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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所以，台湾当时基本上还是国民党以党领政、国民党压倒一切的情况。
当时有个词：党外。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统治时期，台湾社会没有组党的自由。在早期反威权和自由主义的组织或个人，是以杂志等文宣来表达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到了20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选举的机制，进行进一步的串联和组织工作。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词：白色恐怖。不解释词义，请大家自己去查。这个词对于台湾的意义，大部分就是指国民党自统治台湾以来对异议分子或嫌疑者的肃清及迫害。台湾人民长期处在这种环境里，有话不敢说，有意见不敢表达。表面上，法律赋予大家有集会结社自由，但解释权完全操纵在国民党手上。
20世纪70年代以前，有所谓“动员戡乱”体制，“国会”完全不让台湾人民改选，直到1969年之后，经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也只改选“国会”中的一小部分名额而已。当时，“国会”成员几乎都是一些1949年跟着来台，代表台湾各“省”的议员。但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人也慢慢开始老死，终于有了替补的空缺，党外异议人士终于有进入体制内发言的机会。但是国民党简直就是球员兼裁判，规则怎么玩都是他们定的，一般人怎么能玩得过他们呢！所以，国民党跟党外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这时的反对运动跟更早期的不太一样，不是松散的书生论政，这些人也不是无党籍的地方士绅，而是一群“行动者”，懂得结合政治及社会思想去做“运动”。另外，“反攻大陆”让人感觉越来越不现实，所以，官方的意识形态及1949年后国民党带来的外省政治精英的统治正当性及政治权利分配性，也开始不断被挑战。因此，台湾本地的政治精英人物开始成为主要的反对力量。
1979年，一本叫《美丽岛》的杂志出版了，这是由一群来自各地的党外人士所创办的，一时精英聚集，大有政团之势。在一言堂的时代出版了这样一本异议杂志，大家看得爽，心里出了一口气，自然很喜欢。《美丽岛》的模式是到处设分社，每设一处分社就在当地办演讲，大受民众欢迎，但不容见于官方。
《美丽岛》高雄分社在当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举办游行活动，不料却引发严重的警民大暴走，冲突规模之大，可说是台湾史上首见。
直到现在，发生冲突的原因还是众说纷纭，有很多人说是当局派人在民众里当托，故意攻击警察，但到现在为止，还是没人敢证实。
在这次事件中，活跃于党外阵营的主要人物几乎全数被逮捕，当时台湾的反对运动受到严重打击。很多人说，蒋经国被这件事震撼到了，所以加快了开放的脚步。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的结果，以及后来的审判，的确让很多政治冷感的台湾人开始思考一些政治及台湾前途的问题，成为一个启蒙的起点。
“美丽岛大审”改变了陈水扁的一生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一切似乎都开始焕然一新，国民党在台湾的严密体制也开始出现了些微的松动，一切都要从这年的美丽岛事件大审开始。
《美丽岛》杂志的核心人物被一网打尽，当时党外参与者皆有坐牢的心理准备，所以这次运动的悲剧色彩颇为浓烈。这个“政团”可说是瓦解了。经过审判后，核心八人通通被判“叛乱”，分别是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吕秀莲、林弘宣。被判有罪是可预期的，但其影响及后坐力是相当大的。
这次审判不仅引起全台湾民众的关心，国外的人权团体及媒体也很关心。国民党为了展示开明作风，虽然这是一次军事法庭审判，但也没像以往做太多的限制与操纵，因此各大报皆可找到判决及答辩全文。虽然法庭上摆满了袭警的“证物”，但这些答辩，已经不仅仅在于“是否有袭警”的层面，而上升到了对台湾前途的关心、定位的政治层面。法庭似乎变成了他们的政见会场，一个个轮流侃侃而谈。
