礼用的蜡烛。
通过这么一刻画，我重建了这件小宝贝，就在这时，一幅画面展现在我眼前：在我现在写作的这个城市一条街道里，在一盏罩式路灯下，一个矮小老太的苍白面孔出现了，这是一张干瘪的圆月般苍白的脸，我说不清是满面愁容还是虚伪。她走近我，对我说她很穷，求我给她一点钱。月亮鱼般的脸和蔼可亲，我顿时明白：老人刚从监狱出来。
“她是小偷。”我自言自语。离开她时，内心（而非下意识）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梦幻，栩栩如生，顿时萌生这样的念头：我刚才碰到的老太，很可能是我母亲。我对母亲一无所知，她抛弃我时，我还在摇篮里，可我多么希望，她就是这个摸黑乞讨的女贼。
“会是她吗？”我离开老太时不禁自言自语。“啊！如果真是她，我要用鲜花、菖兰、玫瑰和亲吻簇拥她！我要对着月亮鱼的眼睛，贴着又圆又笨的老脸，娇声娇气地大哭一场！”
“何必呢？”我又问自己，“我干吗要对她哭呢？”不消多少时间，这些人之常情的亲情表示转念即逝，代之以最下贱最卑鄙的胡作非为，借以表现或亲吻、或眼泪、或鲜花一样丰富的意义。
“我只要能在她身上痛哭流涕就心满意足了。”我反复想，心里充满了爱。（“菖兰”的发音与“畅然”不是很相近吗？）我要对她抱头痛哭，或者埋在她的怀抱里一吐为快。我疼爱她，这个女贼，她是我的妈妈呀。
这管凡上林，其用途您可想而知，似乎让我进入一种梦幻的境界，沿着城市漆黑的小街小巷，冒出了一个女人的面庞，那个女人就是我最亲爱的母亲。这管凡士林曾为我在各种与其下贱地位相称的场所暗中寻欢作乐做了大量的准备，竟然成了我获得幸福的前提条件，我那块污迹斑斑的手绢就是证据。在这张桌子上，像是有一只喇叭向无形的宪兵团宣告，我对警察大获全胜。我身陷囹圄。我知道，我的凡士林将整夜遭受一帮警察的蔑视（长恋的反面），他们英武、健壮、强硬。他们个个都是大力士，即使最差劲的人也只要用两个指头轻轻一捏，就会把凡士林挤出来，当然首先要放一个轻声短促的脏屁，接着一股软膏便扭扭捏捏地悄悄流出来。不过，我坚信，这个微不足道而又如此卑贱的东西会硬着头皮顶下去，它仅靠自己的存在就足以让世界上所有的警察草木皆兵。它会把所有的蔑视、仇恨和恼羞暴怒统统吸引到自己身上，也许还有一点讽刺意义，它像一位悲剧英雄以激怒天神为乐事，而它自己则坚不可摧，对我的幸福忠心耿耿，并为此感到骄傲。我真想在法兰西语言中花样翻新，寻找鲜活的辞藻来歌颂它。我甚至想为它去战斗，
以它的名誉搞几次大屠杀，叫暮色苍茫的荒野染上殷红的鲜血①。
①我确实打得头破血流，死也不抛弃这可笑的用具。——原注
语言表达美取决于心灵活动美。说它美就已经决定了它必然美。然后就是证实它确是美。形象责无旁贷，也就是说形象要与物质世界的壮丽相符合。如果行为能激起歌唱的欲望并从我们的喉咙里流露出来，这种行为就是美的。有时候，我们意识到某一种行为卑鄙无耻，必须大声疾呼才能达意，于是不得不临危而歌。如果叛逆逼我们歌唱，这说明叛逆是美丽的。我想，背叛窃贼不仅可能使我回到道德世界，而且有可能使我重归同性恋行列。自强起来，我就是我自己的上帝，我说了算。在我看来，美一词用于男子汉，就是指男性优雅的体貌令人赏心悦目的特质。美往往伴随着妙不可言、作威作福、至高无上的动作。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十分独特的道德态度才决定有这种种动作，而且我们总企望通过我们自身对这种道德体验的文化为我们苍白的脸面、病弱的身躯注入活力，其实我们的情夫们自然拥有这种活力。可惜呀，他们本身并不具备的这种种道德正是我们的弱点。