有一个关于“美丽岛大审”的笑话是这样的：当年美丽岛军法大审时吕秀莲有一条罪名是说了“打拼”两个字，这两个字在闽南语里是努力、奋斗的意思，但当时的军事法官不懂闽南语——“又打又拼，这不是叛乱是什么？”于是又罪加一等了。
因为信息如此透明，这些言论也为台湾民众新开了一扇窗，上了一次值得好好思考的政治教育课。的确，这些言论如解除军事戒严、“国会”全面改选等，虽然在当初被视为洪水猛兽，倡议者也被冠以“叛乱分子”、“野心分子”等恶名，但这些诉求在30年后的今天看来都已经是理所当然的权利。
在“美丽岛军事大审”的同时，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台湾的灭门血案——林宅血案，林即指当时正在接受大审的主嫌之一林义雄。在2月28日这天，他的母亲在自宅被人刺了13刀，7岁的双胞胎幼女各被刺一刀丧命，而长女被刺六刀重伤，后经急救脱险，林义雄的妻子则因外出而幸免于难，此案震惊海内外。凶手手法极为专业，以短刺刀捅入，接着横向反钩，刀刀置人于死地。
因为时间正好在大审的敏感期间，又因刚好是2月28日，因此很难不让人往政治谋杀的方向联想。当然，就算真的是国民党干的，他们也不会承认，因此警方设定为“国际阴谋集团”的罪行。但当时不少人认为，林宅血案是国民党当局在美丽岛事件后，为了压制日益崛起的党外反对运动，所采取的杀鸡儆猴的血腥示警手段，旨在警告所有台湾人，挑战国民党权威者，必将在台湾重演“二二八”事件。当然，我们现在看来这样的联想缺乏证据又太过主观，但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这个理由似乎又成为最合理的解释，警方当初侦办的方向反倒显得荒谬不堪。
后来林义雄还在狱里，林家生活困难想把房子卖掉，但没人敢买，直到长老教会将它买了下来作为教会来使用。每年的2月28日，除了纪念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外，大家免不了想到的就是林宅血案。每年在这里也办纪念的音乐会，总是上新闻。但林宅血案终究成了悬案，到现在还没破案。每次一说到这件事，年纪稍长的人总是变得很沉重。在台湾，不分政治立场，对林义雄总是抱着尊敬的态度，称之为“人格者”（闽南语，人格崇高者），总觉得台湾亏欠林义雄很多。
在另一方面，这次美丽岛事件审判的辩护律师团里，也都是一群年轻且不畏强权压力的热血律师。虽然这是一次可预见的审判，但他们经过不断努力，从幕后走到台前，在这次审判后纷纷投入党外运动，成为后来反对运动的中坚，甚至风云际会成为政治场上的要角，如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张俊雄等人，都是当时的辩护律师。当时谁也没想到，这次的辩护，几乎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而在国民党一方，当时负责给政府化装的“新闻局长”就是宋楚瑜，他在那时是国民党栽培的明日之星，他也很尽责地做好一个发言人的角色。而后来几十年里，两方中坚分子的不断交锋，恩恩怨怨纠缠了几十年，双方人马在政坛皆起起落落，分分合合，故事好不精彩，留着慢慢说。
现在台湾蓝、绿在那边吵吵闹闹的，但很少有人会否认美丽岛事件是台湾加速开放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具有分水岭的意义。台湾经济发展牵动的参政意识，以及要求资讯的流通，均使政治多元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正是以前那些人敢于争取，现在台湾才有吵吵闹闹的机会。
1981
幼稚园时光，童年的“双十节”
我开始稍微有一点儿记忆的时候，我们家也从租的旧家，搬到新家去了。新家在台北市的天母地区，阳明山脚下。这本来是买给爷爷奶奶住的，但他们住不习惯，又回云林老家去了。天母这个地方环境还不错，在美军还没撤防台湾前，是一些军官的宿舍，到现在附近都还有一些当初留下的美式平房。我爸买的那间房，算是这个地区的第一栋高楼，一买就是近两百平方米，但那时候也不贵，就买下了，谁知道过几年麦当劳在这边开了之后，整个房价都飙升起来。
反正我们刚搬来时，附近都还有农田、木材场，空气还不错，也挺清静的，还有令人印象深刻、能用流利英文跟老外聊天的卖甜品的老太婆。
这时，我也开始意识到妹妹对我向父母争宠的威胁性，因此开始故意欺负她，唉，小孩子的劣根性真是……
三四岁时，我也被丢进幼稚园里了。幼稚园是一间教会办孤儿院的场地，因此相当大，整天在那边跑跑跳跳，好不开心。
幼稚园没什么回忆，只记得整天都是玩和吃，反正就是尽干一些老师看了会脑充血的蠢事，比如拿爆竹炸大便、掀女生裙子之类。