我现在正在写作，我思念我的情人们。我想给他们涂抹凡士林，带点薄荷味的软膏；我真想让他们的肌肉浸泡在这种腻滑的透明体里，没有这层透明体，他们哪怕是最宝贵的表征也会逊色。
有人告诉我说，人体如果有一个部位受了伤残，其它部位便会得到加强。我希望史蒂利达诺断臂的活力已在他的性器官那里东山再起。我早就向往阳刚之躯，棒得像挥舞大棒的运动员，可以厚颜无耻胆大妄为；还有，开始时，史蒂利达诺让我领略到的东西真让我惊讶：他的蓝色工装裤只有一个皱褶，恰好在左腿上。也许这个细节本不该让我想入非非，但史蒂利达诺不时把他的左手摸到那块皱褶上，而且总像贵夫人行屈膝礼那样，用指甲轻轻拈着那角皱褶。我不认为他从来没有心动过，但在我面前他特别冷静。他看见我钟情于他，稍许露出一丝非礼的微笑，但又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知道，他会爱我的。
萨尔瓦多挎着篮子还没有跨进我们旅店的大门，我早就激动万分当街拥抱他，可他却挣脱了我：
“你疯了！人家会把我们看成男妓！”
他的法语说得很溜，那是以前在佩尔皮扬收葡萄时学的。我受到了伤害，甩了他。他气得脸都发紫了。那脸色就像冬天拔的紫白菜。萨尔瓦多没有笑容。他不高兴了。
“够辛苦了，”他一定会这么想，“我一大早起来在冰天雪地里要饭。让这小子真不知好歹。”
他的头发又乱又湿。玻璃窗后，有人注视着我们，因为旅店底层是一间大咖啡厅，门窗开向街道，要上房间去非穿过咖啡厅不可。萨尔瓦多用袖口擦了一下脸就进去了。我犹豫了一下。我还是进去了。我当时仅20岁。进门时我的鼻孔挂着摇摇欲坠的鼻涕，简直像眼泪一样透亮，流的泪可以热乎乎地吸进嘴里吞下去，鼻涕难道就不能热乎乎地咽下去吗？我非为此丑陋正名不可。我也不怕惹萨尔瓦多生气，就在咖啡厅堂而皇之吸进嘴里。而萨尔瓦多则是把鼻涕吸回鼻孔里，我猜他吞了下去。他挎着讨饭篮子，在乞丐和流氓堆中穿过，朝厨房走去。他一直走在我前面。
“你怎么啦？”我说。
“你丢人现眼。”
“有什么不对吗？”
“不该在人行道上就这样拥抱接吻。今晚，如果你愿意……”
他嘟嘟哝哝地撅着嘴，很难看，而且还带着蔑视。我不过想向他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用我的绵薄温情给他一点温暖。
“可你想到哪去了？”
有一个人不客气地挤他，硬把我与他分开。我没有跟他到厨房去。我向一条板凳走去，靠着火炉的一头有一个空位子。尽管我狂热追求精力充沛的美，但我真不知道怎么会爱上这个叫花子，他其丑无比，浑身长着虱子，只是一个任人欺负的胆小鬼，难道我迷上了他那尖瘦的屁股不成……莫不是千不该万不该，他长着一个美妙的阳刚之物？