每逢十月，整个社会就开始热闹起来了，多么美好的十月，当初号称“光辉十月”，现在好像很少有人提了。十月接连着有“双十节”、“台湾光复节”，以及蒋介石诞辰纪念日等值得欢欣鼓舞的日子。这个月到处都是旗海飘扬，电视上也充满了喜气洋洋的气氛，总之，十月就“尽量”没有天灾人祸，也“尽量”没有社会事件。不过后来等到李登辉上台时，有一年双十节当天早上一架军机在台北机场摔了，就看到当年整场典礼上李登辉一脸大便样。
到了“双十节”这一天，三台各自都派出最强阵容的主播来播报新闻，有的台安排十个主播同时上阵。另外一台不甘示弱“拼场”，硬是凑了20个主播分个三排坐着轮流播报。当然，三台有几年也是联播，三台的当家主播就一起出现在这种坐三排轮播的新闻中了。整个十月，大街小巷庆祝节日的牌楼、标语，使整个城市红彤彤的，尤其是“总统府”前的介寿路，都会搭一个代表双十的“十十”状牌楼，并把整个牌楼点满璀璨的灯火。每一年的双十牌楼点灯都是件大事，吸引了各处来的人潮观看。除了过年，应该就属这个时候最热闹了。而对小朋友来说，十月的假特别多，所以也特别期待。
“双十节”，或蒋介石诞辰，小朋友们都要拿着自己做的小旗以及标语到附近街道小小地游行一下，唱着一些可能自己都不太了解意思的歌。前面总有个小朋友在敲着鼓，大家如远足般嘻嘻哈哈地走着；大人也拍手欢迎，有点儿像现在的双语幼稚园喜欢在万圣节到外面商店搞“不给糖就捣乱”的活动，反正小朋友也不知道是什么。这种所谓的“政治教育”，目的虽严肃，但小朋友们就是喜欢，能出去走走总是好的。
这一年黛安娜下嫁查尔斯，经过电视转播，全世界都看到了这场王子和公主的梦幻婚礼，我爸也为之倾倒。尤其是黛安娜的那个优雅发型，成为台湾男士们的最爱，后来有好一阵子，我爸都一直在怂恿我娘去做成那发型。由卝文卝人卝书卝屋卝整卝理
台湾早期民主的萌芽
台湾进入1981年了。
因为1979年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并以政局不稳的理由暂停选举，直到美丽岛大审后才又恢复。当时的美丽岛人士均被关在牢里，但相关人士均积极投入选举，如家属纷纷打出“为夫出征”等口号参加选举，均高票当选。而一些为“美丽岛大审”奔走或辩护的律师也纷纷参与政治及选举，如谢长廷和陈水扁，均当选台北市议员，而且是在我家这边的第一选区。他们两人既合作又竞争、亦敌亦友的“情结”，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决定的。
当然，说到台湾民主的发展，也不是从美丽岛事件后几个街头运动家或律师开始的。应该说，这些事件都是有连续性的。从国民政府时期陈诚当省主席开始推行的地方自治，到威权当局之下的各级地方代表选举，一直到蒋经国后期的民主化，美丽岛事件只能算是一个引爆加速、激发质变的点而已。
虽然还没有正式组党，但这些党外人士以“党外候选人推荐会”的名义纷纷推出候选人，都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印象很深刻的是，爸爸总是喜欢带着我“赶场”，去听各个候选人的政见会。除了候选人本身的演讲外，所谓的名嘴助阵也是大家喜欢听的，这些名嘴们常常妙语生花，讥讽政府，把台下听众逗得哈哈大笑。这些场子已经超越了一般政见会的原意，倒不是说那时候民众已经有什么特定的政治立场或者真的支持他们，而是这些场子反而给有些民众压抑已久的心情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
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小花絮是，在这些党外的场子中，总会有些卖烤香肠的小推车，他们大概都是一些基本上支持党外运动的烤香肠小贩，有时上面可能会放个掷骰子赌香肠的碗。他们如游牧民族般跟着党外或后来民进党的造势及抗议场子四处移动。除了卖烤香肠外，还有糯米肠、饮料等东西，这种香肠摊在当时通称为“民主香肠”。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许多群众、抗议者、记者甚至是警察一起吃香肠，然后互通一些资讯。此外，旁边一定会有些流动的书摊，贩卖些书店看不到的禁书、街头运动的录像带，以及夹杂在这些录像带中间偷渡贩卖的A片等，这是早年台湾民主运动的一种特殊风貌。
既然以前台湾人民对国民党那么不爽，为什么几十年来都没什么大反抗，基层投票时，国民党的支持率还是那么高呢？如果这全部都归咎于国民党的高压统治那就错了。其实国民党要的只是政治的绝对权力，至于基层社会，个人和传统的空间并没有被消灭，而是换了另一种形式管理。比如在台湾的各乡镇，就算是偏远地区，都可以看到国民党的“民众服务社”，其实说白了就是乡党部。平时服务些什么不知道，但大家到了选举时期，这里就变成了各乡镇动员、固桩，甚至买票的基地。