当时的唐人街区下九流麋集，西班牙人少外籍人多，而外国人大都是浑身长虱子的流氓。我们有时穿一件巴旦绿或水仙黄丝绸衬衫，脚上趿拉着一双破旧的草底帆布鞋，平整的头发油光可鉴。我们没有帮主倒有带头人。我也说不清他们是怎样出人头地的。很可能是在一连串的拍卖零星赃物活动中表现不俗才鹤立鸡群吧。他们管我们的所作所为，指点我们从何一一下手，然后从我们所得中合理分成。我们尚未形成好赖有组织的帮派，但在这又脏又乱的大世界里，在到处弥漫着油腥、尿臊、屎臭的社区中间，一个摸不清东南西北的新手往往得依附一个行家里手。就在这藏污纳垢之地，我们中许多小伙子青春闪光，有的人本来就萤火闪烁，现在开始放射神出鬼没的光芒，他们的身体、目光和动作都充满了磁性，把我们变成吸引的对象。就这样，我终于被其中一个小伙子弄得神魂颠倒。为了更好地说说史蒂利达诺这个独手神偷，我将在后面不吝笔墨。首先应当知道，史蒂利达诺根本不讲基督教道德。他的锋芒，他的威力，无不源于他的两腿之问。他的阳物及其附件，整个器官是那么完美，而我只能一言以蔽之日生殖器。您信不，它平常死气沉沉，难得激动起来，而且来得很慢：但它到晚上分外精神。夜里，它从扣得严严实实（尽管只用一只手）的裤裆里光芒毕露，顿时蓬荜生辉。
我同萨尔瓦多的情爱持续了六个月。虽不能说如痴如醉，但也丰富多彩。我到底爱上了他那娇嫩的身体、灰暗的面目以及稀稀拉拉乱栽种的怪胡须。萨尔瓦多对我很关照，但一到夜里，在烛光下，我则在他的裤缝里找虱子，它们已经是我们的老主顾了。虱子成团成伙在我们身上安家落户。它们不时在我们衣服里面蠢蠢而动，抛头露面，而一旦偃旗息鼓、深居简出，就是死到临头了。我们很想知道和体验这些半透明的小爬虫的繁殖情况，他们虽然没有经过驯养，但肯定是属于我们的宝贝，只要发现有一个外来客，我们就感到恶心。我们把它们驱逐出境，同时又希望白天里新虱子能破卵而出。我们用指甲把它们一个个摁死，既不反感，也不怀仇恨。我们也不把它们的尸体（或遗体）扔到垃圾堆里，我们只是弃而不管，让它们任意用我们身上汲取的鲜血染红我们破烂的内衣。虱子是我们繁荣昌盛的唯一标志，也是我们穷困潦倒的象征。有理由认为，当我们根据我们的现状重新对这一标志做出正确的评估之时，也就是对我们的现状作出正确评价的时候。犹如珠宝可以识别所谓成就，虱子有助于认识我们的破败，虱子可是宝贵东西。我们拥有虱子既蒙受耻辱又享受光荣。我曾经长期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只有一个通气口开向走廊。夜晚，五张小脸汗涔涔的，有的凶狠，有的温和，有的微笑，有的因窝得难受而抽搐，但都在寻找这些与我们同伍的道德败类。就在这苦难深渊中，我恋上了处境最惨长相最丑的人。我因此享有特权。我曾经很难受，但每次得手——我那埋汰的双手骄傲地一亮，也骄傲地抹亮了我的胡子和长发——不是使我浑身是劲就是使我筋疲力尽，不过在这里都是一回事，那就是取胜。当然，在你们的语言里，自然而然称为堕落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生活需要亮和光，在我们的阴暗角落里，有一线阳光透过污垢斑斑的玻璃窗，有薄冰，有白霜，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因为这些东西，虽说意味着苦难，但也带来了欢乐，多少在我们房间里留下了欢乐的迹象。我们对圣诞节及圣诞夜前的狂欢节的印象，只知道伴随节日降临的无非是冰冻，给过节的人们增加温暖的也仍然是冰冻。