不只在地方，国民党的组织网已经绵密到从里长、农渔会、姓氏宗亲会，到各式公会、公营事业、眷村、部队等，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国民党的党组。当时台湾人民的公民意识尚未建立，所以这些绵密的组织网在选举，尤其是地方性选举时，展现了强大的动员能力。所以，国民党一直擅长打这种组织战让自己的候选人上台，而长久与地方政治势力建立下来的关系，更是党外人士难以分一杯羹的原因。
1982年1月，邓小平谈话指出，“叶九条”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台湾的民众都被教育着共产党要“血洗台湾”，因此从很小开始我就有这种阴影，害怕真的被血洗了。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台湾一般民众才慢慢从这阴影中走出。而这一年，“叶九条”的提出，以及来年廖承志给蒋经国的公开信，蒋经国的反应依然是“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两岸那时的政治气氛就是这样，虽然不直接接触，但又隔空交火放话，前线金门的炮战早已不打，只剩下嘴炮继续开而已。除了两边的广播互相“感召”对方之外，台湾这边又喜欢放一些热气球到大陆去，里面大概放了些宣传单，或者是手表、收音机、罐头之类。当然，大多数时候政府不会直接出面施放，而是一些“民间组织”的“自发行为”。这些空飘气球，如果气流算得准，飘到四川、湖南都有可能。
陈文成命案
这件事与前一年的林宅血案，算是当年的两大政治悬案。陈文成是台湾赴海外留学的学者，后在卡内基美隆大学任教，亦取得美国九级精算师资格，可说是相当优秀的人物。
1981年7月，陈文成从美国回台探亲。那个年代的海外学生，对岛内的反对运动都多少有些支持，陈文成回台后，就因为曾从海外捐款给《美丽岛》杂志而被警备总部约谈。
这里解释一下什么是警备总部，这是个几十年来让台湾人闻之色变的机关。警备总部全称是警备总司令部，其实从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就有这个机关了。在台湾戒严时期，警备总部担负治安、民防、动员任务，并兼管出入境管理事务，部分角色与今天的警察类同，但其权力又远远凌驾于警察之上，可说是当时时空下所产生的不符体制而出现的怪物。因其业务可说是包山包海，再加上在当时那种背景下，警备总部的业务深入民众生活各层面，严密监控着人民的一言一行，在“宁可错杀一百”的统治心理下，也制造了不少冤案。其实，这有点儿类似秘密警察机关了。
我爸回忆说，当初带他去某个地方喝茶的，大概就是警备总部的人。过去台湾有句很有名的俗语：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警总。可见“警总”对台湾人民心理造成的压力及影响。
回到正题，陈文成遭警总约谈隔天后，被发现陈尸在台大图书馆旁。国民党当局起初说他是“畏罪自杀”，但陈文成实在没什么自杀理由。而过去只要国民党一说是“自杀”，民众久而久之已经培养出一种敏感——这其中肯定有什么猫腻。
因为陈文成是美国公民，而台湾那几年的人权记录在国际上又一直不怎么好，所以这件事连美国国会都被惊动，派了陈文成的同事及验尸官来台。一切都指向陈是生前遭凌虐并灌毒致死，一般认为是警总干的，但结果还是不了了之，凶手也找不到，当时的政府也没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因此成为悬案之一。
但这件事的影响，使大家开始注意到了海外留学生特务的问题。台湾称其为“职业学生”，大部分都是领了国民党中山奖学金离开台湾去留学的学生，另外也负有监视其他学生的任务，打小报告。
1982
《楚留香》流行
在我上幼儿园中班的年纪，妹妹也跟着上小班了。她跟个拖油瓶一样黏着我不放，害我都不能跟小朋友一起玩。一不小心把她给丢了，她又在那边哇哇大哭。
我开始带了一些小教材回家看，爸爸会帮我复习。有篇讲蒋介石的小故事及文章，爸爸念给我听，念着念着，他就叫我自己念了。我接着念，仿佛听到爸爸嘴里发出“哼”的一声。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这事。所以啦，那时候总是听爸爸他们在讨论政治，蒋介石来蒋经国去的。一天，我也突然说：“那个蒋介石……”爸爸一听大惊：“小孩子不要乱学。”
1982年，影响台湾社会最巨大的不是政治事件，而是港剧《楚留香》的播放。这是第一部正式引进台湾电视台的港剧。在那个只有三个台的年代，