叫花子们顺应创伤文化，这种文化对他们来说也是讨钱谋生的手段，如果说软弱使他们陷入悲惨的境地，那么傲气则可使他们摆脱蔑视。傲气是一种男子气概，有如中流砥柱，迎头打穿、劈开蔑视的浪潮，最后把它击个粉碎。在卑贱中混的时间越长，傲气就越强烈（如果这个乞丐是我的话），因为我多少懂得如何利用这种命运。苦难的麻风病在征服我们，我必须征服这种麻风病，必须成为征服的赢家。我也许因此变得越来越厚颜无耻，成为日益令人厌恶的对象，直到终点。虽然我不知道这个终点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应当像重视道德那样重视美学研究来加以控制。我把我们的处境比做麻风病，听说麻风病会使表皮结构发炎，病人不得不挠痒，导致阳勃。经过手淫之后，麻风病症得到缓解，唱一唱痛苦的歌。苦难造就了我们。我们浪迹西班牙，偷香窃玉，历尽风流却不张扬，也不得意忘形。正当我们的生命死灰复燃，越烧越旺之际，我们的举动却越来越低三下四，奄奄一息了。于是，我的才气大增，善于赋予如此下贱的外表以崇高的意义（我且不谈文学才能）。这门功课让我终身受用，面对垃圾堆中的渣滓，管他（它）是人还是物，哪怕是呕吐出来的污秽，哪怕是我留在母亲面颊上的口水，甚至是你们排泄出来的粪便，我都嫣然一笑，一笑了之。我将在自己的心灵深处，保留自己的乞丐观念。
我曾希望自己像一个妇女，深居简出，在家里看管着自己的闺女，一只丑恶、畸形、蠢笨、嗷嗷乱叫、到处爬行的白兽。分娩之际，她肯定失望至极，以致失望成了她生活的主旨。她下定决心爱这只怪兽，爱那在腹中孕育成形后才爬出来的丑八怪，并虔诚地对她进行塑造。于是，她在自己心中私设祭坛，保守着怪兽观念。妇人对怪婴虔诚呵护，用一双温暖的双手（尽管因日常劳作磨出了老茧），以失望者自发的热情，与世界相对抗。用怪物对抗世界，因为怪物可以与世界比高低，赛威力。许多以怪物为出发点的新原则从此被一一提了出来，这些原则尽管不断遭到与其争锋的世界力量的诋毁，但面对妇人封闭女儿①那栋楼房的铜墙铁壁，气势汹汹的反对者也只好望而却步了。
①我从报端得知，这位母亲耗费了40年心血后，终于乘女儿熟睡之时，在她身上和整个屋子浇上汽油（一说煤油），然后点火自焚。怪物（女儿）烧死了。老太太（75岁）被人从火海中拖了出来，居然得救了，也就是说，她上了重罪法庭。——原注
不过，有时难免要行窃，我们也领略到胆大妄为的冠冕堂皇之美。每次入睡之前，我们的头目或骑士都要嘱咐一番。比如，叫我们持假护照到各领事馆去，要求把我们遣返回国。领事先生也许同情我们的疾苦，也许讨厌我们的邋遢和纠缠不休的诉苦，就发给我们一张火车票把我们送到某边境站。我们的头头就到巴塞罗那火车站把车票转卖掉。他们还教唆我们到各教堂作案（西班牙窃贼无此胆量），或去豪华别墅当梁上君子。他们甚至亲自出马为我们拉皮条，不时引几个英国或荷兰水手来寻欢作乐，以换取几个比塞塔。
我们就这样且偷且盗，但每次盗窃之后，得浮出水面喘一口气。只是每次夜战之前，必有枕戈待旦的不眠之夜。恐惧、烦恼引发的神经紧张很容易使人进入与宗教情绪邻近的状态。于是我开始迷信吉凶问卜之事。凡事吉凶有相。我要向似乎暗中保佑我冒险成功的陌路神仙顶礼膜拜。为了让冥冥中的主宰喜欢我，我想方设法多做好事，先从行善开始：我对乞丐的施舍尽量多一点好一点，主动给老人让座。让路，扶持盲人横穿街道，等等。我在行窃时似乎感到吉星高照，天神对我的行善积德怀有好感。我企图撒开一张大胆的网，让天神束手就擒。可我对天神却一无所知，我为此费尽了心机，弄得我筋疲力尽，精神恍惚，更增强了我的信教心态。这种种企图又把偷盗行为与郑重的圣礼行为联系在一起。仪式确实大都是在夜黑星稀、人们酣睡之时，在一个封闭的角落里举行，甚至也可以用黑纱围起来实施。踮起脚尖走路，悄不做声，大白天也需要隐形匿迹，双手必须偷偷摸摸完成一套复杂的万无一失的动作，仅转动门把手就需要一连串讲究，可以说一转一动，一推一关都闪耀着珠光宝气——（仿佛发现并挖出了黄金似的：我在几个大陆、几大洋中的海岛中到处搜寻。黑人们手持毒矛把我团团围住，威胁着我，可我手无寸铁，但黄金壮胆的药性大作，我浑身是劲，激动万分，致使毒矛丧气垂头。黑人们认出了我，原来我是部落里的人）——蹑手蹑脚，低声耳语，竖耳倾听。同谋神经质地在现场幕后操纵，他只要一个暗示便心领神会。这一切紧揪着我们的心，把我们压得无地自容。我们缩成一团，只知道一味进行自卫。居伊对此有精彩的描绘：
“自我感觉还活着。”
但在我心灵深处，整个作案现场变成了一枚威力强大的炸弹，我对此感到可怕，行窃活动因而具有严重性、独特性和最后一赌的色彩——每次撬门压锁时，总有这是最后一次的悲壮。这不是说真的以后洗手不干了，谁也没这么想，只是说浑身解数已消耗殆尽，再不可能重整旗鼓了（当然不是指现实生活中，一旦偷盗成性，身不由己，游离在生活之外）——但一种独特的行为也会发展（如玫瑰开花）成自觉的行动。对作案的可靠性、脆弱性乃至种种行动造成行为的暴烈性心中有数，所有这一切都使偷窃行为具有某种宗教仪式的神圣价值。我常常把作案作为向某人的献礼。史蒂利达诺第一个享此殊荣。我以为，正是他把我引人旁门左道的。也就是说，他的言传身教消除了我畏缩不前的情绪。我把行窃生涯的处女作献给史蒂利达诺之美，献给他风平浪静的厚颜无耻。也要献给独手神偷之神奇，他的手是从手腕根上切断的。据他说，手掌落在中欧某森林的一棵栗子树下，也许已经腐烂了。行窃时，我便全身暴露在作案现场，因为我的一举一动都使我感到我浑身都在闪光。世界正关注着我的成功，因为他们恨不得我失手败露。我稍有闪失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我会急中生智加以补救，仿佛觉得是在圣父家里做客，自当其乐无穷。要不然我一头栽倒了，祸不单行，只好去服苦役。尔后是一次又一次逃亡，苦役犯侥幸干得“漂亮”，也不可避免要遭遇上土著黑人的包围，就像我前面描写的心灵历险那样。逃犯穿过森林，如果他一旦发现了原始部落看守的金矿，他不是当场被杀，就是死里逃生。我选择了一条漫长的道路重返原始生活。我首先必须谴责我的血统。
萨尔瓦多并不值得我骄傲。他偷窃得手的东西，无非是橱窗内的小玩意儿。晚上，我们常挤在咖啡馆里。在美男子堆中，他每每相形见绌，只好形容沮丧地悄悄溜走。这种生活使他萎靡不振。我回到房问顿时为他感到羞耻，只见他缩成一团窝在板凳上，肩上紧裹着黄绿色的棉毯，那是他出门行乞抵御风寒用的棉毯呀。他还围着一条陈旧不堪的连我都不愿披戴的黑毛料技巾。说真的，虽说我的精神尚能承受甚至希望谦恭卑贱，但我年轻暴烈的身体不受屈辱。萨尔瓦多说话简短而且伤心：
“你想回法国吗？我们可以到农村干活去。”
我说不。他不理解我对法国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